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教”生涯经历的苦难和人间冷暖（六）

一真溅雪

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双搶”过后不久，就开始收割中稻，收中稻比“双搶”要轻松不少，因为中稻收割后只种绿肥，可以先把田里的水放掉，把田晒干再收割，所以比在烂泥田里收割早稻要轻松一些，又没有秧赶着要插，时间也就没有那么紧迫，加之经过一个多月的“双搶”队上的男女老少都已搞得精疲力竭，也需要适当地修整一下，中稻收完已到了九月初，终于盼来到西洞庭农场满一年的日子，心想终于度过了如此漫长、如此辛苦的一年，也暗自庆幸我终于没有像我刚来时，队上的人预料的那样累死在这里。

九月十号前后得到通知：到总场招待所的大食堂去参加“反动学生”来场劳动改造一年总结鉴定会。那天早上我吃过早飯就往总场招待所走去，因为我所在的生产队离总场只有三四里路，比大多数“反动学生”所在的生产队都近，所以我算是到得早的。我一进去就看见高教局专管“反动学生”的特务头子徐科长(徐真玉)和各高校保卫科的负责人和农场保卫科的古科长(专门负责在场反动学生的管教)等十来个人已经坐在那里，他们示意我在他们桌前的板凳上坐下，接着先后有各分场的“反动学生”到达。此时我见到一个瘦小的身影往会场走来，觉得有些面熟，待他走近一看，原来竟是我在楚怡小学的同班同学吳民刚，意外的惊喜使我早已忘掉了改造期间的规定：“反动学生”之间不能交谈，我立即站起来对他喊道：吳民刚！你怎么也在这里？还没有等他回答，徐科长便厉声对我叫道：陈ＸＸ！不准互相讲活，不记得了吗？我只好坐了下来，此时吳民刚已走了进来，他正想在我旁边坐下，徐科长又叫到：你们不能坐在一起！吳民刚只好在离我较远的地方找了一个位子坐下。

那天上午由于有的“反动学生”所在的生产队，离总场有二三十里路，所以等到二十多个反动学生都到齐时，已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了，因此上午就由徐科长讲了一下这几天总结鉴定会的安排：今天会后，各“反动学生”回生产队去白天照样参加生产劳动，利用晚上休息的的时候写自己一年来通过劳动改造思想的总结和思想汇报，然后由各学校保卫科人员轮流到到各有“反动学生”的生产队，组织贫下中农对“反动学生”一年来的表现进行鉴定。都鉴定完后，再集中到总场召开总结会。

那天中午农场负责人和古科长请以徐科长为首的这些省里来的干部们吃飯去了，而只剩下我们二十多个“反动学生”在农场招待所的大食堂一起吃饭，“反动学生”们利用这短暂的监管真空时间互相交谈起来，首先当然是各人自报姓名和被打成事“反动学生”的事由，各个高校的“反动学生”都是去年一起送到西洞庭农场来的，所以基本上都有点认识，只是各高校的反动学生之间都还是第一次见面，基本上都互不认识。

当轮到我自我介绍时，我刚说了一句：我叫陈ＸＸ，之后其他高校的“反动学生”都轻声发出一阵惊呼：你就是陈ＸＸ呀！然后他们议论纷纷说道：我们在去年全省高校对你的批斗会上就知道了你的“大名”，同学们中都传说你是个读书特别用功，功课特别好、思想特别“反动”、组织反革命集团企图叛国投敌的反革命份子，今天终于认识你了，你也就不用自我介绍了。我趁这个机会和吳民刚互相交流了一下从楚怡小学毕业后各自的经历，他们湖南师院的同学都奇怪，我和吳民刚是怎么认识的，我说我们是高小同学，原来又住在一条街，我家住在青石井最东头，他家住在青石井的最西头。吳民刚高中毕业后考进了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也是在去年被打成“反动学生”的。

在这二十几个“反动学生”之中，有湖大土木系的张方可、王象贤和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的袁立强是1963年湖南首批按这年中共中央文件打成“反动学生”的，他们三人被打成“反动学生”后，于该年9月被遣送到株洲市一个劳改、劳教采石场“劳教”。1964年9月又和我们这批“反动学生”一起被遣送到西洞庭农场劳教，他们三人可算是湖南高校“反动学生”中的元老。还有一位恐怕是全国高校“反动学生”中绝无仅有的一位，那就是中南矿冶学院的王熙仁，他十六岁进大学，在1958年反右运动补火的过程中，大概是因为该校在“反右运动”时划的“右派份子”人数没有达到中共当局规定的标准，被中南矿冶学院拉进去凑数，而被补划成“右派份子”，可能是因为年龄太小和“右”得不十分严重，被留在学校，边监督劳动改造边读书，一直拖到1964年才毕业，在这一年，又因同样的原因被中南矿冶学院拉进“反动学生”的队伍里凑数，又被划成“反动学生”，于1964年9月和我们一起被遣送西洞庭农场劳动教养三年。

从王熙仁两次被“凑数”的经历可以看出，中共当局划“右派份子”和划“反动学生”的做法的荒谬和随意。在这个体制之下，一个人的命运竟因中共当局的政治需要而随意被中共当局所摆佈，民众(也就是中共当局所称的“人民”)哪里还有一点中共当局所宣称的“当家做主”的权力啊？

在这二十几个“反动学生”中计有：湖南大学的：王迪棠、周秋桂、楊刚毅、张方可、王象贤和我；湖南师范学院的：袁立强、李德风、朱湘赞、吳民刚；中南矿冶学院的：王熙仁、许业武、王怀毓、张仲良、任国汉；湖南冶金学院；孫治国、龚玮、曹楚才、张奠磐、李永孝；湖南财贸学院：任靄堂、王湘平；湖南农学院：陈务农；长沙铁道学院：张鑫等二十四人。后来才知道1965年全省高校不知是什么原因，仅划了三个“反动学生”，那就是中南矿冶学院的卢楚薌、熊声祥和长沙铁道学院的梁白濒。他们三人也跟随徐科长他们一行来到西洞庭农场劳动教养，但未参加这次鉴定总结会。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高校应届毕业生中划“反动学生”的中共中央1963年的文件也就没有人再去实行了。

那天下午仍由徐科长主持会议，他要求我们在写劳动改造思想总结时，要从灵魂深处挖掘自己的反动思想根源，通过劳动脱胎換骨改造自己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要学习贫下中农的优秀品质……，据了解有的“反动学生”一年来表现较好，但也有个别“反动学生”坚持自己的反动立场，继续从事反革命活动……。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继续从事反革命活动”的人是指我。

那天下午散会后回到生产队，湖大保卫科的文干事来到生产队，组织队于部、六组的贫下中农和其他组的贫下中农代表，对我一年来在队上的改造表现进行鉴定，鉴定会上众口一词地认为我一年来的表现不错，劳动上好学肯干、生活上艰苦朴素，就连那位一向对我刁难的、阶级斗爭观念极强的张队长也没有表示什么异议。

正当我以为这次年度鉴定这一关我已经顺利渡过之时。第二天徐科长带着湖大保卫科的文干事，来到生产队，把我找到队部对我说：陈ＸＸ，你一年来的劳动改造表现极不老实，仍在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你要老实交待你到农场后又进行了哪些反革命活动。我说：我一年来除了劳动改造思想之外，未进行过任何反革命活动，我一年来在队上的表现有目共睹，昨天队上的贫下中农对我的鉴定就是证明。徐科长厉声说道：那是你伪装得好，欺骗了贫下中农，我问你，你说你没有进行反革命活动，你对外写过什么信没有？我说：我除了给母亲写过几封信之外，没有给其他人写过信。徐科长说：你到现在还不老实，我问你，你有没有给一个姓蒋的同学写过信？此时我才记起来：去年刚到农场时，我跟我班的蒋申美同学写过一封信，是请他幫我把他代我保管的500元钱转交给我的母亲，此后一直没有得到他的回信，也未见母亲来信中说过有同学寄钱给她的事，我也就不抱希望了，就再也没有写过信给蒋同学。我说：写过，是想请他把幫我保管的500我们兄弟为母亲准备的生活费转交给我母亲，并没有什么反革命内容，怎么能祘是反革命话动呢？徐科长又说：为什么不通过组织去问，而要私下写信给他？而且这500块钱是你们的反革命活动经费，这不是反革命活动是什么？我说：你要这么说，我也没有办法。

这500块钱的事说来话长，那还是我刚开始在班上、在年级被批斗不久，有一天刘书记指使几个同学对我在寝室里的书桌、箱子进行搜查，由蒋申美同学负责搜查我的箱子，其他几位同学负责搜查我的书桌和床舗，蒋申美叫我打开衣箱，他搜到我箱子里藏的为母亲准备的500元生活费时(实际上这是我们兄弟三人准备的活动经费)，趁其他同学不注意时偷偷地对我说：这钱他们没看到，我帮你藏起来，以后有机会再给你，我点了一下头，他连忙把那500块钱放到自己的衣服口袋里去了，当时因蒋平日与我关系不错，我还以为他是冒着危險真心幫助我，对他还心存感激。在来西洞庭农场之前，那两天在学校等待出发时，碰到一位已分配尚未去报到的同学，向他打听到蒋申美分配的地方和单位，才有了到农场后写信请他把那500块钱转交给我母亲的事。后来见他音信全无，我估计要么是他趁人之危趁机把这笔钱私下侵吞了，因为他估计以我那时的处境，我是不敢去告发他的；要么就是刘书记他们早就捜查过我的行李物品，也发现了那500块钱，而故意当着我的面再“搜查”一遍，而设的一个圈套，用蒋同学与我关系较好，利用他来私下向我表示，愿意帮我保存那笔钱，以观察我对蒋有无进一步拉拢行动，或利用蒋帮我传递什么反革命情报的行为，以便刘书记他们用来确定我组识“反革命集团”的罪名，当时我无从判断究竟是属哪一种情况，到这次徐科长提起这件事的时候，从他并没有着意追究这500块钱的来龙去脉，和此后又未再查问过此事的迹象判断，当局对这500块钱的事是早已知道得清清楚楚的，所以那次鉴定会之后我已经可以确定，蒋申美在搜查我的衣箱时“私下”向我表示愿意帮我保存那500元钱一事，纯系刘书记他们为坐实我的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而设下的一个局。

这天下午我去出工时，徐科长和湖大保卫科的人又召集生产队负责人贫下中农骨干和积极份子开会，徐科长和湖大保卫科的干部在会上对他们说：陈ＸＸ是一个隐藏得很深的、想重新骑在贫下中农头上作威作福的“反革命份子”，在你们队上改造期间，还有反革命活动，大家要提高革命警惕性，擦亮眼情，不要被他表面的假象所蒙蔽……，昨天大家对陈ＸＸ的鉴定没有反映出他在你们队上改造的真实情况，今天晚上要开会对他重新鉴定，大家要本着治病救人的精神，多讲他的缺点错误，这样才能促进他的改造……。会上又佈置了一些贫下中农积极份子发言。晚上再次召开鉴定会时，会场上的气氛与昨天大不相同，从昨天对我的普遍赞扬、肯定，一下子变为被那些积极份子把我说得一无是处，他们有的说我干活拈轻怕重、有的说我好逸恶劳、有的说我借钱给别人是企图拉拢腐蝕贫下中农(实际情况是有的职工家里维济遇到困难找我借钱，出于同情心，我便借给他们，为避免拉拢他们的嫌疑，我从未主动去借钱给他们)……。我发现以上这些积极份子大多是队上那些干活不出力、人品低下的懒汉，我们生产组的职工除个别懒汉之外都不发言，老范、老潘更是带着恹恶的神情看着这些懒汉们胡说八道，文书记也不作声。于是徐科长他们终于得到他们想要的对我的鉴定走了。

过了两天又得到通知到总场召开“反动学生”思想改造鉴定总结会。在会上徐科长点了几位表现不好的“反动学生”的名，其中包括吳民刚、周秋桂、陳务农和我，他们三位的“罪名”是劳动态度不好、怕苦怕累，而给我的“罪名”是还有反革命活动。另外又表揚了楊刚毅等两三位表现好的“反动学生”，这几位表现好的都是“反动罪行”比较轻的“反动学生”。这次鉴定会中午吃饭时，张方可、许业武、杨刚毅三位“反动学生”均表现出不屑与我们这些“反动学生”为伍的姿态，因张方可是复员军人、许业武家里是地道的贫下中农，楊刚毅家里也是贫下中农，他的处分是劳动考察两年，比我们的劳动教养三年要轻了两三个档次，这次又受到徐科长的表扬。

一个多月后，我从队上的农工们那里得知，在与我所在的二分场一队隔湖相望的二分场四队改造的湖大化学系的“反动学生”周秋桂，已被开除学籍遣送回原籍农村监督改造(后来还知道与周秋桂一道被开除学籍遣送回原籍农村监督改造的还有湖南农学院的陈务农和湖南师范学院的吳民刚)。

我后来想在四个被徐科长点名为表现不好的“反动学生”之中，为何只有我没有被开除学籍遣送回原籍农村监督改造？我分析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是我家世居城市无任何亲友在农村生活，无原籍农村可遣送，要联系一个农村把我遣送去监督改造，手续比较麻烦，此外他们见到我在农场仅一年时间就己赢得了生产队员工和家属们的好感，并成功地化解了他们在我刚来时对我的敌意，他们怕我去普通农村后，对我的管控没有农场这么严，更有利于我进行“反革命活动”；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徐科长他们原本也想把我开除学籍遣送到农村去监督改造，这个建议被湖大领导所否决，因为湖大领导肯定会从保卫科参加这次鉴定会的文于事那里知道我在农场的真实表现(文干事参加了对我的第一次鉴定)，湖大领导对待“反动学生”的态度可以从1965年湖大没有划一个“反动学生”这件事可以看出。这次鉴定会后，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弄清楚究竟出那一种原因使我未在1965年受到开除学籍遣送农村监督劳动的处分。我现在想，如果当时我被开除学籍遣送农村监督劳动的话，我的人生轨迹也许是与现在的人生轨迹完全不相同的，但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两条人生轨迹中间无论怎样不同，但它的起点和终点却是完全一致的，因为我立下的志愿和追求的人生目标是不会改变的。

这年九月中下旬常德地区社会主义教育(简称“社教”)工作团进驻西洞庭农场，开展“社教运动”，我所在的生产队也进驻了一个“社教”工作组，由一位国营茶盘洲农场某分场的场长楊XX任组长，还有两位女组员和两位男组员，此外“社教”工作团的一位姓张的团长(据说是常德地区组织部的一位处长)也在这里“包队”(即负责指导这个队的“社教”工作)。

工作组一到队上先是召开大会，发动群众检举揭发队于部们的“四不清”罪行，接着就是工作组员们访贫问苦，队上那些好逸惡劳的懒汉和刁钻小人(他们大多为贪下中农出身)成了工作组的依靠对象，并由这些人组成了以上的贫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暂时接管了队上的管理权，原来的文支书、张队长、段会计、徐统计等几位队干部都靠边站，每天写检讨交待自己的“四不清”和欺压贫下中农的罪行。开始几天晚上工作组组织诉苦会由贫下中农发言控诉由“四不清”干部带给他们的苦难，后来晚上就召开批斗会由贪下中农对“四不清”干部进行批斗，或由“四不清”干部检讨交待自己的“四不清”和欺压贫下中农的罪行。队于部们白天和农工们一起参加生产劳动，晚上写交待或接受贫下中农的批斗，文支书被分到我们这个组参加劳动，文支书也读过几年书为人也还不错，农业劳动也样样精通，平日对我也不错，从未故急刁难过我，与老范、老潘关系也很好。这时老范、老潘他们口里虽然笑称文支书为“文老四(不清)”，但实际上也没有把他当“四不清”干部对待，因文支书年纪较大当支书之后参加劳动较少，所以老范老潘在安排农活时也尽量照顾他，运动后期文支书被拆销了党支部书记的职务正式成为我们六组的一位农工，老范因出身贫下中农，又是坦克兵排长转业所以被工作队任命为队党支部书记，老潘升任六生户组组长。

这次“社教运动”对我影响不大，开始有位工作组的男组员听说我是在这里改造的“反动学生”后，试图从我身上揭开二分场一队阶级斗爭的盖子，找我谈话，问我有哪些亲友，及他们的姓名、工作单位、住址，并说要去外调。我说我的问题学校和省里早已作过处理，已作了结论，我们是学校放在这里劳动改造思想的，不是农场职工，与农场没有关系。他说：你是“反动学生”是阶级敌人，就是“社教运动”的对象，你不积极配合工作组对你的“外调”(那个年代对外出调查某人情况的组织行为的简称)，你这不是对“社教动动”有抵触情绪吗？我说：你问的亲友情况、单位、地址我都告诉你了，你高兴调查你去调查好了，我有什么抵触情绪？

过了几天，有一天下大雨不能出工，工作队的张队长找到我，要我陪他打乒乓球，这位张队长北方人，四十多岁，文质彬彬，谈吐不俗，看得出很大的可能他和湖大的朱校长他们一样，是个“解放”前搞学生运动出身的知识份子，只是级别没有朱校长他们那么高而已。他虽身为“社教”工作团的团长，但对我的态度却远比他手下的那些组长、组员要好，他喜欢打乒乓球，而在这个队上和他手下的工作组成员中又找不到一个对手，而我在学校时也喜欢打乒乓球，水平也还过得去，所以张队长有空而我又没有出工时，就时常约我一起打乒乓球，这次打乒乓球时，我有意和他谈到，他手下这位工作组员要对我进行外调的事，我说我的事组织上早已调查清楚作了结论了，还有必要再去调查吗？何况我们并不属农场的人，只是学校放在这里由农场监督劳动改造思想的。张队长说：你们的情况我知道，你们不属这次运动的对象，你们只要好好劳动改造思想就可以了，队上的贫下中农大都对你的表现比较满意，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某某某那里我会给他打招呼的。此后那位工作组员再也没有来找过我。这位“社教”工作队的张队长，很少参加队上批斗“四不清”干部的会，也不在这些会上发言或作指示，而只是到各分场和各生产队巡视、听取汇报、作出指示。其余时间除抽空回常德地委组织部处理一下公务之外都住在我们生产队，这些情况表明这位张队长也对中共当局这些斗来斗去的“运动”感到恹倦，他对我的态度也许和朱凡、唐麟他们一样是从我们身上看到了他们年轻时候的身影。

在“社教”期间工作组的其他成员都对我表现出明显的“敌意”，为表示与我“划清界限”，凡我参与的活动他们一概不参加，例如晚飯后天黑前队上的体育活动时，以往我和队上的青年人一起参加的打排球、打兰球，他们见我在场上就不会来参加，有时他们先在场上，见我一来到便先后退出，我看出了这一点以后，我便很少参加这些活动了，只是那位杨组长对我的态度稍好一点，有时还主动和我说几句话。工作组员们的这种态度也对队上的职工产生了影响，他们中的许多人特别是那些被工作组作为依靠对象的懒汉们，不仅对我的态度比以前冷淡了许多，有的还故意找我的岔子，以表示他阶级立场站得稳、阶级斗爭观念强。这些人之中大都是因中共当局的洗脑、灌输不明事理所致，也有少数是由于本性卑劣的原因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