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与她的时代 第三部（第二十四章）
陶洛诵
第二十四章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应该记得，是从批判“三家村” “海瑞罢官”开始的，三家村黑话说的是对三年人为灾害的不满，海瑞罢官影射的是为民请民被罢官的国防部长彭德怀。接着被打倒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让老百姓从人为的大饥荒里走出来，开始有饱饭吃。
虚伪，谎言，恐惧裹挟着人民大众，为求自保，只有跟着哄的份。
紧接着，腥风血雨的红八月来了，以法西斯三条准则起家： “一 对领袖的崇拜 二 血统论起家 三 暴力行为 ”的红卫兵出现了。
倒霉的层面扩大到学校领导，老师，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孩子。
后来，中央文革甩了红卫兵，支持造反派，倒霉的层面又扩大到各单位的领导阶层。
66年6月开始，到68年底，也就两年半的时间里，多少个家庭遭殃至今没有确切数据。
69年一月，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这回的倒霉蛋是一千七百万青少年，谁家没有几个上学的学生，弄得是鬼哭狼嚎，鸡飞狗跳墙！
这就叫多米诺骨牌效应。
现在还有人希望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可以以上次历史作鉴，可以这么说，每个人都是一场空！！！除了浪费时间，屁也没得到，包括那些没考试上学的工农兵学员。
文化大革命损失最惨重的是这一千七百万青少年的青春，在贫脊的黄土地上，在莽莽的东北深山老林里，在西双版纳的橡胶园里，稚嫩的面孔朝地，背朝天，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除了少数特权阶层的孩子走后门当兵、上学。庶民子弟、平民孩子只能忍受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始人生活！
这样对青少年大规模的流放，即使在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苏联也没出现过，他们只是往西伯利亚驱赶富农而已！
我的平民出身的朋友有些人不愿意当农民，觉得那种人生没有意思，他们想法儿逃避这种命运。
最著名的是男四中高二2班“只把春来报”的几个学生，张玉海、沈大伟学习国际主义战士格瓦拉，找仗打。他们跑到了缅甸，参加了缅共游击队，不久，殉身于战火硝烟中。
跟我关系最密切的是吴景瑞，他爱我众人皆知，我浑然不觉，我只把他当成爱护妹妹的兄长，他在临失踪前一天找我告别（详情请见我发表在微信公众平台“新三届”的文章）。说要去武斗最凶的东北，不再回来了！我明知无法改变他的决定，还是劝说接受插队的命运。虽然当时是67年9月，稍微有点脑子的都看出来了，等着我们这些平民孩子的只有插队这一条路。
毛子（吴景瑞的小名）痛快淋漓地回答我:“到农村当农民没意思！”
第二天，我去邮电学院宿舍他家，人去楼空，人间再没有了他的消息和身影。
66年听说我的传闻，主动上我家拜访我的章立凡，对自己狠下毒手，他告诉我们，先用酒精棉消毒，给自己屁股一刀，然后按住伤口去医院要不能插队的证明！
四中高一北岛同班同学、挚友曹一凡在回忆文章里也写他们如何装病逃避上山下乡，还提到初三学生赵京兴69年动员高潮时在校园里贴的大字报“我为什么反对上山下乡”，曹一凡写道：“光看这题目就够吓人的！”
赵京兴当时是我的男朋友，他看我虽然厌恶上山下乡，满腹牢骚，却又毫无作为，反而以极快的速度注销了北京户口，奔向广阔天地。他跟我和几个朋友郑重地谈了一次话，因为比较接地气，我听懂了！他说：“插队是把负担转嫁给农民，土地只有那么多，不会再生，学生去农村，只会增加单位面积土地的负担，农民和土地都受不了！”看我们频频点头称是，他勇气倍增，跑到学校张贴大字报，阐述他的心声，也没忘了他的拿手好戏，引经据典，这回他引用的是主席著作，他在大字报里提到：“......毛主席从来没提过要插队落户，只提过走马观花或下马看花......”
我的师大女附中同学、好友潘青萍对我说：“那时候贴这种大字报就是明摆着往监狱里走！”
遇罗克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了那些砸断了骨头跪在地上都没有出路的贱民！
赵京兴为了一千七百万青少年被践踏浪费的青春，大吼反对的一声，纵然进了监狱，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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