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是客家人
蔡詠梅
在台灣見到曾建元教授，聊到了彼此都感興趣的一個話題，即客家人，漢民族中一個非常獨特的族群。
曾建元教授是客家人，除從事人權工作，他對客家族群及其文化很有興趣，是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兼任副教授和桃園市國際客家與多元文化協會副理事長。我回到香港後收到他寫的一篇研究客家文化的論文《客家性與客家精神：全球視野下的東亞客家》，很受啟發。
我對客家人感興趣始於新冠疫情爆發期間。我80年代移民香港，定居沙田。沙田現是香港的一個新市鎮，人口63萬。新冠疫情爆發後，愛好旅遊的我無法外遊，即在香港本地四處遊蕩，因而走遍沙田各處尋幽訪勝。這時我才知，沙田這個新市鎮在開發之前，曾是一個客家人為主的鄉村地區。原有49個村落，其中35個就是客家人村，我家附近即有好幾個著名客家村落遺跡，散步即可到達。
我第一次聽說客家人，是在家鄉四川時候，那時成都郊區龍泉山一帶有很多“土廣東人”，即清朝年間來自廣東，講廣東話的移民，相較明末清初更早一批胡廣填四川，已成土著的老移民，新來的就屬客籍，也就是客家人。這些土廣東人，對外講四川官話，自己內部則講四川人聽不懂的土廣話。
我很小時候就聽說了，我們這些四川人，可能都不是古蜀人後代，祖先有可能是外省人，我們應該是湖廣填四川的移民後裔。湖廣填四川是元朝末年到清朝初年300多年期間在中國出現的兩波大移民潮，都是因為改朝換代天下大亂導致四川人口大減需要從外省遷入大量人口以補充。第一波在元末民初，第二波在明末清初。第二波的湖廣填四川，因時間較近，留下大量文字記載，所知較詳。據悉因這個時期農民山大王張獻忠屠殺川人及清政府血腥鎮壓，四川人口劇減，最繁華的成都平原，即號稱“天府之國‘’的川西壩也成荒無人烟之地，四野甚至有老虎出沒，於是清朝政府鼓勵川外地區無地百姓移民四川墾荒，因此有大批外省人遷入蜀地。至今在川西壩和川東交界要道還有很多移民所建的“湖廣會館”、“江西會館”等。
後來聽說四川很多名人，比如朱德、郭沫若也是客家人。郭沫若先祖是福建寧化縣人，於乾隆年間遷來四川。而朱德先祖則是廣東韶關人，清朝康熙年間移民四川，因為有家譜可查，知道是廣東祖籍。文革之前尚是中學生的我，到成都郊區支農，發現當地農民講一種我聽不懂的語言，據說是土廣東話。後來移民香港，有位才移民來的四川老鄉說他聽得懂廣東話，因為和他自幼就會說的土廣東話很接近，才知他是四川的客家人。據說四川土生土長的朱德也能講土廣東話，可以與生長於廣東梅縣的葉劍英用廣東話交談。
在這兩波移民潮中，先到的已融入四川原居民者，即成土著，後到者則是客籍，也就是客家人。
至於我自己，追溯血緣，很有可能也不是四川土著。父親是四川遂寧人，父親少年到成都春熙路綢緞莊當學徒，才開始定居成都。遂寧位於四川東部，正在湖廣填四川的水陸要道上，在湖廣填四川成為網絡話題後，很多遂寧人聲稱查家譜發現其家族源自兩廣、兩湖或閩贛。我們蔡家家譜，我沒有見過，是否如此，不得而知。
而母親是成都華陽縣人。聽我母親說，我外祖父的父親，即我曾外祖父是外省人，來四川當官死在任上，留下一對孤兒流落異鄉，即我外祖父及其姐姐（我的外姑婆，但我出生後已故世），我外姑婆嫁人後不久守寡，是她養大她的弟弟（我外祖父）。因此不排除我有客家人血統。
我居家的沙田圍有好幾個客家村落，最近的有謝屋村、王屋村和曾大屋。沙田圍原是沙田海中一個淺海小島，填海後與陸地相連，原居民都遷走，只留下一座古屋，這是一對來自廣東的王姓夫妻建於清朝乾隆年間的房子，距今已200年，保存相當完整，現是香港法定古蹟，我去了兩次才得以進入。第一次因未帶口罩，又沒有帶上疫苗注射證明，只能在外面看看。這是一座用花崗石和青磚砌成的傳統民宅，雕飾精美，200前年應該算是豪宅一座。著名的曾大屋是一位姓曾的客家人聚族而居的主屋，有130年歷史，但因未定為法定古蹟，圍村住了很多人家，有些雜亂。在英國殖民之前，香港村落地處偏僻，天高皇帝遠，村民需要設法自保，很多村落四圍築起高牆，以抵禦盜匪仇家和猛獸，所以稱為圍村。曾大屋是香港罕見完整保存的客家人圍村。土著居民的圍村稱為本地圍，村民叫圍頭人。
沙田歷史最悠久的圍村積存圍（即大圍村）始建於明朝萬曆二年（1574年），距今已有四百多年，不是客家人村落，是本地圍，因為村民是早於1683年清政府復界令之前已移民定居於此。
清朝初年，鄭成功據台灣為基地興兵反清復明，清政府於是下禁海令，下令閩粵沿海百姓內遷，到平定台灣明鄭政權後的1683年（康熙22年）才容許內遷百姓回到原居地，這就是所謂的“復界”。因此許多內地百姓也因復界令遷往沿海謀生，於是香港原居民中就有了客籍這個分支。香港客家人是清廷宣佈復界令後遷入。當時康熙、雍正、及乾隆年間，清政府鼓勵農民墾殖沿海荒地，新來移民可在當地獲得客籍，墾荒務農。香港客家籍農民大都源自粵東、閩西、贛南，現在主要分佈在香港新界沙田海和大埔海一帶。
曾建元教授在他論文中稱，“客家原是華南閩粵贛山區中原與土著民族文化融合形成的族群”。 但在香港，血緣好像不是重要標準，而是以移民時間的前後來畫線。復界之前來香港，視為本地土著廣府人，復界之後遷來的即是客籍，即客家人，不論其祖上來自何處。比如香港新界有五大原居民家族，都是遷界令之前移民香港，有的甚至早至宋元明時代。最早的鄧氏家族在北宋就移民香港。南宋亡後文天祥兄弟文天瑞和文壁舉族遷居廣東寶安縣，其後人分散在深圳河兩岸，在南岸的就是香港著名的文氏家族，他們都不是客家人，而算作本土著。
可以說，香港原居民的土客籍之分，不是取決於來自何處，而是決定於移民香港的先來後到。先來是主，後到是客。其實這個標準也適用於湖廣填四川的移民。兩波湖廣填四川，第一波元末明初來的，早已融入當地社會，被視為土著。被視為客籍的多為清初後到的第二波移民。朱德、郭沫若的先祖即如此。
如果只按移民時間早遲作標準來定主客，絕大多數香港人都可以稱為客家人。
香港現有人口740萬，除少數世代居住香港的原居民，絕大多數都是因國共內戰和中共建政或移民或偷渡，南來香港定居的政治、經濟、文化難民移民及其後裔。1945年香港光復後人口僅50萬，但在1947年到1950年僅三年時間，人口就猛增到兩百萬，增加的人口都是逃來香港避紅禍的中國大陸難民。此後直到1997年主權移交中國，從大陸逃來的難民一直源源不絕，間多次出現震驚世界的逃亡大潮。中國大躍進導致大饑荒，1962年僅此一年就有20萬人因飢荒逃來香港。1950年後，因大陸移民的源源不絕，香港每10年人口就會曾長100萬，直到國安法頒布後，香港人口才停止增長，而且不增反減，還出現反向的流亡潮。
最近在家翻看一本湖廣填四川的報告文學著作。那些從閩贛兩廣兩湖啟程的移民，肩負一個擔子，挑著飢腸轆轆的幼小兒女和少得可憐的行李，攀山越嶺，披星戴月，餐風露宿，歷盡千辛萬苦才抵達四川獲得一小塊土地耕作謀生，真的是可歌可泣，催人淚下。這也讓我想起近代的逃港大潮，那些冒著九死一生逃來香港的新客家人，他們的悲壯經歷何嘗不是同樣的可歌可泣！
湖廣填四川，香港的遷界和復界，都已是塵封的歷史，但香港的新移民故事還在述說中。到今日，香港的新客家人又面臨何去何從的艱難選題。難道港人又要被迫作客他鄉？要在他鄉異地再做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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