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十）
陶洛诵
妈妈对她的地主娘家谈论的不多。她自豪地说自己是大自然淘汰后的结果。外婆共生了七个孩子，只存活了她和比她小十二岁的老舅。一是农村医疗条件差，二是当年兵荒马乱。
妈妈不是个娇小姐，像是在蛮荒土地上顽强生长的一棵藤，不断往上延伸。自生没自灭。
她得过黄疸性肝炎，没吃药自愈。她说冬天冷，外婆没给她穿暖和，总感冒伤风，得了鼻窦炎，长鼻息肉，在北京，她在同仁医院做过11次割鼻息肉手术。她的鼻子没有嗅觉。
她说她的地主家庭是省吃俭用攒出来的。我表弟大用三岁随父母遣返回安徽老家，说查家曾有良田千亩，我是不相信。我老舅在自传里是这样写的：
我的家在安徽舒城、在大别山区西南边缘的中梅河镇，小镇在畈区里，四面环山，一街傍河，商业发达，是西南山区物资集散地。梅河当时不通公路，全靠大街北头的大河竹筏运输货物下三河，抵巢湖，到全国各地。家乡土地肥沃，一石（读担，是六亩），水浇地当时能产二十担稻，我家在龙河口叶家庄子上，有祖上留下来的一百二十八稻佃租，与共太祖的叔叔共有，我家占六十四担。……我家加上看老坟山的佃租能收二百几十担租稻。
我用200x6=1200 真是上千亩，可是妈妈为什么过着那样的鬼日子？
我外婆是个神密的美人。她和外公55年到北京和我们一起生活，66年红八月被红卫兵遣返回安徽老家。她是我最不了解的一个至亲的人。
我最爱的是我奶奶，她在我心中是神一般的存在。是我从小的精神和感情支柱。
我和外婆感情不深，我曾想过，如果被迁返的是奶奶，我肯定是活不下去了。所幸的是奶奶一直安然无恙，各方面对她一直都很客气。据说因为她是孙立人的姑妈，孙立人将军是共产党统战对象。
外婆和外公住在外院的两间北房鲜少和我们有交集。我发现外婆并不像其他家里人爱我，我就对她竭尽巴结讨好之能事。她喜欢戴花，我就经常到邻居好友关宏芳家去掐花，宏芳没有妈妈，我拿家里富强粉馒头给他们，他们对我掐花听之任之。
夜来香、月季、喇叭花…我掐到手立刻献给外婆，她就戴到粑粑头上，她一直梳着这种发型。即是把长发在脑后挽成个饼状，再用塑料黑花大卡子扣紧。
她赏赐我的最亲热的接触是给她掏耳朵，我为了和她多呆一会儿，尽量慢慢掏。
她从来没跟我正儿八经谈过话，她不识字，会绣花，有一次，父母心血来潮，买了圆圆的竹做的绣花绷子，雪白的细布和各色的丝线，让外婆教我绣花，外婆认真地拿笔先在绷好的白布上画花样子，那是我见到她最优雅美好的瞬间。
她嫁给外公，从未掌过经济大权，没听说过她有婆婆，只有公公查维发，据妈妈说查维发（我应该叫曾外公）是个悭吝的人。我外婆经常偷米给需要帮忙的人。
她一生想些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听妈妈说，外公不允许她出门，如果出门就要挨打。
她支持我妈妈受教育，妈妈在她的拿手好戏偷米的资助下，顺利地高中毕业。偷米给外人的事儿是老舅讲的，偷米给妈妈是妈妈亲自告诉我的。
这并不妨碍外婆是个重男轻女的人，我妈妈为我曾和外婆大闹过一场，躺在地下哭，我不知道具体原因，也许是妈妈借机发泄一下对过去事事偏向老舅的不满。
老舅说，妈妈曾说过：“偏心的父母，叫不应的皇天！”
在文革以前，妈妈对我是相当宠爱的，我生活在幸福快乐中。文革开始后，我的妈妈挨红卫兵打、剃头，我外婆被遣返回乡，我爸爸跑了给别的女孩当爸爸，我们家房子被迫交公，我蹲班房，我和弟弟到农村插队当农民，文革结束了我一生中最美好的生活。我们被打到社会最底层，挣扎在政治上被歧视、经济困苦望不见光亮的黑暗中。
是妈妈一个人，在漫漫的黑夜中，为农村的外婆，为班房里的我，为三个弟弟，为日渐衰老的奶奶撑起一片天，还有需要帮助的亲戚们……让我们各得其所，她燃尽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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