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世之恋（上）
洛诵
（我年轻时代照片他的最爱）
我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才把自己从激动不已的情绪中拔出来。只因为在六十九岁生日那天见到了我的初恋挚爱。
餐厅落地窗外碧绿的海水与蔚蓝的天空相连，梦幻般地，他就坐在我的身边。半个世纪悄然走过，还是那个熟悉的他，还有那颗熟悉的心💕，还是那个与众不同的少年人。
变化还是有的，当我从taxi下来，远远看见他坐在火车站门口的长椅上向我张望，我冲他招手，他起身，不顾我的制止，急急冲过马路，我迎上去，紧紧握住他的双手，四目相视。“罗文，你怎么变矮了？”他以前一米八几，英俊挺拔。他告诉我人老骨骼缝隙会变窄。我却想是因为他到美国后一直从事重体力工作的缘故吧！他仔细端详我。我穿的是一件无袖圆领到膝盖的纱罩红色连衣裙，脖颈上系着黑绳下坠24k金的金形项链，脚蹬黑色坡跟皮凉鞋，头顶白色宽边草帽。从不化妆的我请化妆师女儿今天特地为我化了淡妆。
生日🎂聚会是早些时日订下来的。本来邀请的是我最亲密的两对朋友。红冰和晶晶，皮特和罗娜。正好罗文受某组织之邀来澳洲开“纪念文革五十周年”。他对我说，对他来说，给我庆生比开会重要。
晶晶要上班，没能过来。Peter夫妇，红冰，红冰邀请的一位老作家和他儿子，我和罗文，加上我女儿，一共八个人。金发碧眼👱的侍者安排我们桌位是靠落地大玻璃窗口。放眼望去的是无边无际碧绿碧绿的南太平洋。
我们坐定点完菜后。珍惜眼前得之不易的重逢，我首先捡最重要的事情告诉他：“遇罗克日”的起因和倡导过程。“遇罗克日”首先提出的是万润南先生。在万先生多年前的文章里说，美国有“马丁.路德金日”，我们也应该有个“遇罗克日”。但使它成为行动的应该归功于红冰和晶晶。
二零一六是文化大革命整整五十周年祭奠年。我的好友-----南澳阿德莱德大学教授徐家祯先生看到万先生的提议，经他研究，遇罗克比马丁.路德金更伟大。他是从他们所处的社会制度和死亡方式分析得出的结论。马丁.路德金身处美国民主国家，有言论结社出版自由。遇罗克则生存在专制社会，身处中国的社会最低层（相当于当时纳粹德国的犹太人群体）。没有言论自由。马丁.路德金是被仇视黑人的种族主义者暗杀的。时任总统肯尼迪打电话给他的遗孀表示慰问和安慰。遇罗克却是政府公开枪🔫决的。他建议由我，罗锦和王友琴共同出面做这件事情。我把家祯的意见写成邮件发给罗锦和友琴。罗锦回信了。王友琴没回信。罗锦觉得时机还不成熟，犹豫。
我又征求我的好友维光的意见。维光是清华附中老高二的学生。文革中，他和我们女附中青萍等人相交甚密。我听说过他的名字，没见过他。到澳洲后的第二年，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他写的一篇文章“红卫兵崛起之谜”。我为文章中的彻底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深邃思想所倾倒。在红冰发起“自由文化运动”时，我像徐庶推荐诸葛亮般，向红冰推荐了维光，并把我珍藏多年的那篇文章作为佐证交给红冰。维光没有辜负我这个“大媒”，为自由文化运动立下汗马功劳。但这次维光却表示不愿意搅和这事。他觉得费时费力最后落得是人事纠纷。
我却认为，二零一六是最好的时机，过了这村就没这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绝不会再有群情激昂关心五十年前这场“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的浩劫，有多少人还会记得有个叫遇罗克的为人权为言论自由振臂呼唤献出年轻的生命！我怂恿徐家祯先生亲自写文章，而我，则请红冰出头，因为他是自由文化运动的领袖。请Peter在他的报纸上帮我们宣传。
安排好一切，我得意地通过微信告诉了罗文，让他就听好吧！
我本期待家祯会写他的研究成果。但他说有自己的事要做。我傻眼了！牛🐮已经跟罗文吹出去了。这可怎么办哪？徐家祯先生也不太适合写战斗檄文，他是个儒雅的谦谦君子，出身世家的大少爷。和遇罗克年龄一样大。比罗克幸运的是他上了大学，但不让他学医，只让他进个师范学中文。文革中倒霉大发了，全家六口从上海三层楼的独栋花🌸园洋房被赶到弄堂里十六平方米的小屋里。他是个有良心的人，对罗克始终心💕存敬意与感激。倒是老想为罗克做点儿什么。
我对理论一点儿都不在行，我努力地回想徐家祯先生在电话里谈到的对遇罗克和马丁.路德金比较的点点滴滴，拼凑出我平生第一篇理论性较强的文章寄给红冰和晶晶。没人答理我。
深夜，我倍感孤独。眼看着成功在望，忽然又一轰而散，时事无常。我不甘心，打电话给憨厚的Peter，未语泪😭先流，诉说自己的绝望无助。Peter安慰我说：“你不要着急，红冰可能要等到八月份做这事。”第二天，又接到红冰的电话：“遇罗克对我们是有恩的！这件事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你哭😭什么？这件事放在八月份做最有力。”一九六六年红卫兵血洗北京城，活活虐杀一千多人。遇罗克写“出身论”与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红冰以自由文化运动的名义倡导每年三月五日遇罗克烈士就义的日子为“遇罗克日”，收到海内外众多人士的拥护和签名。
两位侍者端着盘子走过来。每个人点自己心💕仪的食品。我，罗文，红冰点的是鱼，其他的朋友点的是牛排。怕盘子里的不够，我又点了两份炸红薯（sweet potato chips)。饮料是红葡萄酒和黄色橙汁。食物是同时上齐的，我们边吃边聊。
我提到关于政府给罗克平反一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胡耀邦同志的主持下，给各个领域里的寃假错案平反。而最先为罗克鸣寃叫屈的是温晖先生主办的杂志“争鸣”。我的狱友邢弘远女士七八年移民香港。以一篇“文化大革命与思想解放”一文受到温先生赏识，当上记者。他们频繁地出入北京香港两地。邢女士知道我和遇家的关系，让我写一篇关于遇罗克的事情。
那是七九年，我和遇家已经失去联系十一年了。北京的春天来了！大地解冻！压抑太久的人性开始萌动，出现许多地下刊物，“沃土”，“钟鼓楼”等，登载无名作者的文学作品，张贴在北京大街小巷的墙上。一天，赵振开的弟弟保保到我家玩儿，告诉我离我家不远的地方十二条有兄弟俩把家供献出来当民主运动活动的基地。保保邀请我一起去，说赵振开办的“今天”文学刊物也在那里。
东城区十二条七十六号是座整齐的几户人家共住的大四合院，北京俗称“大杂院”。门口是两扇黑色大门。兄弟俩住东房三间，哥哥叫刘青，弟弟叫刘庆春。兄弟俩人都眉清目秀，腰板挺得笔直。保保说，他们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少将。刘青和一些朋友办的杂志名为“四五论坛”。还有一个干部子弟魏京生办的杂志“探索”。这让我想起小学课本里关于斯大林年轻时干革命的“第比利斯地下印刷所”一文。
西单民主墙风起云涌，有篇文章是署名遇罗勉遇罗锦答复群众关于给遇罗克平反问题的。听刘青说遇罗锦来过他家。我问知不知道遇家住址，刘青马上带我前往。
这是一条连结十三条和十四条的小横胡同的普通平房。小小的院子，很清静。低矮的南屋像是额外搭建的小厨房，亮着灯。刘青敲敲门，屋里人说：“谁呀？”我听出是遇伯父的声音，比以前苍老低沉。刘青拉门我跟进去。
“伯父，我是洛诵。”“洛诵？”伯父睁大眼睛看着眼前的我，双手拉起我一只手，闭起眼睛，摇着头，好像在梦中。正巧伯母下班回家，看见我，眼泪立即夺眶而出：“孩子，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伯母的声音如以前样的沙哑。西屋里的罗勉听到这一切也过来了。“洛诵～”他的声音依然斯文缓慢。但他已从一个孩子长成大人，结了婚生了女儿。
我告诉他们，香港“争鸣”杂志让我写篇关于遇罗克的文章。伯母工作一天，回西屋休息去了。我再次感到遇家生活能力超强。不管生活多么艰难，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甚至可以说是舒适。西屋是他们的卧室，南屋是客厅兼厨房。墙上还挂着家人的照片。伯父，刘青和我围着靠玻璃窗的桌子而坐，罗勉靠门站着。我仔细地倾听他们讲述的每一件事，每个细微末节，生怕漏掉一个字。
我回家以后，连夜写出一篇文章，第二天就寄给弘远。我谢谢刘青的帮助。刘青说：“你一夜就干出来啦！”这个“干”字出自他的口中，响亮干脆麻利！
很快“争鸣”杂志用周麟的假名登出“一个被枪决的有为青年”。这是为遇罗克申冤张扬的第一篇文章。
伯母的情绪越来越好，她爱笑了。一天，我们坐在“客厅”聊天，伯母说，公安局的警察👮为罗克平反一事而来，表白道“我们也是替人受过。”原来办事的警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返回乡，是刚刚落实政策回京的。他们向伯父伯母明确提出要追认罗克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让我觉得，共产党什么好的都往自己那儿搂。有点儿像阿尔巴尼亚和哪个国家争德兰女士的骨灰）伯母告诉我，她也明确地回答：“我儿子生前没有这个要求！”
在宴会的刀叉🍴声中，在酒🍻杯的恍然筹措中，大家敛声屏息听我讲述，罗文附合。我说：“你当时还在东北服刑没回来，你根本不在场。”“我是听任众老师说的。”
我和罗文在一年多以前相互加了微信。但从未视频，也没有长谈，心💕照不宣地，谁都不想碰那道伤口，一层薄薄的细胞勉强地覆盖在上面。鲜血随时准备往外流淌。
微信照片上的他回首凝视。我的头像是斜顶着宽边草帽，戴着墨镜，脖子上套着三圈珍珠项链，身着面料高级，做工精细，V字开口的海兰色上衣。
从不视频，是谁都不想破坏对方心💕中自己少年时代的形象。
终于有一天，真实的见面指日可待。罗文用微信告诉我，他要从美国来澳大利亚开个会，希望能见我一面。还问我儿子女儿喜不喜欢军用物品，他正要去军用物品市场，有军服，军靴，军铲，军用背包......我问他能不能给女儿买条s号连衣裙👗过来。一是我看美国连续剧里女人着装比澳洲时尚，二是希望女儿对他有好感，认为我当年的选择有眼光。罗文表示为难，第一他认为美国的服装并不好看，第二他买了女儿不一定喜欢。
罗文在微信里说想请我吃饭，问我喜欢中餐还是西餐。我到澳洲近三十年，接触过不少中餐馆，大部分是广东香港人开的，大陆移民多起来后，四川重庆火🔥锅，江苏南京咸水鸭，陕西西安肉夹馍，新疆大盘鸡烤羊🐑肉串，甘肃兰州拉面，......应运而生，但真正的北京饭馆我并没发现。菏里活市有家号称“北京站”，老板连北京人都不是。我一直寻寻觅觅，一种熟悉的风味，一道毕生难以忘怀的菜肴。
“我永远忘不了妈做的’九转肥肠’，你还记得吗？”我发过去。
“记得。”罗文那边答道。
“妈说以后和咱们一起生活，给咱俩做饭。”
“我爸也很喜欢你，也想永远和咱们一起过。”
“我知道。”
“还是说说我去澳洲的事吧。想请你吃顿饭，你喜欢吃什么？”
“我喜欢妈做的’九转肥肠’。”
“别说了，太伤感了，我想哭......”
“我也想哭😭......”
半个世纪以前，我们俩都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改变了命运的航道，偶然的机缘让我们相识相知相恋相爱💕，在那殘酷黑暗的日子里，两个孩子和慈爱父母的普通人的心愿像寒冬小小的🔥火苗温暖着彼此，是苦难中的巨大的慰藉。
第一章
1966年，中国人民从饥馑中摆脱出来不久。
在中学当语文老师的母亲看报纸上天天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对爸爸说：“刚刚能吃饱饭，又要折腾了。”爸爸说：“你不要乱讲话，你说错一句话，所有的工作都白搭！”
......
我从十二岁起初中上女十二中，高中上师大女附中，天天接触的都是女孩，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严谨的教育加上自己的上进自律，让我心无旁骛安然度过少年时代。不知爱💕情为何物？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平日精神道德的指导者被红卫兵打死的打死（如我校校长卞仲耘），打伤的打伤（我的妈妈查全素）。党政机关学校工厂街道......但凡有点儿空白之处都糊满了大字报，学生揭发老师，下级揭发上级，老婆揭发丈夫，孩子揭发父母。几份共产党的报纸杂志批完这个批那个，煽风点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惟恐天下不乱。高干子弟牽头成立血统论起家的红卫兵，身着黄军装，臂戴红袖章，手里抡着铜头皮带棍棒，在学校打杀老师后还嫌不过瘾，冲入社会，抄家，打人，杀人.....勒令房产主交出房子的传单满天飞。派出所不失时机地贴出地富反坏右的名单，让红卫兵把他们连根拔起，遣返回乡。
我自由了！没有人管我了！我原来的身份是师大女附中高二（四）班的学生，在班集体这个小小的单位寻找到真正的阶级敌人（高岗的女儿高滨滨）之前，有个外号叫郭小修的同学找我不怀好意地谈过一次话。她把我叫到一个小屋里，居高临下地坐在课桌上，一手拿笔，一手拿纸，让我坐在椅子上，问我对于即将开展的文化大革命的想法，她做记录。即使是在五十年以后我仍能感到首次深受侮辱的愤怒。
回忆到这儿，让我感到锥💕心的疼痛。我干嘛要自找苦吃？我现在不是挺好吗？美国有个笔名“八千万”的女作家把遍布世界华人中产的理想归结为“豪宅名车滕娃”，我不也都有了吗！我将近古稀，没多少年了！我这辈子够苦的了。写这种小说费力不讨好，且不说没人敢给你发表，自己先得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罗文说：“我想让你当名作家。”这句话确实很打动我，这是我今生的梦想，我问他：“你姐算不算名作家。”“如果非要我说的话，她不算，她只是个写手。”罗文以他一贯诚实的态度回答。我当然也是这种看法。不过我连写手都当不上，我没有写手的勤奋精神。
初写作时， 我对自己的定位是“高玉宝”，高玉宝写“半夜鸡叫”时，不会写的字画画来代替，我的水平是不用以画代字。后来听说“半夜鸡叫”并非写实作品，是想像力的产物，便不敢再自比高玉宝了。
可贵的是罗文对我高标准严要求从十八岁一直沿续至今，中途半个世纪的别离没有任何影响。十八岁，他办报纸，让我练蹬三轮板车，当时我是个文质彬彬的女孩子，太强人所难，我不干。他又让我练骑自行车🚲带人，我说我怕把人摔着，他慨然说：“没关系，拿我练。”我无法拒绝，他悄然坐到后座上，我毫无察觉，待我发现，车把不由得扭动起来。他说：你是可以的，不用怕。”
名作家更是另当别论，有名容易，作家难，需要天份，我不想辜负罗文对我的期待，实话实说：“要不是你，我早放弃自己了。”“你不是那样的人！”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一秒钟的停顿。“天下知我者罗文！”我不由谓叹。
罗文说：“我不催你，有灵感时你想停都停不下来！”
我拼命读书，拼命思考，灵感却毫无踪影。
在美国的舅妈从微信上寄来一首歌“天边”，说好听，让我分享。我打开，果然曲调优美，悠扬，最令我欢喜异常的是歌词：
天边有一颗双星，那是我梦中的眼睛。
山中有一片迷雾，那是你昨夜的柔情。
我要蹬上蹬上山顶，去寻找雾中的身影。
我要跨上跨上骏马，去追逐遥远的星星。
天边有一颗大树，那是我梦中的绿荫。
远方有一座高山，那是你博大的胸襟。
我要与你策马同行，奔驰在草原的深处。
我要与你展翅飞翔，遨遊兰天的穹谷，穹谷！
我把这只歌寄给罗文，他心💕领神会，当年我对他说，想跟他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过避秦隐居的生活，不谙世事十八岁的我，对残酷混乱不堪的社会深深的绝望，对罗文深深的爱又让我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希望，我向他描绘我的向往时，罗文对我的提议毫不感兴趣，说：“那种生活一点儿意思也没有！”
我的爱情观主要受中国传统戏“天仙配”的影响。上小学三年级时，全家去看电影“天仙配”，影片由安徽黄梅戏拍摄而成。我们家是安徽舒城县人，听起黄梅调亲切熟悉，影片又感人至深，看完电影，爸爸买了整套唱片，我们跟着留声机学唱，我不但会七仙女的唱词，董永和土地公公的唱词我也一字不漏全会。罗文还真挺像董永的。七仙女主动表白，董永回答：“我上无片瓦遮身体，下无寸土立足地，到头来连累与你挨冻受飢！”罗文虽和我一样大，对现实生活的认识比我成熟得不是一点儿半点儿。我后来看到他在“我家”一书📖中写到：“我怎能让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孩跟我受苦？”感慨良多。这次在澳洲见面，他还提到这件事情：“当初我没答应你，......后来我在甘肃发现了一个地儿，只要干木匠活儿就能生存下去，没人管。”我努力控制着眼泪，刹那间让我明白，地久天长并不一定要朝朝暮暮。
我问自己：“如果罗文不是那么英气逼人，我会不会爱💕他？”答案是肯定不会的。我会尊敬他，帮助他，付出代价和牺牲也在所不惜。像对待他哥哥遇罗克那样。见到罗文的第一面，我就非常喜欢他。第一次到他家时，我就觉得他是属于我的。
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吗？有一群比德国希特勒时期纳粹褐衫党冲锋队更可怖的红卫兵，（一 以血统论起家，二 对领袖无限崇拜，三 崇尚暴力。这三点上完全付合纳粹的特征。）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政府的支持下，先在学校打杀校长老师，后又冲到社会上“破四旧”，在一九六六年炎热的八月份，光是北京就有一千多人被活活虐打至死。这群人的主体是中学生中的高干子弟，干部子弟，军人子弟。
这批人折腾完北京，又要把文革的火🔥种烧向全中国甚至全世界。大串联开始了！北京的学生往外跑，外地的学生往北京跑，火车像沙丁鱼罐头，密密麻麻挤满了人，除了庄稼在生长，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在工作？到处都是言不由衷的大字报，都是假话，把仅有的一点正确的东西否定掉，全国都在抽风，全国都在说谎。
我也是在真理部教育下长大的孩子，是的，不同的是出身，我们家族世世代代都是读书人，是书📖香门第，是知识分子，这是我与生俱来的骄傲和自豪！更不要说，孩子对父母的感情深不可测。并不一定当强盗土匪就比当安份守己的良民更高尚。我的当语文老师的母亲在红色恐怖的八月被女十三中的红卫兵毒打，我悲愤地对遍体鳞伤的妈妈发誓：“妈妈，我一定为你报仇！”
毛泽东在天安门上检阅八次全国各地涌到北京的红卫兵，中国的犹太人团体---“地富反坏右”在全国各地几乎被斬尽杀绝，像罗文后来调查的北京大兴县，上至八十多岁的老人，下至两个月的婴儿，无一幸免。还把已经出外工作的家人骗回杀害，斬草除根。地主富农本是农村的精英，反革命和右派是和专制暴政作殊死斗争的精英，中国的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被指定为“臭老九”，被打击，被迫害，被杀戮，被消灭，被扫荡。中华民族早已没有了脊梁，剩下的只有唯唯诺诺的庸人，奴隶和奴才，才可以在这个独裁的国度生存。
红卫兵在全国作孽过后，中国大地沦入死一般的沉寂，中国出面的最高领导“中央文革小组”本想利用红卫兵扫清政敌。但红卫兵只对抄家，打杀“地富反坏右”感兴趣。运动陷入僵局，于是，他们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学生造反派组织应运而生。
最近看到国学大师季羡林老先生的一段话，意思是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是很难得的，应该好好珍惜，总结，可是共产党却不让再提。有人说，历史就是与统治者让人们的遗忘作斗争。现在的年轻一代对那段历史大多抱着唾弃的态度，动不动就说：“坏人老了！”实际上作恶多端的只是一部份高干子弟，干部子弟，军人子弟。所有的平民，平民子弟都是红卫兵鄙夷欺负的对象。北京四中高中生干部子弟刘辉宣，是“红卫兵战歌----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始做俑者。他在文章中不止一次地说，这次斗争的矛头不仅是“地富反坏右”，还对准了五星红旗上的两颗星，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平时在出身一栏里填“职员”的人士和学生。“他们在历朝历代都没受过欺负”，而他们又在学校里极具竞争优势。刘辉宣始终认为“红八月”中打死的是“龌龊之辈”。几十年过去了，这种没有法治意识的人领导着中国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
中学生里的平民子弟们虽然自己和父母在精神上都被歧视污辱。遭遇却不尽相同。许多人直接被红卫兵抽打，像我接触过的人大附中的高中学生李百替，因为说他爸爸是“叛徒”，被红卫兵打得在地上爬。北大附中的高中学生朱彤，因为爸爸是右派，也被抽打。
我所在的师大女附中高二（四）班则是突然开斗争会，宣佈我的同桌滨滨是反革命，仅仅因为她爸爸是高岗。
我和同班同学张宁在校园里看到，初中的几个红卫兵往一个女孩脸上用墨汁写“狗仔子”，往她身上泼墨汁，女孩用右手擦左臂上流淌的墨汁。张宁低声对我说：“她们这么做不对。”这幅场景我在德国电影“马门教授”里见过，一个犹太穿校法的犹太女孩在学校被其他女孩无端欺负，一个表情痛苦不堪的特写镜头。
即使在师大女附中这种高干子弟集中的地方，平民百姓的孩子也仍然占大多数，尽管高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的孩子不少，大家在趾高气昂的红卫兵面前个个灰头土脸。红卫兵里面同样等级森严，谁父亲的官大谁的地位就高。我亲眼目睹苏滨向王巨要求参加红卫兵而不得入，理由是苏滨她爸贪过污。虽然她们都是干部子弟。
全国范围（香港 澳门 台湾除外）对中国犹太人团体的肉体消灭，精神凌虐借红卫兵之手肆虐几个月后，中央文革抛弃了支使不动的红卫兵，扶植造反派。最有势力的是清华大学蒯大富领导的“第三司令部”。他们被中央文革直接指挥，揪斗刘少奇司令部的官员。中学生在工人体育场开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平民子弟的代表人物叫李冬民。
红卫兵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小时候看“三国演义”连环画，董卓进京，在京城里胡作非为，骑着马带着士兵在闹市杀街上的老百姓，把男人的头砍下来栓在🐴马上，把女人掠走。红卫兵杀学校校长普通老百姓手段五花八门。受害者承受的痛苦远远超过希特勒的煤气炉。北京男一中是揭发出来的一个典型，墙上写着“红色恐怖万岁”，受害者是用开水活活烫死。
红卫兵当时在中央文革的撑腰下，江青称他们为小太阳，为所欲为，横行无忌。岂料，风云突变，他们的爹妈在单位被造反派揪斗，他们本人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小太阳们不干了，他们把“东城红卫兵纠察队”“西城红卫兵纠察队”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他们六次冲击公安部，妄图捞出被关押的（实则因为民愤太大，被保护起来）同伙。广大平民本来敢😡怒不敢言，看到中央文革风头转了，终于敢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了！“红卫兵，你们这么做不策略，不利于你们无产阶级的江山啊！！”
让我们查查历史，查查档案，哪个红卫兵因为杀人被判刑了？哪个杀校长，教授，杀“地富反坏右”的人被判刑了？人家犹太人可是不放过任何一个纳粹罪犯，中国的犹太群体受的罪可是远远超过真正的犹太人的。人命大过天，杀人可是要偿命的！
第二章
我在66年10月坐火车南下，到西南地区转了一圈，成都，重庆，贵阳，昆明，武汉，祖国河山大好，到处都是红卫兵破四旧的痕迹。回北京后，学校里已成立了许多造反派组织，我在操场上看到我们班几个平民子弟贴出的大字报，为滨滨鸣冤叫屈。里面逐一驳斥给滨滨打成反革命的十六条罪状，其中有一条是“爱抹雪花膏”。这张大字报为滨滨平了反，认为滨滨不算反革命。
我们高二（四）班全部是从外校考进来的，都是各校的尖子学生。师大女附中高中录取分数线接近双百，是北京第一名校。文革中在全中国也出了大名，在八月十八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高干女儿宋彬彬代表红卫兵给毛泽东戴上红袖兵的袖章，毛泽东嫌她的名字含意不好，下旨意曰：“要武嘛！”我们学校校长卞仲耘在八月六日已经被红卫兵打死，成为文革第一个受难者。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让她成为臭名昭著的红卫兵犯下的反人类罪的代表人物。
在大串联的时候，一开始我胸前别着师大女附中的校徽，有人看到后，第一句话是：“你们学校宋彬彬一个人打死十六个人？”“没有。她没亲自打过人......”宋彬彬比较高比较瘦，戴着副白边眼镜。文革开始前不久入党，入党大会是在礼堂公开开的，大家都认识她。她在学生中很有威望。
我64年从女十二中初中毕业，九月一日进女附中上高一。两个学校氛围相差悬殊。女十二中是平民学校，前身是教会学校贝满女中。干部子弟也有几个，并没有被另眼相待。最引人注目的是李立三的女儿李雅兰，她是中俄混血儿。冬天她上身穿着天蓝色丝绸棉袄，下身穿着灰呢短裙，非常漂亮。还有一个万淑鹏，是万里的女儿，有同学指给我看时，她正在教室扫地。我们初三（四）班有个将军的女儿蓉蓉，跟大家关系都不错，也很谦虚。
师大女附中的前身是从延安来的实验中学。干部子弟占了三分之一，高干的女儿比哪个学校都多。文革中有大字报揭发校领导专爱收高干，高知，高级民主人士的孩子，本来有个专门收工农女儿的“工农班”，后来不知为何，只剩下一个半个学生了。
1964年，共产党哪根筋又不对付了，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在学校里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让学生暴露思想，政治老师对症下药，目标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务者”。我们高一（四）班有四十名学生，十五六岁的孩子，没暴出什么标新立异的奇谈怪论，无非是想成名成家，二涛不同凡响，说：“你们都想成名成家，我怕苦，想当门房，看看大门，收收信件，多舒服！”只有梁立明不顾洋洋的逼问与嘲讽咬着牙坚持说自己对共产党只有报恩思想，她爸爸是工程师，被打成右派，失去工职，流放外地，她领政府助学金。她小小年纪从家庭的悲惨变故中已经知道这个叫“引蛇🐍出洞”，人家接受教训不再上当了！
后来才知道，能和我们学校平起平坐的男四中在学生中划左中右，贴小字报，“中学文革报”总编辑牟志京跟我年龄相仿，在学校被划分为右派学生，他并没当回事，有人给他贴小字报说他“爱情至上”，他一度想要自杀。在西城公安分局拘留所认识的邢泓远，比我小一级，初中在师大女附中，她暴露自己不信共产主义，因为没有人给她讲清过共产主义倒底是怎么回事？全班同学没有一个人再理她，高中她考到师大一附中去了。
五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全世界都算上，还有哪一个人信仰共产主义？？？
我站在给滨滨鸣冤叫屈的大字报前，五个月前，这里出现第一张大字报，是个叫杨振的政治教员带领十三名高干子弟给校领导贴的。指责校领导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件事的源头是北京大学一个叫聂元梓的哲学系党支部书记给校领导贴了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受到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热烈支持，全国纷纷效仿。这五个月间，整个国家，无数的家庭，数以千万的个人命运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我亲历见闻像走🐴马灯一幕幕从脑海中掠过。心中充满了愤怒与疑问，我该怎么办？我能做些什么？一种选择的自由摆在眼前，更重要的是对能力的考验。
我除了感情与情绪，肚子里没货，一切来得太突然，应接不暇。来不及思索，也不会思索。各个中学被压抑被冷落的非红五类子弟纷纷成立战斗队，响应中央文革的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想想自己要不要也做些什么？我对什么感兴趣？我可以做些什么？
有人说中学生里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个“阶级路线”的问题，也就是“出身”问题，和全中国一样，一个并不算隐形的被压抑被歧视的犹太人团体。我决定办份油印的“中学生动态报”，把中学生里的平民子弟联合起来，向猖獗的反人类的法西斯红卫兵作斗争。
我纠集了几位邻居的女孩，女十一中的钟菊，北大附中的杨盘芳，人大附中的杨菊芳姐妹，师大女附中我的同班同学汪静珊。在我家我的屋子里开会。我们弄来油印机，钢板，刻字蜡纸，纸张，此情此景非常像中学科本里学过的“第比利斯地下印刷所”。我太热心了，一次会议上，杨盘芳认为采集新闻，刻版，印刷，都是我一个人包了，只让她们到各校散发感到十分不悦，愤而退出。其实连散发我基本上也包了。我从我们学校著名的“反动学生”杨鸥那儿要了一份各个中学造反派组织的名单。其中有遇罗文所在的六十五中“北斗星”战斗组。如果没有杨鸥，我的人生也许是另外的一样。杨鸥是我同年级高二（三）班的学生，她家九口人有七口人是右派分子。除了她和家庭主妇的母亲，她当中学校长的父亲和六个哥哥姐姐都被划为右派。
那是1966年刚刚入冬的一个晚上，我穿着一件深蓝色有腰身的衬里是羊🐑皮的大衣，背着装满油印“中学生动态报”的书📖包，骑着一辆崭新的带大梁的自行车来到位于景山公园附近的六十五中。
我大弟弟湘诵是这个学校高一的学生。这个学校只有高中部，没有初中。从“文革”一开始，我弟弟就不去这个学校了！弟弟从小饱读诗书，随手在语文书📖内页上写了句“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就成为被全班同学攻击的对象。他是一个特别老实腼腆的孩子，喜欢下象棋，围棋，话不多。一天，走进教室，全班同学冲着他齐唱：“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流行歌曲。他转身回家躺在床上不说话，爸爸妈妈和我问他怎么了？他把所遭遇的事儿告诉我们，最令他难过的是好朋友李笑平陈航平也跟着唱。李笑平的爸爸是历史反革命，死在劳改农场。爸爸说：“我又不反动，不用怕，去上学去！”妈妈焦急地说：“哪能不上学呢？”无论他们怎么说，大弟弟死活不去。我感到父母对这场风暴严重性的来临估计不足，没几天的时间，我所在的高干子弟云集的师大女附中打死校长卞仲耘，全国跟风，当语文老师的妈妈在女十三中受到红卫兵冲击，自顾不暇，爸爸一看全国大中小学都停课了，只好亲自上阵，在家教四个孩子英文，三个弟弟老老实实地给着他学，我心乱如麻，学不下去。爸爸扔给我一句：“唯小人与女子唯难养也！”不再勉强我。
我把自行车🚲停在空旷的操场上，教学大楼里星星点点✨地亮着几处灯光，我寻找“北斗星战斗组”我怎么也不会料到，从这里开始了我波澜起伏传奇的一生。
我走进教学楼，几个学生在走廊昏暗的灯光下坐着，我径直前行，有个女孩的声音輕輕叫我的名字“陶洛诵”，我惊异地回头一看，原来是韩碧霞，她是妈妈女十三中学生徐美丽的亲戚，他们全家都是印尼归侨，我们住得很近，我和她很合得来，我们俩一起去北海公园玩儿，她有个哥哥叫德昌，长得不错，我有点儿暗暗地喜欢他。所有可爱愉快的镜头在几秒钟之内一闪而过，妈妈在女十三中被揪斗殴打的事情不知道她听说没有？碧霞的脸上呈现的是她一贯的单纯的微笑，我顾不上寒暄，问他们“北斗星战斗组”在哪儿？
第三章
六十九岁生日🎂的聚会是几个月前定的。 当时并不知道罗文会来澳洲开会一事。眼下，他坐在我右边，左边是女儿，周围是我最亲近的朋友，长长的餐桌上摆着西餐美食，牛🐮排，三文鱼，葡萄酒，橘汁，两个圆圆的大蛋糕，一个是女儿给我买的Black Forest。一个是朋友送的，上面写着“祝陶洛诵生日快乐”。
我看着罗文， 与半个世纪前初识的他比较，只是秃了顶，其它并没有太大区别。那双眼睛，依旧又大又明亮，眼白清澈。
第一次见他恍若昨天。我背着装满自编自印的“中学生动态报“书📖包，来到六十五中，找到“北斗星战斗组”，敲门进去，里面有几个中学生，没等我开口，一个长着圆圆娃娃脸稚气未脱的男孩👦冲里面大叫一声：“遇罗文！找你的！”我为之一震，凭什么他认为我是找这个叫遇罗文的人，我不是来找特定某个人的，我是给每个学校反红卫兵战斗组送“动态报”。
一个高高个子英俊的男孩应声而出。国字脸，皮肤白皙，两道浓浓的剑眉，双眼皮大眼睛，面带微笑站在我面前。他戴着顶栽绒帽，上身穿件深蓝色的棉外套。我不曾见过这样的男孩。我稍稍有些不知所措。我说明来意，拿出一份油印的动态小报交到他手上。没容我告辞，他突兀地说：“你看过’出身论'吗？” “没有。”我摇摇头。但我听杨鸥介绍过。说关于这篇文章，反对红卫兵，反对血统论，大多数人看了说右，个别人说左，反正是不合时宜。至于杨鸥本人，她习惯性地举起右手，张开五指，在空气中抓了几把，压低声音对我说：“那篇文章里有一股情绪，强烈的不满的情绪，不太好。所以很多人无法认同，觉得它给造反派添乱。”我一贯佩服杨鸥，听她这番话，却不由自主地想：“红卫兵可以随便打人杀人，还不许人有情绪？”
可能有很多学生到“北斗星”战斗组来找过遇罗文，他们误会我也是。我不是，可我听说过，我对他们印象很好，知道他们是勇敢的，反对红卫兵态度鲜明，不掩饰自己的感情。遇罗文从衣袋里迅速地掏出一叠厚厚的油印刊物递给我，文章看样子很长，我接过来放进书📖包里。“你看完后要还给我，我这是最后一份了！”“我上哪儿还你啊😯？”好像有很多话会说，必须找个合适的地方，“我把我们家的地址给你吧。”
这种似曾相识，一见如故的缘份发生在罗文和我之间，不用看那篇文章，我就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他们对社会和生活产生疑问，进行独立的思考，把思想刻成文字，并广为宣传。
罗文家离我家很近，都位于东四北大街上。罗文家在四牌楼旁边的一条小死胡同里。四牌楼是个十字路口，东边通朝阳门，西边是猪市大街通美术馆，王府井，景山公园，故宫，北海公园。南边叫东四南大街。四牌楼的名字还留在老北京人的口中，牌楼我见过，我上小学二年级时还在，五七年时给拆了。朝阳门的城墙也在那时拆的。
罗文家的小胡同挨着隆福寺街，隆福寺是一座庙，庙是红色的，小时候我见过，后来拆了。隆福寺街不长。街东口的高台阶上有家新华书店，书📖店旁边一座木质私宅原本主人是清宫的一位太监。街西口是气势恢弘的中国美术馆。街里有长虹电影院和工人俱乐部电影院。街东口和罗文家胡同之间是明星影院。我五岁到九岁时，住在四牌楼和朝阳门之间的南小街老君堂三十四号中国科学院宿舍里，爸爸在九爷府里的中科院科学出版社上班。九爷府座落在朝阳门内大街，南小街斜对过儿，本是清朝王府，朱红大门十分气派，同时可以出入好几辆汽车，里面好大好的的，一天都逛不过来。爸爸上班走三分钟就到了。因为拆迁，爸爸不愿意搬到朝阳门外大红门的宿舍，就买了东四六条附近的一个拥有七间北房一间东房的院落。从此，隆福寺街成了我主要的遊乐园。
隆福寺街里有家糖🍬果店，我喜欢喝一毛五一杯的加糖生牛奶。有家北京小吃店，我超喜欢它的面茶。到澳洲三十年，几乎什么都可以吃到，唯独没有卖面茶的。因为面茶需要糜子面。让儿子到处去找，儿子给我买回来最细的玉米面。我将就着自己做了一碗面茶，淋上芝麻酱，撒上芝麻盐，总算解解馋。
我是这几家电影院的常客。除了爸爸机关和妈妈学校组织看的电影，我自己买票基本都在这几家影院，电影艺术对我的影响比书📖藉有过之而无不及。
原来罗文家的地理位置和我有这么深的渊源。罗文家是小胡同里面靠北的一座不大不小的四合院。斑斑剥落的掉色的红漆大门总是敞开的。里面住着三四户人家。罗文家住的是北房三间，旁边有个独立门的本是放煤的小屋，里面仅容纳得下一张小床和一张小桌一把椅子。伟大的人权先驱民主斗士遇罗克就窝居在此写出了颠覆中国人三观的“出身论”。
我为还“出身论“一文，第一次踏进罗文家时，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份的一个晚上。罗文正在吃饭，令我惊😲异的是我师大女附中的学姐金一虹已捷足先登坐在那里。她个子不高，长得很漂亮，穿着红呢子大衣，像个洋娃娃。罗文给我们介绍一下，她并不认识我，我却知道她，她和杨鸥比较熟。她大我和杨鸥一级，是高中三年级学生。她微笑着跟我打过招呼，很快地告辞了。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若干年后，我在报纸上见到她的消息，是研究家庭关系的研究员。
在我的记忆里，罗文家北房三间的布局大概是这样的：登上几级台阶进门🚪，罗文家靠西边墙是一个古色古香做工精緻暗紫色的带玻璃拉门的大书📖柜，里面有许多和日文有关的科技书籍📚。与书柜相连的是一张头朝北脚朝南安放的席梦思大床。床上铺着彩色条纹的泡泡纱床单。相隔不远靠北墙安放着一张东西向的单人床紧挨着一张南北向的单人床。两张床前安放着一张暗红色的八仙桌，吃饭时床可以当椅子。像北京所有的北屋一样，南面是一扇扇的玻璃窗，靠书📖柜的玻璃窗下是一个沉重的暗紫色的书📖桌，桌上铺着一块厚厚的毛玻璃，显示着书📖桌的高贵与不同凡响。
与外屋一墙之隔的里屋有两张东西方向平行的单人床，一张靠北墙，一张靠南窗。靠北墙的那张较大些，有白色的雕花床头。向西的雕花床头边上有一个水缸。比我家放在廚房水龙🐲头下面的水缸小，装着是发酵的面。水管子在缸的旁边，进里屋门🚪的左手。水管子下面有连接下水道的白瓷盆，比一般普通人家先进。北京的大杂院里只有一个水管子，水沟和水管子是分开的。
后来知道，罗文家原来在东四北大街北新桥附近有过一套不错的大宅院，父母开过工厂，公私合营后买的我看到的这个四合院，保留了三间自住，其余交公。
第四章
2005年罗文借去美国开会之机申请政治庇护，很快留下来。罗文肯吃苦，在建筑行业里摸爬滚打，很快拥有了自己的房屋。这是听别人说的，他用八万块钱买了一栋着过火的房子，和太太小马俩人亲力亲为改建装修成得焕然一新，甚得邻居好评。
北京那套四合院在文革前就交公，我回后来看到的回忆文章说是罗克的提议，劝当了东城区人大代表的母亲放弃私有财产，母亲同意了他的意见。所以有人说罗文家算红色资本家。但是在五七年反右时，罗文的父母亲双双被打成右派分子，父亲还被开除工职送去劳动改造。罗克考大学因为出身问题，名落孙山。
罗克毫无疑问是个天才。写出了以强烈反对歧视要求人权的名篇“出身论”一文。一般文科好的人理工科大多不灵，但罗克是个全才，他亲自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我的班主任撒谎，大学没录取我，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的数学考试不及格，其实我的数学得100分。”他伏在写字台上扭头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看我嗔目结舌无言以对就又回过头去写他的文章了。
罗克和罗文在相貌上天壤之别。罗文英俊高大挺拔，罗克中等个头，有些驼背，瘦弱。罗文大眼睛双眼皮，罗克小眼睛单眼皮，还戴一副白边近视眼镜。罗文声音浑厚低沉，罗克声音清脆尖细。
我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罗文长得比其他的几个孩子漂亮，高大，皮肤白皙。趁着这次悉尼科罗纳拉海滨餐厅的生日聚会，我当着大家面把这疑问向罗文提出，没想到的是，罗文还真有答案。
罗文脸上浮着憨厚的笑，“我妈喂奶时，涂一些鱼🐟肝油，他们都不吃，只有我吃。“原来如此啊😯！
我側目看他吃鱼🐟，他正用叉子把切得很方正的一小块儿鱼🐟送进口中。五十一年前，正是他的吃相让我情窦初开。
第五章
我出身名门，上的是名校，自小倍受宠爱。努力奋斗前程远大。无论是身边还是学校大都是这样的孩子。“阶级路线”从一九六四年贯彻以来，使一些孩子因为家庭背景失去了受教育的资格。我初中毕业于北京东城女十二中。我们班的殷梅黛，李心培，佟德印仨人没被高中录取，进了技校。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后来她们也许免去了插队的恶运，但当时却堵住了她们的晋升之路。佟德印得知后失声痛哭，李心培劝她：“你要哭😭，也别这么哭😭啊！”高三毕业班的姐姐就哭😭得比较文雅。我亲眼目睹仨个落榜的姐姐在魏家胡同车站互相劝慰的景像。其中一个高个子戴眼镜的姐姐在无声地抽泣，另俩个同情地拉着她的胳膊。其中一个姓张的姐姐是我们比较崇拜的对象，她身材高挑，美丽动人，气质极佳，父亲是教授。她的故事在我们初中生中广为流传，她被星探发现，招她去演电影，这许多女孩子梦寐以求的机会被她高傲地拒绝了。我们对她又羡慕又钦佩。我们俩每天早上都在魏家胡同车站🚉等车，能跟她对视一眼就让我感到很荣幸。她处变不惊的形象让我尊敬。大学落榜后，她被分配到某小学当辅导员。有时还会看到她骑在女式自行车上腰板笔挺的身姿。她的自信和洒脱让我相信她的命运一定不会太坏。
我从来不会对别人的苦难无动于衷。上初三时，班上来了个因病休学复学的美女周建南，她在一篇作文写到一个老人跟她要钱被她断然拒绝，她认为这老人是装的。我想：“没想到这么漂亮的女孩这么没有同情心。”
一九六四年，我考上了我梦寐以求的名校师大女附中，但我亲眼所见的女十二中因出身不好而未能上高中大学女孩子们痛苦的事情深深令我震惊让我终生难忘。更令人没有予测到的是，两年后的一九六六年，“血统论”在全国大行其道，其惨烈堪比希特勒之对待犹太人。为无数家庭👪带来极大的灾难。
在师大女附中的求学生活中，思想教育始终占主导地位。学生应该做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学习？通过什么途径证明你和正统要求是一条心？唯有如此，才会获得认可，进而获得更好的的教育----上大学。从小老师教导我们，人有三个政治生命，小时候入少年先锋队，（九岁到十五岁）长大些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十五岁到二十五岁）。十八岁就可以加入共产党了。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每个好孩子的必由之路。小学时入不了少先队的孩子被认为是坏孩子，太淘气亦或学习成绩太差。
我们是唱着队歌长大的：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不怕困难，不怕敌人，顽强学习，坚决斗争，向着胜利，勇敢前进，向着胜利，勇敢前进，向着胜利，勇敢前进，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学校教我们什么是什么，教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其中最令人遐想的是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美好的人间天堂，物质极大丰富，按需分配。现在我们处于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叫社会主义阶段，物质很比较贫乏，只能按劳取酬，即是你有多大的能力拿多大的报酬。我和大多数孩子一样，大人教什么听什么，从不质疑。文革中认识两个朋友从理论上思想才走出即定的框框。一个是赵京兴，他给我写信说，生命没有意义，只是一种生物现象。这和我从小受的教育大相径庭，我们大多数学生都把苏联作家奧斯特罗夫斯基写的“保尔.柯察金”里主人公的一段话作为座右铭，大意是只有为人类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活着、献身才叫不碌碌无为，才不羞耻，才不遗憾。
这段话说的理直气壮，引无数年轻人竞折腰。听党的话是我们生存的唯一意义。我在西城公安分局拘留所女牢里认识的邢泓远更加厉害，她不相信共产主义。她比我小一年级，初中上的师大女附中，她初三时，我从外校考进，高中她考去师大一附中。我们有一年的同校时间，并不认识。我一进牢房，她说她算着我该进来了！我没想到，我在外面感觉良好，自诩为人民为国家为真理奋斗，一个陌生的女孩子自己身陷囹圄不说，还在掐指计算我的命运。我们在牢房里借学毛选之机进行交谈，她在初中班上暴露自己不相信共产主义，全班同学就都不理她了。我想像着她的孤立，暗暗佩服她的勇气。公安分局抓我，是觉得我背离正统思想越走越远，他们告诉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什么，我才恍然大悟，文革以来我一直跟着自己的感觉走，违背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路线。他们是通过在牢里学校批斗给我用刑具才让我认识到这一点的。当我被约束带反捆着双臂两天后，知道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罪？我说：“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了！”军代表大喜过望，马上叫警察给我松绑。并对我妈妈说我有进步，认识到自己没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因为他们恩准妈妈给我写了一封信。妈妈在信中告诉我的。
与警察军代表愿望适得其反的是与邢泓远的接触让我从理论上对共产主义理想发生了怀疑和动摇。邢泓远有首诗我很喜欢：“进来的时候是亚瑟，出去的时候是牛虻。进来的时候是姑娘，出去的时候是女将。赞美你，普罗塔尼亚的牢房，你赤烈的炉膛，冶炼了多少纯钢！”
第六章
一进师大女附中的门🚪，迎接我们的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倡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乃至不怕死。时时刻刻同自己脑海中的“私字一闪念”作斗争，向解放军战士雷锋学习，做一颗拧在哪里就在哪里发亮的螺丝钉🔩。大家把个性隐藏起来，争先恐后朝一个标准前进，往一个框框里钻去。
文化课的学习时间比起初中来减少很多。每天还是六节课。但在思想上，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占去大部分精力。学校时不时开大会，班上时不时组织劳动。记得一次是到离学校不远的西单商场“上糖🍬”，挺好玩儿的。从仓库里抱出五彩缤纷的糖🍬果补充到柜台上。还有一次是到崇文区清洁队倒垃圾。也挺好玩儿的。我们这些在家里娇生惯养、连手绢儿都不会洗的十六、七岁的女孩子们，为了表现不怕脏苦累😩，大冬天的，，不戴帽子，不戴围脖，不戴手套，还不戴口罩。我们跟着女工把居民门🚪前一箱一箱的垃圾抬起倒进垃圾车里，有时可以站在车边扒着车帮跟着车走，体验着一种从未有过的豪迈之情。
我们班有个叫梁立明的女孩子，没有任何人跟她做朋友。她爸爸本是个工程师，五七年不幸被划为右派，送到外地劳改。政府给梁立明十二块五毛钱的生活费。学校开展“暴露思想运动”时，大部分同学都坦承自己或多或少有成名成家思想。唯独她无论怎么逼问，只咬着牙说自己只有对政府的报恩思想。有一天，她偷偷地拉着我说：“陶洛诵，咱们俩星期天去趟崇文区清洁队吧！”我心里并不愿意，我和汪静姗是比较接近的朋友，我和张镭，二涛的关系也不错，她们和我一样，都是性格直率的女孩儿。但我又想到，我和梁立明是史家胡同小学同学，虽不在一个班，但凡学校重要的活动（例如到飞机场给外宾献花）总有我们俩。有一次，老师还安排我们俩在全校大会上合着朗诵一首名为“少年英雄刘文学”的诗歌。（内容是少先队员刘文学与偷辣椒的地主斗争被杀害的事迹）我不好意思驳她的面子，就答应了。
我爸爸曾经说过，如果有俩个人在一起的话，他一定是被领导的。我的性格遗传了我爸，一生都喜欢被人领导，有时是心甘情愿，有时迫不得已。我毫无准备地被梁同学带上这条掏茅房之路，一开始真让我措手不及。要说这梁同学真是逆袭的人才，你们不都是瞧不起我吗？不相信我吗？我干的这招你们谁能干呀？我现在写这篇文章时，回忆文革中有团员议论班主任李松文老师说幸亏没听李老师的话，发展梁立明入团。不知道是梁同学知道李老师要发展她入团在前，还是她掏粪想发展她在后。我却不幸被她选中，跟着她每个星期天去掏大粪。她还要求我保密，别跟人说，但她却告诉了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尹同学。这件事在班里慢慢传开了，好像算是一件好事，以至于汪静姗激动地指👆责我，为什么这么好的事不带上她有口难辩。这时，梁同学的爸爸刑满释放，全家迁到河南。梁同学转学走了！我顶替了梁同学的领导地位，带着汪三儿（汪同学的昵称）掏茅房，参与者越来越多，鼎盛时期，连高二的班主任杜梦鱼老师都背过粪桶，我们要在屎尿中清洗我们的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做没有个人欲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我不顾父母强烈反对，持之以恒地每星期天在崇文区清洁队跟着清洁工人掏茅房。我从抵触到习惯，后来略略还有些引以为自豪，主要是符合社会潮流，后来要求去的人太多，人家不收了！到了一九六六年六月，我坚持一年多的义务劳动因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嘎然而止。最后一次聆听老工人时传祥的一席话是这样的：“小陶呀！给党提意见是可以的，要是反党，咱们可千万不答应！”听得我频频点头。没多久，他老人家就被当反党份子给抓起来批斗，他那张和国家主席刘少奇握手的合影成为最大的罪证。他老人家个子高高的，光头，只有一只眼睛有视力，已患有高血压症，一直干活儿。后来看到他儿子的回忆文章，结局甚为悲惨。
第七章
罗文的家庭和我的家庭有很多相似之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孩子是三男一女，顺序不一样，罗克是老大，罗锦是老二，罗文是老三，罗勉是老四。我则是家里最大的孩子，下面是三个弟弟。虽然经历过主要针对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两个家庭都还完整，算是幸福。六八年以前是两个家庭最后的幸福时光。随着罗克的被捕，遇家七零八落。我家则是父亲离家出走，和别人结婚，把奶奶和三个孩子扔给朝不保夕受审查的母亲，自己去逍遥快乐。
母亲认为我要是听从父母的安排，和爸爸单位打字员潘叔叔的儿子结婚，爸爸就为了顾及脸面不会跟她离婚了。我最没想到的是半个世纪后和罗文在澳大利亚悉尼相见，，他在海滨餐厅当着一桌朋友的面说我：“家里有这么个女孩，得多操心啊！”原来他是这么想的啊😯！我可是为他才和家里反目的啊！
从六六年十二月份认识罗文至六八年四月和他分别，这一年半的时间并不算长，却事事历历在目，深刻与清晰的程度不亚于对自己家庭的记忆。也许是因为我几乎天天到他们家去找罗文，等于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也许他们家处于风口浪尖上充满刺激，也许是他们被压在社会最低层却傲然屹立，也许是罗克的独立思考高擎人权至上的清新思想，对被压迫者命运深沉的关怀，勇敢地斗争，还有爱💕，温暖，希望.....我被罗文和他的家庭深深吸引。
我因办“中学生动态报”认识许多中学生大学生，来往比较多的有清华大学的女生陈颐，她所在的战斗组“通天”，有次我给她送报时正好碰到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人之一康生访问他们，她认为让我在场不合时宜，毫不客气把我轰了出去，以后我也不再去了。
认识男四中高二年级的蒋效愚同学让我有了一次去新疆乌鲁木齐之行。蒋同学带领着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五男五女去新疆干革命----追击联动份子。另外四个女孩是我们学校的高二（三）班的米志德和初中的牛莉，还有北大附中的两个女孩。另外四个男孩是陈守一，陈小田，杨某某，外号叫“小班”的。陈小田和蒋孝愚是同班同学，陈小田的爸爸是被打倒的中组部部长。我们的火车票是某大学造反派组织提供。他们不同意让陈小田去，因为蒋孝愚气愤力争，小田才得以同行。
妈妈说我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人生的路，自己觉得走得很清醒，为目标奋不顾身，能吃苦受累，奋不顾身，有牺牲精神。感谢神，保佑我，一直走到今天。
为什么要去新疆？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号，新疆石合子发生了全国第一起枪击事件，举国震惊，听说是一个名为“第八野战军”（简称“八野”）的组织，枪🔫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北京中学生组织决定派一个调查组去查明真相，我们在追击联动的任务上又多了一份工作。
我去找罗文告别。我还不懂什么是依依不舍。事后回忆，罗文说我们第一次一起走路出“就靠得那么近”。罗文说他一开始并没发现我有多漂亮。是他妈妈跟他说的：“那个小女孩儿一笑起来真美！”
文革的爆发，给每个人以表演的机会，社会就是最大的舞台。我在办“中学生动态报”前就意识到这一点。“你有什么本事，你能拿出什么给这个国家？”半个多世纪给去了，尘埃落定，回首前尘往事，那场把整个儿国家置于濒临崩溃边缘的内战究竟给我们带来多少教训，那场付出了几千万人性命，无数家庭遭到灭顶之灾，精神感情经受的痛苦更是无法计量的中国人民大浩劫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宝贵的经验，每个亲身经历的人都有义务有责任认真总结，唯有如此，才对得起逝者，对得起后代，对得起人类，对得起自己。
一九六六年“红八月”，是我思想的转洡点，国家社会彻底暴露出真实的面目，狰狞残暴血腥。我也可以做真实的自己了！你真的悲观吗？不，你相信总有一天人们承认他（罗克）是对的。可那是多么漫长熬人的岁月！不想让罗文跟着他哥哥牺牲，想把他占为己有，跟我一起享受爱💕情。没改变他，我倒被真理召唤，踏上一条荆棘路，还带上了赵京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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