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母亲（上）
张万新
母亲去世已有五年了。在这五年里,我常常在梦里见到她,她还是那样的慈祥可爱,那样的笑容满 面,那样的善解人意,那样的申明大义。可随着眼睛睁开,她又不见了。为了纪念这位平凡而又坚强的母 亲,将母亲这一生可歌可泣的坎坷经历,可圈可点的优秀品质,可评可赞的慈善之举,可敬可佩的刚正不 阿,以及她从不向命运低头、与命运抗争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是我这个当儿子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 老家来人
文革后,父亲的工作从辽宁丹东调到北京,母亲也跟到北京。这样,母亲、二舅、三舅三家人在北 京团圆了。一天,母亲老家江苏海安的一位老乡,来京看望母亲和舅舅们,他从乡下带来了三条有一米左 右长的大鱼,一家一条。来客口口声声称呼母亲“凤姑”。客人走后,母亲告诉我,来客叫孙铁,是以前 外祖父家长工孙长瑜的儿子。当时,我都楞了,不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吗?不是地主与长工是势不两立的对 立阶级吗?怎么在解放三十多年后,还会有长工的儿子带大鱼来看望当年老东家的子女?
母亲谢孝凤,于农历一九二二年正月初五,出生在江苏省海安县谢王河的谢氏大户人家。外祖父谢 庆荣是清朝末年留学日本的留学生,留学归来被委任安徽某地的知府,外祖父已挑选好刑事师爷和钱粮师 爷。整装待发之际,辛亥革命爆发,没能成行。外祖父为人随和,在乡亲们面前从不端架子。在乡里德高 望重,口碑很好。外祖母张光第信佛教,乐于做善事。对有需要帮助的乡亲,从来没说一个不字。每当听 到河中船上有人敲邦要饭,外祖母就立马吩咐下人拿点儿吃的送过去。为了维护大宅院中的房屋家具,家 中雇佣了常年住家的木匠和漆匠。漆匠孙长瑜手艺高强,担负了宅院中全部门窗及各屋家具的油漆工作。 他的儿子孙铁比母亲小两岁,到了十几岁时,孙长瑜有意把他的油漆手艺传授给儿子,提出带孙铁一起来 家中学艺。外祖父母二话没说就同意了,而且中午饭都让孙铁和母亲舅舅们一块儿吃。孙铁和母亲舅舅们 吃在一起玩在一起,情同手足,根本没有什么主仆之分。
母亲有兄弟,没有姐妹,在家中可谓是金枝玉叶,千金小姐。可外祖父母并没有因此而娇生惯养甚 至溺爱她。相反,在母亲童年和少年时,外祖母就手把手的教她刺绣、编织、裁剪、缝纫。在外祖父母的 调教下,母亲对乡亲邻居彬彬有礼,乡亲们都亲切地称呼母亲“凤姑”。母亲在待人处事方面也是很讲究 礼节的,有一次她去泰州城里母亲的表姐家玩,母亲进门时,正巧表姐家的保姆刚出去买东西了,比母亲 大十几岁的表姐亲自给母亲泡了一杯茶,母亲一边接茶杯,一边说,“得罪,得罪,折殺我来。”母亲就 是这样,从来没把自己看成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也从来不把别人对自己的服务或帮助认为是应该的。
外祖父知道当年从苏州过来买的这片土地,随着子孙增多,将来会越分越少。他就要求子女好好学 习,掌握本领,有一技之长。否则,将来总有一天会坐吃山空。外祖父对舅舅们要求极严,对母亲也不放 过。为激励他们好好学习,外祖父经常教育他们,“你有学问、有本事,将来人求你;你没学问、没本 事,将来你求人。”在外祖父的言传身教下,母亲刻苦学习,写得一手好字,还酷爱画画。后来考进了美 术大师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专攻仕女画。眉清目秀、樱桃小口、长裙飘逸的靓丽仕女在 母亲的画笔下呼之欲出,栩栩如生。可惜,还没学成,母亲得了肺结核,不得不辍学。
三. 邂逅父亲
在上海求学期间,经人介绍,母亲认识了正在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读书的泰州老乡、父亲张书绅。 由于祖父在父亲十岁时就因病英年早逝,张家家道破落,远没有外祖父家那么殷实富有。另外,祖母还收 养了三爷爷三奶奶留下来的遗孤,有精神病的傻孃孃(泰州方言:姑姑)。这些都没有成为大家闺秀的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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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嫁到略微寒酸的张家的障碍,母亲看中的是父亲的才华和人品,而不是张家的财产和地位。后来我们家 的红木八仙桌、红木椅凳、大理石桌面的梳妆台等家具都是母亲过门时的陪嫁物。一九四六年,父亲母亲 去首都南京旅行结婚,受到了当时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的二舅谢孝苹的热情接待。二舅对这对新人评价 极高,“郎才女貌,天生一对。”
新中国成立后,年轻的父亲热爱新中国,拥护社会主义,积极响应祖国的召唤,于一九四九年九月 从华东革命大学结业后,决定放弃在大上海工作的机会,放弃在上海生活的安逸条件,响应东北南下招聘 团的招聘,奔赴条件艰苦的东北,到鸭绿江边的辽宁省安东市,即如今的丹东市,参加祖国新兴的化学纤 维工业建设。其实,大姐张雁南一九四八年在泰州出生后,父亲于一九四九年初已将全家从老家泰州接到 了上海,到他秋天从革大结业时全家已经在上海安顿下来。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多少人羡慕这个幸福之 家啊。父亲单身去东北,留下了一大家子由母亲来照顾。母亲知道,父亲不在的日子里,会有很多困难需 要母亲自己去面对,去克服。但是,母亲也知道,新中国刚成立,百业待兴。新兴的化纤工业需要父亲这 样有专业知识的技术人才。母亲权衡了国家和小家的利益关系后,毅然决然地全力以赴地支持父亲去施展 他的鸿鹄大志,去发挥他的知识才能,去奉献他的青春年华,去实现他的人生价值。母亲没有拖后腿,这 使父亲解除了后顾之忧,全身心投入到刚刚起步的化学纤维工业建设中。
一九五零年九月,父亲回上海休探亲假期间,朝鲜战争爆发,正在创业中尚未投产的东北第三纺织 厂人纤厂不得不关闭,工人们被疏散到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吉林省长春市和辽宁省瓦房店市。厂里发函通 知父亲暂时留在上海。父亲随即在上海安乐人造丝厂找到一份工作。分别一年后就结束了两地分居的局 面,母亲、父亲、全家人都很高兴。这样的太平日子持续到一九五六年。在这六年里,二姐张迎潮、我张 万新、小妹张欣宪先后于五一年、五三年、五四年来到了人间。
母亲毕竟是出生在大户人家,已经习惯了家有保姆佣人的生活,处处都以大家思维来管理现在这个 小家。二姐出生后,母亲把老家的表侄女张学芳,接到上海,帮忙照顾在襁褓里的二姐。表姐张学芳在我 们家做的时间不长。17 岁的花样少女,情窦初开,与弄堂门口小吃店的锅灶子薛玉生谈上恋爱。后来,薛 玉生就成了我们的表姐夫了。表姐对自己,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江北小镇姑娘,能在大都市上海成家立 业,一直感恩母亲,是母亲把她从海安乡下接到大上海的。
我出生后,母亲雇了一位奶妈。小妹还没出生呢,照顾小妹的丁奶奶就已经来到家中。除了这些长 住家中的阿姨、奶妈、保姆以外,母亲还雇用打日工的针线奶奶,来自南乡的小三子、弟弟小四子也先后 来家中当过裁缝师傅。这样一来,家中的买菜做饭、清洁卫生、缝补浆洗、照顾婴儿等家务都有专人负 责。可是,随之而来的巨额开销,光靠父亲一人做事养家糊口,就有点儿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了。于是,母 亲决定走出家门,找份工作,挣点儿钱,寥补家用。
一九五三年我出生后不久,经父亲介绍,母亲在上海纺织工业管理局幼儿园找到了一份会计工作。 当时,这个幼儿园在上海是一所很高级的长托幼儿园,孩子都是各纺织厂厂长工程师们的子弟,小朋友都 是统一着装,老师都有幼师文凭。母亲还给大姐买过幼儿园孩子的服装和皮鞋。
四. 无私奉献
那时,家里人丁兴旺,父母都有了各自的一份非常体面的工作,小日子过得更加红火了。本来, 父亲可以就这样永远留在上海,一家人平平安安、和和美美地在上海过自己的小日子。可是,朝鲜战争结 束后,中央纺织部决定,重新在丹东筹建化纤厂,并决定从上海安乐人造丝厂抽调技术干部。得到消息 后,不安分的父亲又摩拳擦掌了,觉得自己的才识又可以尽情地发挥在自己憧憬的事业上了。同时,父亲 也清楚的知道,这次离家与四九年离家时,情况大不一样。彼时家中只有一个孩子,此时却有了四个孩子 。他这一走,母亲肩上的负担更重了。与母亲商量这件事儿,父亲明显底气不足,不知母亲会有何反应? 出乎意料,母亲没有抱怨,没有阻拦,再一次鼎立支持父亲去做他自己喜欢的事。就这样,父亲再一次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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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响应祖国的召唤,胸怀愿为丹东乃至全国的化纤工业再出发的豪情壮志,义无反顾地与安乐人造丝厂的 其他九位工程技术人员一起,重新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新厂被命名为“丹东化学纤维联合厂”,简称“丹东化纤厂”。建厂初期,父亲与同他一起从上 海调来的工程师们和当地的工人师傅们一起摸爬滚打,艰苦奋斗,把一个由于战争的破坏而荒废了多年, 机器设备残缺不全的旧厂,建成我国第一家化学纤维厂。从五六年一月开始筹建到五七年五月投产,只用 了一年多的时间就生产出我国第一批人造短纤维(俗称‘人造毛’)。父亲和从上海安乐人造丝厂调来的 我国第一代化纤工程师们,为丹东化纤厂的重建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中国新兴的化纤工业开创了新局面, 为后来化纤工业的腾飞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背后包含了多少鲜有人知的母亲的付出和奉献啊。
父亲到东北后,上海家中老的老,小的小,我们兄妹四人大的七、八岁,小的只有二、三岁,有精 神病的傻孃孃还经常闯祸添乱。母亲白天要上班,晚上回来还要照顾这么一大家子,真是辛苦万分。母亲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咬着牙坚持住,凭她那过人的智慧和坚强,一一克服。母亲的全力支持,为父亲解 除了后顾之忧。丹东那边,父亲工作很顺利,厂领导也重视他。当时,年产量只有 12 吨人造短纤维的丹东 化纤厂只有两个车间,一个是原液车间,另一个是纺练车间。父亲凭自己的业务水平和技术才能被任命为 首任纺练车间主任,全面负责纺练车间的技术、设备和人员管理。就是说,建厂初期父亲在厂里担任了一 个举足轻重的职务,他对全国第一家化纤企业做出的巨大贡献由此可见一斑。
五. 风雨同舟
正当父亲春风得意踌躇满志时,一场预想不到防不胜防的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正无情地向他劈头 盖脸袭来。虽然在一九五六年的大鸣大放中,父亲谨小慎微,他那“搞政治危险,搞技术保险”的信条使 他没有多发言,没有上引蛇出洞的阳谋的当,侥幸躲过了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可他还是无法躲过接下来的 一九五八年更加惨烈的‘公安大跃进’。在那个‘大跃进’年代,如果说‘生产大跃进’是靠虚报谎报产 量来实现的,那么‘公安大跃进’则靠制造更多的冤假错案来达标的。如果说‘生产大跃进’直接造成了 三年困难时期的饿殍遍地,那么‘公安大跃进’则人为地制造了冤魂遍野。丹东化纤厂政工部门,把父亲 作为‘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挖了出来,他们对父亲说,“你出生在地主家庭,可你们家没有一个人戴 (地主分子的)帽子,这不正常。这回,你们家里无论如何要有一人戴这顶帽子。” 五八年九月二十日, 丹东化纤厂作出决定,给父亲戴上‘地主分子’帽子,技术职称由工程师降到技术员,职务由车间主任降 到厂技工学校教员,工资每月减少 18 元,还要在公安局备案接受管制。从此,父亲行动受限制,自由被剥 夺。
父亲出事后,眼看父亲没有指望从丹东调回上海工作了,母亲顶着巨大压力,决定率全家到丹东与 父亲团圆。母亲的这一举动,对正处于人生低谷、事业挫折、孤独无助的父亲来说,无疑是打了一针强心 剂。最起码让他知道,世上还有家这个能避血雨腥风的平静港湾。父亲在与丹纤厂交涉母亲工作调动时, 厂方故意刁难,不肯给母亲干部编制名额,要来就是工人编制。也就是说,不能坐办公室当会计,只能下 车间当普通工人。对这种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下三烂行为,母亲不屑一顾,就是当工人也要一家人团圆在 一起。母亲毅然决然地决定放弃大上海户口,放弃干部编制,去丹东与父亲团聚,与父亲风雨同舟患难与 共。
行动受限制的父亲,请不到假回来帮忙搬家。整理打包、购买车船票、托运行李这些重活儿杂活 儿,全落在母亲一个人的肩上。我清楚地记得,五八年深秋,我们告别大上海,登上了开往大连的轮船。 下船后,我们来到大连火车站,等待开往沈阳方面去的火车。母亲率领的这老弱病幼一行人,只有我是唯 一的“男子汉”(五岁),傻孃孃一刻也离不开人,母亲用大搪瓷缸泡些饼干就是我们的中午饭。就连车 站客运员见了我们这一行‘难民’都动了恻隐之心,让我们提前检票,并扶老携幼地带我们上车。半夜在 苏家屯车站倒车,我们第一次领略了北方特有的嚎叫着的西北风的凛冽。比凛冽的西北风更加冷酷无情的 生存环境,正在前方,等待着我们这无助的一家老小。次日清晨,当火车徐徐驶入安东站时,我们老远就 看到了在站台上等候多时的父亲。父亲的脸上多了几道皱纹,强颜欢笑地把我们迎回了安东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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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新家,就是厂里分配的一套带厨房厕所的两居室公寓。上海住房里的煤气灶没有了,取而代之 的是煤炉。从煤场买回来的无烟煤面,要掺上一点儿黄泥,用水搅拌均匀后才能使用。做饭炒菜要等到炉 中的煤烧红了有火苗了才能进行,这和上海的煤气灶一拧就是大火苗简直没法比。厕所里的蹲坑,对于用 惯了抽水马桶的奶奶来说,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生活障碍。亏得母亲想的周到,从上海带来一个木制马 桶,这才解决了奶奶如厕难的问题。冬天,室内没有暖气,要在集寝室、餐厅、书房、起居室为一体的多 功能房间安装取暖炉。当然,安上取暖炉的多功能室又多了一项功能,就是厨房。烧的大烟煤隔三差五就 把炉筒弄堵了,父亲还要利用星期天,把炉筒拆下来清理。即使这样,室内温度还是很低,白天在屋里还 要扛大棉袄。晚上被窝里要放一个灌满滚烫开水的热水袋、汤焐子(泰州话)或者水憋子(丹东话),把 被窝焐热后才能进被窝睡觉。总之,这生活上的诸多不便都要靠父母亲一起去面对,一起去克服。
刚到安东,母亲在家休整了几天,对门的老大娘也热情地来帮忙,手把手教母亲如何生炉子,做玉 米面发糕、玉米面粥、玉米面饼子、玉米面窝头、高粱米饭。老大娘后来跟母亲熟悉了才告诉母亲,为什 么我们刚到安东时她那么愿意来我们家帮忙。她对母亲说:“你是我活到今天见到的最漂亮的女人,给我 稀罕的够呛。我就找借口来多看你几眼。”这位老大娘在我们全家搬来之前,她看父亲自己单身一人,便 问父亲:“你有媳妇了吗?”父亲楞住了,心想,我儿子才五岁,怎么能有媳妇呢?老大娘看父亲没回 答,便换了个方式问,“你结婚了吗?”父亲这才弄明白,原来她问的是有没有老婆。我们南方人说媳妇 是指儿子的老婆,而北方人说媳妇就是自己的老婆,儿子的老婆叫儿媳妇。南方人北方人不但说话腔调各 异,连同样的词语都不见得是指同一件事。这就是地域文化差异。
待一切都安顿下来,母亲就去丹纤厂报到上班。人事科把母亲安排到全厂最苦最累的岗位--短毛 干燥车间干体力活儿,还要三班倒。这明摆着是受父亲牵连,被株连九族。可作为地主分子的家属,母亲 除了忍气吞声去接受这个事实,还能怎样?从坐办公室拨弄算盘做账,到干燥车间的体力劳动;从常白班 到三班倒,反差如此之大,母亲愣是咬牙挺了过来。
与上海相比,东北的物质供应极度匮乏。南方人喜欢吃大米,在丹东大米白面是限量供应的细粮, 余下就是粗粮玉米面高粱米。像在上海那样天天吃米饭是不可能了。母亲就试着做大米高粱米二米饭,做 发面的玉米面发糕。玉米面发糕要比死面的窝窝头松软可口,所以,我们很少做死面的窝窝头。东北人有 句老话,“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啊!”可我们南方人不吃饺子,母亲从来没做过,不会擀饺子皮。母亲就 给我们包馄饨来代替饺子。看到我们馋左右邻居家的饺子,母亲就试着给我们做。不会擀饺子皮,母亲就 索性像擀面条擀馄饨皮那样,先把面团擀成薄薄的大圆饼,再用茶杯在大圆饼上扣,扣出来的饺子皮,个 个都是一个尺寸滴溜溜的圆,就像机器轧出来似的,唯一不足的是,饺子皮的边与心一样厚。尽管这样, 当我们第一次吃到母亲亲手包的饺子时,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丹东的住房条件和食品供应无法与上海相比,儿童游乐场所更是少得可怜。刚到丹东时还真不习 惯。奶奶和母亲深知“祸从口出”的道理,对我们四个孩子千叮咛万嘱咐:“要是有人问,‘小孩,你说 丹东好,还是上海好?’你们一定要说,‘都好’。”我们的家庭出身注定了我们从小就不能乱说乱动, 有时甚至要说违心话。
六. 患难与共
落难丹东的第二年(一九五九年)就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 官方说是“三年自然灾害”。这 场谁也说不清楚究竟是旱灾、水灾、洪灾、虫灾、震灾、风灾、雹灾、冻灾、火灾中的哪一种或者哪几种 自然灾害,竟然覆盖了从城市到乡村,从林海雪原到椰林山寨,从塞北高原到江南水乡,从东到西,从北 到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犄角旮旯,并延续了长达三年之久。这在吉尼斯纪录中绝对是独一无二绝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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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的“自然灾害”。一九六〇年国家进入节粮度荒特殊时期,七月一日开始实行粮食定量供应,就是粗 粮也不敞开供应了。餐馆就餐、商店糕点除了钞票还要粮票。连豆腐渣都要凭副食本购买。
不久,由于副食供应太差,人们肚子里的油水越来越少,凭粮本供应的粮食无法填饱肚子了。工厂 便组织职工利用业余时间(就是星期天)到郊区大山上采摘黄菠罗树叶(即柞树叶),然后加工成黑淀 粉,再分给工人充饥。采摘黄菠罗树叶每家每户都是有任务的。当时,父亲和陈政工程师正利用业余时间 合作翻译一本俄文专著《粘胶短纤维生产》,这是当时唯一一本解释粘胶短纤维生产技术和工艺流程的权 威性著作。母亲为了让父亲能集中精力搞翻译,挑起了采摘黄菠罗树叶的重担,带着麻袋、布袋,率领我 们姐弟四人顶着寒风进山采树叶。午饭是从家里带来的冰凉坚硬的玉米面饼子。就这样,在母亲的带领 下,我们齐心协力,克服困难,终于完成了任务。
再往后,工厂周围野地里和山坡上的野菜都被挖光了,榆树皮、槐树花也成了充饥食品。好多人吃 了黑淀粉,大便困难。野菜吃多了,浑身浮肿。我们家也去领黑淀粉,也去挖野菜。大姐带我们去挖野 菜,只挑野荠菜和野苋菜挖,别的野菜一概不要。所以,我们家没有人浮肿。秋天,大白菜上市,丹东本 地人都忙着渍酸菜,母亲不会渍酸菜,就腌咸菜。到了冬天,我们家晚饭桌上经常是玉米面大饼子加一大 碗咸白菜。母亲最担心的是,吃饭时筷头没处伸。在那个困难时期,能有一大碗咸白菜,保证筷头有处 伸,母亲就很满足了。
那些年,治安也不太好,撬门轧锁入室行窃的事件时有发生。大人们都叮嘱孩子们,大人不在家时 一定要把门锁好,不要轻易给陌生人开门。有一次,父亲出差上海,奶奶也跟父亲去上海照顾婶婶坐月子 去了。母亲上中班(下午 4 点到半夜 12 点),12 岁的大姐照顾我们吃了晚饭,洗好了碗筷,我们姐弟四人 都挤到床上听大姐讲故事。讲着讲着就讲到了鬼的故事,把我们都吓的魂飞魄散。再讲着讲着我们就都去 了苏州(泰州方言:都睡着了)。也不知过了多久,我们被一阵劈头盖脑的叫骂声吵醒,“你们这是找死 啊,灯也不关,门也不锁,进来坏人怎么办?起来起来!衣服也不脱,被子也不盖,这不是找病害吗?” 这是母亲的训斥声。母亲下中班看到家里灯火通明,推门门就开了,再看到我们东倒西歪和衣而睡的情 景,气不打一处来,连打带骂把我们都轰了起来。过后,再想想那天晚上的事情,还真有些后怕。难怪母 亲发那么大的火,她是着急,她是疼爱我们啊!
七. 鸡蛋风波
为了改善伙食,噢,应该说是为了饭桌上筷头有处伸,母亲还带领我们养鸡养鸭。靠母鸡下的蛋, 我们每人过生日可以吃到一个荷包蛋。养鸡养鸭还有一个好处是,可以凭鸡鸭数量到饲料公司买到豆饼或 花生饼。这豆饼,尤其是花生饼,在那个没有零食吃的年代,都成了我们的最佳零食。我们这鸡嘴夺食也 是万般无奈啊。
我们住在二楼,白天,鸡鸭就圈在楼下用枯树枝围起的鸡鸭圈里。一天下午,二姐趴在后屋窗上往 下看,这一看不得了了。楼下的温大叔正推开鸡圈门,径直向里走去。二姐心里想,他进我们家的鸡圈干 吗?正想着呢,只见他猫下腰去,手往前伸。。。,噢,看见了,在他手的前方是一个鸡蛋。是鸡蛋,没 错,是一个红皮鸡蛋。温大叔捡起鸡蛋转身向外走去,二姐正要喊,一想到背后是做夜班的母亲正在熟 睡,就把“住手,那是我们家的鸡下的蛋!”的叫喊憋了回去。眼睁睁地看着温大叔,把我们养了几个月 的鸡终于开张下的第一个鸡蛋,这么轻易地拿走了。
可是,这也不甘心啊,明明是我们养的鸡,在自己家的鸡圈里下的蛋,凭什么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被 人家拿走了?二姐这个窝火啊。她从窗台上跳下来,到前屋把她所见所闻一五一十地告诉大姐。13 岁的大 姐,同样不忍心去把熟睡中的母亲叫醒,可毕竟她也是个孩子啊。想直接去温家要吧,温大叔可不是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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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的主,左右邻居大人都让他三分,况且我们还是孩子。他赖账不承认怎么办。不去要吧,又不心甘。到 嘴的蛋,凭什么让他温大叔吃!真难为了小姐俩。大姐说:“走,找同学商量去。”大姐找到了她的闺密 张会凤,向她陈述了我家鸡圈里刚刚发生的尴尬一幕。大家都认为,要回鸡蛋是肯定的了,问题是怎么说 怎么做,才能让温大叔乖乖地把鸡蛋交出来物归原主。商量的结果是,1.我们大家都去,让他觉得我们虽 是孩子,但是我们人多,也不是好惹的,所谓的人多势重吧。2. 由大姐发问。
在大姐的率领下,我们敲开了楼下温家大门。大姐开门见山,“温叔,我家老二刚才在窗上看见你 进我们家的鸡圈捡走了一个鸡蛋,...”“对,我是怕那鸭巴子给踩碎了,帮你们捡回来的。” 温大叔没等 大姐说完就主动承认了, 并随手从碗橱里拿出了那个让人揪心的红皮鸡蛋,交给大姐。既然是人家怕鸡蛋 被鸭子踩碎帮我们捡回来的,大姐便连连道谢。没想到平日无理搅三分的温大叔,这次并没有为难这帮孩 子。要回了在那个饥荒岁月被视为金不换的美食,这帮孩子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颜。晚餐桌上,母亲夸 奖了两位姐姐,说她们做的有理有节,是小人办大事儿。
八. 蹉跎岁月
母亲不光为全家人的吃操碎了心,还为全家人的穿费尽了力。当年在上海的裁缝师傅没有了,针线 奶奶也不在了。全家人穿衣带帽的重任一股脑地压在了母亲一人肩上。从内衣内裤到棉衣棉鞋,从毛衣毛 裤到围巾手套,都是母亲亲手缝制,亲手钩织。糊袼褙纳鞋底、织毛衣钩围脖,母亲手上总有活儿。那架 老式脚踏缝纫机在母亲的手下,变出了一件件舒适的内衣裤,漂亮的连衣裙,得体的夹克衫,庄重的中山 装。父亲还许过诺,将来要给母亲买一台电动缝纫机。母亲也学着外祖母,手把手地教我的姐姐妹妹,如 何裁剪缝纫,钩织刺绣。姐妹们用缝纫机做的鞋垫,几乎可以与商店里卖的鞋垫媲美。
一九六〇年厂生活区要办新华书店,方便职工购书。母亲被人事科调出来,去经营新开张的新华书 店。这是个一人店,进书、售书、盘点、结算、打扫卫生、橱窗布置,就连冬天早上取暖炉生火都是母亲 亲手而为。每次进书,母亲从车辆厂借来一架手推车,步行十里地到市内新华书店取书运书。冬天零下 20 多度,也风雪不误。因为正是靠近年根儿的三九四九最冷的季节,书店要进年画、窗花、日历、挂历、贺 年片、贺年卡等年货。多少次在冰雪路面上滑倒,多少次爬起来继续推车前行。虽然书店的工作比较辛 苦,但比起在车间三班倒还是好多了,至少不用打夜班了。
一九六一年,父亲和陈政工程师合译的《粘胶短纤维生产》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父亲 非常高兴,利用稿费额外购买了好多册,分送给厂里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车间管理干部。还给我们孩子们买 了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另外,家里还添置了一台上海牌六灯收音机。这在那个低标准困难时期,可 是一件大事儿,就像如今家里添了一辆汽车一样隆重。我们姐弟四人从此多了一项业余活动,每天下午收 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小喇叭”和“星星之火”等少年儿童节目。有几年年三十晚上,父亲母亲和 我们一起就是围在这台收音机前,边磕瓜子儿,边收听广播剧:《过年》,一起守岁。 在这本译著发表的 幕后,母亲又一次扮演了无名英雄的角色。母亲的字工整漂亮,父亲翻过的译文在上交出版社之前,都交 给母亲誊抄。所以,不是父亲一个人在爬格子,母亲也在爬格子。这本译著的出版发行也有母亲付出的心 血。
父母亲还从稿费中拿出 100 元接济在北京的二舅母。被引蛇出洞的阳谋所骗,二舅谢孝苹说了几句 真话,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天津郊区的板桥农场劳改。全家五口人(舅舅、舅母、三位表姐 妹),靠在国棉二厂工作的二舅母的微薄收入养家糊口。生活本来就很拮据,再赶上三年困难时期,日子 就更加苦不堪言了。父母亲希望这 100 元能稍微缓解一下二舅母的困难处境。
一九六二年,厂幼儿园缺一会计,母亲离开了书店,去幼儿园履新。据说,前几任会计水平有限, 账目不清,个别人还多多少少有点儿贪污行为。吸取前车之鉴,母亲做账时特别细心,不出一点儿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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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保育费收齐,母亲不是只坐在办公室等家长来缴费, 而是走出去,在下班的路上堵家长。这招还真 灵,每月的保育费都能按时收齐。可就是苦了母亲,每天晚上回家都很晚。
一九六三年,丹纤厂扩建,新建一个长丝车间,同时盖了几栋室内有暖气的独身楼、夫妻楼和家属 楼。当年朝鲜战争被疏散到佳木斯的职工,也因工厂扩建需要熟练工返回丹东,住进了有暖气的家属楼。 有些老丹东人住不惯暖气房,情愿住我们这样的火炉取暖房。与父亲一起从上海来丹东的孙工程师就与一 家老丹东人调换了一下,搬进了新建的暖气房。母亲也动了调房的心思,正好有一户从佳木斯回来的职工 愿意换房。可父亲不同意,因为暖气房的实用面积没有我们住的房子面积大,父亲唯恐家里的家具箱子乱 七八糟的东西没处放。母亲就亲自去看了一下房子,回来跟父亲说,新房是小了点儿,不过,箱子可以放 到床底下。像搭积木一样充分利用空间,东西就有地方放了。父亲最后依了母亲。我们在国庆节期间搬进 了有暖气的五号楼。从那以后,我们冬天在室内再也不要扛棉袄了,父亲再也不用清理炉筒灰了,那些热 水袋、汤焐子、水憋子等焐被窝的家什都刀枪入库了。母亲为改善我们的居住环境功不可没。
九. 四清结论
六二年以后,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越刮越紧。父亲又进一步被贬到车间当工人,三班倒。父亲一贯 乐观向上,在车间劳动和工人师傅一起摸爬滚打,急工人之所急,帮工人之所需,解工人之所难。赢得了 工人师傅的尊敬和爱戴。在六五年四清运动结束前,父亲所在班组的工人师傅为他写下非常有利的评语, 为四清工作组决定摘掉父亲的地主分子帽子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依据。父亲还和那位班组长赫威师傅结下 了忘年之交。
压在父亲头上六年的地主分子帽子被摘掉以后,父亲这匹“千里马”被伯乐看中,伯乐恰恰就是由 北京化纤学院(如今的北京服装学院)师生组成的四清工作组。一九六五年春,在丹东化纤厂的四清运动 结束后,父亲随工作组师生一起离丹赴京,被借调到化纤学院任教,带化纤学院的首届毕业生。母亲要带 我们去火车站为父亲送行,临行前给孩子们梳妆打扮耽误了点儿时间,父亲发牢骚说:“就你动作慢,快 点儿了。”母亲马上反唇相讥:“就你动作快,烟斗从二楼窗口扔出,烟斗没落地,你已经冲到下面把烟 斗接住了。”
还是在前几年的困难时期,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就连最次的香烟也要凭票购买。奶奶和父亲 都吸烟,按户供应的香烟已远远满足不了他们的烟瘾。尤其是父亲,他在晚上翻译东西爬格子的时候更离 不开香烟。那时候,过滤嘴香烟听都没有听说过,不知是尚未发明出来,还是贫穷的老百姓没有资格享受 那份奢侈。所以,烟蒂里的烟丝也成了宝贝。我还记得我们兄妹还帮着奶奶捡烟头剥烟蒂。父亲就可以用 剥出来的烟丝抽烟斗了。抽烟斗麻烦很多,每隔三、四天,父亲就要用细铁丝通一通被烟油堵塞了的烟 斗。有一次父亲通得实在不耐烦了,顺手把烟斗从二楼窗上扔出去。刚一出手,就后悔了,急急忙忙跑到 楼下把它拣了回来。后来,这成了母亲调侃父亲的笑柄。每当父亲嫌母亲动作慢时,母亲总要不无夸张地 说:“那烟斗还没落地,你人已经冲到楼下接住了烟斗。”
四清运动中,四清工作组对母亲的账目来了一次彻底清查。可怎么查也查不出差错。工作组领导不 相信这个结果,理由竟是:以前的会计账目不清,个别的还有贪污行为,你谢孝凤做的账怎么就一点儿差 错都没有呢?于是对母亲经手过的账目进行复查。这次他们总算找到了一个疑点,一张用胶水粘回去的存 根。母亲解释说:“这张存根是我在给家长撕收据时,不小心把收据后面的存根也一块儿撕下来了,于是 我就用胶水把存根粘回去了。这个存根的序列号与前后存根的序列号是连着的。”工作组对母亲经手的所 有账务挑不出一点儿毛病,最后,竟然以母亲是工人编制不宜做会计工作为由,责令母亲离开幼儿园,回 车间当工人,做三班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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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助人为乐
母亲回车间后,在精密车间更换过滤布。据说,作业面狭窄,脚底粘液流淌,换一次过滤布,大汗 淋漓。劳动强度之大,工作环境之恶劣,对母亲来说,又是一次考验。母亲咬紧牙关,经受了考验,挺了 过来。由于母亲刚从幼儿园的会计岗位上下来,被认为是有文化的女工,由车间姐妹们推荐,兼职管理女 工卫生室。也就是说,要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抽时间为姐妹们义务服务,没有格外报酬。母亲上岗 后,想姐妹们所想,与车间工会主席联手,通过丹东锦江造纸厂工会协调,按出厂价直接从造纸厂进了一 批妇女卫生纸。在市面上一卷卫生纸卖一角五分钱,在母亲管理的女工卫生室,同样一卷卫生纸,只卖九 分钱。姐妹们皆大欢喜。但好景不长,当母亲第三次去锦江造纸厂进货时,遭到造纸厂供销科拒售。后来 一打听才知道,车间一位女工,到化纤厂生活区的一家公私合营的老马小铺去炫耀,对小铺营业员说: “你们卖一角五的卫生纸,我们在厂里买只花九分钱。” 小铺老板一状告到市工商局,工商局一纸红头文 件下到锦江造纸厂,制止厂方直接销售卫生纸给友邻单位。母亲好不容易为姐妹们争取到的福利,就这样 被一位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女工给葬送了。
母亲人缘好,又乐于助人为乐,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她“谢姐”。一位青工要结婚了,母亲提议大家 凑钱给这位青工买个脸盆热水壶什么的,那位占便宜还卖乖的女工,假装没听见,故意躲着大伙。最后就 是铁公鸡,一毛不拔。母亲最瞧不起这种人,说她是“土鳖一桩,人民币不受损伤”。“土鳖”在丹东方 言中有“小气”“抠门”的意思。车间有位叫王忠义的师傅,家里有三个还没上学的孩子,老婆又没有工 作,生活有点儿拮据。母亲就把我们穿小了的衣服,打包送给他。
在幼儿园厨房为孩子们做饭的吴妈,孩子们都叫她吴奶奶,安徽安庆人,是当年上海来丹东的 10 位工程师之一的家庭保姆。后来,工程师家的孩子们长大了,吴奶奶就找到了幼儿园厨师这份工作。吴奶 奶的先生早逝,膝下一女儿,寄托在老家的妹妹家。吴奶奶是文盲,老家来信都让母亲给她念。同时,复 信也由母亲代笔。母亲无偿为吴奶奶读信写信,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母亲离开丹东。吴奶奶的工资不高,还 要给老家寄女儿的生活费。为了节省开支,她不肯吃食堂,自己做饭。吴奶奶住的独身楼没有厨房,她就 弄了一个煤油炉。煤油炉火头不足,做点儿简单的饭菜还将就,做荤菜就无能为力了。母亲就让吴奶奶来 我们家用煤炉做荤菜,直到文革后吴奶奶从独身楼搬到家属楼。
十一. 教子有方
母亲虽然几经磨难,可她对子女的照顾却仍然无微不至。我从小体弱,患有气管炎,有时哮喘严 重,我都得跪在床上咳嗽。六〇年上小学后,几乎没有一个学期不请病假的。母亲到处为我寻医问药,在 丹东找老中医为我推拿,拜托在北京的二舅母为我购买施今墨老先生配置的“哮喘丸”。记得我十二岁那 年,母亲还背我去厂卫生所打针。终于在我十四岁那年治好了我的气管炎。母亲为我的小体格操心,也为 我受同学欺负担忧。文革初期,同龄孩子对像我这样成份不好的孩子的歧视和欺负变得更加变本加厉。有 一次,邻居家的孩子连着数日对我拳脚相加,我不敢还手,也不愿意告诉母亲,怕她解决不了问题,反而 给她添堵。最终母亲还是发现了我身上的伤痕,问我怎么回事,我不肯说。后来在母亲的逼问下,我说出 实情。母亲立马不顾一切,拽着我,冲到邻居家找家长评理,阻止了邻居孩子的恶行,从而保护了我不再 受同龄孩子的欺凌。
母亲爱我们,但从不溺爱。深知我们早晚有一天会离开她的羽翼远走高飞,母亲有意识的在我们到 了一定的年龄,就放手让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儿。除了教女孩子们钩织刺绣、缝纫剪裁外,还教 我们如何淘米煮饭、洗碗刷锅。一九六四年六月的一天,奶奶去了上海叔叔家,父母亲上白班中午回不 来,我们姐弟四人自己弄中饭吃。轮到 10 岁的小妹煮饭。煤炉上做大米饭,由于火候不那么容易掌握,就 连大人做的米饭都难免焦了(烧过头了)、涝了(水放多了)、硬了(水放少了),弄不好还会有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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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那天小妹做的大米饭那个好啊,不焦、不涝、不硬、不夹生,那才叫个完美无缺呢。遗憾的是盛两碗 就没了,她做少了。可小妹还坚持说她确实拿了两碗米。我在旁揶揄道:“你只拿了两把米吧。”那天正 赶上大姐初中升高中的中考,这香喷喷的米饭只好先尽大姐吃了,因为她下午还有一门考试。二姐一看这 情况,二话不说,拿锅烧水,做玉米面粥给我们吃。母亲从来没有因为我是家中的独子就偏袒我,而是要 求更严。她把买粮买煤、和煤出灰、揉面蒸馍的力气活儿都让我去做。我后来甚至还学会了打春卷皮。
三年困难时期过后,市场供应明显好转。晚饭后,我们也有水果吃了。苹果鸭梨我们都要先削皮再 吃。每次皮削好后,母亲都请奶奶先吃,奶奶疼孙子孙女又让我们先吃,母亲坚决不肯,对我们说:“奶 奶年岁大了,带你们很辛苦,让奶奶先吃。你们小孩,以后吃的时候多着呢。”母亲还为我们立了规矩, 绝不能背着奶奶吃独食,更不能把吃剩的点心水果给奶奶吃。另外,我们如有对奶奶不敬之处,母亲及时 发现及时纠正。因为奶奶不会说普通话或者东北话,我们在家都是说老家泰州话。我小时候听到大人对我 们说,“Ting Si 去”,就知道是该睡觉了。有一次,晚上很晚了,我跟奶奶说了句,“太太(泰州方言: 奶奶),Ting Si 去”。立刻遭到母亲喝止:“昏了,不能这么说太太。”奶奶及全家人都在笑我。我这才 意识到这个“Ting Si”是“挺尸”二字(Ting Shi,泰州话中没有卷舌音)。长辈说晚辈可以,晚辈绝不 能用它说长辈。我吓的直吐舌头。
十二. 文革磨难
四清运动过后,刚刚过了两年消停日子,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父亲当时在京工作,总 算躲过了令人不堪回首的红色恐怖的红八月。后来,在‘借调人员回原单位就地闹革命’的口号下,父亲 于一九六六年深秋返回丹东,被安排在丹东化纤厂试验场,负责试验生产彩色纤维。
躲过了六六年的红八月,躲不过六八年的清理阶级队伍。那年的冬天似乎比以往来的更早一些,刚 过霜降就下了一场冰雨,寒气逼人。十月底的一天下午,家里突然来了五、六个厂里的人,出示了厂革命 委员会的介绍信后,就开始抄家。说老实话,那次抄家比起六六年八月份红卫兵的抄家要文明多了。屋外 没有人围观。室内,抄家人员一个箱子一个箱子的翻,把要带走的东西登记,没有乱扔乱砸。尽管家里的 八个箱子都被翻了个底朝天,他们还是没有搜到他们最想要的房契地契之类的所谓的“变天帐”。两个姐 姐在之前的八月份都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去了。最后,是我,在抄家清单上签的字。他们抄走了母亲早年学 画时画的仕女画和画画用的宣纸画笔;抄走了一套银质西餐具;抄走了被认为是奇装异服的母亲的旗袍; 抄走了自我懂事时起就一直挂在父母寝室,直到文革初期才被领袖画像替换下来的父母结婚照和身着婚纱 的母亲单人照;抄走了一支日本友人板野先生文革前送给父亲,父亲一直没舍得用的自来水钢笔。这支钢 笔似乎使他们如获至宝。后来,这支笔就成了父亲被扣上日本间谍帽子的证据。因为收到这支笔时,父亲 在北京工作,经请示纺织部领导,父亲购买了一本比较精致的配有古诗词的画册做为回赠礼物,托纺织部 代表团下次访日时带给板野先生。他们硬说父亲在画册中泄露了国家机密。
就在家里被抄的同时,揭发批斗父亲的批判会正在厂里举行。母亲被迫带头喊,“打倒张书绅!” 的口号。批斗会结束后,父亲就被送进了关押牛鬼蛇神的“牛棚”。父亲进了牛棚,母亲的日子更不好过 了。每天给牛棚里的父亲送饭还要看专政兵的脸色。赶上母亲上中班,送晚饭的任务就落在我头上。我可 领教了那些专政兵的脸色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在他们眼里我们这些家属也应该是阶级敌人。与母亲同车间 的那位得便宜卖乖的女工又在散布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小道消息,“老谢家,这次抄家抄到了两枚金戒指, 一条金项链。”要知道,在那个越穷越革命的年代,八辈子都是要饭的无产阶级才是最光荣的。拥有金戒 指金项链的人,那还得了?那就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对象。所以,那些积极分子都远离母亲而 去,只有王忠义师傅不顾别人的眼神,看到母亲夹过滤布艰难,就主动前来帮忙搭一把手。
十三. 下乡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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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牛棚待了六个月,父亲于六九年四月的一天被放了出来。继续在车间做三班倒。文革期间,什么 稀奇古怪的事儿都有。一位在家闲腻味了的甘肃老太太提出的“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 口号,竟然成了政府的一项重要决策,让那些靠边站的老干部都下乡当五七战士,让那些“有问题的人” 连同家属作为下放户到农村劳动改造。父亲属于“有问题的人”,全家下乡是在劫难逃了。当时,好多母 亲的同事和好友都劝母亲与父亲离婚,离了婚,母亲就可以带我和妹妹留在城里了。以后,大姐、二姐还 有机会回城。如果不离婚,全家就都窝在农村了。可是,母亲坚决不同意。在母亲看来,为了这个家,当 初可以牺牲大上海的户口。如今,这小丹东的户口又有什么值得留念的呢?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我们全家在呼啸的寒风中被押送到岫岩山村。
乡下的生活对从未干过农活儿的母亲来说,有无法想象的艰苦。一切都要从头学起,推磨、拉碾 子、喂猪、烧大锅饭,等等等等。不会烧炕,浓烟倒灌,熏得母亲眼泪直流。用大锅贴玉米面大饼子,一 开始火候掌握不好,大饼子一贴上去就往水里滑,根本粘不上锅。母亲不泄气,不气馁,终于找到了规 律,掌握了火候,大饼子贴成功了。父亲也是,爬格子动笔杆子他大拿,可是这地里的农活对于从未在农 村生活过且步入中年的父亲来说,简直就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有一次铲地,草没有除干净,还遭到生 产组长老梁的训斥,“草都铲不好,你这个大学是怎么上的?!”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忙时,甚 至天不亮就要下地干活。劳动强度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用老农的话说,“每天晚上都要拉着猫尾巴上 炕。”
除了繁重的农活儿把父亲折磨的精疲力尽,公社大队隔三差五的批斗会也把父亲搞的情绪低落,尊 严荡存。生产队政治队长还在已经没有尊严的父亲的伤口上撒盐,说父亲是被工厂开除的。他说的也没 错。父亲下乡不久,厂子里就来人通知他,作为下放户,工厂不能继续给父亲发工资。给了一笔退职金, 档案转到下乡的公社。从此,丹东化纤厂与父亲没有一点儿关系。父亲就这样被贬到社会最底层,成了连 二等公民都不如的贱民。
十四. 接济贫农
下乡后,我第一次听到了有别于报纸广播中宣传的年年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的声音。赶大车的车老板 是铁杆贫下中农,他老婆指着他家的粮囤子跟我说:“合作化前,我们家的粮囤子都是满满的。现在生产 队分的只铺了个底儿。”这话着实吓了我一跳。因为之前的宣传都是人民公社是金桥,社会主义是天堂。 怎么还会有人抱怨这么美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呢?而且说这话的不是被打倒的地主富农,而是地地道道的 贫下中农。
我们下乡落户的柏家堡大队在六九年夏天遭遇了罕见的雹灾,粮食歉收。农民交了公粮后,所剩无 几。我们亲眼目睹了村民们用面碱熬玉米核做淀粉充饥。到了转过年的春天,邻队就有人因无粮以继,举 家背井离乡,逃荒边外。边外是指黑龙江。好在我们下乡的第一年还是吃国库的供应粮,每月按定量到公 社粮库买粮,没有受影响。五月份的一天晚上我放学回家,听到父亲正对母亲说:“今天政治队长找我谈 话,说生产组长老梁家已经没有粮食下锅了,老梁准备去边外。队长要我们借点粮食给老梁,让他度过难 关。到六月份土豆下来就接上了。”母亲没有马上回话,似乎在思考什么。。。。。。
解放前,江苏海安谢王河,每逢青黄不接的季节,乐于积德行善的外祖父都要吩咐家人熬大麦粥, 三、六、九放粥,救济无米下锅的父老乡亲。每逢初三、初六、初九、十三、十六、十九、二十三、二十 六、二十九放粥日,断顿的老乡们都会互相招呼着,“到谢老爷家领粥了。”
如今,人民共和国成立 20 年了,像谢老爷这样的大户人家早就没有了,像谢老爷这样的乡间绅士 早就被做为地主阶级消灭了。到了眼下这青黄不接的关口,再没有人给乡亲们放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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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解放后分到地主土地浮财当家作主人的铁杆贫下中农,竟然有人落到了没有饭 吃,要跑边外逃荒的地步。甚至还要向已被打到社会最底层的地主阶级的后代、共和国的贱民寻求帮助。 太不可思议了。
父亲见母亲楞在那儿,便说:“欸,想什么呢,我跟你说话呢。”母亲定了下神,说:“噢,没想 什么。借。咱们也勒紧裤腰带,帮老梁一把。”后来,老梁靠从父母亲那儿借来的 100 斤玉米,度过了难 关,没有去边外逃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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