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教”生涯经历的苦难和人间冷暖（五）

一真溅雪

犂草子田叫一犁，而按照那时的耕作程序，草子田和冬水田都要经过三犂三耙一铲（这个字湖南人唸“嗆”）一罱再用划行器划成四六寸、四五寸、三七寸的长方形格子后，才能开始插秧。那时中共当局想当然地认为：增加每亩田所插秧苗的蔸数就可以增产，殊不知蔸数增加，收获时有效穗的数量有时不增反减，而且密度过高的禾苗不利于透光透气，导致许多病虫害的发生，不仅造成劳力和秧苗的浪费，反而造成减产。

草子田一犂过后就要开始用踏耙进行一耙，为了提高耙田的效率和质量我通常把好儿块连在一起的一犂后的田放在一起耙，让牛拉着我站在上面的踏耙从这几块连在一起的田一端的田角上下耙，让牛一直拉着踏耙越过几个田埂(我站在踏耙上当踏耙被牛拉到田埂边时，我立即从踏耙上下到田里，等踏耙一拉过田埂，又马上站到踏耙上去)，一直到这几丘田最后一条田埂的角上时，再要牛掉转头往回耙田，往回耙田时控制牛的行进方向使来回两耙之间既不重复(提高效率)；又不留下间隙(保证质量)，这种耙田的办法使我节省了许多牛掉转头的时间，也节省了我不少体力。每丘田一横一直各耙一遍才算是完成一耙，耙田的定额是一天完成七亩田的一耙就可记十分工，而我每天可以完成十四亩左右的一耙，可记二十分工。

那个季节是湖南很少有晴天的雨季，刮风下雨是常事，每遇刮风下雨我上下午的工间休息都不能休息，因为田野里根本就没有躲风避雨的处所可供休息，刮风下雨时你若坐到田埂上休息，刺骨的寒气立即就会侵袭你的全身，让你全身瑟缩发抖，还不如继续劳作使身体发热舒服，工间不休息也增加了我每天完成工作的数量。

一耙过后的草子田，还要等天晴时抛撒石灰以调节田里的酸碱度，加速绿肥的腐烂速度。这是一项十分艰辛的工作，要在胸前挂着装有五六十斤重石灰的篾丝箩筐，用一小铁瓢往田里均匀地抛撒石灰粉，不仅挂着这么重的石灰箩在烂泥田里行走十分困难，而且石灰的腐蚀性还时常导致手掌和小腿部的皮肤疼痛艰忍，甚至起泡脱皮，特别是抛撒出去的石灰粉遇到逆风时，迎面飞来的石灰粉会嗆得人眼泪鼻涕直流，还不停地打喷嚏，令人痛苦不堪，使人难以承受。为了减轻石灰粉对小腿皮肤的伤害，每次打石灰时我只好穿着长裤不捲裤脚，任长裤裤脚拖在水田里，以阻挡石灰粉对小腿皮肤的伤害，然而时间长了长裤外面沾满的石灰粉被水溶化后形成的带腐蝕性的石灰水又开始腐蚀小腿的皮肤引起剧烈的疼痛和灼痛的感觉，又令人痛苦不堪，穿长裤实际上也只是延缓了一下石灰粉对小腿皮肤的侵蚀而已。

我在农场的几年时间内，之所以如此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并不是因为工分，因为工分除了多一点獎励粮之外(在西洞庭农场吃飽饭已不是问题)对我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我的生活费由湖大按月寄来与工分无关)，而是因为我一直要求自己无论干什么事都要竭尽一切可能比别人干得更快更好；此外我还希望通过艰苦的劳动来锻炼自己适应各种艰苦环境的能力，和锻练自己的体格和意志，因为这些能力对于实现自己为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华民族贡献自己毕生精力的理想是至关重要的。

在撒石灰之前六七天的一个半夜，阶级斗争观念极强的生产队长张喜桥跑到寢室叫我快起床到机耕路上去卸石灰，我穿好衣服拿上铲子如耙头就跟他走，此时从五组的寝室里也走出一个人，我一看原来是队上的地主份子林升阶［註：１］，我们三人一起来到一条机耕干道上，见那里停了一辆拖拉机，车箱里装了满满一车石灰，张队长对我们说：你们两个赶快把这车石灰卸下来，车子还要去帮别的队拉石灰。

张队长站在远处指挥我和林升阶爬到车箱上去缷石灭，开始我们从车箱后面用铲子往下卸石灰，林升阶身材瘦小，体力还不如我，我一看这样卸速度太慢，恐怕要卸到天亮才能卸完，我要老林跟我一起跳下车，我们把车箱两侧的挡板一起打开，刚一打开，那些靠近挡板的石灰一下子就垮了许多下来，我和老林一个站在车箱的一侧用耙头把石灰往车下扒，扒下的石灰升腾起的许多石灰粉尘吸进我们的鼻孔和肺部引起剧烈的咳嗽，石灰粉尘落入眼中眼情又癢又痛，眼泪鼻涕直流，喷嚏、咳嗽声不断，干了一阵，身上又出了汗，汗水遇上石灰粉生成腐蚀性极强的石灰水，被石灰汗水腐蚀的皮肤又因劳动时引起的衣服对皮肤的磨擦而引起皮肤的剧痛，令人难以忍受。

好不容易才将这车石灰卸完，我和老林回到队上，每人用桶从蒸飯的锅里舀出尚有点余温的水，把身上、头上残存的石灰粉和含石灰的汗水洗掉，换上干淨的衣服，又把換下的沾满不灰粉的衣服拿到食堂边上的湖里洗净，才又爬到床上睡觉。

刚睡不一会儿，起床的铃声又响起了，只好起床洗漱，早餐后又和大家一起出工。这个张队长是我们生产队对我和老林“阶级路线”最分明、“斗爭性”最强的人，经常在半夜或节假日分派我和老林去干那些又苦又累的又不是我们份内的事，我和老林经常半夜被张队长叫起来去配合收割机收黄豆、收花生、帮播种机拌棉籽、卸石灰、缷化肥……。

有一次下大雪张队长要我和他撑船到湖对岸的打米厂去运谷壳到食堂作燃料。由于小船装得太多，冬季湖里水浅，小船搁浅了撑不动，他要我下水去推船，我只好脱掉外面的长裤穿一条短裤，冒着鵝毛大雪和凛冽的北风，跳到刺骨的冰水中，用背靠着船尾一步一步退着把满载谷壳的小船往前推，一直推到湖边的食堂才上岸，又把一船谷壳全部卸到食堂后，一双脚已冻得麻木失去了知觉，回到寢室，同组的农工连忙烧起了一小堆稻草火，让我站在火堆旁慢慢烤，好一阵脚和小腿才恢复了知觉。

总之这位张队长不知是因本性太坏，还是对中共当局的宣传中毒太深，真的以为我和老林就是那些些想重新骑在他们头上的阶级敌人，所以竭尽一切可能对我和老林进行折磨，以致我们五组的组长老范和付组长老潘都看不过意，在一次生产队干部会上，老潘对张队长说：你不要老是半夜把陳老大叫去干这干那，他白天要使牛，是不能停顿的，他晚上干了白天还要使牛，他受得了吗？他也是一个人呀！你以后半夜再不经过组里的同意就要他去干这干那，那我们组白天就让他休息，到插秧的时候田没有整出来就莫怪我们。以后半夜有什么事要每个组轮流来，不要老是要他一个人去干，你是队长有什麽事应先通知组长，组长再安排组里的人去干，你怎么能不通过组里直接要他去做这做那。文书记也说安排额外的工作还是通过组长去安排比较好，此外上面也有交待，在生活上对小陈还是要一视同仁，其他组的组长们也都说额外的工作各组轮流来我们也没有意见。

自此以后，张队长对我的故意刁难和折磨也有所收敛，很少直接要我去做这做那了，有什么额外的事想要我去做，也会先通知老范、老潘，然后由老范老潘再安排我或其他人去做。他们二人也有分寸，在同等条件之下，也会先安排我去做，以免被队上的积极份子抓住把柄说他们优待“反动学生”，如果安排我半夜去做了某些额外的事，他们会安排我上午休息半天睡一下觉。

对于老范、老潘和文书记他们在生产队干部会上的义举，我至今仍心存感激。要知道在当时那种“以阶级斗爭为纲”、“阶级斗爭，一抓就灵”的大环境之下，他们这是要冒多么巨大的政治风險啊！他们这样做是需要多么巨大的勇气和多么强烈的正义感啊！因为他们只认一个简单的常理：小陈到这个队上以后的种种表现表明他是一个好人，而一个好人就不应当受到(张队长)这样的折磨。

所有的草子田都完成了三犁三耙一铲一罱之后已到了四月底，最后全队决定五月一号开始插早稻，开插前，插秧的人天不亮就要起床去秧田里扯早秧(我们不插秧的男劳力也要和他们一起去扯早秧)，扯好早秧之后再回队上吃早餐，早餐后再去田里插秧，插秧主要是妇女和少儿们的工作，我负责把他们扯好的秧把码放到专门挑秧的秧架子上，然后从秧田担到田里，并把一把一把的秧均匀地抛到田里，使插秧的人插完一把秧之后，随手就可以在手够得到的地方，拿到另一把秧继续插。一开始由于不知道抛秧抛成什么密度最合适，有时抛密了，插田的人用不完，只好把剩下的秧往后甩，甩的次数多了，有时一把秧就甩散了，给插秧的人造成诸多不便，也影响了他们插秧的速度；有时抛稀了，他们插完一把秧时，附近已没有秧把可拿了，此时我只好又往他们身后抛几把秧过去。几天之后我终于找到了抛秧的合适宻度，就很少出现他们要把过多的秧把往后甩；或要我补抛秧把给他们的情况了。

挑秧的工作通常都由组里那些插秧插不快，又不会使牛的男劳力来担任。那满满一担拖泥带水的秧，重量通常都有两百斤左右，经过在黄珠洲挑堤的锻炼，我已具备挑二百来斤担子的实力。

后来我跟老范老潘说想去学一学插秧，他们说：好！让你什么都学一学对你有好处。一开始我每天只能插三四分田的秧，而那些妇女和少儿们一天能插一亩一二分田，而那位叫刘X英的小姑娘手脚特快一天能插一亩五分田左右。

后来，两三年之后我竭尽全力，一天最多也只能插七八分田，而且腰痛得难以承受。插秧这个活跟割禾一样是必须从小就开始干才能适应，手脚快而且腰不怎么痛。老范和老潘也知道这种农活必须从小学起才行，他们对我说：你这么大的年纪才开始学插秧，能插到现在这个样子也算不错了，过两天你还是去使牛吧！马上要整中稻田了。

到五月十号前后队上的早稻秧都插完了，我又去使牛整中稻田。此时土里播的棉花已经出苗了，有时要到棉花土里去移苗(用筒状的移苗器把苗出得齐的地方多余的棉苗，移栽到没有出苗的地方)，当棉花苗长大后再按照一定的间距拔除多余的棉苗，这叫“间苗”。

刚间完苗五月底六月初就要开始插中稻，中稻刚插完六月中旬就要开始插单季晚稻，我们组单季晚稻约占水田总面积的一半，另外双季稻和中稻各占水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所以插单季晚稻的时间最长，要从六月中旬一直插到六月底甚至七月初。

5. 六、七月的湖南雨量充沛：气温升高，是棉花苗和杂草生长的旺季，为了防止杂草与棉苗爭夺阳光、肥料，必须隨时进行棉花的中耕除草工作，以促使棉苗茁壮成长。棉花中耕时，先由我们使牛的男劳力，用牛拉着帶有许多个小犂头的锐角形中耕器，耕犂棉花植株行之间的、长满杂草的间隙，而妇女和少儿们则跟在中耕器后面，用磨得锋快的专用棉锄锄掉棉株旁边中耕器未能耕掉的杂草。

杂草中有两种草较难除掉，一种叫“马绊筋”生长快，根又深，把它锄掉后它的茎只要没有清除掉，它靠着泥土又会长出新根来，所以把它锄掉之后，还要把它抖去泥土，挂在棉花的枝桠上曝晒，晒枯后，再集中起来点一把火把它烧掉，才可根除；另外一种叫“香槲子草，这种草的根很深，它还在地下还长有一个小块茎，叫香槲子，是一种香料，也是一味中药，这种草的生长速度比“马绊筋”更快，今天刚把它锄掉，第二天一看它又长出了一两厘米的浅黄绿色的嫩叶，所以当地人把它称之为“回头青”，意思是你刚把它锄掉，回头一看它又长出了青色的草叶。

与此同时，水稻田里的水稻和杂草都生长迅速，水稻田里的中耕除草叫“薅禾”，“薅禾”时每人用一根细竹棍撑在田里以保持平衡，依次用左右脚将禾蔸之问的杂草踩到烂泥里去。在薅禾前还要往田里撒一遍石灰，以加速踩到烂泥里去的杂草的腐烂。此时气温高，撒石灰比一犂后撒石灰令人更难受，沾上石灰的汗液腐蝕皮肤产生一种难以忍受的剧痛，而“薅禾”时，沾满石灰粉的禾叶不仅禾叶上长有细锯齿的叶边，极易划破小腿的皮肤，而叶片上的石灰粉进入伤口，比在伤口上撒盐还要痛，而每季稻都要像这样薅三遍禾，西洞庭农场的劳动强度和艰辛程度由此可想而知。

刚插完单季晚稻不久，到七月下旬就进入到农场最忙、劳动强度最大、条件最艰苦的季节，被标之为“双搶”季节，即搶收早稻，搶插晚稻的季节，以前冬修到外面去挑大堤，虽然劳动强度大，但劳动条件却比双搶时要好，因挑堤是在冬季，气候寒冷，白天短，挑堤时发热反而使人不觉得冷，由于冬天散热快，挑堤时发出的热量都会被周国的冷风带走，也就不会出太多的汗，挑堤走的又是旱路，且遇到下雨、下雪不能挑堤，还可以休息，而“双搶”却是湖南一年最热的季节，气温通常都在摄氏三十七八度以上，有时甚至超过四十度，坐在荫凉处不动，都要不停地出汗，何况还要在烂泥地里走来走去搂禾把踩打稻机，出桶，担湿漉漉的一担稻谷从烂泥田里走到机耕路上，那一担湿廘漉的稻谷比一担收晚稻时的干稻谷至少要重二三十斤(每担有一百七八十斤重)，一身的衣裤被泥水汗水浸透，头上的汗水流到眼睛里使人眼睛都睁不开。由于天气太热劳动强度太大，人吃饭的时候吃不下飯，但由于消耗太大，很快就会感到肚子饿，所以吃饭时至少要打上一斤二两米一顿的饭菜，吃不完就拿到田边，一饿了就去扒几口，又接着干活。在烂泥田里搂禾把、踩打稻机都比收晚稻时在干田里进行要辛苦很多，更要命的是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每天的劳动时间比挑堤还要长，挑堤也就是早上六点多到下午五点半左右，因为是冬季再晚就天黑看不见了。而双搶时，每天半夜三点多就要起床，摸黑来到秧田扯秧，扯秧虽劳动强度不十分大，但半夜洞庭湖区特有的麻色的大蚊子的叮咬，用手赶都赶不走，除非你把它打死，这种蚊子隔着一层衣裤都能叮咬到你的皮肤，使人又癢又痛。还有那不声不响叮到你的腿上、手上吸血的蚂蝗，往往等到你发现它时它已满满地吸满了一肚子血，你把它扯下来后，你皮肤上的创口，还要流好一阵血才会停止(因为蚂蝗嘴里会分泌一种抗血凝的物质，以利它顺利地吸取人和动物的血)。这里还有一种巨型的蚂蝗，它吸飽血之后身长可达十多厘米，因它体型太大，它吸到人的及肤上容易被人感知而被人及早扯除掉，这种巨型蚂蝗扯掉后流血不止的时间比那种黑色的小蚂蝗更长。因这种巨型蚂蝗喜欢到牛的身上吸血，而牛对蚂蝗吸血的感知没有人灵敏，所以牛往往要等到这种巨型蚂蝗吸飽了牛血，身体变成了一个纺锤状时才会自已掉下来，当地人把这种巨形蚂蝗叫做“牛邋遢”。

扯秧要一直扯到天亮，然后就回到队上早餐，早餐后，我们男劳力和一些年轻力壮的临时工就上打稻机扮早稻、出桶，妇女、少儿们有的割禾，有的去插双季晚稻秧，由于要搶时间插双季晚稻，每部打稻机的五个人(四人踩打稻机扮禾，一人出桶)平均一人要完成一亩田的收割任务就计十分工，通常我们一天都要平均每人要完成一亩五分田的任务，上下午的工间体息也取消了。一身的汗水混上泥水，把衣裤都湿透,为避免湖南夏天烈日的曝晒，尽管气温高达三十七八度甚至超过四十度，也仍然要穿着湿漉漉的长衣长裤进行劳作。

因天气太热、睡眠不足、劳动强度太大、出汗太多，到吃飯时尽管肚子很饿也吃不下飯，除了多带点飯菜到田里去吃之外(有时组里为节省去食堂来回吃饭的时间，就派一名妇女去食堂把饭菜都打到田里来吃)也没有别的办法。

而喝水却不同，由于出汗太多，总是感到口喝，要不断地喝水，有时喝到肚子里的水已经晃荡作响，口里仍感到口喝，还想要喝水。有时我也利用挑一担谷到队上的晒谷场，顺便带回一桶茶水的机会，到寢室里去吃点西瓜、香瓜、蟠桃。因为每到“双搶”前，分场园艺队都会派牛车拉着园艺队种的西瓜、香瓜和蟠桃(一种像南瓜一样扁扁的桃子)到各队去卖，价钱很便宜，西瓜每斤两分钱、香瓜三分一斤、蟠桃一角一斤，每当园艺队的牛车来时，我都会买上三四十斤西瓜、十几斤香瓜和五六斤蟠桃放在我的床铺下，挑谷打茶水回到队上时就去吃一点，既解渴又能补充一点能量。

每天扮禾都要到将近晚上八点天黑才收工回来到食堂吃饭，吃完晚饭到食堂旁边的洗澡间打桶水洗去一身的汗水、泥浆(之所以不敢去食堂旁边的湖里去洗澡是害怕感染血吸虫病，整个西洞庭农场都是血吸虫猖獗的疫区)，换上一身干衣服，把被汗水和泥浆浸透的衣裤洗净凉到繩子上。到晚上九点钟左右又要和大家一起去扯秧，直到晚上拾壹点半左右才收工回来，洗脚睡觉。

晚上扯秧最难受的就是就是蚊子叮咬，令人难以承受，对我来说还有扯秧引起剧烈的腰痛，使我每隔那么久，不得不站起来伸直一下腰，才能继续弯下腰去扯秧，扯秧回来已过了晚上11点半，瞌睡已使得我们眼睛都几乎睜不开，只好用水胡乱把脚上的烂泥冲一下，倒到床上就睡着了。

到半夜3点半起床铃声又响起来了，一天的睡眠只有四个小时左右，尽管飯尽量吃，食堂的菜也还算不错，但由于劳动强度太大和睡眠时间太少，“双搶”过后每个人身上都至少要瘦五六斤肉。

到西洞庭农场一年之后，我深切体会到中共当局的通过“劳改”和“劳教”来对付知识份子和阶级敌人这一招的厉害和“高明”。通过劳动来改造知识份子和阶级敌人的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乍听起似乎也还合乎情理，好象也并不十分残忍歹毒。而实际上，这一招远比人们想象的要阴险恶毒得多。

中共当局通过“劳教”和“劳改”用长时间的、永无休业的、令人无法承受的沉重劳动，剝夺了被“改造者”几乎所有可以用来思考问题的时间和精力。使人变成一架除了劳动、吃饭和睡觉之外，什么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想、什么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的麻木不仁的劳动机器。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有思想、有社会责任感、有献身精神、有远大抱负的热血青年、知识份子和各式各样的“阶级敌人”，在“劳改”和“劳教”中被折磨成一个个麻木不仁、谨小慎微、胆小怕事的废人。要知道这些人原本都是可以为社会作出巨大贡献的社会精英，其至可以成为推动国家和社会进步的栋梁之材啊！

［註：１］：林升阶当时四十岁左右桃源人，“解放”后被划为地主份子后，妻子改嫁他人，１９５４年被迫离乡背井带着年幼的儿子到农场谋生，按理国营农场不会招收阶级敌人为农场职工，但因建场初期农场条件极其艰苦招人下易；另外中共当局为阶级斗爭的需要，在各单位部门都要有意安排几个阶级敌人作为阶级斗爭的具体对象，以便一来政治运动时，便把他们拉出来批斗一翻，以震慑普通民众。

林升阶便因此而成为农场职工，尽管他一建场就进了农场，但那时还只是个每月二十二元的一级农工。２０１２年我回西洞庭农场探望病中的老潘时获悉，林升阶终于熬到了给“四类份子”摘帽的时候，摘帽后的他退休后回到桃源老家养老，他的儿子还在农场工作也成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