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啊，你为什么舍弃我……
——石天河《逝川忆语》阅读琐记

李舸

                    A
    怎样才能慰藉那些孤苦的灵魂？怎样才能逃离那些噩梦的追逐？怎样来复述那个颠倒的世界？怎样来铭记那些历史的告戒？怎样给来者讲述那些不应该遗忘的故事……
    这是我读完石天河先生由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约40万字长篇回忆录《逝川忆语》后给自己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至今我自己没有找到答案，也没有人给我答案。
    但我首先要对石天河先生秉笔直书、坦然面对的气概表示由衷的敬意，对他以80余高龄的刑余多病之身探微发幽著40万字的血泪信史，感到极大的惊羡。
                     B
    结识石天河，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那年，四川省文艺界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N周年，就在成都召开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研讨会。我是做为攀枝花两个与会代表之一参加的（另一个是攀枝花学院中文系的谢荣昌），我们与石天河恰巧住在一个房间里，于是有了充足的时间交流。不妨抄一则我的短文来说明当时的情况：
        
与一个右派诗人的诗心对话
今天上午，在报社收到一张包裹单，一看，是从永川寄出的，还是那熟悉的字体，那亲切的言语——这是我的朋友石天河先生寄来的。我急不可耐地撕开包装纸——里边是浸润着他大半生心血的厚厚四大卷《石天河文集》，由香港天马图书出版社出版。第一卷是诗作《复活的歌》，第二卷是杂文随笔《野果文存》，第三卷是文学评论《劫后文心录》，第四卷是诗学专著《广场诗学》。边走边看，第一卷中收入一首《谢XX以诗贺生子》，那个“XX”，就是我，马上把我带到了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
    那是在全省召开的一次毛泽东文艺思想研讨会上，我和谢荣昌君恰好与石天河先生分在一个小组，而且还在一个房间住宿，于是成了新朋友。地点在军区的一个招待所内，北临大街，南望巴金故居。当时的印象，觉得石天河先生是个风骨棱棱的机锋四射的老人，大有“可使寸寸断，不能绕指柔”之慨。我一向倾情于被迫害与被蹂躏者——1957年，他在反右时期还是《星星》诗刊风华正茂的30出头的青年诗歌编辑，一下子与流沙河等人被打成了右派。于是我们谈话颇为投机，并在那次会上，团结一致地对重庆某大学的某公为过去的极左文艺路线的辩护进行了抨击……
    回到单位大约一年后，接到石天河先生的来信，通报了一件大喜事——六十得子！当时，我一阵心酸，就提笔写了一首打油诗寄了去，不久，就收到了石先生的回信并一首和诗，就是这首《谢XX以诗贺生子》：
        玑句乍吟心欲醉，羸婴初抱鬓成丝。早罹乌谳寻芳息，晚识香莲得子迟。谁铸龙泉遗襁褓，自教驹齿习驱驰。夜阑翘首中天月，似觉娥眉笑我痴。
    诗是短短的，但我的心却是沉沉的，步子也变得沉重起来……几个朋友相约，要为一个朋友做生日。现在回到家里，酒气未消，一屁股坐在电脑桌前，怎么也找不到当年写的那首诗了，也想不起任何一个字了，抱憾不已！
寻寻觅觅之后，终于找出一纸当年在成都与石先生的诗歌酬唱的草稿：
石天河先生的是《成都纪事一绝》：漫听鹦哥语，余兴寄茶蘼。觅得峥嵘句，吟笑复低眉。
     所谓“鹦哥语”，即指某公的谬论。我的诗题曰“答诗”：与君七夕相对眠，不闻通衢车马喧。莫道春寒可消骨，西窗煮茗两陶然。
                        C
    阅读《逝川忆语》，是艰难的，甚至是使人窒息的。
   《逝川忆语》的副题是“《星星》诗祸亲历记”，所以该书的内容主要记述的是那场“乌谳”的前因后果、台前幕后以及作者的感受和思考。前者是“逝川”，后者是“忆语”，这大概就是书名的由来。
    在我所看到的关于《星星》诗祸的文字中，这是一部最具体最详尽的著作。
    该书的价值，首先是它的可贵的历史资料价值。
    作者自己说，该书是“诗与诗人的受难史”，“希望后来的史学家，莫把它粗枝大叶地忽略了”。的确，该书整理出了大量的难得的历史资料，比如中央及地方有关首长的批示文字以及友朋之间的往复书信，都是一般媒体未曾披露过的。这对那段历史的研究者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它为读者详尽地描绘出了一幅“录鬼簿”式的受难者群像，让读者形象地感知了那个鬼魅时代中“牛鬼蛇神”的真实生存图景。面对风暴雷霆，有罗织者，有盗火者，有乞求者，有自保者，有变节者，有下石者……而作者对于有关事件和有关当事人的记述，一律以确凿的资料和回忆为依据，即使是对于事件的推断，也往往留有余地，决无虚构、独断之笔。“现在，在我的有关‘《星星》诗祸’的回忆文字中，我将尽可能采取‘让事实说话’、以‘历史的原文’和‘人们当初的本来面目’呈现在读者面前。对一切客观事实和历史文本，以及我自己的愚蠢、恶劣、谬误的表现，都不做任何事后的修饰”——这，就是作者的写作自白，也是该书的特色之一。但这并没有妨碍该书的形象性，特别是在《寒渊记略》记述囹圄生活部分，如实写来，翻是人物一个个栩栩如生，肝胆眉目俱现，惊心动魄——实则，追求真理的坎坷旅程本身就是一幅苦难史长卷！而那些御制品人工“制作”出来的，倒是眉目可憎，与实生活相差十万八千里，甚至到黑为白，正相反对。
    再次，是该书的值得重视的思辨性。作者并未只是记流水帐，而是夹叙夹议，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是在“用散文写”，这应该是该书的又一个特点。这样写的好处，一个是可以通过议论甚至抒情来贯通前后文，揭示文本的幽暗难明之处，二是对于亲历苦难的作者而言，具有某种精神缓释的作用。读者可以想象，作者的写作过程，无异于再入炼狱，重蹈苦海，实在是身心的残酷煎熬！而作者通过这一历程，却也得以获得新生。正如作者自己早已所说：“但有一点，是我从经验中感觉到的，那就是：和真理一同受难，那样的人生是有意义的。”
    主啊，你为什么舍弃我？但我要说，主与作者同在，与所有正直善良的人们在共同受难。在受难中，他们得到了永生！
   
    回忆录的写作基本要求，就是要力求真实，应该是历史的复制和还原，应该是“信史”，不应该是过去曾经出现过的为了什么伟大理想和目标而合理虚构或者避忌某些意旨杜撰出来的“秽史”。当然，时空的遥隔，以及作者记忆的差距，个别细节是否有出入，《逝川忆语》在这个基本点上到底如何，还有待读者和时间的检验。
                      D
2013年9月3-4号，一些诗友文友在自贡为“异端”（石天河在书信中称:他“在大环境中，是处处被卡的‘异端’”）石天河先生祝贺90华诞大寿，他在，《九十自序》中说——我几十年的生活中，一次又一次的希望，后来都变成失望。我写过一首题目叫《希望》的诗（发表在1979年的北京《诗刊》上）：
希望——她是个薄情的女郎，
她有时冷漠，有时失信，有时轻狂，
我等了她许多年，许多年呀，
她总依然罩着面纱，站在彼岸。
每当我刚刚看到她的一丝微笑，
转瞬间，一阵风又把她吹向远方。

只有当她的姊妹——绝望，
披头散发向我猛扑过来的时候，
她才会突然把我拥抱在怀里，
紧紧地偎着我，吻着我，
直到重新温暖了我冷却的心房。

在“绝望”中重生，在绝望中恢复希望！
石天河先生的《逝川忆语》，是一本记录在苦难中“绝望”的书，也是一本在“绝望中”呼唤希望、“在绝望中重新燃起希望”的书。正如鲁迅之用“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