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我没有说出他的名字

——1990年被捕前后，我与童老师的故事

王立君

我已经二十多年没有见过童老师了。
这些年来，我一直想念他，总希望能再见他一面，当面说声谢谢。可是，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健在。
他比我大十几岁，当年就患有糖尿病。如果还活着，现在应该八十多岁了。我过去不愿公开讲述这些事情，是怕给他和家人带来麻烦。三十多年过去，我想把这段往事留下来。
一、下班后的一次警告
1990年，我因参加1989年的民主运动，已经受到公安机关注意。当时我在汽车学院工作。童老师是学校学生科科长，大家叫他童科长。他在五楼办公，我在三楼。
有一天下班后，他特意等我，悄悄告诉我：学校刚开过会，公安局准备逮捕我，让我赶快想办法。
我随后从其他渠道核实了这个消息，确认危险迫近，便设法逃离。他的提醒，为我争取了时间。
当时还有一位向我透露消息的人，叫赵伟军，担任公安处副处长。我们两家在东北是多年的老邻居。我大约三岁就认识他，他看着我长大，对我家十分熟悉。
他们本可以不说，但还是告诉了我。后来，我终究没能躲过逮捕。
二、审讯时，我没有供出他们
1990年1月20日，我在别人家里被公安人员抓捕。之后接受提审，警察反复追问："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抓你？是谁告诉你的？"
我当然知道答案。但我也知道，一旦说出赵伟军和童老师的名字，他们可能因为透露消息受到调查、处分，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我不能把帮助过我的人牵连进来。
警察追问："没人告诉你，你怎么可能提前跑？"我想起此前一名姓魏的警察曾对我说过，大意是："我不抓你，我就不姓魏！"于是我回答："不就是你们自己告诉我的吗？姓魏的不是说过，不抓我就不姓魏吗？"
我用这句话解释自己为什么预感到危险。无论他们怎么问，我都没有说出那两个人的名字。
三、为了通知父母，我决定装病
我是在别人家里被秘密抓捕的。父母不知道我出了什么事，更不知道我被关在哪里。我最想做的，就是尽快把消息传给他们。
看守所与外界隔绝，没有电话，也不能随意联系家人。我想来想去，觉得只能装病，争取去外面的医院。
我懂一点医学常识，知道急性阑尾炎可能有一侧腹痛、反跳痛、白细胞升高等表现，也知道这种病不能拖延。于是我开始装作腹部剧烈疼痛，连续喊了几天。
后来，看守所医生到监号里检查，似乎认为我可能患有急性腹部疾病。最终，看守所同意送我到医院。
四、医院里的化验单
一名警察和两名外劳人员押我到十堰市人民医院。挂号后，我进入诊室，押送人员在外面等。我趁机悄悄告诉医生："我是汽车学院的王立君，因为八九年的事情被抓了。父母还不知道。我没有得阑尾炎，是装病出来的，只想找机会通知家里。"
医生听后点点头，给我开了化验单，写着怀疑急性阑尾炎。
到了化验室，警察和两名外劳仍紧跟在旁边。我故意提高声音："我都病成这样了，你们还跟这么紧干什么？我是汽车学院的老师，你们不知道我为什么被抓吗？"
我是有意让窗口里面的人听见。那时距1989年的民主运动过去还不久，我希望有人明白我的处境。
化验结果出来，我记得白细胞数值很高，好像是一万七八，具体数字已记不准。我当时觉得化验人员可能听懂了我的意思，有意帮忙，但并不知道结果究竟如何形成，不能把这种猜测当成事实。
医生看过化验单，开了消炎药，安排我去急诊输液。
五、铁床头上的手铐与三十块钱
输液室的病床是铁架子。押送人员把我的一只手铐在床头。两瓶液体滴得很慢，需要好几个小时。后来，那名警察暂时离开了。
病房里有其他病人，护士不时过来查看输液。我抓住机会对一名护士说："我是汽车学院的老师，因为八九年的事情被抓了，家里还不知道。能不能帮我打个电话？"
当时我家里没有电话，但童老师家有。我记得他的电话号码，就请护士联系童老师，让他想办法到医院找我。护士离开后，我躺在床上等，不知道她是否真的会帮忙。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有人来了。不是童老师，而是他的爱人。她站在病床前，装作不认识我。我趁旁边没人注意，告诉她我被抓了，请她通知我的家人，又问她有没有钱。
她从口袋里掏出三十块钱交给我，便匆匆离开。那一刻，我终于有机会把消息传到外面。
六、一顿饭引来的盘问
两瓶吊瓶打完，大约已是晚上九十点钟。两名外劳准备押我回看守所。我身上有了那三十块钱，便说："我请你们吃饭吧。"他们高兴地问："你有钱吗？"我说有，却没告诉他们钱从哪里来。
医院附近有条河，过桥就是市场，有一些小饭馆。我们找地方吃了饭，我还给他们买了一包烟。那两人是已经判刑、被安排在外劳动的犯人，能在外面吃一顿饭，他们很高兴。
没想到，刚进看守所大门，就听见一声厉喝。看守人员立即把两人控制住，命令他们靠墙跪下。我没有被要求跪，可能因为他们知道我当天去医院看病。
他们盘问我们去了哪里。我说我请他们吃饭了。接着就问："你哪来的钱？"
我被抓时已经搜过身，身上没有钱。突然有钱请人吃饭，还买了烟，当然会引起怀疑。但我绝不能说出童老师爱人的名字。
我只好说，在医院碰见一个过去认识的人，向他要了钱。他们追问姓名和单位。我说时间久了，名字记不清了，可能是在环保局或别的地方认识的。对方不信："连名字都不记得，人家怎么会给你钱？"我仍坚持这个说法。
后来，那两名外劳被关起来受了禁闭处分，我回到监号。第二天，公安人员又提审我，继续问钱的来源。我还是没有改口。原本可能还要去医院继续输液，后来也没去。
这场盘问总算过去了。我没有供出童老师的爱人。
七、如果还能见到童老师
回头想想，童老师在我被捕前告诉我消息，他的爱人又在我被秘密关押时赶到医院，帮助我与外界取得联系，还给了我三十块钱。后来公安人员两次追查消息和钱的来源，我始终守住了他们的名字。
我不知道他们后来是否知道这些盘问，更不知道他们是否意识到，当年的帮助对我有多重要。
二十多年没有见面，我常常想：如果还能见到童老师，哪怕只坐下来谈一会儿，亲口说声谢谢，该有多好。可我们都老了，这个愿望未必还能实现。
我以前不敢公开说，是担心牵连他们。如今虽然过去了三十多年，我仍不知道讲出这些事会不会给他们添麻烦。所以我只想记录我亲历的事情，不愿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打扰。
有人虽然活着，却早已被人遗忘；有人即使离开人世，仍然活在人们心里。对我来说，童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不会被遗忘的人。
我希望他还健在，平安健康。我甚至希望他活到一百五十岁。
如果有生之年真的还能见到他，我想做两件事。第一，亲口对他说："童老师，谢谢您！"第二，我要跪在他面前，郑重地给他磕一个响头。那是我愿意用来表达感激的最庄严的礼节。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接受，也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机会相见。
童老师，如果您还健在，愿您健康平安。如果您已经离开人世，愿您一路走好。
无论您在哪里，我都想念您。您当年帮助过的那个人，从来没有忘记您。

作者简介：王立君，独立记者、自由撰稿人。曾在大学任教，高级工程师职称。因支持1989年学生民主运动被捕入狱，狱中遭受酷刑。此后信仰基督教，立足亲身经历写作，揭露教育腐败、司法不公、权力滥用与宗教迫害，呼吁社会正义、法治与人的尊严。作品发表于《北京之春》《在野党》《大纪元》《希望之声》等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