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妈

陶洛诵

   舅妈是我最景仰的女性，她是雇农出身，属于1966年纳粹“血统论”流行时响当当的“红五类”。但她为了我的地主出身的舅舅和“地主婆”姥姥，从北京富裕的郊区被遣返到贫穷的安徽。在那里，她陪着舅舅和姥姥度过了一生最艰难的岁月，无比困苦的环境中，把孩子培养成材。

  最后一次见舅妈是八十年代初期，她陪舅舅来北京治病。八七年，我留学去澳大利亚，开始和舅妈还时有时无的通讯联系。后来听到的都是舅妈的传奇，说她随嫁到美国的女儿移民，成为美国公民，在美国风生水起。

 直到最近终于有机会与舅妈视频，畅谈两个小时之久，对于我一直悬挂的他们被遣返回乡的历史才有了大概的了解。

 舅妈和以前判若两人。现在的舅妈高雅时尚漂亮。如果不是她未变的声音，我简直不敢认了。我俩相视，悲喜交集，情不自禁泪流满面。

 舅妈已经皈依上帝。谈吐仍像以前那样朴实真诚多了一份自然地流露的基督教徒的虔诚。她把感恩和助人为快乐之本，对过去的困难表现出我没在任何人身上见过的豁达与释然。

 妈妈只有一个弟弟，与她相差十岁。就是我们姐弟四个的老舅。“老”在安徽话里是“小”的意思。老舅比我大十二岁，我们的生肖都是猪🐷。舅妈比我大七岁，她跟老舅谈恋爱时我刚刚上初中，第一次在我家见到她时，她应该是二十岁。

 那时的她高高的个子，端庄美丽苗条，脸色健康红润，我非常喜欢她的纯朴气质，她待我亲切。我把她当成我的朋友，她一来我家，我也过去和他们凑合，以至妈妈让我别打扰他们。老舅和她正在热恋中，对我这个不速之客没流露丝毫的嫌弃，还欢迎有加。

 舅舅和舅妈的介绍人是双方父母，我外公本是安徽舒城有名乡绅。他学识渊博，心地善良，救助过一些穷人的性命，大陆易帜后，财产被充公，要批斗他时，被他救过的佃户冲上去说：“查老先生是好人，他救过我的命。”

 外公和外婆（我们安徽叫家爹家奶）在五十年代初期被妈妈接到北京与我们同住。我们在北京生活的原因是爸爸在编译局工作，后来在中科院科学出版社。妈妈在女十三中任中语文老师。我们来北京一开始住在后海剪子巷，不久我们就搬到科学院宿舍，住在东城区老君堂三十四号。爷爷一个人在南京大学做经济学教授。爷爷生病，怀着孕的妈妈带着奶奶，我和大弟中途去了趟南京。不久，爷爷因病逝世。我们将爷爷安葬在南京雨花台，回到北京和爸爸团聚。

 在剪子巷时，老舅还跟我们一起生活，看我和大弟弟。一天，他不见了，大人们很着急，几天后接到他的来信，说去了大同，在学电工，大人们才放下心。搬到老君堂不久，外公外婆从安徽来了。

 1956年，科学院宿舍拆迁，安排大家去朝阳门外大红门宿舍。小弟弟刚刚出世，爸爸不愿意再住宿舍，买了东四的房子。外公外婆带着小弟弟住在外院两间北房。

里院有五间北房一间西房。奶奶带我和二弟住两间，爸爸妈妈带大弟弟住在靠里面最大的三间北屋。西面一间当厨房，东面是厕所和煤棚。在北京这叫“独门独院”。我在这里度过幸福的童年和少年时期。

 老舅经常从山西大同回来。第一次回来是在老君堂，他的火车是夜里到的，我从梦中醒来看见外婆和老舅在谈话，老舅满面红光很是兴奋。

 我当时和大弟弟还在大方家胡同幼儿园就读。当上电工的老舅给我们讲些注意用电安全的常识，我似懂非懂。一天，在鄰居的院子里有个打碎的电灯泡，我指着金属头对围观的小朋友说：“我舅舅说了，那个地方不能摸，摸了会电死。”小朋友们面面相歔，不知该不该信。有个黝黑精瘦的女孩在犹豫半天后，在众目睽睽之下，侧着身子弯腰用食指急急碰了一下黑色的金属头，大家屏住呼吸，看她全身而退。她骄傲地宣布：“我碰了，我没死！”

我把这件事儿告诉老舅，老舅解释道：“金属在通电的情况下有危险，不通电没事。”我的第一个物理知识是老舅教给我的。

 搬到东四时，我上小学二年级，大弟弟上一年级，二弟弟在五条胡同上幼儿园。小弟弟尚在襁褓里。小弟弟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爸爸给他安排到科学院幼儿园，他去了一天，再不肯去。外婆也舍不得他去，就这么分别一天，外婆在家想他想得流眼泪。爸爸妈妈和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不送他去幼儿园。可能是小弟弟觉得家里又温暖又舒适，哪儿都没家好吧！

 在老君堂时有个年轻大眼睛的保姆小叶，她结婚后，丈夫不让她工作。家里换了一位五十多岁的旗人妇女傅同志。傅同志的丈夫姓金，满清时，他们属于等级很高的正黄旗，坐在家里不用干活儿吃皇粮。满清被推翻，需要自食其力。金先生是三轮车夫，傅同志做保姆。傅同志真实姓名叫什么已无从考证，有种说法，傅是从溥仪一姓变来的，目的是为了隐瞒皇族身份，便于更好地在新形势下生存。我问奶奶，为什么不像别人家管保姆叫阿姨，奶奶说：“新社会了，大家都平等，叫同志最好。”奶奶让大家称呼她“同志”很是恰当，傅同志身上有着不可亲近隐藏的高傲，她礼数很大，给她介绍家里来的亲戚朋友时，她都会立正身体，双手叠加腹部，双膝弯曲一下。傅同志从老君堂跟我们到东四。

 我们活得很快乐，整天无忧无虑。老舅经常回北京看望外公外婆和我们。他每次回来，必定去隆福寺东口台阶上的新华书店，买些业务方面的书和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大多是中国的民间传说和诗歌。文学作品他一般都不带走，都留给了我。

 五七年的时候，舅舅从山西寄来封信，里面有几粒螺丝钉样的东西。信里说要给领导提意见，因为工作中给的零件不合格。舅舅在信里说要寄给“人民日报”，爸爸妈妈拿着螺丝钉，研究半天，最后，爸爸摇摇头，跟妈妈说：“让他不要寄。”

 舅舅最终寄没寄，我就不知道了。

 我爸爸妈妈生我时二十二岁，妈妈只比爸爸大半岁，他们比老舅大十岁。爸爸参与了中国科学院的筹建。爸爸开始冲劲十足，有什么说什么。反对文字改革，修改辩证法。他把修改辩证法的文章拿给爷爷的朋友，也是给介绍他工作的何先生看。何先生是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吓得慌忙劝爸爸作罢。爸爸领悟个中奥秘，五七年反右时，不仅自己躲过一劫，还帮妈妈躲过一劫。妈妈当时热情地参加运动，已经说了些什么，爸爸让她赶快做检查。

 老舅是工人，“工人里面不打右派。”这句话我也是从老舅那儿听到的。但老舅却从五七年后跌进万劫不复的深渊。一个热爱学习，积极向上，有正义感的年轻人为了一封关于螺丝钉的信被莫须有的罪名丢掉工作，送去劳动教养，前途尽毁。

 从五七年开始，爸爸就担心我会因言犯错。我那时才小学三年级。爸爸说：“人生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一定要谨于言而敏于行。”妈妈则反复告诉我们一件事，某人在反右运动后期，有人问他为什么一言不发，他说：“把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有什么好说的。”立即被打成右派。

 中国社会的大倒退从四九年开始，五七年以疾风暴雨的速度加遽。

 让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三缄其口后，五八年开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全民动员大跃进。街道办起了食堂，地点就设在我家西屋厨房。傅同志回她自己北小街的家，不再来了。外公被安排到废品收购站收购废品。外公外婆跟着街道积极分子李秀芝揉面蒸馒头卖给左邻右舍。余下时间洗床单。外婆和奶奶每人掙了四块钱工资。很是自豪。

 在后来的岁月里，外公在废品收购站认识了舅妈的妈妈，两位老人牵线，成就了老舅和舅妈不同凡响的姻缘。

 老舅和舅妈结婚时，劳动教养已结束，他随舅妈把户口落在离北京不远的农村里。不久，俩人生了个大胖儿子，日子过得也还可以。

 一九六六年，中国人民在刚刚捱过三年人为的大饥荒不久，（官方数字是饿死三千万）魔头毛泽东发起血雨腥风的“文化大革命”，把国家置于濒死的边缘。

 我们充满温暖和爱的小家与千千万万的家庭被政治风暴击碎，恶运连连。

 首当其冲的是妈妈。共匪在抢完政权，土地，财富后，要彻底消灭知识分子在文化教育领域的优势。一九六六年八月六日，我所在的高干子弟云集的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以血统论起家的红卫兵活活打死校长卞仲耘。

 大学，中学，小学的所有领导，包括校长，教导主任，系主任，优秀教师......无一人能够幸免。我毕业的史家胡同小学校长赵香衡女士被打死

我的大伯伯陶乾是哈尔滨工业大学金属切削系副教授、系主任被学生红卫兵用放射元素照射后殴打致死。通知家属说是自杀。

 妈妈工作卖命，废寝忘食，批改学生作文经常到深夜，以致于她所教的班级在初中升高中的考试成绩得到东城区第一，使女十三中名声大噪。深得校领导赏识。被红卫兵剃头殴打，妈妈告诉我其中一个叫王东红打她最厉害。

 妈妈活下来后，似乎无意间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某人在太平天国时期趴在墙头上天天观看太平军的暴行记录下来留给后人。

 言者无心，闻者有意。我会在有生之年竭尽全力。

 妈妈被红卫兵剃头后，公共汽车不让她上，从我家到女十三中有七八站汽车路，我每天挽着妈妈的胳膊送她去学校挨打受骂受辱，白天担心一天，晚上接她时，能不能看见活着的妈妈。妈妈很聪明，她对爸爸说：“这是政治迫害。”她看透这场闹剧旨在毁灭中华文化。在她生死未卜的关头，她想的是怎样保存中华文化。她和大弟弟把家里的四大名著和一些线装书放进一个麻袋，让大弟弟用自行车驮着送到郊区农村老舅老舅妈家。

 事态的发展远比想像的严重，爸爸决心力挽狂澜。他让我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反映卞仲耘校长被打死和妈妈在学校被殴打的事件，希望他能救妈妈。八月十号，那是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我和爸爸骑着各自的自行车向长安街新华门出发，到了北海公园旁边的中南海所在地，我们把信交给站岗的哨兵，哨兵不收，让我们交到国务院去。我们只好骑车往前走，到国务院门口，传达室的人总算把信收了。

 爸爸太天真了！几天后，八月十八日，毛魔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对给他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发指令：“要武吗！”全国掀起打人，杀人高潮。目标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及其子女。

 北京市公安局让各派出所在大街上贴出名单，我外婆李德高的名字赫然在上。一位小脚老人，年轻时以悲悯乐善好施著称的中梅河第一美人是国家政权的敌人，是斗争的对象。

 妈妈被红卫兵剃了头，奶奶去七条百货商场买头巾，只有白色的纱巾，又买了黑色的颜料，和外婆两人在厨房里连煮带染。有人猛烈地敲我家大门。是两个陌生的中年女人，她们对外婆说：“你今晚绣个地主婆黑牌儿挂在身上！”这招不是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做法吗？我和大弟弟激愤已极，冲她们喊：“我外婆是贫农出身！”两个女人冷冷地说：“这我们不管，上面让我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外婆担心我们吃亏，赶紧阻拦我们姐弟，对她们说：“他们小伢子不懂事，我绣，我绣。”

 外婆是怎么离开北京的家回安徽老家的？我每天早上送妈妈去女十三中挨打，她的头发被红卫兵剃得乱七八糟，八月正是北京最炎热的时候，包着黑头巾引起公共汽车售票员的怀疑，说：“你的头发被剪了，肯定是坏人！”不让妈妈上车。我怕妈妈独自一人走几公里路上危险，早上趁人不多时挽着她的手送她去学校，眼睁睁地看着她进学校门去接受红卫兵的毒打，不知道晚上还能不能见到活着出来的妈妈。我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回家，在家门口碰见斜对门的梁婶，她流着泪对我说：“我看见你姥姥走了！多好的一个老太太啊，真可怜......”我的头发木，竟没问问梁婶，是不是有人押着外婆走的，懵懵懂懂觉得：没想到梁婶这么富有同情心。我只知道，梁婶有七个孩子，家境贫寒，经常跟外婆借钱。

 老舅家也出事了！因为老舅出身地主，他落户的舅妈农村把他们夫妻二人和两岁半的儿子要遣返回安徽农村。

 舅妈当时二十五岁，风华正茂，生完儿子，是个人见人爱的魅力十足的少妇。对她真是晴天霹雳，让她离开父母离开从小熟悉的环境到南方蛮荒之地，她的心直打颤。老舅深知处境的危机，北京大兴县等地区已大开杀戒，把地主富农子女斩尽杀绝，上至八十多岁的老人，下至两个多月的婴儿，包括已到外地工作的地富子女骗回来杀死。不走是根本不行，走的越快越好。可是路途上充满危险，只要暴露地主儿子身份，随时有被打杀的危险。看着娇妻稚子，想着正被赶回安徽路上不知死活的老母亲，还有在学校天天挨打随时丧失生命的姐姐，老舅心如刀绞。

 舅妈的父母是雇农，在当地口碑很好，人缘不错。舅妈的母亲（我称她老人家顾姥姥）是位善良独立有闯劲的女性。为了改善家庭生活，早早从农村出来，带着小儿子在北京拾荒，捡废品变卖得到农村一年才可以见到的现金。母子二人有北京户口。因而认识了在废品收购站工作的外公，让舅舅舅妈喜结良缘。外公于一九六一年仙逝。顾姥姥是绝不会让自己的女儿去安徽受罪的。那明摆着是个大火🔥坑，舅妈可以不跳，她可以独善其身，像许多人在中国政治运动中做的那样，与舅舅划清界限，抛夫弃子，离婚，找她自己的出路。青春貌美的舅妈连考虑都没考虑，毅然决然选择和舅舅同行。去当人人可以欺负可以鄙视的永无出头之日的政治賤民。舅妈虽然是个文化程度不是很高普通的年轻女子，却体现了人性的伟大，在无比邪恶的情况下，她选择了人性，选择了善良，选择了正义，选择了爱💕情，选择了亲情。哪怕即将坠入地狱火🔥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