大哥转业前后

一真溅雪

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史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摘要： 目睹富庶的“天府之国”如何沦落为人间地獄 响应号召大哥转业泌阳县 1955年泌阳县民众反抗中共暴政的暴动 二姐险些被骗成为“八千湘女”之一 楚怡高小毕业

在1954年冬季哥哥奉命去四川某偏僻小县接新兵，途经武汉时还专门去同济医科大学(当时高校院系调整后，已改名为“武汉医学院”)会见了大姐，他们一起在武汉中山公园照了一张合影，这是哥哥在部队期间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也是保存至今哥哥照得最好的一張照片。照片上的他显得那样年轻英俊；大姐显得那样高雅漂亮。

哥哥说他那次到四川接新兵，那个地方物产丰富，东西十分便宜，他们每人每天0.38元的出差伙食补贴，尽管每天都吃鸡、吃鱼、吃肉都用不完，还有节余，由此可见得天独厚的天府之国，在未遭毛译东和中共当局的人为破坏之前，是何等的富裕。哪里想得到如此富裕的天府之国，在厉经1954年的粮油棉等主要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1956年的农业合作化；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大修水利、超英赶美、反右倾、反瞞产等运动的瞎折腾之后，不过五、六年时间，天府之国便沦落为一个饿死、迫害至死一千多万人的人间地狱。

只有中国共产党及其党首毛泽东的“英明”、“伟大”、“正确”才有本事在短短的五、六年时间内把一个好端端的天府之国变成一个惨绝人寰的人间地狱。面对自己创造的如此空前的“丰功伟绩”，一向善于往自已脸上涂脂抹粉的毛及其帮伙却一反常态将自己的这一“功劳”推给苏修逼债、三年自然灾害和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敌人被坏。

而实际情况却是：当时苏联的赫鲁晓夫得知中国发生大饥荒时，曾主动提出推迟五年偿还中国所欠苏联债务，而且这五年不计利息。却遭不顾中国民众死活、惯于打肿脸充胖子的毛和中共的断然拒绝，不仅如此，居然不顾已有数以千万计的人饿死的悲惨处境，竟然不可思议地提出要提前还清所欠苏联的债务，这一愚不可及的举措，不知又多餓死了多少千万无辜民众，后来毛和中共居然还真的在那种困境之下提前三年还请了所欠苏联的债务，毛和中共还为此把自己大肆吹嘘了一番，宣称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既无內债，又无外债”的国家；据后来的气象学家研究“解放”后各地历年的气象资料后得出的结论是：59、60、61那三年，也就是饿死人最多的那三年，实际上是解放后少有的风调雨顺的三年；至于归咎于许多地方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敌人的破坏报、复就更是无稽之谈，众所周知“解放”后历经“土改”、“镇反”、“清匪反覇”、“肃反”、“反胡风”、“反右”……等运动后，所谓的民主革命在全国各地早就革过了头，各级基层政权都牢牢地掌握在以地痞、流氓、懒汉、二流子为主的革命最坚决最彻底的“无产阶级”手中。“阶级敌人”被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剩下的也被戴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被“人民群众”严加管制，“阶级敌人”连同他们的家属早已沦为任人践踏的“贱民”，他们能忍气吞声、苟延残喘活下去已属万幸，哪里还有什么基层政权被他们掌握？哪里还有什么机会和可能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报复？况且从经济、文化、物质到人生存最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源都早已被毛和中共当局掌控、破坏殆尽，哪里还剩有什么东西可供“阶级敌人”破坏？

到1955年，当局为缩小与西方国家在军事技术和军事装备上的差距，提出了国防现代化。在全国建立了许多专业的军事院校，以培养各级军官，哥哥那时已提升为排长，又具有初中二年级的文化，便被所在部队选送通讯兵学校学习，不料入学身体检查时，发现哥哥的肺结核又复发了。大概是在朝鲜作战期间，那极端恶劣的生存条件导致了哥哥那早已痊愈了的肺结核病又复发了。这样通讯兵学校没去成，却到部队在旅大的医院治疗肺结核，后又到疗养院疗养了一段时间，到1956年病愈后，正逢当年国际局势缓和，中共当局不堪军费重负开始大规模裁减兵员，哥哥便转业退伍，本可回长沙安排工作，但中共当局为加强对大陆民众的控制，要加强公安、司法战线的力量，动员复员转业军人到公安、司法战线工作。为响应当局的号召(哥哥当时尚未认清中共当局的真实面目，以为中共当局的需要便是祖国的需要，因毛和中共一贯把自已打扮成祖国的化身)，哥哥便被当局分配到河南省泌阳县人民法院工作。

因为在1955年泌阳县民众不堪中共当局的高压和农业合作化(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及统购统销政策造成的生活困难，爆发了一场由一个民间宗教组织(被中共称之为“反动会道门”)主导的大规模暴动，刚被中共当局残酷镇压下去不久。中共当局认为必须加强对当地民众的控制，就从当局认为可靠的复员转业军人中抽调人员充实当地的公安、政法系统的力量。

自“解放”后中共当局掀起的“土改”、“清匪反霸”、“镇反”等一系列运动以挑起民众斗民众，打、杀、关、管了一大批人，这些高压和劳民伤财的运动导致了民众的极端不滿，再加上1954年中共当局为加强对民众生存必须物资的控制和垄断，强力推行以粮油棉为主的统购统销政策，不顾农民死活，强行征购农民赖以活命的粮食、食油、棉花，导致民众极度不滿。泌阳县农民通过某个民间宗教组织，自发组织起来反抗中共的暴政，该宗教组织声称：某真命天子已经出世，推翻中共暴政后真命天子登基，民众便可免遭中共当局的残暴统治，安享太平盛世。

这反映出民众特到是农民不堪中共当局的残酷统治、剝削向往太平盛世的善良愿望。该宗教组织已秘密串联组织了数以万计的信众，原订于某月某日晚上攻占泌阳县城，为此作了周宻的计划和准备，信众们分成好几个队，有的队负责攻打弹药库，抢出武器弹药武装民众；有的负责攻打县大队(县政府的地方武装)；有的队负责攻打县政府；有的队负责攻打粮食局、粮库，打下后打开粮倉向民众散发赖以活命的粮食，民众都带好了装粮食的口袋，准备装滿粮食带回家。还特别派人先控制县政府和邮电局的总机房，以切断泌阳与外面的联系，防止当局调兵镇压，为此还专门找了与总机房工作人员有亲戚关系的的人，以走亲戚为名事先进入总机房，准备天一黑先占领总机房截断泌阳与外界的联系后，即发信号开始全城武装暴动。

这天正是泌阳县赶集的日子，又是礼拜天。信众们借赶集为名聚集到泌阳县城，只等晚上起事。其准备不可谓不充分、不周到。不料其中一位信众有一个亲戚在县城某部门当干部，该信众怕起事时他的这位亲戚受到伤害，便在起事那天上午进城时，找到这位在城里当干部的亲戚，要他赶紧逃回家去，这干部问其原因，该信众只说你只管赶紧回去就是了，其他都别问，在这位干部再三的追问之下，这位信众才对他说：今晚全城就要暴动了，你还不赶快回去逃命。豈料这位干部对当局的真实面目尚未认清，认为这是推翻共产党的反革命行为，便一边找借口稳住这位信众；一面找借口出去，立即向县委、县政府报告，县当局闻讯大惊，连忙报告地区、报告省委省政府，并连忙佈置在县干部、县大队紧急动员，公安局紧急出动，分别把守总机房、弹药库、粮库。地区、省立即派车紧急出动，从邻县部队驻地紧急运兵和公安干警赶往泌阳，到这天中午以后，各地运送部队和公安干警的汽车便陆续到达泌阳县城，当局立即实施戒严，全城搜捕准备参与暴动的民众，结果一搜几乎进城赶集的所有民众(实为参加暴动的民众)每人身上都带着一个或几个准备装粮食的口袋，有的还暗藏有匕首、梭标、鸟枪、大刀、斧头等原始武器。由于参与暴动的人数以万计，当局只好通知各乡村干部到县城把参与暴动的一般民众先领回本地，以后再组织批斗。为首的和大小头目都被关押在县城。数天后便在县城招开万人公审大会，将为首的和大小头目悉数处决，少数被判以重刑。那些打祘参与暴动的普通民众按参与程度和家庭出身的“好坏”分别给与不同的处置；出身好的(贫、雇农、下中农)又极积极检举揭发他人的，被当作受蒙骗上当的，从轻发落，写检讨接受批斗了事；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则不论你是否检举揭发他人，一律戴上“反革命份子”、“坏份子”的帽子被批斗后交群众管制、监督劳动，从此沦为永世不能翻身的人下人。

1950年秋季二姐从城东一校高小毕业，顺利考入长沙福湘女子中学，这是一所由美国教会办的女子中学，与艺芳女中并列为长沙最好的女子中学。“解放”后当局把外国传教士、修女们以“帝国主义份子”、“外国间谍”的污名驱逐出境后，这些教会学校都收归长沙市教育局经管。二姐后来于1952年插班考进长郡中学初中C105班，1953年初中毕业后，又顺利考入长郡中学高中43班。

1952年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为解决新疆建设兵团干部战士的婚姻问题，继1950年1951年派人到湖南招募了近四千湘女到新疆去给兵团的干部战士当老婆之后，再次派人到湖南招募湘女赴新疆建设兵团去跟干部战士当老婆，招募的人欺骗湘女们，声称是招她们去新疆建设兵团开拖拉机、开康拜音(联合收割机的俄文音译名)、开播种机……当现代化的军垦农场的现代新农业工人，许多失业女青年和学校女学生被当局虚构的美好前景所蛊惑，纷纷上当受骗被招到新疆去当了王震部下的老婆，她们到新疆后被迫分配给那些比她们大十几二十岁甚至三十多岁的部队老光棍们当老婆，没有一点自愿和选择的余地。这一次又有四千多湘女上当受骗，成为中共当局政治需要的牺牲品。前后共有八千多湘女被骗入疆，演译了数以千计的人生悲剧。

我的二姐正华当时也被当局的欺骗宣传所蛊惑，也想报名去新疆建设兵团穿军装、开拖拉机，但由于我母亲的极力反对才未能成为这八千湘女中的一员、实在值得庆幸。当时母亲虽不知道是把她们招去给王震部下的老光棍们当老婆，但母亲认为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离开父母、离开家庭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是十分不妥、十分危险的事，十四、五岁的二姐唯一适合的事就是安安心心在学校念书，学好知识然后才能走向社会。后来二姐１９５６年在长郡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北师大中文系就读。毕业后先因出身不好分配到宁夏吳忠师范任教，后于１９８５年调回湖南省第一师范任教直至退休。

1952年夏我在楚怡小学结束了令人终生难忘的、无忧无虑的高小生活，当年7月从楚怡高小68班毕业，在同班毕业的72名学生中仅名列第十九名属于上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