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医院被捕

毕汝谐

众所周知，北京协和医院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最大、最著名的一项事业，于海内外享有盛名。

文革期间，我曾经与协和医院有过一次孽缘。

1968年北京江湖，我每天在大街上拍婆子，兼及观察社会百态。我使用一个简单易记的假名：黄伟伟。

有一天，我在大街上拍中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婆子H；我得意地把这事告诉一个狐朋狗友；狐朋狗友大惊失色说：你知道H是谁吗？这个人你也敢拍啊，她是海军司令萧劲光大将儿子的婆子！你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啊。

我吓了一大跳；萧劲光大将，好家伙，四级高干！我怎么敢招惹他们家的婆子呢。就没再联系H了。

——北京平民百姓不明就里，囫囵地将13级以上的干部子弟统统尊为高干子弟；其实，在权贵子弟眼里，我们8级以下13级以上的干部子弟仍然是 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下等人；而那些13级以下的干部子弟，在他们眼里，恐怕连人都算不上了。至于平民百姓家的孩子，干脆就是泥猪疥狗。

——有一天，我去甘家口华侨补习学校游泳池游泳；远远看见一个非常苗条的女孩儿，便径直走了过去。

原来她是肖华最小的女儿。我没敢搭讪。

——文革结束后，我在海军大院游泳馆见到H，她已经是肖劲光的儿媳妇了。H笑着问：

当初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真名啊？我老老实实地说：我不知道你是肖司令家的人呐，否则我一定会告诉你真名儿的。 

那些年，我陆续在大街上认识了何长工、柴树藩、涂锡道、王伟、朱慕之等8级以上高干的女儿，一律报出真名实姓；而这仅限于党员高干，非党高干不在此例。有一回，我在大街上拍中王昆仑（北京市副市长，民主人士）的女儿，坦然地对她说：我叫黄伟伟。 

过了一些天，我收到H的一封信：黄伟伟同学：我很高兴认识你，但是我现在已经是一名光荣的海军战士了。

我对你的印象很好，想把我的一个好朋友介绍给你。她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好多男生拍过她，她都没答应。

请你某月某日晚8时在王府井某路车站和她见面吧。

我高高兴兴地去了，见到了H的好朋友。她长的比H差一大截儿，但是也还凑合；那时候已经是12月，天气很凉了。当年一到晚上，王府井一条街就变得很冷清了。

我说咱们去协和医院吧，那儿挺暖和，说话方便。

我们进了协和医院，找了一个黑暗的角落，迫不及待地拥抱接吻；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有一帮人打着电筒过来了；为首的一个老者说你们干嘛呢；我说我们是来看住院病人的。老者冷笑道哪个病房啊哪个科呀；我见势不妙，压低声音对她说我不叫黄伟伟，我的真名叫毕汝谐；遗憾的是毕汝谐这个名字太复杂、太难记了。她一下子搞不清楚。

他们迅速把我俩分开了，带进协和医院保卫科分头审讯。处理我的两个保卫干部一老一少，老的那个还比较稳重，年轻的根本就是个痞子；刚一打照面，他就流流里流气地说：你会不会摔跤啊，会摔的话咱俩撂一盘。

这家伙纯粹是个痞子；他趁老者如厕的机会，猥亵地问：老实交代！刚才你都亲哪儿摸哪儿了？

毕汝谐毕竟是毕汝谐；我圆滑地回答说：刚才我实在太激动了，现在什么都想不起来了，脑子里一片空白！ 

老者是个有经验的保卫干部；他用阴沉的眼光盯视着我说：你们在一起说没说什么反动话啊，为刘少奇翻案的话。

那时，八届十二中全会刚刚开过，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了；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

我说：没说刘少奇的事儿，光说交朋友来着。

他突然拍着桌子说：你知道她是什么人吗？！

我吃了一惊：她是什么人？不就是一个婆子吗，难道还能是特务不成？

我从最初的慌乱中迅速镇定下来，心里盘算着应对之策。因为我听说过自己不开口神仙难下手的顺口溜，便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老者问我叫什么家住哪儿哪个学校的，我一律不回答。

老者生气了，竟然说出一句骇人听闻的话：你说不说实话？你要是再不说实话，我马上把住院病号叫起来，开会批斗你！ 

毕汝谐毕竟是毕汝谐——虽然很花，心肠却是柔软而善良的。让那些老弱病残住院病号披衣而起，为我受罪，于心何忍？

于是，我老老实实交代了一切。

——站在21世纪的高度回看这件事，究竟是毕汝谐之耻还是协和医院之耻？显然是后者。

医院本是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地方，理应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住院病人；保卫干部却要把他们当成斗争工具派上用场。

这就是文化革命特有的倒行逆施。

天亮时分，景山学校保卫组来人接我；我至今清楚地记得，走出协和医院时，

大喇叭播放歌唱家吕文科唱的文革歌曲海军战士见到了毛主席。

我回到景山学校，方知道什么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了。我的这一点花花事情，

已经在众口相传之中变成毕汝谐带着婆子去协和医院打胎被抓起来了，耸人听闻！革命师生们奔走相告，像过节一样高兴，表现出比传达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更大的热情。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实际上是一种性压抑的表现。毛泽东时代的男女大防十分严格，某人敢于越雷池吃禁果，人们对其既羡慕又憎恨。 

一夜之间，毕汝谐就变成了死鱼烂虾，臭不可闻了。 

我被关进了景山学校清理阶级队伍的牛棚。

当时，景山学校揪出来的人全都是上了年纪的教职员工，只有三个学生：我一个、

邓力群的儿子邓英淘一个（因为殴打老师）、还有一个是中宣部新北楼的邻居林某（日后成为罗瑞卿的女婿），

罪名是反军乱军。我和邓英淘从小就是死对头，三天两头打架；即使进了牛棚，我们俩也不说话。 

我和林某有过一段有趣的对话——

林某说：你吃饱了饭，不搞教育革命，整天在大街上拍婆子，这样很不好。

我说：有啥不好的？我骑着自行车满世界转悠，等于锻炼身体；通过拍婆子，还可以了解社会各阶层的真实情况，

好得很。比待在象牙之塔里强。

林某说：中宣部院子里就你一个人爱拍婆子，大家都不这样。

我骄傲地说：我为什么要和大家一样？我崇拜尼采，我是超人。你瞧着吧，我将来肯定能做一件大家都做不了的事儿。

——20岁那年，我创作中篇小说九级浪，一举进入中国文学史；如此年轻，为五四以后所仅见。

林某怒目瞪着我说：毕汝谐，历史发展究竟是按照马克思说的发展呢，还是按照尼采说的发展？

当时正在清理阶级队伍，毕汝谐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非议马克思呀，只好口服心不服地说：当然是按照马克思说的发展了。 

那些找不着对象的单身男教师对我恨之入骨，他们规定我每天只能吃窝头就咸菜，不许吃荤菜素菜。

那时候，母亲每月给我20块零花钱，在毛泽东时代，这是很大的钱，比一个学徒工的月薪还多呢。

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就让那些发小偷偷买各种好吃的送给我，然后我躲在厕所的隔间里狼吞虎咽。还有一次，我让林某用他的饭卡给我买了7个肉包子。

我在景山学校牛棚里没有挨打受骂，也不参加劳动，能吃能睡，悠哉悠哉；除了不能外出拍婆子，日子很滋润；以致我的班主任老师恨恨地说：毕汝谐，你把这儿当成安乐窝了。 

——多年以后，我读到王蒙的一篇文章说，现在一提起文化革命，就是打打打杀杀杀；我在新疆经历的文化革命不是这样子的。

文革后，很多回忆录千篇一律地把牛棚说成了鬼门关，而景山学校的牛棚不是这样子的。

景山学校有个非党的女副校长，在牛棚里服安眠药自杀了。几天后，她的女儿来领取母亲的遗物。

我见她的身材很苗条，就主动帮助她把铺盖卷儿绑在自行车的后架上。

——多年以后，我读到季羡林的一篇文章，说他年轻时候喜欢看女生打篮球，其实是想看女生的大腿。

我非常欣赏这种光明磊落的人生态度。我痛恨假道学。 

后来有一天，谢富治副总理发话了：现在北京清理阶级队伍关了一批中小学生，这不符合党的政策，马上把他们全都放出来。

我们仨就此解放了。但是还是要给我开一次批斗会。那天早晨，我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地走向批斗会场，心里给自己鼓气道：汝谐呀，好好受着吧，你这辈子的磨难还多着呢。

我在打倒毕汝谐的口号声中进入批判会场，一眼扫过人头攒动的庸众，优越感油然而生：我长得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精神，我看不起你们！

我深深地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足尖，规规矩矩地站在指定地方；革命群众都坐着。

有个王八蛋率先提议要彻底清算毕汝谐拍婆子的罪行，全体革命群众热烈响应；

我甚至瞟见很多人眼里那种如饥似渴的盼望（我坚信他们都是手淫患者）；

我由是臊得低下了头，两颊发烧；这时候，一个王姓工宣队员却出乎意料地说：生活作风的问题，我们不整；大家揭发批判毕汝谐的反动、落后的言行吧。

我如蒙大赦，松了口气。我简直不相信一个普普通通的工宣队员竟然有这么高的政策水平；

我觉得他的水平比倪志福还高呢，不进中央，太可惜了。 

接下来是各种各样的批判发言，群情激愤；发言内容后来我都忘了，只记得一位中宣部院子里的发小说了这么一句：毕汝谐和社会上的流氓联动等等各种不法分子来往。 

——很多年以后，我和这位发小在纽约又见面了；他已经是光明日报的资深记者。我跟他开玩笑说，你没有上山下乡，而是直接进工厂到了工人，这里面还有我一份功劳呢。他说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我笑道怎么没关系呀，你发言批判我，你就成积极分子了；只有积极分子才能留在工厂里啊。我们哈哈大笑起来。 

班长吴某某最后作总结发言，他说毕汝谐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我如释重负。

——吴某某的父亲吴江，是胡耀邦赵紫阳的理论大将，受到左王王震的打击，至死未能晋升为副部级高干。

然而，吴某某仕途平顺，最后当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系副部级高干。子比父强！

我给他打越洋电话表示祝贺：好人自有好报啊。当年我的小命系在你的舌头上，你说我是人民内部矛盾，我就是人民的一分子；如果你说我是敌我矛盾，我就成阶级敌人了!这不是舌尖上的中国，这是舌尖上的毕汝谐!

我们哈哈大笑。

这篇文章一路写下来，我忍不住想笑——

荒唐的毕汝谐，赶上荒唐的文革时代，荒而唐之，混为一体。不妨形诸笔墨，留给后世人评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