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斯亮和理由的雙簧

張成覺

對當今的青年人來說，陶斯亮（1941-）的名字也許並不陌生。因為她常在微信中露面。她老爸陶鑄給獨生女兒取的“亮”（暱稱“亮亮”）這個名字對極了！

陶鑄何許人也？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到六十年代文革之初（1966.8-1967.1）聲威赫赫。從“南天王”（中南局第一把手）一躍而為大陸中國第四把手（毛,林,周之後）。

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亮亮由此進入“紅色公主群”—周恩來無兒無女，林彪沒遷居中南海。她得以跟毛太祖的兩個女兒李敏,李訥相過從。

遺憾的是“其升也勃，其敗也速”，1969年陶鑄夫婦已經被關押了兩年零九個月了。

當時關押的情況，見於陶斯亮1978年12月10日至1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公开信，（題為《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信中记述了陶铸1967年1月被江青、陈伯达诬陷，1969年10月被押送合肥并于同年11月30日病逝，以及1978年12月24日获中共中央平反的经历，被称作“用血和泪写成的悼文” 。 

该信首次揭露了陶铸被囚禁期间与曾志的生离死别，包括临终前“我怕是难见到亮亮了”的遗言，并提及陶铸抄录1935年所作《狱中》诗以证清白。信中细节如陶铸在囹圄中通过荷花寓意品格、讲述范滂等历史人物故事，均在301医院病歷纸背面完成初稿，经诗人柯岩润色后发表 。陶斯亮现任中国市长协会专职副会长兼秘書長、女市长分会执行会长， 中国医学基金会副主席。（摘自百度百科）

該文首段追述了父母在囹圄中相濡以沫的情景，然後在次段寫道：

爸，那是一段多么痛苦、难堪的日子啊！但生活仍然沿着自己的轨道前进。我至今能告慰自己的就是我也曾在苦难中给您带来过一点欢欣。那是一个夏日的黄昏，我轻轻地走近您，告诉您我有男朋友了。您高兴极了，激动地拉着我的手仔细地问：他是谁？是个什么样的人？当我把照片拿给您看时，您眯缝着眼认真地端详了好久，然后满意地说： “ 看样子人很聪明，有头脑，可你是否把咱家的情况都告诉了他？千万不要因为我连累了人家。 ” 我知道您当时忧喜交加的复杂心情，赶忙说： “ 他什么都考虑过了，无论将来如何，都不后悔。 ” 您含笑地点了点头，我以为这下子已经解除了您的疑虑，哪知道，第二天您交给我一封给他的信，里面详细地谈到了我的优点、缺点，您受审查的情况，劝他务必再做慎重考虑。爸，今天当我也有了子女时，我才越来越懂得，为什么当时您是那样地痛苦和不安：您既怕说的分量不够将来我受委屈，又怕自己受审查的严重情况吓住了这位您还不了解的年青人。您长时间对自己的受屈从未呻吟过一声，可是，那天，您却怕因自己的处境而妨碍一对年青人的幸福，感到那样愤怒和痛苦。信送走后，整天您焦躁不安，这天对您好象格外地长，直到我带来了回信。信写得很短，斩钉截铁地表示他不改变主意，他要和我结婚。这一来您再也无法按捺自己的高兴。您笑着在屋里走来走去： “ 我的亮亮有爱人了！ ”“ 我的亮亮有爱人了！ ” 突然您猛地拉住我的手兴冲冲地对妈妈说： “ 咱们给亮亮的爱人送点礼物吧。 ” 可已被抄了几次的家那还有什么东西？您翻了半天才找到了一架旧半导体收音机和一个亚非作家会议发的手提包。您想了想，觉得太少，又从自己身上脱下了那件穿了多年的毛衣，对我说： “ 亮亮，再加上这件毛衣吧，虽说旧了些，但总是爸爸的心意。爸爸实在是再没什么可送你们了！ ” 说着，您就哈哈大笑起来，您笑得那样爽朗，那样开心，没有一点压抑和阴暗。听着您的笑声，我的忧患和伤感也都消融了 …… 可是，他们那里允许您有一丝一毫的欢乐呢！很快，他们就强迫我们分开，再不允许我和您在一起。（摘自百度百科）

筆者不能不對次段之首的那行文字讚嘆不已。從大悲大苦一下轉為大喜大甜（釣得金龜婿）如此順暢自然，確屬非凡手筆。作為大詩人賀敬之夫人，柯岩的捉刀潤筆，真令人歎為觀止！

自然，那也離不開大氣候。此文醞釀之際，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1978.11.10-12.15）已經召開，其後十一屆三中全會開鑼（1978.12.18日-12.22），敲定了多項平反事宜。賀柯夫婦人脈極廣，具通天渠道，故可將陶斯亮一文點石成金，造成轟動效應。恐怕除了曾身受“我們黨內的一頭牛”（延安時期毛對陶的諧謔贊語，見楊立《帶刺的紅玫瑰》）踐踏衝撞者及其受株連的一眾親屬之外，都會情不自禁地灑下同情之淚。

事實上，陶鑄生平作惡多端。所以陶斯亮改嫁的如意郎君理由，並非執意令第二任嬌妻生氣——他稱這位已故老丈人為“湖廣總督”，毫不掩飾自己對他的厭惡。他的態度是如此決絕和不加掩飾，使陶斯亮也沒有打算一問究竟。聰明絕頂如陶斯亮，難道就不曉得對她慈愛萬分的老爸只有黨性而毫無人性嗎？

陶鑄《贈曾志》詩末句：心底無私天地寬，說得好！可陶本人心底充滿的是對於手握生殺大權的毛之“無限忠誠”，他眼中只有毛獨夫一人，連中共也居於毛之下。六十年代中葉所有封疆大吏或中樞要員向中南海上呈文書，抬頭一律是“毛主席”，下面再另起一行“黨中央”，這便赤裸裸地意味著毛凌駕於黨中央之上！

身為南霸天鍾愛的獨女，陶斯亮對毛似乎沒有那麼虔誠恭敬，畢竟父親死在毛的乾綱獨斷之下。何況生母曾志與毛的關係十分耐人尋味。

曾志（1911.4.4—1998.6.21）著有《一個革命的倖存者》（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

她一直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成功谱写了跌宕多彩的婚恋曲。其“革命”生涯有过三次婚姻：

1927年4月，与夏明震结婚，1928年3月夏明震牺牲；

1928年4月，与蔡协民结婚，1932年10月，蔡协民和曾志挨批，蔡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曾到陶铸任中心市委书记的福州去，“临分别前，我提出了就此分手的想法，我们的夫妻关系实际上到此结束了。”（145页）

1933年初，曾志与陶铸由“假夫妻”而真夫妻。

她第一次婚姻是不自觉的。“我觉得这人太豪情奔放，锋芒毕露，所以印象不是很好。”（29页）一天夜里，夏明震工作后没有走，和衣躺在曾床边，第二天早上有人拿她开玩笑，人言可畏之际，夏一句“我是真心爱你的”，曾“心一软”。工作关系促成了第一次婚姻。

第二次已有恋爱的成分。“当时，蔡协民调到郴州任第七师党代表，我调到师党委办公室工作后，我们朝夕相处，产生了感情。”但后来发现，蔡的感情非常脆弱，“有时甚至像个小男孩，难过得流泪。”所以“虽说蔡协民对我确实很不错，可我对他的感情并不是很深。”（65，103，151页）

“自从与陶铸相处后，他对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同样我也乐于同他相处，心里总是挂念著他。……而过去蔡协民外出时，我就没有这种揪心的挂念。”（151页）但陶在与蔡协民相反的方向上也是极端，“从延安出来后，我正式向组织上打了离婚报告，我忍受不了他的大男子主义。陶铸表示尊重我的选择。因日本投降后，时局突然发生变化，也就顾不上再扯这些个人的事了。”（398页）“革命”形势挽救了曾与陶的婚姻。

无论与谁结婚，无论有无感情，曾志都没有把自己和谁终生绑在一起。

与蔡协民结婚时，“虽说夏明震刚牺牲不久，我也因此感到不安，但当时认为，革命者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夫妻关系也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了。哪还讲什么“三从四德”。对于一个共产党员，头脑中不该有什么旧的观念作怪，夫妻生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生命。”（65页）

1932年，蔡协民受到批判，政治生命实际上已经结束，婚姻当然也就不可能再维持，何况曾志对他本来已有不满。中共很多高级干部受挫时，组织上都会劝说其妻与之离婚。在严密的组织体制中，一个得不到领导信任的人，甚至也不配有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

再者，客观环境可能迫使两个人不能长相守。曾志在闽东时并未考虑和陶铸分手，但陶铸被國民政府判了无期徒刑。“而那时我才23岁，我是共产党员、职业革命者，为革命随时都要作出牺牲；同时也早将‘三从四德’、贞节牌坊那种封建的东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对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权利作出选择。”

于是，她和任铁锋、叶飞交往密切。但她过于充分地使用了自由的权利，以至于闽东特委认为：“曾志作为党特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在恋爱问题上，以一种极不负严肃的态度。同时与党内两个负责同志要好，影响党内几个负责同志之间的团结，影响了工作。”（208－209页）因此决定撤销曾福霞（即曾志）县委书记的职务、留党察看四个月的处分。曾志本人也“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207页）

书中所提的叶飞堪称福大命大，他原是菲律賓歸僑。返國後加入中共，在闽东时参加战斗不多，甚至辨别不出子弹的方向和高低，但20年的斗争使他成为上将军。

而曾志始終屬於毛澤東肯對她說心裡話的人。50年代，毛对曾志说： 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来，但是在政治上还是对我有帮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锐。（320页）

曾妈妈经历过无数次生死只在寸发之际的惊险。她与朱德夫人伍若兰同时向山上转移，她机敏地躲过枪林弹雨，后者却不幸中弹倒在血泊，被敌人残忍地枭首示众。二十多岁时的曾妈妈智勇双全，曾身揣双枪漂过大海，去收编雄霸一方的江洋大盗。

这样一个曾志女士革命成功后做什么呢？党委任她为”广州市委工业书记”，用她自己不无骄傲的话来说是”担负著振兴广州市工业的重担”。读到这里，我不禁倒抽一口冷气。但想到曾女士毕竟还上过几年小学，在”革命队伍”中就算是”知识分子”了，又为数百万羊城儿女感到庆幸，他们毕竟没有摊到一个高举板斧的黑旋风来”分管工业”。

1954年，广州市委推荐曾志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但名单到了陶铸那里，他一笔勾掉，换上另一人。陶铸的解释是：中央认为方方同志不适合在华南局工作，把他调到北京，为照顾方方的情绪，缓和一下矛盾，就让方方的爱人担任人大代表。曾志对此不接受：

我听了非常生气，认为陶铸的理由完全说不通，他是为了个人关系，拿我来做交易。我斥道：“你这是毫无原则，我是组织上推荐的，你为了你自己与方方同志的关系就否定了我的代表资格。我想不通，我有意见。”（434页）

陶铸或许会用“大义灭亲”来自我欣赏，但人大代表的资格被他用来做交易，这也太不尊重广州几百万人民的“意愿”了。

陶铸精通斗争逻辑，政治上“紧跟”毛。1950年，毛认为广西剿匪不力，派陶前往督导，莫文骅说陶“对广西的剿匪斗争却一口否定，扣下几顶大帽子，如说不收民枪，不杀土匪头，七擒七纵，宽大无边，右倾等等。他不经省委、军区，亦不找省委同志说，也不经中南局、中南军区，把自己的片面的看法直接电告毛主席。他不是善意地帮助省委工作，而是动员别人‘揭发’省委主要领导人。不久，省委主要领导即被‘靠边’了。”（630页）

陶大开杀戒后致电毛称歼灭匪45万，其中约有三分之一属于可杀可不杀，毛批复曰：在广西应该杀。有谓共杀五万，不可能达到十几万。这是对陶铸之狠毒太小觑了。

1952年，毛认为广东土改有右的倾向，又派陶前往，陶迅速发起“反右倾”和“反地方主义”的斗争，挤走华南分局和广东省的主要领导人。后来叶剑英说：“有人告了我的御状，陶铸这个人，在广西一脚踢开了张云逸，到广东，又一肢踢开了我叶剑英。”（123页）

张云逸、叶剑英都是军内元勋，陶却能取而代之，除了毛的信任、支持外，陶本人的“不把人当人”暴露无遗。斯大林尝云：死一个人是个悲剧，死十万人是个数字。陶铸不得好死便是报应。

调走方方是“反右倾”、“反地方主义”的必要环节，陶拿曾的代表资格来做交易，可能说明他与方方没有什么历史过节，以至于在赶走方方之后还得给点安慰。1957年广东第二次反地主主义，主要人物之一是时任副省长的古大存。延安整风中，古深得毛泽东、刘少奇、彭真的信任，大刀阔斧地将党校一部的许多老干部打成“特务”、“特嫌”、“叛徒”。曾志也被认定是“有特务嫌疑”，曾不服，“去找了党校一部主任，向他解释，但他不表态。”（343页）

陶当时就对他说：“古老，你主观主义，不肯为曾志作结论，拖了两年，你有什么根据？你有没有作过自我批评？”（31页）

当年的怨气肯定是陶打倒古大存的动机之一。

“文革”狂飙刮起，天下大乱，神州陷于浩劫难。毛却反复宣称天下大乱是好事，1966年底在陶铸、曾志夫妇均应邀出席的家宴上（刘邓已被摒除），还举杯“祝全国全面内战”。此乃毛真情流露，盖毛之威信在大乱中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其对全国的控制，由于各级组织系统的瘫痪而更加无所限制。

毛的权力登峰造极，陶铸岌岌可危之际，曾志向陈毅说起自己的担心，陈毅却答道：“大姐，你放心，他们这样搞。老陶也打不倒，前几天主席还保了他，除非主席又改变了主意。”（447页）党内第四把手的命运就取决于毛有没有改变主意。

一片混乱中，毛的魔影无所不至，曾志敏锐地察觉到了：

在批斗场上，造反派揪住我，要我低头弯腰，这时有人示意他们不要动我，让这批莽汉退了下去，我知道这都是由于毛主席的缘故，如果没有他的保护，在那么恐怖的批斗大会上，我是必死无疑了。（470页）

一片混乱中，毛直接掌控的专政系统高效运转。曾志在粤北被监管期间，到集上买一元钱的菜、劳动时戴手套、穿雨鞋等等都有人向上汇报。1974年，曾志的3岁孙女在中组部幼儿园，向一个5岁的小男孩说了一句她的姥爷（即陶铸）不是病死而是被害死的话，男孩之母报告老师，老师报告中组部政工处，政工处报告组织部，组织部报告中央，位于权力中枢的纪登奎、汪东兴亲自批示处理。层层上报，井然有序，何曾有半点“乱”的迹象？

在众多的“革命”妻子中，有的是随夫参加“革命”的，有的自身就是“革命者”。曾志的“革命”资历并不低于陶铸，所以尽管她的政治生命实际上离不开陶铸的命运，但相对而言，她比许多下台领导的妻子要好过得多。陶铸被打倒后的1967年初，曾志致函给毛称：

我怎么办呀？我是请假来养病的，组织关系工资和供给关系都在广东，现在陶铸倒了，我若回广州，像我这样的身体，体重才六十七斤，能经得起革命造反派的审查批斗吗？但我在这里，什么关系也没有，中南海的造反组织要赶我走又怎么办呢？”

毛怜香惜玉，当即回函：

曾志同志，你是来养病的，就住在北京，帮助陶铸同志做检查。你的党组织关系，去找东兴同志。

汪不敢怠慢，派秘书将“上谕”送曾。有此金书铁券，曾得保无虞。但造反派抄家时却将之抄走了。转眼到了四月份，曾志又开始感到惴惴不安，再次致函给毛：

我若再不回去，人家会以为我逃避审查批斗，但回去又怕身体吃不消。特请示主席，我是不是可以回去了？

这次无回音。但曾也依然平安。事后才晓得，毛接信后竟然跟周恩来商议道：

你看曾志要回去，连黄永胜都不能立足了，都跑到北京来了，曾志能够回去吗？算了，不要回去了。

非但如此，毛后来在一次会议上又说：“曾志有什么问题，陶铸是陶铸。”（502页）

1974年，陶铸尚未平反，曾志已经参加四届人大。事實上，除了她，别无他人蒙此恩宠。曾志也感恩涕零，为毛之恶行粉饰洗刷：

我的女儿总问我一个问题：爸爸死得那么惨，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那么大的罪，你怨不怨毛主席？这是个很肤浅的问题。我跟随毛主席半个世纪，并不是靠个人的感情和恩怨，而是出于信仰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对我走过的路无怨无悔，那么我对我的指路人当然会永存敬意！我叹口气，对我的女儿说：“不怨，主席晚年是个老人，是个病人嘛！”（534─535页）

曾志說的是肺腑之言。她對毛既敬若神明又體貼入微。有一部“革命歷史題材”的電視劇集裡面，出現一個細節：身穿灰色幹部服的毛，獨自一人站在窯洞前的小院子裡正思考著什麼；這時一位穿著女八路軍裝，身材苗條的中年女子，躡手躡腳地走到毛後面，舉起一雙玉手，突然蒙住他雙眼。毛竟然完全不以為忤，反而欣喜地輕喚了一聲：曾志！

電視觀眾和讀者諸君不妨想想，上面的畫面不正是一對戀人私下調情的場景嗎？劇集編導如果沒有某種歷史依據能夠杜撰出這一幕嗎？給他個天大的膽子他也不敢憑空捏造出此呀！哪怕是新婚燕爾聖眷正隆之際，江青也決不會這麼造次呀，因為她的一貫高傲的個性不可能讓她像個寵物那樣這麼幹！

但曾志就可以如此膽大包天沒大沒小。前面列舉的她狼狽不堪時直接寫信給“今上”，就表明她深知沒有任何人敢攔截她告御狀，而且毛太祖也必然會妥善處置之。

毛曾二人之間關係的貓膩就探索到此。看來這會是又一個中共黨史之謎，不知何時才能揭曉。

花開兩朵，各表一枝。

据曾志所写的陶铸病情记录，1969年4月间他经常痛得在床上东倒西歪，前趴后仰，每次痛过后都是一身大汗，要用几条毛巾才能擦干，像这样，一天要发作三、四次，……虚弱得连大便的力气都没有，每隔几天，就得用手给他抠大便……，（转引自陶斯亮《一封终于寄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

如斯苦况便属现世报！孤身押抵合肥后的四十多天在牢房里剧痛不已，更是十足的报应！陈毅所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然不报，时辰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讲得太对了！我们不应因陈毅乃大恶人而废其言。

另一方面，曾志女儿陶斯亮那篇《一封终于寄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却必须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但建議讀者仔細想想信中下面這段話：

爸，女儿是医生，我知道胰脏靠近腹腔的一个大神经节，癌块侵犯神经会引起极大的疼痛。

真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啊！所谓“感同身受”落在陶铸的宝贝女儿身上，这比陶铸这一介大男人“身受”的剧痛之杀伤力超出百倍！须知多少英雄好汉遭受酷刑还能忍住，但让其目睹妻女心酸的样子，他就无法抵御了。尽管陶铸未能知晓宝贝的“亮亮”内心无以复加的伤痛滋味，可是陶斯亮自诉的凄苦，无疑至少足可让九泉之下广西十五万冤魂连呼“痛快”！笔者本人也为自己这种“幸灾乐祸”拊掌称快不已！

可惜的是，日前在微信中看到陶斯亮新作《相逢一笑在梅州》（2021年2月撰文），其中回忆2007年大陆红二代的一次空前绝后的历史性聚会。

与会者有130多位“开国元勋”、将帅、前省部级干部的后代，出自叶剑英子女的手笔。陶斯亮该文轻松活泼，全然不见当年父辈的恩仇。所附合照里包括彭德怀之女彭钢等无不呲牙咧嘴。“亮亮”又喜笑颜开了！老天爷怎么这么轻易就放过她？

筆者還要痛斥此人之負心作為。你的前夫張醫生在你陷於人生低谷之際毅然和妳結婚，其情意何等深厚，堪稱為十足的大丈夫行徑；婚後你倆育有子女，一家樂也陶陶。你為何只過了十五年（1969-1984），就被一高大威猛的中年帥哥花言巧語加筆下生花迷倒，進而在你母親推波助瀾下移情別戀？你身為一雙子女的生母，怎可這樣對待懷胎十月產下的心肝寶貝？

你不是承認你跟理由的子女們一向孝順父母嗎？那何以你倆為人父母卻沒有做出應有的舉措呢？

不管怎样，曾志的回忆录值得读者逐字逐句深思细想，其间绝对是回味无穷；而陶斯亮和理由唱雙簧，百般美化自己，卻十足令人作嘔！

2025年12月24日下午2:10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