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对胡乔木才是《沁园春·雪》的主笔的评论和论证(4/8)周晓（粟小舟）

胡适的《万岁》是因俄国专制政权被推翻的欢呼，并不代表他支持后来在俄国出现的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公有制的前身，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相反，胡适支持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资本主义本身并无贬义。近代的私有制，即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承认人类天性存在 “自私” 的前提下，逐步发展出的，对应人类这一天性的社会制度，比如，在法律上，私有财产权被视为天赋人权，神圣不可侵犯；又比如，鼓励私人公司间的竞争，同时在法律上还有反托拉斯的约束条款。

自私是一个贬义词，但自私应是一个中性词。这应是造物者在设计物种的程序（生物性的）时，刻意编入物种整套程序中的一段子程序，其出发点应是通过具体物种的每一份子的自私，从而达到该物种整体的存活和延续。人们称负责自私的子程序的作用为天性。如果从幼年孩童起观察几个生活在一起的同龄人，会容易发现，在最初时段他们一定是争食的，无私行为从不发生在最初时段。自私是天生的，无私是后天的。从幼儿园开始的学校和现存的宗教多数是在承认自私的天然性这一客观存在的前提下，弘扬在人类社会助人为乐和与人为善的美德。

正是最积极宣传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公有制的统治集团，其内部反倒频发令人发指的，为权位争斗的血腥厮杀。共产党大国斯大林集团的内斗和毛泽东集团的内斗的惨不忍睹的事实证明，共产主义社会公有制不可能实现，除非人类有能力把负责执行自私观念的子程序改写，不过这样做的代价可能导致人类这一物种全体的灭亡。胡适应该是根据人类自私的天然性推断出共产主义社会公有制是不可能实现的结论。胡适能够早在1919年（俄国十月革命是1917年）就表示反对共产主义的公有制，而支持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反映他对这一原则问题思考的深刻性。

1918年夏季到1919年秋季，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毛泽东曾旁听过该校中文系教授胡适讲授的中国文学。清末民初所教授的中国文学基本就是中国古典文学。从日后毛泽东猛烈抨击胡适的古典文学的程度来判断，毛泽东当时就大体上不赞同胡适授课的内容。以批判态度学习是一种学习方法，也是一种思维方式。此时本文视点专注在毛泽东和胡适的关系，不在意被批判内容或思维方式的对错与否。那时的毛泽东是中共创建人陈独秀和李大钊的积极追随者。随着陈独秀与胡适在立场（基本意识形态的）上分道扬镳，毛泽东与胡适在立场上也势不两立了。

到北京一年后，毛泽东从北京返回湖南。按史料，1922年前毛泽东与胡适只有较少往来，主要交往对象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之后，毛泽东和胡适因为基本意识形态立场的敌对，就像现今社会支持专制体制立场的人和支持民主体制立场的人的敌对的严肃程度一样，话不投机半句多，两人再没见面。

胡适是中国发动白话文运动的创始人。陈独秀（秀才，曾留学于日本弘文学院。黄兴、鲁迅等大批名人留学此院）积极配合另一位留学生胡适（曾留学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这场运动，并把这场运动拓展为意识形态的运动。值得一提的是，白话文语法选用的是英文语法，而不是日文语法，这间接说明英文语法优越于日文语法。

当实际进入意识形态运动之际，因根本立场的对立，胡适和陈独秀两人各奔东西了。陈独秀在1921年7月创立了隶属于俄共的中共，并在中共一大当选为三个最高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和李达）之首。毛泽东是中共一大的代表之一。如以中共出生的年份为界，毛泽东和胡适基本立场的分野是1922年。实际分野的年份要早于这一年。

1936年，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说：“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阅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为我的楷模“。 “这个杂志” 是指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注意，毛泽东的用词是一时，而不是一直。追溯历史，对胡适这个楷模而言，这个一时是指1922年之前。毛泽东1945年告诉柳亚子，《雪》是他1936年的作品。1936年离开1922年已有十四年之遥。在这十四年中的1920年，毛泽东写过一封信给胡适，希望借助胡适的声望运作湖南之事。同年毛泽东还写过一张明信片给胡适。这种普通的联系，不表示他们关系密切，因为1919年胡适就公开反对共产主义了。此后，二人视同路人，再无相互的通信联系。

早在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那正是陈独秀和李大钊热情似火地宣扬《共产党宣言》的共产主义之时。胡适显然是在反对共产主义。胡适与陈独秀和李大钊在意识形态方面已经有了歧见，这种歧见在本质上是根本对抗的。从毛泽东加入中共建党，就可明确，那时的毛泽东在基本立场上与陈独秀和李大钊一致。因此，早在1919年，而不是1922年，的胡适和毛泽东就貌合神离了。

从1921 年7月23日中共正式成立到1926 年，胡适不在中国，他是在欧洲和美国。期间，因为 “主义” 不同，他不愿再在陈独秀的《新青年》上发表文章，而是转到其它杂志上发表文章。可见，胡适和陈独秀在此期间就已是形同陌路。

1927 年7月，国民党和共产党第一次合作终止，国共两党由盟友分裂为政权和军事上的主要敌手，形成了中国两大尖锐对立的势力。1927年9月中共所领导的四省秋收起义爆发，持续了四个月。该暴动至1928年1月结束。毛泽东是其中一省，湖南省的领导人。此间，胡适赞同蒋介石清党反共的举动，其基本立场明确站在蒋介石的国民党一边，反对中共领导的起义。

1929年8月胡适因写文章谴责国民党政客腐败和低效，批评中国的低人权，以及否认中国的灾难全是因为境外帝国主义引起，在中国入狱四天后被释放。这是一说。另一说是，对国民党犀利的，恨铁不成钢的批评的确引起国民党政界反感，但胡适并未被捕。这两种说法的真实性现在都无法考证。

1932年5月，胡适等在北京创办一份全国性的，影响很大的时政评论周刊《独立评论》，胡适为其主编。该杂志于1936年12月停刊。这期间，胡适在该杂志的文章反映了他的立场。（1）他对中共在农村开展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表示坚决反对；（2）支持并鼓励蒋介石对中共的围剿。胡适有一段原文是“国民政府为自卫计，想用兵力铲除这样胁迫它自身存在的政敌，这种心理是一个政府不能没有的”。注意，胡适选用了 “铲除” 二字。铲除可以是围剿的替换语。可见，胡适的态度是：对国民党，怒其不争；对共产党，赶尽杀绝。

1932年6月，毛泽东同朱德指挥红一、红五军团运作于江西南部。同年11月，胡适在武汉演讲期间，公开拜见了蒋介石，其间，送给蒋介石一本《淮南王书》。同年12月，蒋与胡交流哲学问题时，把自己写的《力行丛书》送给了胡适。

1934年10月，中共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毛泽东这个井冈山的山寨之王，虎落平阳，在湘江之战，红军遭受从总共8.6万人锐减至3万人的重创。毛泽东随军委第一野战纵队渡过湘江，正式踏上长征路途。此时，由胡适主编的时政杂志《独立评论》不断出现反共文章。总体而言，《独立评论》并未独立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它的立场并不中立，偏向明显。它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对共产党是大骂小帮忙。

1935年1月，毛泽东在贵州遵义上被确立为中共实际的最高领导人。同年7月，蒋介石要召见某位人士时，胡适请此人向蒋介石转达 “依我的观察，蒋先生是一个天才，气度也很广阔。。。”。一斑全豹，胡适那时对蒋介石整体的评价是赞誉有加。这时的毛泽东正在被蒋介石追杀在过草地的长征路上。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红军到达了陕北苏区的吴起镇，结束了长征。

1936年2月20日夜间，中共的东征开始。次日毛泽东随红一方面军主力渡过黄河。近10年后在重庆，毛泽东告诉柳亚子，《雪》是1936年他遇见大雪时写下的词作。

从1954年毛泽东号召开展的 “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 往回看去，毛泽东在古典文学方面早就对胡适持严厉批判态度。 1954年减 “30余年”小于1924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是从1918年夏天到1919年冬天，所以 “古典文学领域毒害” 的初始点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段，即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旁听中文系教授胡适授课的时段。注意，毛泽东选用的 “毒害” 一词和胡适选用的 “铲除” 一词一样，饱含敌意。

按以上所列事件发生的时间轴，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到胡适和毛泽东强烈的敌视关系。那就导致出一个结论：1936年的毛泽东模仿胡适词作的可能性为零；还是因为二人敌对性超强，就是毛泽东的潜意识使然，也会被毛泽东及时发觉而及时自我制止，模仿胡适作品的机率还是不存在。逻辑：因为《雪》露骨地模仿了胡适的《万岁》，所以毛泽东绝不可能模仿胡适的作品，故毛泽东不是《雪》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