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二十一）
陶洛诵
在共产党专制统治下尚能取得这成就，如果是有澳大利亚这样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肯定是世界第一。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得到了极大的发挥。那是中国人民遇到的最好的时代。
我们那个年龄段在生命力最蓬勃的阶段赶上的是中国最黑暗的历史时期。
我们这些没有背景靠山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韭菜在最美好的年华被栽到农村，一栽就是十年八年。
我被割回北京的时候都二十八岁半了。整个的青春都葬送在监狱和白洋淀了！
要不是我妈妈给我挤出一间8.8平方米的小北屋，催促我和赵京兴结婚，我还举棋不定呢！
我和赵京兴当年一直过着可耻的同居生活。那个年代的我对这种生活方式感到十分难为情。我们在学校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在“性”这一块却是空白。
我们对爱情的追求因人而异五花八门。我对好友潘青萍坦白过我的心路历程。我看上遇罗文是因为他勇敢。我看上赵京兴是因为他有思想。青萍善意地笑了，“你真有意思，怎么会追求这些，你和别人想的不一样。”
从北京西城分局拘留所出来，赵京兴一直和我住在白洋淀，他想把户口转来，白洋淀不收他。75年他在小周提审员帮助下找到了临时工的工作，后来转正当了抹灰学徒工。
由于种种原因，76年6月我回北京时，我们俩感情已经不好了。我们俩都不想结婚。我们俩也没有条件结婚，我进了银行，第一年挣31块钱，他是学徒工第三年挣21块钱。
爸爸坚决反对我和赵京兴结婚，他给我写信：“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嫁个王八蛋就往死里走！”
妈妈和小姑姑认为我应该结婚，这么多年了，人人都知道我们俩的关系，怎么可以不向社会有个交待呢？
这盘棋主要是妈妈帮我下的！现在看来是太对了！因为我得了个好儿子！这还是要感谢妈妈，是她帮我养大了儿子，给他打下了良好的人生基础。
罗锦认识我以后，看我和赵京兴带着儿子住在娘家，坦率的罗锦对我说：“这在我们家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却很没心肝地回答：“我爸爸走后，留下的房产权有我一份。”
爸爸妈妈对我们这些孩子的共识是：“只知道父母应该关心他们，他们不知道关心父母。”
他们离婚，我们认为他们欠了我们。一个为了扶持娘家，弃我们于不顾，害得我们没了爸爸。一个自私自利，只顾自己寻欢作乐抛妻弃子，不侍奉老人，不慈不孝。
还有，这二人是要强之人，觉得我傻就罢了，还蹲班房丢他们的人！
那个时代，社会停滞不前，能力无处发挥，要强就是和周围人攀比。在他们眼里，没一个女孩比我更丢人的了！
妈妈的心里，保留着一小块柔软的地方，她知道我走上这条反叛的路和她挨红卫兵毒打剃头有很大关系。赵京兴懊悔万分抱怨是受了我的牵连：“你要是不找我，凭我和班主任石磊的关系，怎么也能分到缝纫社的工作！”
我也是个要强的人，从白洋淀回来看见在邮局卖邮票的小学同班同学张兰亭，这个连高中都没考上的差生，得意地问候我和插队的美女同学梁丽丽：“你们都在哪儿插着呢？”
气儿不打一处来！
这么多年过去了，回首往事，真的感谢母亲，她的要强，成功地让她娘家大翻身，在美国当上了大地主，她虽然百般嫌弃我的不争气，但在我苦苦挣扎中一直给我托着底，让我没被恶浪淹没，今天还能在国外对她进行感恩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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