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我的同学王友琴/陶洛诵

1966年8月5日，我们学校的校长卞仲耘被本校红卫兵打死，成为文化大革命第一个受难者。这件事情深深触动了跳了三级后十三岁上高一的天才女生王友琴。

她以半生的精力研究文化大革命，如作序者余英时先生所说，她以一己之力写了659个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人，是一个拯救记忆的伟大工程。她把受难者篇章集结成书，题为《文革受难者》，在2004年出版。书受到广泛关注，日本已有译本。

王友琴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大学老师。母亲是物理老师，父亲是工程老师。友琴有两个妹妹，一个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一个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学的都是工程。两个妹妹现在都在美国当教授，其中一个妹妹成为材料方面的顶尖科学家。

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9年，不到17岁的友琴和14岁的大妹妹到了云南橡胶园。文革后恢复高考，1979年王友琴以全国文科状元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又跳了一级在1982年毕业。

1994年，我在澳大利亚悉尼接到她美国斯坦福大学寄来的一封信，她说看到我的书《留在世界的尽头》，非常感动，还说她在斯坦福大学教书，业余写文革，希望和我建立联系。

她对于文革的研究被某些人视为眼中钉。有高干子弟跑到斯坦福大学说要打她。还有人造谣说她拿到好处。她说：“我研究文革，有什么好处？我一个拿普通工资的大学教师，我打电话调查，越洋电话那时候一块美元一分钟，都是我自己出。我平时生活是非常节省的。”她后来离开斯坦福，到了芝加哥大学。

芝加哥大学是私立大学，不在政府的编制之内，有自己的一套行事方式，登广告在全美聘请老师。经过层层考核挑选，友琴在众多的竞争者中被聘任，成为芝加哥大学的资深讲师，前几年从资深讲师成为教授。

教书之余，她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对文革受难者的挖掘追究之中，被昔日的红卫兵污蔑为“刨坟头”，还污蔑她写的是“好故事不是好历史”。王友琴再有才，也编不出这659人的真名实姓，以及这659具血淋淋尸体的遭遇受难经过。2006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当代的司马迁----王友琴》，登在澳洲墨尔本《大洋时报》上。我认为对王友琴所做的功德无量的事情应当大力支持，而不是别有用心否定或鸡蛋里面挑骨头！

中国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多，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最早打死校长卞仲耘。卞仲耘校长的丈夫王晶垚先生在妻子被打死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一直追查真相，希望捉拿凶手归案，还妻子一个公道。去年八月，100岁的王晶垚先生生命走到尽头，他终究没看到这一天，怀着巨大的悲愤和遗憾离开人间。

师大女附中有大事记记载红卫兵成立于66年7月31日。8月5日上午，学校文革委员会通知被关押的学校领导：“今天下午组织斗你们！”下午斗争会开始，先让捆绑起来的卞仲耘校长，胡志涛校长，梅树民教导主任，刘致平副校长，汪玉冰副主任等人在大太阳底下跪在宿舍楼前的水泥台上，有几个手持棍棒的女生在他们左右，让他们承认是牛鬼蛇神。汪玉冰副主任愤怒地狂吼：“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让台下观望的同学听了不寒而栗。学校文革委会负责人高三的名人学生党员宋彬彬恰好站在我的右侧，她微笑着自言自语说：“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

第二天早上，校文革委员会另一负责人高三学生刘进在各教室的连线广播里宣布，卞仲耘昨天死了，谁都不许往外说！

1993年，梅树民的妻子告诉采访的王友琴，8月5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用带钉子的木板打梅树民，白衬衫的布丝被打进肉里。晚上她用温水把血痂化开，才把肉里的布丝挑出来。梅树民就此得了心脏病。梅主任告诉王友琴，10月份，刘婷婷和几个红卫兵到他家，继续喊打，梅树民又被打了一顿。刘婷婷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女儿，当时刘少奇还没有被公开“打倒”。

在学校中，师大女附中红卫兵除打死校长卞仲耘，还打死了一个名叫关雅琴的十八岁的附近饭馆的服务员，她和男朋友一起从街上被抓到师大女附中靠门口的化学实验室，他们被说成是“流氓”，被捆在化学实验室的柱子上打。许多人都听到关雅琴的惨叫声，后来叫着叫着声音就没了。红卫兵叫来校医刘医生。刘医生翻看关雅琴的眼睛，发现瞳孔放大，已经被活活打死了。

瞳孔放大的事情是我高二的班主任杜梦鱼老师告诉王友琴的，被打死的小服务员的名字是王友琴的老师告诉她的。“她叫关雅琴！”

王友琴把这件事写成文章登在微信公众平台“熊窝”上，不到一个小时，文章就被拿下来。王友琴非常遗憾，因为假使文章一直登在那里，会被许多人看到，有认识关雅琴的人就会找来，提供更多的线索。

这个经验源于北京27中学被红卫兵打死的初二小女生林永生。王友琴调查文革受难者记下的100个笔记本里，林永生是其中的一个。王友琴写这个小女生之死的文章登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过了很长时间，被一个认识林永生和她姐姐的人看到，写信给王友琴，提供了详细的资料和林永生的照片，让这个被红卫兵打死的可爱漂亮的女孩得到记载，得到安息，被人们纪念。

是谁在今天还在继续阻止对关雅琴的调查一案？是谁去举报，让微信上有关雅琴名字的文章一个小时就被拿下？显然是打人凶手。她们害怕自己的旧罪行被曝光，害怕欠下的又一笔血债被记录在文革受难者的历史上！

距离文革已经半个多世纪，当年的凶手已经是老媪，也离见关雅琴等人的日子不远了，不如趁有生之年，认真忏悔自己的罪恶，公开出来向受害者及家属道歉，也让自己恢复已丧的天良。

1966年“红八月”，始作俑者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在校中打死卞仲耘校长与十八岁少女关雅琴。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师大女附中四名老师“自杀”身亡。其中有一名家属坚决不相信自己的妻子会跳楼自杀。一名工友失踪。

王友琴的文章《雾霾下的文革历史》写出，在她调查过的十所北京的女子中学里，1966年8月有三名校长和三名教师在他们的学校中被打死。有名字，有时间。文革后官方公布说在北京那个夏天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是1，772人。至于全国各地的文革受难者究竟有多少，恐怕永远洇没在人造的历史雾霾中！

王友琴以一己之力对抗被有意无意隐瞒和遗忘的文革暴行，挖出659名受难者的名字与受害经历，受到有正义感人士的支持与帮助，也受到一些别有用心人的恶意中伤诽谤。与她在20年前见过面的苏晓康先生，给她的书写过一篇序。友琴给苏先生的病妻买过一些礼物，竟被污蔑成王友琴想趁虚而入，破坏苏晓康的家庭。无耻之极！

一个女性，在教书工作之余，把全部的精力贡献给了揭露共产主义运动的罪恶，推动了人类的进步，她的工作得到世界有识之士的承认。日本教授已将她的著作翻译成两本日文书，并称她为“孤高之人”。她的业绩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了解，所认识。那段被王友琴揪住不放的历史提醒中国人：不要让悲剧重演！（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