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号-百草园 毕汝谐简介 毕汝谐文章检索

 

 

文革女政治犯孙磐

 

毕汝谐

 

这一篇说的是一位骇世惊俗的奇女子。

您不妨想像这样一个场面——

……一九六八年初春时节,正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向全面胜利”(报纸上天天这样宣传)的历史性关头,在“全世界革命人民日夜向往的地方——北京天安门广场”(报纸上天天这样鼓吹),一个眉清目秀、面带忧戚的小姑娘,被一伙衣帽不正的流氓缠上了,他们用胸脯和肘弯将这个小姑娘顶到自行围聚的圈子中央,肆无忌惮地动手动脚……

为首者是长着络腮胡子的青年大汉,显系为非作歹的惯家,他用藏在袖中的尖刀抵住小姑娘的胸口:“小妞,识相点儿,跟咱爷们儿一块堆儿遛遛,你敢不依给你破了盘儿①”

小姑娘毫无惧色,伸手从那汉子胸前揪下毛主席像章(那是红色恐怖年月,不戴毛主席像章休想出门,连流氓地痞也不例外),狠狠地摔在地上,复又踏上一只穿着方口布鞋的脚!

这伙流氓登时吓白了脸!小妞胆大包天,干这个是要株连九族的!他们一哄而散,像逃避瘟神似地拔腿飞奔……

小姑娘平平静静地把毛主席像章踢到一旁,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开了……

她就是孙磐。其时,芳龄十四。

孙磐出身于京城名门之家。其祖父孙炳文,系中共建党初期的党员;其夫人、战友,亦是中共资深干部。孙炳文当年与周恩来、朱德、李富春等同属于中共旅欧支部;后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件中被蒋介石下令处决。这些旧事在各种版本的中共党史资料、汗牛充栋的革命回忆录里均有记载。孙炳文最光荣的事迹,当属曾与朱德一起被德国当局短期拘留,尝过洋监牢里的囚粮——苦咖啡、黑面包。

孙磐的父亲孙泱原为朱德的机要秘书,后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孙炳文死后,孙泱及幼妹孙维世作为故人之后,受到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百般照拂,犹如己出。

按照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学说,这是一个革命家庭,满门忠烈;其中,有资格上得共产党“凌烟阁”的高干名士就有好几位。举孙维世为例:她自幼生活于革命圣地延安,后来又被送到苏联深造导演专业,汉语俄语,两皆出色。一九四九年终,毛泽东借斯大林七十寿辰之机赴俄,两位独裁巨头举行面对面的讨价还价,孙维世即是随行俄语译员之一。

孙维世貌美如花,多才多艺,曾将意大利十七世纪著名剧作家哥尔多尼的主要代表作“一仆二主”、“女店主”等介绍给中国观众,并亲任导演。而后,又不顾周恩来、邓颖超的大力反对,毅然下嫁才华横溢、秽闻远播的大明星金山(此君曾在三十年代影片“夜半歌声”中饰演美男子宋丹平)。她是文艺界屈指可数的“小老革命”之一。

孙家人丁兴旺,旁系血亲及姻亲甚多,其中包括许多社会名流;最著名者为哲学界泰斗冯友兰教授及其女儿、作家冯宗璞。如果将孙家近亲远戚的大名及成就一一载录于此,至少要用去一两万字……

十二岁之前的孙磐,不过是特权之树上结出的一枚普普通通的果实。她就读于香山慈幼院小学,同学们多半来自高级民主人士、大资本家等统战对象家庭,孙磐混在那些有钱无势人家的孩子里,倒也自得其乐。她幻想长大后成为著名学者或电影明星。

一场平地而起的文革风暴粉碎了Х磐养尊处优的金色童年。

孙泱是首都重点高等院校负责人中最先死于非命的一位。孙泱之死有着复杂的政治因素及个人恩怨。文革结束后,孙泱追悼大会的悼辞中,把一切归之于“林彪、四人帮的直接迫害”,未免过于笼统。

孙维世在孙泱死后不久即被捕,不久亦庾死狱中。她被安上了“里通外国”的政治罪名,而致其于死地的真实原因,却像人类本身一样古老: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妒恨。

当年,孙维世曾与林彪有过一段恋情,双方均许下海誓山盟。后因战争等阴错阳差的原因,成为林彪夫人的是另一个女人——叶群。

叶群虽是情场上的胜家,却因各方面不及孙维世而担忧这胜利来得不实因而心存芥蒂,而暗生妒恨。她视孙维世为不共戴天的仇人。文革初期,进入更年期的叶群与江青暗中勾结,弄死了三十年前的情敌,了结了这笔情场宿账。

在莎士比亚那里,有一些因情欲而闹得天翻地覆的历史剧目。我们中国之所以未出现这样的剧目,并非缺乏同样的素材,而是没有莎士比亚。

“……我爸死后,我想我以后只能靠维世姑姑了。人家都说我们俩长得相像,维世姑姑特别喜欢我。可是她也死了。邓颖超奶奶一提起维世姑姑的死,就老泪纵横……”这是一九七一年初春时节,孙磐对我说的话。我们坐在米市大街的“冰室”(冷饮店的别称)里,望着对面“红楼电影院”散场时的人流,促膝攀谈。

“以后,你打算怎么混呢?”我用筷子夹起一个可可球,放在孙磐面前的碟子里。她的脸色虚青,显然营养不良。

孙磐黯然摇头:“谁知道……我现在成了插队的农民,混到社会最底层啦。想当初,我爸和维世姑姑星期天带我出去玩儿,随便一顿饭就花去一百多块……”文革之前,物价低廉,一百多块是个不小的数字。

是年,孙磐尚不满十七岁。虽然遭逢厄运,却依然出落得丰满而匀称,犹如一枝亭亭玉立、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然而,谈话之间,她却像一位饱经忧患的百岁妇人,流露出无可奈何的幽怨和淡淡的哀愁……命运的铁拳一次又一次地将这个荏弱女子击倒在地,而她竟然挣扎着活了下来!

孙泱被关入校办“牛棚”②后,十二岁的孙磐成了一家之主。因为孙泱夫人宣布与丈夫划清政治界限,躲开了。孙磐挑起了重担:一面给失去自由的父亲送汤送饭,一面照料两个不满十岁的幼弟的饮食起居。

她自幼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又兼天资聪明,因而比同龄人早熟。这位小学五年级女生经常与人民大学本科生展开激烈辩论,她随口引述毛泽东、列宁甚至马克思的语录,证明孙泱是革命干部而非走资派……

大学生们往往被小学生驳得哑口无言。于是,人民大学校门口矗立起一张巨幅漫画:歪鼻斜眼的孙泱头戴耳机,守着一台发报机,手按电键;而孙磐则手持纸笔,紧张地记录着电报内容……

大学生们以此报复孙磐……

孙磐用勺子搅着牛奶杯里没有化开的糖块,伤感地道:“后来戚本禹③来人民大学点了我爸爸的名,没多久他就不清不楚地死了。戚本禹的级别还够不上我爸级别的零头,居然也算是中央首长?!呸!……还好,我总算看见戚本禹的下场了,也算解了心头之恨。”

孙泱死后,孙磐简直没法出门了,总是有年龄不等的“革命群众”啐她、骂她、打她;孙磐无处诉苦,只能委委屈屈地将这一切写在日记本上。

不知怎地,这本日记簿落到了人民大学造反派手里,成了“反革命变天账”。孙磐被扭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拘留所。

从此,孙磐踏上了少年政治犯的痛苦生涯。小小年纪,就在各种各样正式的、非正式的监狱中周转,与三教九流的人物打交道。她好学深思,又具有一般女孩子所缺乏的胆气,终于成为北京城里人人侧目的一怪。

本文开篇时的那件事,仅是孙磐生活中的小小插曲而已。

孙磐的亲友们仿佛有了默契似的躲得远远的,不肯伸出援手。她饥一顿、饱一顿地打发日子,以致于后来被人民大学家属委员会带到江西实行群众专政一年,于她反倒成了一种福分。至少,每天按时开出三顿饭,虽然不足量,虽然很粗劣,毕竟有保障。

我说道:“磐磐,你了不起,佩服佩服。不过你干嘛不自杀呢?一死百了,多么轻松!……”

孙磐凄怆地微微一笑,这微笑使得她那白嫩的脸庞显得柔美动人。“我死了,不能使这个世界清平一分毫。我为什么要去死呢?……”

我又问她:“那你干嘛不去当流氓呢?收入好得很咧!……”

您听着这番话可笑又可气是不是?——别忘了,当年我们还是孩子,又赶上乱七八糟的年月,一切均不能以常理论之。

孙磐果决地把手一挥:“不行!我现在除了这个清白的身子,什么也没有了。我宁死也不去当流氓……”

沉默了一会儿,她问我:“以后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胸有成竹地说:“过几个月招兵期就到了,随便找个后门当兵去。我还想入党,爬一爬……”

孙磐伤感地笑说:“你行。我若想在政治上翻过身来,只有嫁人这条路……我妈妈是地主出身,嫁了我爸爸不也没事了?”她从塑料夹中取出来一张中年女人的照片,那眉眼酷似孙磐,是她的母亲。“现在,她可没好日子过了,孙泱的老婆嘛。”

孙磐的语气有些刻薄。不过,联系到她的不幸遭遇,也是情有可原。

而后,孙磐透露她和社会上的一些异端分子有来往,还谈起了“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说是有人在遇罗克被处决一周年那天举行了秘密纪念仪式,她也参加了。

我那时候满脑袋官司,不悦地说:“磐磐,咱们不管怎么说也是革命后代、党的女儿……别跟那些‘狗崽子’④来往,他们不是好人。”

孙磐正色道:“你不懂。遇罗克代表着真理,他活在许多人心中……”

我倦于争论,不再言语。心里并不服气。于是转了个话题,与孙磐相约有时间去昌平农村看她。

七一年九月的一天,我来到明十三陵附近的一个小村子。在村口嬉闹的幼童引我找到了孙磐。她住在一个寡妇家里。

孙磐是个灵巧人,为了躲避沉重的田间劳动,就专门给社员们缝做衣服,以此糊口。

孙磐对房东张寡妇宣布我是她的表哥。显然是惧怕那些专门针对女孩子的流言蜚语。

张寡妇抽吸着化脓的鼻子,说:“您这妹子摊上我这户人家,是她的好命。……我那丫头也没爸爸,她们就算是姐俩啦。”

我以孙磐兄长的身份谢了她。

孙磐住的小厢房,按照北京老百姓的说法,就是“一间屋子半间炕”。不过,她把这个有限的空间装点得像是小家碧玉的闺房:素色衣被整齐地叠列在炕角,墙上挂着布老头、布老太和一把鸿运扇。窗台上,端立着夹在玻璃框里的孙泱与周恩来、朱德、李富春等中央要员的合影。

孙磐指着照片道:“这是钟馗,能镇妖辟邪。多亏有了它们,大队和公社的那些大鬼和小鬼才不敢进门。”

那年月,社队干部是刀俎,女知识青年是鱼肉。摧残女知青的事件屡屡发生,早已算不得新闻。孙磐挂出上方宝剑,吓得当地那些色胆包天的土霸王不敢造次。

她还取出家庭照相簿来让我欣赏。昔日的荣华富贵荡然无存,只剩下这样一点点实实在在的遗迹了。

孙磐又拿出一本亡父的日记,告诉我这样一段故事:“……有个人大中文系的男生,是‘新人大公社’⑤的,想趁火打劫到我家偷点东西。值钱的东西都光了,他赌气拿走这个日记本。看完我爸爸的日记他哭了,他说想不到世上还有这样高风亮节的老革命,就悄悄把日记还给我了……”

(文革结束以后,孙磐把这个故事写了出来,发表在吉林省一家报刊上。)

接着,孙磐却又对亡父有许多刻薄的批判:“什么高风亮节?我爸爸是个大傻瓜!文革前朱德要把他安排到外交部去当大使——他是个部长级干部嘛——他不去,偏要去搞什么高等教育……结果自己丢了命,害得子女跟着遭殃,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只比死人多一口气,只多一口气!……”

那天中午,孙磐招待我吃西餐。我们从村供销社买来奶粉、咸鱼、面包。不一会儿,奶油豌豆汤、奶油煨咸鱼、烤面包就端上了四四方方的炕桌。还有不搭配的刀、叉、勺。

孙磐下厨时,换了一条短裙,露出的双膝上各套着一个运动护膝。九月天,秋老虎,这可有点不寻常。

孙磐淡淡地解释:“我在市公安局拘留所里睡水门汀,睡出了关节炎。”她褪去护膝,在膝盖关节处按了一下,那里随即出现一个小坑,久久未能复原。

她在牢房里吃了很多苦。同监有个七机部的女孩子(绰号“黑玫瑰”)因破坏军婚在押,自认为高过“反革命分子”一等,处处欺负她。

“不过,有些预审员水平不低,正经八百的政法学院本科毕业生,学过全套马恩列斯毛。每次审我,我都故意挑起辩论,让预审员运用正统观点批评我……我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有时兴致来了,我就进行反击,搬出南斯拉夫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支持自己的观点。那些预审员根本不知道德热拉斯是何许人也,只能干瞪眼!……”Х磐回味着铁窗生涯,仿佛那是一次理论学习班、一个社会科学大讲堂。

孙磐的烹饪手艺好极了。我们吃得津津有味。孙磐的记忆里好极了,她讲了许多监狱内外的真人真事,令我眼界大开。

“共产党的监狱真厉害,天下第一。”Х磐眼神猝然变得幽暗,“我受的那些罪就不谈了,说说别人——你知道有个陈里宁吧,一个鸡毛蒜皮的小职员,却吃了熊心豹胆!文革前,他用毛选为武器批判刘少奇,折⑥进去了。文革初期,这个宝贝被中央文革从监狱里挖出来,到处作报告,骂刘少奇……没两天又把他送回去了,‘二进宫’⑦谁让他不知天高地厚,把监狱看守逼他吃屎吃尿那些事抖出来呢。共产党的刀把子还要不要了?……”

孙磐追忆着铁窗生涯,仿佛那是一次蛇湖之行、一次炼狱之旅。我看见她的胳膊上凸起一层鸡皮疙瘩。

她时喜时悲,情绪很不稳定。若干年后,我才懂得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抓进去,放出来,一抓一放之间,人往往被弄得身心俱伤。

孙磐依然热衷于地下政治活动。她透露和白洋淀地区一个秘密学习小组挂着钩,而这个小组成员清一色皆是北京的知识青年,学习目的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批判毛泽东思想。”

她盘腿坐在炕上(孙磐的坐功极佳,显然是监狱生活养成的习惯),指手划脚,滔滔而言,仿佛是在发表向整个世界挑战的宣言书:“……我们认为打倒刘少奇不对头。文化大革命,显然是一场失败的革命。老毛(她使用这一称呼时带点女性的亲切与柔媚,就像是提及自己的大伯或者大叔)有一条政治路线,直接继承了空想共产主义,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周总理是个实干家,有了他,老毛的路线才得以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制度下,官僚机构变修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刘少奇当权走向修正主义道路比较快,老毛当权变修变得慢一些……而周总理则是随风倒,文革前支持刘少奇,文革后支持老毛。他主要是致力于加强物质基础,拉长走向修正主义道路的时间。我们这些人个个崇拜德热拉斯,了不起的思想家!他的观点放之社会主义阵营(如果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阵营的话)而皆准……”

磐磐这番话使我有一种兴奋,更有一种恐惧!原先,我只知道帝俄制度造就了被列宁称之为“自由先驱”的贵族革命家,却未曾料想身边还有磐磐这样天不怕地不怕的叛逆者!只是,政治这玩意儿太肮脏也太可怕了,除非爹死娘嫁人,谁敢铤而走险?!

我说:“磐磐,我看你早晚还得进局子,早早晚晚。”

磐磐的端丽的脸上浮现出圣女贞德式的甘心受难的表情:“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愿把这牢底坐穿……”

这是“革命烈士诗抄”里面的著名诗句。文革前的“红领巾”⑨几乎人人都会背诵。而今,孙磐竟然擎着它走上了反叛之路。

几天后,便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一伙戏剧性地消失了。是年,我参军了——虽然与局势混乱的一九六七年一样,全国征兵工作暂停一年,但后门兵不在此例。

不久,我听说Х磐也入伍了。消息说,孙泱的未亡人再做新娘,嫁给ХХ舰队的一位副司令员。这位握有实权的继父念及孙磐小小年纪在农村生存不易,便通过关系把他安插在某部队医院通讯班。为避“走后门”之嫌,是陆军而非海军。为了不受孙泱问题的牵连,还换了个威武的、男性化的名字。这种戏法,在当时挺时髦的。

如果换个平庸的女孩子,其生活轨道将是这样的:以海军将领的继女自承,运用继父的关系(不用白不用!)入党、提干、上学……有好事情尽可能揽到自己身上。然后找个门当户对的良机出嫁,坐享清福……

孙磐毕竟是孙磐,不同俗流。她婉言谢绝了支部书记的入党邀请,依然和社会上持不同政见的异端分子交换书信。由于上面有人,孙磐还被“推荐”到北京一学院上学去了。可是入校没几天,乱子闹起来了:新的通讯处未能及时通知那些危险的笔友,几封沉甸甸的、超重的信件被部队医院的人错当情书偷拆了,原来里面全是攻击“批林批孔”运动的不逊之词……

这一下,孙磐成了“混入工农兵学员队伍中的阶级敌人”。被校方开除了。文革中期几次入狱的老底子也被端了出来,有关当局认为足见其“一贯思想反动”。

孙磐转眼间沦为兵不兵、民不民的社会闲散人员了。

这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我在北京动物园外面三十二路公共汽车总站与孙磐不期而遇。她穿着军便服,嘻嘻哈哈地诉说着自己的遭遇,全然不当做一回事。

“我看,你蛮可以把我的事情写篇小说。” 孙磐随随便便地道。

我被她的乐观情绪所感染,笑着说:“什么时候写?十年以后还是十五年以后?……”

孙磐达观地道:“也许十年,也许十五年……写作的先决条件是:活着!”

大家都活得不容易。大家都不容易地活着。

靠着继父的关系,孙磐又调换了一所部队医院。这次是在山沟里。据说,那位继父费了好大周折才把Х磐档案里的乱七八糟的材料清理出去。

孙磐避过了初一,却没有躲过十五。丙辰清明,她因军务在身,未曾前往天安门广场赴会,算是又逃过一劫。打倒四人帮后,孙磐利用返京探亲的机会,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串连,油印了一批呼吁邓小平东山再起的传单……

一共五千份。薄薄的小单张。孙磐用两个皮挎包将传单装起来,搭上行驶在东西长安街上的大一路汽车,沿行车路线撒了半天……

群众疯抢传单,街面因之骚动……

孙磐在京期间倒也没有遇上意外。回到山沟里,她才被跟踪而来的魔爪擒住了。

深更半夜,孙磐被本院的一个男性指导员唤醒了。那人将她引到院长办公室里。这里灯火通明,聚着几个陌生的男性军人。这些人表情轻松。

一个自称李参谋的中年男人微笑着说:“孙磐同志,调令下来了,上级决定请你去北京工作……回去带上你的随身用品,马上就开车啦。”

这些人很客气地把孙磐送上一辆越野吉普。车上有两个大块头女军人,一左一右将她夹在中间。

车行两小时,驶入北京卫戍区大院。孙磐开始觉得情形不对头。这不像是调动工作。北京卫戍区医院是块风水宝地,自中共中央新主席华国锋数起,中央大员争相把亲属安插进去,这里早已人满为患。;父没有能力把自己塞进来。那么……

有两名身穿官衣的女警察在此恭候Х磐。她是军人。逮捕军人较之逮捕老百姓要多一层手续。

经过简单的问话,两名女警察挟持着孙磐重新上车。这次是去宣武区右安门大街四十四号——北京市公安局拘留所。入内,先撕去红色的帽徽、领章,然后搜身。又发给她一床臭烘烘的被褥。看来,至少有四、五年没拆没洗,其脏无比。

孙磐冷冷地问:“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回答也是冷冷的:“你心里明白。”

孙磐冷冷地笑了一下。她多次出入正式的、非正式的监狱,这种居心不良的套话,听得多了。

孙磐被关入一幢太阳形小楼的单人牢房。她曾来过这里,而今是旧地重游。所不同者,是四人帮已经下台。她有一种轻松感。横竖睡不着,便就着牢房里的长明灯,面壁而坐。久而久之,竟然在斑驳的墙壁上渐而透视出野兽派的图画,大有莫奈、马蒂斯之风……

清晨,看守送来牢饭:棒子面粥,咸菜疙瘩。监狱的伙食,十年来并无变化。只是随着物价上涨,粥更稀,咸菜更粗。

上午八时,第一次提审。太师椅上坐着个胖大的预审员,还有一些不明身份的旁听者,共十三人。

预审员提来一台在当时——一九七六年底——尚属罕见的单喇叭录音机(这显示出当局对本案的重视程度),开始审问——

问:“(例行的验明身份问话之后)Х磐,交代你的罪行!”

答:“我无罪。”

问:“我们跟踪你很长时间啦。再一说,你是我们这儿的老号⑽……党的政策你很清楚。交待你的罪行!”

答:“我撒过传单,但并不构成犯罪行为。”

问:“传单什么内容?”

答:“三项要求。㈠为天安门事件平反。㈡建周恩来总理纪念堂。㈢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问:“(出示一份传单)是不是这张传单?”

答:“是。”

问:“哪儿来的传单?”

答:“我自己刻的、自己印的、自己撒的……与任何人无关。”

(以下是有关印制传单的技术性问题的争论,从略。)

问:“为什么要撒反动传单?”

答:“这不是反动传单。(她谈及天安门事件中大量可歌可泣的传说)……”

问:(冷酷地)“天安门事件是从不自觉发展为自觉的反革命事件。这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生前亲自定的案。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的总头子,这也是毛主席生前定的案,谁也翻不了……”

答:“(举例说明邓小平整顿之功劳)……”

回答孙磐的则是一阵阵夹着许多挖苦话的冷笑。专政机关视邓小平为落水狗,极尽傲慢之能事。

孙磐被送回牢房。这地方像个冰窖,没两天她便患了重感冒,复又引起了胸膜炎。一个恶神模样的老年女狱医过来看了看,放下几片药,却与孙磐不合:土霉素她过敏,氯霉素她认为不利于思考,拒服。最后还是打了一针才稳住病情。

后来又有几次突击审讯,均在夜间进行。预审员称孙磐的行为破坏了党中央、华主席“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战略部署。”还引诱她交待此次行动的后台老板。

孙磐与专政机关打过多年交道,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她知道新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袭用的无非是五十年代从苏联照搬来的那一套。她采用“自己不开口,神仙难下手”的办法对付他们。

双方僵持了一些日子。这期间天安门广场上因周恩来总理一周年忌日惹出纠纷,又抓了许多人。打倒四人帮后,当时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陆续批准拘捕了八十七人。孙磐即是其中极少数女性之一。

利用放风的机会,孙磐与男监的一名政治犯互通信息。男政治犯用手势问她为何入监,她就在空中比划出一个“邓”字,对方竖起大拇指。孙磐反问对方的案情,那位男犯用肥皂在红皮书上写了个“江”字……当然,这一切都是趁看守不备的空子断断续续地完成的。

又过了一些日子,预审员觉得从孙磐的身上实在榨不出什么油水,很恼火;便把她转入了多人牢房,准备长期关押下去。

这里原有两位难友,都是见过大世面的女人(市局拘留所通常不收容小角色,那是各区分局的事情)。一位是友谊商店的女服务员,因偷窃西哈努克夫人莫尼克公主的钱包入狱;另一位是文革初期北京“财贸战线”的造反派女司令,虔诚的毛泽东信徒,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刑事犯管着政治犯——这是中国大陆监狱的老传统。前女服务员是这件牢房的“号长”⑾。她依然怀有强烈的职业优越感(搞外事工作嘛,接待有头有脸的外宾嘛!)经常欺凌同室的两名政治犯。

又过了几个月,北京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那个胖大的预审员开始对邓小平呼之以“同志”。孙磐利用这个机会质问对方:“你们凭什么抓我?宪法规定保护公民人身不受侵犯!……”

胖预审员瘟头瘟脑地道:“宪法那是宪法。我们要调查这个问题。不抓你,搞不清楚……当时的情况不同。当时你替邓小平同志讲话就得抓你,现在你替邓小平同志讲话就不会抓你——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嘛。”

没两天,孙磐被释放了。结论:上当受骗,替反革命集团散发反动传单。何谓“反革命集团”?有哪些成员?……市公安局根本不屑做出解释。

孙磐坚决拒绝在结论书上签字,结果被轰出了市局拘留所。

出狱后,许多十年间未曾走动的上层人物把孙磐接到家中,好吃好住好招待,说是“故人之后,寸心难忘”。还透露中央准备于近期为孙泱、孙维世召开追悼大会,平反冤案。

朱德遗孀康克清亲切慈祥地向她透露风声:出狱结论是刘传新(当时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亲自定的。市公安局在内参上刊出一篇“情况汇编”,内有“孙磐供认自己蓄意反对英明领袖华主席”的字句……

孙磐于是又去市公安局大闹。没有人接待她。最后,也只得不了了之。

这场监狱之灾使Х磐失去了平生仅有的一次爱情。那小伙子细高个儿,白净脸儿,模样是没挑了。年纪轻轻,已经是北京军区大院里的副营级干部了。他和孙磐一见钟情,两人都动了真心……那小伙子顶着和父母断绝关系的压力投入热恋,却顶不住党组织的压力,终于做了负心人。

孙磐痛苦欲绝。事后,她曾流着泪说:“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我诅咒爱情!……”

交往多年,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孙磐落泪,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不久,孙磐参加了文革结束后第一次高考,四百三十分。却因政治审查通不过,名落孙山。

翌年,孙磐的问题改写了结论。她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生物系。节假日,孙磐常常住在北京大学燕南园哲学泰斗冯友兰教授家里。我有时去找她,喝龙井茶,摆龙门阵。

西单民主墙消失以后,孙磐的政治热情陡然降至冰点。她烫了头发,穿上讲究的衣裙。学跳舞:探戈、摇摆、迪斯科;吃西餐:新侨、莫斯科、国际俱乐部……从此不谈国事。

进入八十年代,北京城里的各色人等借着“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东风施展身手,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孙磐突然摇身一变,成为日本某大株式会社驻北京的常务代表,插手虎头牌电池、梅林牌豆豉鲮鱼、兔毛等等货物的出口贸易……

北京城里从此少了一位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多了一个精明过人的女商人。她在华侨大厦租下一间办公室,名片满天飞,花钱如流水……这时,她已经不是师范学院生物系的学生了。她退学了。

一九八一年十月,第五十届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隆重开幕。北京成立形形色色的商人、掮客们蜂拥南下,云集羊城。商场如战场,人人冲锋陷阵,勇不可当。

孙磐与我先后抵穗,分别住在东方宾馆的新楼和旧楼。平时各人忙自己的那一堆“业务”,难得一聚。休会期间,我们相约在楼下新设的“春晖餐厅”见面。有劳也得有逸。

我们要了一整桌佳肴。我们都还记得十年前米市大街“冰室”的寒伧场面:两杯牛奶加上三个可可球,一坐就是半天……摆上这许多菜明显地带着祭奠昨日的意味。锦绣年华如同逝水,一去不回头。

紧张、忙碌的生活以及连日来的宴会应酬,彻底摧倒了我们的胃口。我们只是说话,桌上的美食一动不动。

“……做完这笔兔毛生意,我就准备出国留学了。日本亚细亚大学。当然是自费。这几年赚了几个钱,等于是自己担保自己……” 孙磐娓娓道来。她满身绫罗,珠光宝气,宛如香港的富豪小姐。

我斟酌着字句,慢慢地说:“磐磐,说心里话,这些年来我一直把你当作我的弟弟(!),你做生意固然有成绩,只是太招摇了——你肯定被公安局盯上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找上门来……我总觉得你早晚还得进局子,早早晚晚……”

孙磐脸上露出看破红尘的深沉的微笑:“也许,我们孙家的人与监狱有不解之缘……前几天有个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来找我,说是要拿我们家的故事编个剧本,取名‘三代囚徒’。爷爷、爸爸和我,分别蹲过德国监狱、国民党监狱和共产党监狱……”望着眼前这灯红酒绿的奢侈景象,她的微笑变得又涩又冷。“为了兔毛去坐牢,总比为了邓小平坐牢值得……”

我们久久不言。多少人生感慨,彼此心照不宣。

自广州凯旋后不久,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北京城里这些商人、掮客们被惊得鸡飞狗跳墙!电视新闻播出了警察铐走几个著名皮包公司经理的特别镜头,使得社会氛围更加紧张……

孙磐失踪了。她那间设在华侨大厦的办公室也同时关闭。没有谁知道她的下落,也没有谁特别关注这件事情。人人自顾不暇。

像绝大多数突击性的浪头一样,只消几个月,“紧急通知”便犹如废纸一张,无人提起。落网者坐牢,溜关者逍遥自在。如此而已。

孙磐在哪儿呢?

我找到孙磐的三弟孙宁。他从一本日文史学杂志上抬起视线,狡黠地微笑着:“你以为磐磐还在国内吗?……”

“怎么,她去日本了?”

“不是日本,是香港。”

原来,孙磐因套汇出了问题;未等警察敲门,她就一个觔斗翻到了深圳,从那里冒用别人的“回乡证”去了香港……孙磐毕竟是孙磐。

北京市公安局的负责人获悉Х磐非法出境的消息后,很大度地对孙宁道:“算啦。孙磐走就走吧。十几年来她在我们这里受了不少罪,也怪难为她的,一个女孩子家。”

我和孙磐从此失去联系。后来,断断续续地听到关于她的一些消息:孙磐在香港做生意很成功,引起了商场失意的“大陆仔”的嫉恨,向港英当局“人民入境事务管理处”揭发了她的非法入境的事实……孙磐迫于无奈,匆匆下嫁一位印度尼西亚籍的华裔工程师,移居万隆或者泗水(反正不是雅加达)。

传闻说,孙磐的丈夫曾经留学西德,但相貌欠佳。他们婚后有了一个女儿,偏偏又长得像乃父不像乃母;而且,孙磐和婆婆的关系不甚融洽……总之,她在印尼的生活并不愉快。

我来到美国后,国内的朋友们来信说孙磐曾以外籍华人身份携女返京探亲,十分风光……也算是衣锦回乡。

几天前,一封北京来信谈及孙磐的近况:“磐磐两年前离婚了。去年五月,又与一位比利时人结婚,很美满,苦尽甘来。现终日围着丈夫、女儿转。她丈夫在一家比利时公司驻京办事处做事。我难得找到她,她总是与丈夫外出助其做生意,要不就是回比利时过圣诞节、去曼谷度假等等……”

“苦尽甘来”——少年丧父、几陷囹圄、两入大学、飘零异国……而今,总算有了美满的归宿。

 

 

 

 

 

【附注】

  1. 盘:黑话。指面孔。

  2. 牛棚:文革时期的民间拘留所。

  3. 戚本禹:中央文革小组组员。

  4. 狗崽子:文革中对出身不好者的蔑称。

  5. 新人大公社:文革中人民大学的一派红卫兵组织。

  6. 折:黑话。指入监。

  7. 二进宫:黑话。指第二次入狱。

  8. 局子:黑话。指公安局。

  9. 红领巾:指少年先锋队员。

  10. 老号:黑话。指多次入狱的犯人。

  11. 号长:公安术语。指牢房中的犯人头目。


 

附言:

  1988年,我在中国之春杂志发表多篇 “北京人”系列速写;笔名张润。此即其之二。

   出国前,我和张润有过一段宝贵的感情;当时,张润是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学生,纯洁的处女。

   如果张润女士看到这篇文章,请即与我联系。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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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毕汝谐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21年10月8日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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