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记得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

——出狱后的谋生与创业岁月

王立君

1991年，我刚出狱不久，就不得不面对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往后的日子靠什么过？原来的工作没有了，家里有病人需要照顾，女儿还要抚养。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我几乎没有时间犹豫，必须尽快寻找谋生的出路。

过去我在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教过书，也做工程技术工作，设计、画图、解决技术问题，我有些经验。可做生意，我几乎一窍不通，既没有多少本钱，也没有经商的门路。三百六十行，我几乎想了个遍，究竟干什么才能养活一家人？想来想去，只能从最简单的事情试起。

还没卖成的羊肉串

学校有一位教小学的女老师，过去和我关系很好，年轻时我们甚至差点成为恋人。她见我为生计发愁，建议我在校门口卖羊肉串，说学生们爱吃，还把家里一台电烤羊肉串的机器借给我。

没想到，我还没摆摊，学校里就传开了："王老师要卖羊肉串了。"不少人来打听。校门口卖烤串并不是什么违法的事，但学校似乎觉得影响不好，便问我能不能承接一项篮球场工程。

我以前没修过篮球场，但毕竟懂工程，想来并非做不了。我把活接下来，最后挣了一万元。那时候一万元不少，可家里有病人，钱也经不起花。工程做完，还得继续找出路。

有人介绍我卖除锈剂、防锈剂，发来一整箱。结果一桶也没卖出去，最后全报废了。我在天津看见漂亮的防盗门，觉得应该有市场，就派助手吴俊去买了两扇，又从别处买来一扇推拉式防盗门。三扇门，一扇自己装上，两扇送了人，还是一扇也没卖出去。

这些事现在说来有些好笑。当时我只知道东西好、技术好，却不知道客户在哪里，也不知道怎么把东西卖出去。会做工程，原来并不等于会做生意。

困难时伸过来的手

那几年，也有人躲着我。我理解他们。在当时的环境里，跟一个因参加1989年民主运动坐过牢的人来往，是要担风险的。但令我难忘的是，还有许多人愿意帮助我。

樊女士就是其中一位。我们年轻时进厂当工人，曾在同一个班组。后来她结了婚，在学校任教。得知我的处境，她借给我大约两三万元作本钱。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这不是一笔小钱。

钱后来还给了她。可我现在想起来仍然惭愧，怎么就没想到给她一些利息，表示一点谢意？我甚至记不清，当年有没有郑重地说过一句谢谢。后来她移民去了加拿大，我们再没有见过面。钱是还清了，这份人情却一直留在我心里。

工程师杜光宝也对我说过，实在不行，就去他那里画图、做设计，他每月给我发工资。我掂量了掂量，最后还是谢绝了。可他愿意给我一份工作，这份心意，我始终记得。

一张办了很久的营业执照

后来我想，既然自己会技术，何不办一个技术企业，靠承接工程谋生？可在当时的地方办企业，我被要求先找一个挂靠单位。像我这样刚出狱的人，谁愿意接收？

我曾反复去地区科委，想走科技企业的审批路子。接待的科长对我有些同情，可批文迟迟下不来。前后奔走大约半年，有时说到伤心处，我甚至哭过。

我还多次向当地农村能源管理系统求助，去过一位李姓农委主任家。他对我客气，却一直没能办成。至于为什么，我不知道，也不愿替他下结论。

后来，一位叫严浩的人听说我的困难，愿意帮助我解决挂靠问题。他说："我不怕，你挂靠我这儿吧。"每年只收两百元。终于有了挂靠单位，可营业执照仍然办不下来。

我又一次次去郧阳地区工商局。工作人员总说材料不合要求，档案还缺东西。去得久了，彼此也熟悉了。有一天，一位工作人员看见档案袋上的名字，问："你叫王立君？你是哪个王立君？"

我说，我以前在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工作。他一下站了起来，激动地拥抱我，说："我可找到你了！"

他让我等着，很快就为我填写营业执照，还写了一份紫红色封面的法人证书，毛笔字写得很好。他把材料收下，说后续手续由他来完成，我可以正式经营了。

我给自己的第一家机构取名"郧阳地区神龙应用技术研究所"。执照上登记的注册资金是七万八千元，我自己是拿不出这笔钱的。那时一位叫李可锐的老人已经七十多岁，却愿意拿出自己的积蓄帮助我办理注册。按我的记忆，当时有关部门查看了存款凭证；具体手续还需要核对。

后来地市机构调整，我与那位工商局工作人员失去了联系。多年以后，大约在十年前，我偶然又找到了他，他已经当了科长。我们再次相认、拥抱，握着手，有说不完的话。他却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一直记得这两次拥抱。第一次，我正为一张执照四处碰壁；第二次，已经过去许多年。我曾在过年时派人送去一只猪大腿表示谢意。他收下了。可我知道，那份帮助不是一件礼物就能报答的。

骑自行车找到的十八万元合同

执照拿到了，新的问题又来了：到哪里找工程？

我原来做过环保技术工作，与当地环保局有些交集。环保局下属环科所的王大定听说一家毛巾厂有污水治理项目，建议我去试试。我没有汽车，便骑自行车跑了很远的路，直接找到厂长办公室。

那是一家有一千多名职工的国有毛巾厂，生产毛巾、枕巾和印花产品。印染废水有红有黑，排进河里会造成污染。治理这些废水，就得让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悬浮物这些指标达标。这正是我的老本行。

魏厂长以前当过中学教师，个子高，身体魁梧，待人客气。我说明来意，他却说："你来晚了，合同昨天刚签出去。"

既然来了，我就没有马上走。这么大的工厂，说不定还有别的项目。我们继续聊。他看着我，说我不像普通施工队的人，倒像个知识分子，问我以前在哪里任职。我说在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教过书。

他一惊，问我是否知道学院有个王立君。我说："我就是。"他不敢相信，让我讲讲自己的经历。我便把参加1989年民主运动、被捕入狱、出狱后失业谋生的经过告诉了他。

听完，他十分激动，说："可找到你了，可见到你了！"随即当着我的面打电话给已经签约的承包人，提出解除原合同，愿意补偿五千元。对方自然不情愿，交涉了一番，最终还是同意了。原来的合同金额是十八万五千元，后来我以十八万元承接了这项污水治理工程。

那天我原本只是骑车去碰碰运气。去的时候，合同已经属于别人；离开的时候，我却有了自己研究所的重要工程。

这项合同后来有不少波折，毛巾厂经营状况也逐渐变差，企业经历转让，魏厂长后来也离开了那个岗位。工程后续的具体经过，我还要另行记述。但当年他怎样帮助我，我永远不会忘记。

我一直认为，他愿意帮助素不相识的我，与他对1989年民主运动的同情和认同有关。这是我根据当时交谈与他的行动形成的理解，至于他心里究竟怎样想，我不能替他作证。在我看来，他那样做需要勇气。

把受过的帮助传下去

回头看那段岁月，我做过许多不成功的尝试，也遇到过不少阻碍。但若没有那些愿意帮助我的人，我很难走到后来。有人借钱给我，有人借工具，有人介绍工程，杜光宝要给我一份工作，有人替我办手续，魏厂长甚至把已经签出的合同重新交给了我。

有些人的名字，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有些人却早已失去了联系。想起樊女士，我遗憾没有好好道谢。李可锐老人拿出积蓄时的热心，我记得。工商局那位工作人员，我记得的是两次拥抱。还有魏厂长，我记得那通打给原承包人的电话。

我常想，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报答他们？如今有些人已无从寻找，而我的能力也有限，未必能一一回报。

后来我慢慢想明白一件事：如果没法把每一份恩情都还给当年帮助我的人，至少可以把自己得到的善意继续传下去。有人陷入困难时，我能帮一点就帮一点。有技术，就用技术帮。有时间，就付出时间，不必事事计较报酬。

当年我最困难的时候，许多人没有问我能给他们什么回报，就向我伸出了手。今天，我也愿意这样对待别人。也许我这一生再没有机会一一报答他们，但我愿意尽自己所能，把这份善意继续传递下去。我永远记得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

作者简介：王立君，独立记者、自由撰稿人。曾在大学任教，高级工程师职称。因支持1989年学生民主运动被捕入狱，狱中遭受酷刑。此后信仰基督教，立足亲身经历写作，揭露教育腐败、司法不公、权力滥用与宗教迫害，呼吁社会正义、法治与人的尊严。作品发表于《北京之春》《在野党》《大纪元》《希望之声》等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