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与她的时代 第三部 （第一章）
陶洛诵
第一章
民主墙运动在我的印象里是一个狂欢的大party。我原来把那段时期比作俄罗斯的解冻。只是我们的冻一直到现在还没解完。反反复复，不知何时成功！
民主墙运动据说是贵州诗人黄翔和他几个朋友开创的。我是在2008年，我们自由文化运动在台湾开第三届全球大会见到了黄先生，那天轮到我主持会场，听到黄先生精彩的发言。
黄先生说他和几个贵州朋友1978年10月提着浆糊桶把他们的诗作贴在王府井，并且为了引入注意，撒尿并吼诵，79年又把诗作贴到西单民主墙，开启了民主墙运动。
黄先生皮肤非常细白。我注意到参加我们会的还有一个人也非常细白，就是蹲了共产党多年大狱的徐文立先生。黄先生出身国民党军官，很早就到工厂当工人。受到许多不白之冤，他那天朗诵诗作，说自己像一只被人追赶的野兽，他是个非常激情的人，边演讲边作自编的太极舞蹈，令人惊叹！
我问袁红冰先生：“民主墙运动真是贵州人开创的？”红冰给了我一个肯定的答复：“是的！”我说：“我还以为是北京人开创的呢！”
我第一次听说民主墙是79年在我们分理处，会计大组长郭可武对我们说：“现在西单出现许多大字报，你们听说没有？”跟我同一时间进银行的张玫说：“知道！我们那儿有个女的在那儿贴大字报，她是个破鞋！”张玫的爸爸是军人，她后来嫁了个武警。我想：“可能是申冤人的聚集地吧！”
西单十字路口东北角比较空旷，当年是民办报纸集中售卖之处，大概是67年5月，“中学文革报”被禁后，我和师大女附中同班同学高滨滨（“高岗女儿，我的第三个同桌“一文登在微信公众平台”新三届”上）去那儿逛了一趟，一个胖乎乎的穿黑色外套的女孩皱着眉头，手里捏着多份小报，“陈令梅！”滨滨叫她。她们说了两句，待那女孩离开后，滨滨对我说：“陈令梅，陈伯达的女儿，你不认识啊？”我说：“不认识！”心想：“替她爸爸搜集小报呢！”
我的狱友、我的好友、我的闺蜜邢泓远在努力多年后终于如愿以偿，在1978年12月与她妈妈登上了去广州的列车，以继承遗产为名获得了去香港的签证。70年2月我在班房里刚认识她，她就对我说，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申请出国。并且给我讲了她10岁的时候，在香港的单身的姨就要把她办出去，她说当时祖国欣欣向荣，觉得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她不去。她家保姆的丈夫是个船员，大陆易帜时，属于香港轮船公司，两口子带着跟她一样大的女儿去了香港。女儿如今是个护士，有个美满的家庭，她这个大小姐却在班房里啃窝头。
当时我把出国看得比登天还难，对她的憧憬抱怀疑态度。没想到她走了九年以后，我也步她的后尘，到了澳大利亚。帮我出国的朋友东东说：“中国以后会好的，也许二百年以后，可是我们看不见了！”
我在中国看见的最后的辉煌就是民主墙了！在邢泓远走了没多久，保保到我家玩，说十二条住着两个兄弟特别有意思，出身国民党少将，把自己住的两间房子拿出来，作为民主运动的基地，说振开也在那儿办油印刊物，要带我去。
我从班房里出来，多少有了点儿政治经验，我犹豫了一下，保保说：“陶洛诵，怎么了？“我不想保保看瘪了我，连去人家的勇气都没有，就说：”走！”
一幕幕民主运动的大戏在我眼前展开了，这是我在中国最快乐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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