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与她的时代 第二部（第三十章至第三十二章）
陶洛诵
第三十章
76年7月中旬，在中科院出版社工作的大弟弟湘诵对我说，单位开会传达，7月下旬，京津唐地区有大地震和洪水。我听了觉得非同小可，又不知道该怎么防范，只能对每个到我家的朋友二手传达这个消息。每个人都很漠然，似乎并不相信，大部分人都当耳旁风，最好的是“哦”一声表示回应。事后真的震了，我问有的人：“你记得我事先提醒过你吗？”得到的回答是：“哦，你是说过。”
我想说的是中国的测绘地震科学很了不起！如果我不是亲身经历，我是不敢这么说的。当7月28号夜里3点多钟，我被强烈的地震晃醒，大家都本能地跑出屋子，住在我家的赵京兴把奶奶抱了出去。
房屋整齐地左右摇摆，东北边的天空火光冲天，我等着天崩地裂，还好，几秒钟之后，一切都停止了，接着就是瓢泼大雨，哗哗地下，大家不敢回屋就在院子里熬等天明。
确切的消息是，地震7.8级，震中在三河县，唐山市损失最惨重，官方说死了24万，民间说是80万不止。
地震后的一段时期，大家在院子里或大街空地搭抗震棚住，还有很多人晚上到天安门广场上睡觉，北京的夏天，八月，最炎热，夜里不冷。
地震余波未息，九月九日，毛主席过世了！
10月份的一天，牟志京的妹妹艾丽和一个小女孩兴高采烈地跑到我家，报告了一个大家期待已久的消息：四人帮被抓起来了！
记得张祥龙不久后到我家，他得知我和赵京兴准备结婚，送给我们一份礼金。他没坐，站着和我们聊了几句局势，他说了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深：“还有比这被否定更快的吗？刚一死家就被人端了！”
第三十一章
多事之秋的76年终于过去了！我爸爸托人给我走后门，让我77年一月进了人行地安门分理处当了一名会计，直到87年7月去澳大利亚自费留学。这10年的岁月里，有三年脱产上“北京电视大学”，攻读电子类课程。
银行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机构，这和我们的工作性质有关，每天必须账平表对才可以回家。早上7点半开会，政治学习，8点半散会。半个小时吃早点。地安门附近有几家卖炸油饼豆浆炒肝焦圈儿面茶包子等的小吃店。
有一次，我坐在椅子上埋头快吃，听见一个人说：“真吃啊！”我抬头一看，竟是在西城分局拘留所负责我案子的第三个提审员小周，他的脸色非常黑，表情阴郁，我差点儿没认出他来，72年7月1号他把我放出来，有5年了！那天，他当着前来接我出狱的妈妈和我聊了半天，他先轻描淡写说：“你就是审查审查，没事儿，不影响你以后入党参军。”又说：“挑7月1号放你，是让你记住党的恩情。”（应该对我进行赔偿才对吧！）他还提到到白洋淀调查我，老乡给他钓鱼吃，他还说：“真想不透林彪，当那么大官还想干什么？一般人闹个司局长干干就行了，以前你在里面没法儿说，现在说说没关系了！”
这5年，看样子他过得并不顺心，他告诉我，跟我一起被抓进去的赵京兴出来后，他帮助赵京兴找到临时工的工作，受到街道那帮积极分子的指摘，让赵京兴抗拒上山下乡得逞。
我说非常感谢他。因为上班时间到了，我必须告辞，我有许多话没来得及说。小周是个好人，我和赵京兴对他印象都不错。我在心里祝愿他有个好的人生！
我们银行晚上工作到夜里12点钟是常事情。我们記账员根据支票记账，支票上的字有的潦草，复核员也没看出来，差一分钱就要重新再来一次白天的工作，苦不堪言。
银行工作人员一个个循规蹈矩，谨小慎微，不敢有丝毫差池。入境随俗，我很快加入这个行列。
第三十二章
从77年1月到78年12月我基本上过着一个银行职员平平稳稳的生活。我们银行有自己的系统，不必与外界打交道，外界对银行都礼遇有加，各方面都有照顾。我和赵京兴77年春节结婚，因为家里的房子小，不得不分三天宴请宾客。家里的房子在66年红八月被红卫兵勒令充公（我有一篇文章“交房契”，在“北京之春”发表）被一个工人家庭占走五间，长期得不到归还。
奶奶于76年10月30日患肺炎逝世，没能看到我的婚礼。
我们的儿子出生，前九个月请私人看护，九个月后进银行幼儿园全托，后来又转进中联部幼儿园全托，一直到他上小学。全托就是星期六下午接回来，星期一早上送去。
我们地安门党支部有两个书记，一个男士姓张，五十多岁，一位女士姓姜，像两位家长一样看顾我们，最怕我们在外面惹事，张书记每次训话的口头禅是：“别让人家笑话！”
我们银行的文学创作是写纪念总理和主席的诗歌，贴在内部墙上，我有一句诗：“而今，你静静地躺在水晶棺中.....”有位出纳的阿姨读出里面的含义，登时露出意味深长的笑。
社会上流传着一些手抄本小说，姜书记问我们看过没有，我还真没看过，没有途径获得。但我看到一份贴在墙上的油印文学刊物名叫“钟鼓楼“，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按上面的电话联系到编辑，他们编辑部就在我们分理处附近，中午，我就和张勇一块儿如约去了一趟。那编辑接待我们不是很耐烦，我们就没再联系。
张勇是男四中初三的，是从东北插队回京的银行职工子弟，他总说：“陶洛诵才华横溢！”他特老实，坐在我对面，总主动帮我搬记账的箱子。惹得老傅十分嫉妒，就很不客气地让张勇帮她搬。
老傅四十多岁，是军属，她曾偷偷告诉我：“文革中，我说了算！”因为姜书记一再强调，不许向新同志讲述银行文革中的事情，我也就无从知晓老傅在文革中的具体风光时日。
我在社会上的主要关系是邢泓运，李宝臣，赵振开（北島）赵振先（保保）兄弟。
是保保和邢泓远把我引入了民主墙运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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