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囚朋友（八）
陶洛诵
我们当时身处一个很奇葩的国家里，支撑这个国家的是一个又一个的运动，这一个又一个的运动都是最高统治者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从上而下发动的，欺人之谈“群众运动”，实为“运动群众”。
党国自1949年建立以来，历经“土地改革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公私合营运动”，“反右斗争运动”，“总路线三面红旗运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四清运动”，……直到裹挟全国人民历经十年史无前例的国家险些破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简称“文革”的十年运动中又分为各个阶段，“红卫兵运动”，“破四旧立四新运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造反派运动”，“清理阶级路线运动”，“上山下乡运动运动”，
“一打三反运动”。
林彪副统帅垮台后，渐渐觉醒的中国人民有了自下而上的1975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运动”，1979年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和1989年全国人民参与的6.4天安门广场运动。
在这中间，统治阶级极左势力在1984年发动了一个“反对自由化运动”。
最后，迎来的是上下齐心合力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富足的中国人民希望政治制度现代化，即实现魏京生先生在79年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中国应当成为一个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国家。彻底抛弃马教，恢复中国传统文化。
回到1970年2月14日那天晚上，吉普车在二龙路西城公安分局门口停下，两个警察把我弄下车，去掉背铐，把我一个人放进一间小屋，他们就不见了，进来一个三十多岁，戴眼镜短头发，身材适中，打着哈欠的没戴帽子的女警察，好像刚刚被叫醒。后来知道她是西城分局唯一的女提审员，姓孙。
这是每个被逮捕的人必经的一关搜身。我穿着冬装，时髦的天蓝色中式外罩衣下是紫色的薄棉袄，下面是黑色雪花呢长裤，脚上穿的是高腰翻毛鹿皮鞋。我春夏秋冬四季的穿着都由妈妈决定，一直到我出国前都是这样。
孙提双手交叉在胸前，让我把兜里的东西全部掏出来，她问我：“你为什么进来？”我说：“不知道。”她说：“就冲你这态度还好得了！”
她对我说等我放出来的时候东西会还给我，就把我交给牢房的值班警察走了。
老拘留所不大，长方形的院子，东边小屋是警察值班室，南北两边共有有七、八个牢房，北边二号和三号是女牢，七号是死囚牢，关的是重犯。厕所在西南角，女厕是几个蹲坑。
夜晚围在高墙上的铁丝网和闪烁的红灯泡阴森恐怖，这是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警察打开的二号牢门，让我进去。大家早已躺下，她们睡在紧贴地的木板上，盖的是清一色的发黄的被子。
“许惠玲！让她跟你一个被窝！”警察喊道。
许惠玲热请地把我让进她温暖的被窝，这是我有生以来和一个女孩一个被窝。许惠玲聪明漂亮健谈，与我一见如故，滔滔不绝把自己男朋友平康介绍了个底掉。“你为什么进来？”
她开始好奇我了，“我不知道。”我如实告之。“那我知道了！你是哪个学校的？”“师大女附中。”
她猛然欠起身，朝里面低低喊一声：“闻佳，你的同学来了！”
一个瘦弱的女孩从斜对着我们的墙角坐起来，侧身对着我们，清秀的脸很温和，苍白发黄，一看便知关押太久不见阳光，她的背挺得很直，两条细细的不短的辫子拖在背上，透着斯文。
“我叫陶洛诵。”
“牛莉。”她冲我点点头，表示知道我。牛莉和我1967年二月一起去过新疆乌鲁木齐，她报出牛莉的名字，可能听牛莉说起过我，牛莉可能和她是同班同学。
“听说外面讨论呢，有闻佳没有？”许惠玲问。
“有。”我照实回答。
“我不怕！”闻佳用坚定语气勇敢地回应。我永远记住这句在在自己得知死亡即将到来时大无畏的“我不怕！”
讨论是要处决一批人犯前让群众讨论，群众就众口一词“枪毙！枪毙！枪毙！！！”
据专家研究统计，一打三反运动抓捕了100多万人，判刑有几十万人，枪毙数万人。
闻佳没有被枪毙，而是判了二十年徒刑。由西城公安分局军管处判的。
1970年3月5日判的，79年平反前，再次带她去医院检查，医生再次说她是精神病人，和69年诊断结果一样。闻佳出狱后回了四川和母亲相依为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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