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走了陶洛诵

安乐林老付

陶洛诵女士是澳洲文坛著名的华裔女作家，著有自传体小说《留在世界的尽头》。她是位传奇人物，一生坎坷，走过无数艰辛曲折的路，冲过一道道充满荆棘的关卡，才有了今天的成功。说起来很有意思，其中有一道重要关卡的“把门人”就是我。

那是一九八五年，我这个退伍大兵经历了四年多一线营业部记账及几个不同科室的磨练之后，调到人事科任副科长。那年我二十九岁，虽然年纪也不算小了，但在我们那个非常保守的银行里，还算是最年轻的科长呢。尤其是人事科科长，掌管着招工、薪酬、晋升、福利、工作调动等许多重要职责，所以备受瞩目。

当时人事科没有正科长，日常工作由王副科长主持，她是一位五十来岁的女同志，作风泼辣，脾气很大，几乎天天能听到她在办公室里跟前来办事的人大喊大叫，近乎于歇斯底里。每到这时，全科的人都屏住呼吸不敢吭气，因为谁接话茬，怒火就会烧到谁的身上。

对我这个新来的年轻副科长，王副科长明显表现出不欢迎的态度，时不时地就出个小难题让我难受一下子。

那天刚上班不久，传达室来了一个电话，是王副科长接的，她听了两句就脸色大变，赶紧放下电话，神情紧张地对我说：

“是陶洛诵来了！这个人我不能见，我不想见她！你跟她谈，我到旁边房间避一下。”

走到门口她又转回身，有些不放心地嘱咐我说：“你听听就行了，不要表态，不要答应她。”

我有点摸不着头脑，问：“不要答应她什么？”

“什么都不要答应她！”话音未落，她已匆匆离开了。

我问坐在旁边偷笑的老赵：“咱们王科长这么厉害的人居然也有害怕见的人？这个陶洛诵是什么人啊？”

老赵小声告诉我：“陶洛诵是地安门分理处的一个会计，特别厉害，坐过两年大牢呢！”

“因为什么坐牢？”

老赵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我就明白了，是政治犯。

说着话，陶洛诵已经进屋了。她看上去大概三十多岁，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刺儿头”摸样，文文静静，和我们银行绝大多数的女员工没什么两样。

不过一张嘴，就显示出她的个性了：“我找王科长。”

我很客气地告诉她：“王科长不在，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吧。”

“你谁呀？跟你说管用吗？”话茬子里带着一股挑衅的味道。

我说：“看你说什么事了，有些事我能定，有些事我得请示领导后再定。”

她哼了一声，没等我让座就自己找地方坐下了：“我来了好多次了，王科长不是躲着不见，就是跟我讲大道理。我听说人事科新来了一个小科长，就是你吧？行，你不知情，我就再跟你说一遍，我要出国留学，办理手续需要单位给盖个公章，盖不了这个章我就走不成，明白了吗？这事你能定吗？”

“出国？为什么要出国留学啊？”

“学习国外的先进知识，建设祖国四个现代化啊。”陶洛诵一本正经回答。

那时候国家刚开始改革开放，出国留学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我听着有点懵，一时不知道怎么答复她才好，陶洛诵看我没说话，就说：

“我知道这事你也定不了，你转告王科长，不管她是真不在还是躲起来了，这国我是出定了，不给我盖章我就天天来。”说完，站起身就走了。

我感到很惊讶，那时候来人事科办事的人都是恭恭敬敬、甚至有些低三下四的，还真没见过陶洛诵这样的，我现在理解王科长为什么要躲她了。不过这个陶洛诵啊，你怎么就不想想，你态度这么不友好，能办成事吗？很多年以后我回想起这些往事，终于明白了：这就是陶洛诵的独特性格，正是她的这种直率甚至有点出格的性格，演绎了她坎坷曲折又丰富多彩的人生之路。

陶洛诵走后，王科长回到办公室，听了我的情况汇报后，她恨恨地说：“别理她，绝对不能给她盖章，就是不给她盖章！”

我对这个事看法有些不同，我说：“现在国家的政策，是鼓励、支持年轻人出国学习的啊，他们学成回来，对国家现代化建设也是有好处的。”

王副科长说：“那是指大多数，不包括陶洛诵，她坐过牢，被公安机关处理过，是个有问题的人，银行能接收她就不错了，还想着往国外跑，到资本主义社会去，她想干吗？不能由着她想怎么着就这么着，再说了，业务上的人都走了，银行的工作谁来做啊？”

我没再说什么，这事就这么拖下来了。

之后陶洛诵又来了好几次，每次王副科长都躲了，都是由我接待的。

虽然我也一直没给她盖章，但是接触多了，我发现和她聊天也挺有意思的。她思想新潮，认识很多朋友，都是很有思想的人。有一次她提到认识遇罗克，这让我很惊讶。遇罗克是位思想先驱者，在文革时因反对“血统论”被判死刑。在我心里，遇罗克是位大英雄。陶洛诵竟然认识我崇拜的人，让我对她开始刮目相看。

在王副科长眼里，陶洛诵是个制造麻烦的人。有一天，地安门分理处的领导来电话，王副科长放下电话后很生气，对我说：“又是这个陶洛诵找麻烦，她向分理处领导请假，说要去开党员会。”

我奇怪地问：“陶洛诵好像不是党员啊？”

王副科长没好气地说：“人家是党员，国民党员！噢，不对，是民革，属于民主党派。她竟然质问单位领导，为什么你们党员可以上班开会，我们就不能上班开会？”

我心里想笑，这个陶洛诵啊，提的这个问题我还真没认真想过，就是啊，都是党员，为什么民革开会就不能占用上班时间呢？我不敢瞎表态，就问王副科长：“那怎么办？”

王副科长生气地说：“说不行就是不行，她敢不上班去开会就算她旷工！”

这个事后来怎么处理的我记不清了，但是陶洛诵这种非传统的思维方式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其实我很想帮陶洛诵盖上这个公章，圆了她的出国梦，我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在她之前，我曾经放走过好几个年轻员工去园他们自己的梦。比如有一个叫冯德建的年轻员工，画画特别好，偷偷去考美院，专业过了，人家要求单位盖章才可以正式入学，但王副科长不同意，后来我做了工作，终于放他走了。还有一个女员工，叫刘颖，异想天开想去做模特，单位不同意，我也找她谈过，说银行工作多好啊，待遇也不错，为什么要去做模特？那个行当不养老你知道吗？我记得当时刘颖的一句话打动了我，她说：“这是我的梦想，哪怕我只能在T台上走一年，就闪光那么一下子，就值了！之后无论怎样，我都不后悔！”后来我不但给她盖了章，还主动提出给她一年的“停薪留职”，告诉她，万一做模特不顺利，还可以回来。

但对于陶洛诵这件事我不敢擅自做主，必须征得王副科长的同意。我为此事和王副科长沟通过，我觉得，她也不是就故意想刁难陶洛诵这一个人，她内心里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非常正确、非常神圣的事情。是在为国家，为银行把好大门，不能招进来一个不符合条件的人，也不能放走一个不该离开的人。特别是这个曾经坐过牢、思想另类，一心想投奔资本主义社会的人。

王副科长对我说过：“我这一辈子，听党的话，为银行把好人事关，我知道我得罪了很多人，但我不后悔。我这人啊，就是斗争的命，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她确实一生都在斗，不仅几乎跟本单位的人 “打成一片”，甚至还和自己的亲戚斗，跟自己的子女斗，最后终于把自己斗到医院里去了，她患了恶性红斑狼疮，很严重的病，据说这跟她的情绪有关。她住院后，由我主持人事科的日常工作。

于是，陶洛诵的机会来了。我很快给她盖了章，让她实现了出国的梦。

陶洛诵走后，就杳无音讯了，我不知道她在澳洲的哪个城市，也不知道她过得怎么样。其实这些年我曾三次到澳大利亚出差学习，每次到了澳洲，都会想起陶洛诵。但茫茫人海，到哪里去找？再说，我们就是几次工作接触而已，三十多年过去了，她还会记得我这个当年的小科长吗？

真巧，最近偶然和一位当年也在银行工作的老朋友聊天，她问我还记不记得当年那个陶洛诵，我说：“记得啊！当然记得，她当年就是一个思维敏锐、思想超前的人！”

在朋友的帮助下，我终于和失联三十多年陶洛诵女士联系上了，她在微信里对我说：“当然记得你，当年非常英俊，性格开朗，为人善良。”

看来，虽然时隔三十多年，我们留给对方的印象都是美好的。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