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沧桑话南浔
刘劭夫
1. 我以为，走得远才是旅游，远方才有风景。以至于总是把眼光投注远处。回国小住，甫卸行装，出行考虑的也是云贵川渝，两广湘赣等远方的名山大川，风景名胜，倒是忽略了家门口的景致。名闻天下的江南古镇竟没有走遍，不禁自嘲此生枉为江南人。对于近在咫尺的江南古镇，多年来，没能停下匆匆的人生脚步，去品味粉墙黛瓦、翘角飞檐的韵味；聆听吴侬软语、江南丝竹的婉约；欣赏越女倩兮，美目顾盼的风情。此番觅得机会，放下浮躁，且行且看，竟也把小桥流水人家的古镇风情，细细的品味了一番。比起远途出游，少了一点舟车劳顿，多了一份闲适悠然。
2. 南浔在上海的西南，太湖的南岸，距离上海120公里的车程。在一个咋暖还凉的春日，冒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来到此地。我之来南浔，与其说是为了赏玩水乡风情，寻访春日的妩媚，倒不如说是一种精神的参拜。在内心深处，私心对于南浔怀着一份崇敬，一份好奇。徜徉在湿漉漉的青石板路上，寻觅生活在这儿的先贤的踪迹，瞻仰他们的业绩，缅怀他们奉献社会的精神。
这江南古镇，周庄、同里、甪直、西塘、乌镇以及南浔，犹如六个靓丽的水乡村姑，装束大致相同，风情韵致却是各异。比如南浔，一如其他古镇的“水乡小巷多，人家尽枕河”的风姿，但是却在庭院深深的大宅里面隐藏着富甲天下的豪门之家。明清两代，南浔蚕丝名闻天下。这个小镇出产的辑里湖丝，从頔塘河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清末民初，南浔的巨商大贾，以雄厚的经济资助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成为孙氏革命的财源。南浔以一镇之力，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历史，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3. 如今南浔镇的旧区，已经辟为旅游景区，进入游览需要购买100元的门票。虽然是雨天，但是游人如织，摩肩擦踵。进入景区，恰逢举办水乡传统婚礼的表演。众人围在河岸，观看久已消失的婚俗。迎亲的的船队，装满大红缎被、箱笼漆器等娶亲的礼品，新郎端坐于船头，长袍马褂，礼帽红花，满脸喜气。船上的汉子大声呐喊，鼓乐喧天，煞是热闹，惹得众人注目。不久，船队归来，新娘子与新郎并排坐着，大红缎子的礼服，一脸的娇羞。船队穿行于蜿蜒的河道，穿越小镇的石拱桥，给千年古镇平添了一份喜气，恍然间时光似乎倒流了一百多年。
南浔古镇的格局是以南市河、东市河、西市河、宝善河为十字骨架，其间又有其他支流纵横交错，街道和民居沿河而建。细雨中沿着河边的青石板路，随着人流，不看路名，不问东西，缓缓行去。见一门洞，抬眼望去，竟是张石铭故居。张石铭故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叫做懿德堂，为中西合璧的豪门大宅。建筑风格既有中式庭院的庭院深深回廊曲折，也有欧式建筑的圆柱、拱门、壁炉、玻璃刻花，整座宅子恢弘大气，华贵典雅，工艺精湛，在当时无出其右，被称为“江南第一民宅”。
近代以降，湖州以丝绸名闻天下，杭嘉湖为天下富庶之地。南浔的辑里湖丝更是丝中极品，为皇家的御用品。清代以来，明确规定皇帝的龙袍必须以辑里湖丝制成。1851年，辑里湖丝在伦敦的首届世博会上，一举多夺得金、银大奖。是故南浔以财富分为“四象八牛七十条金黄狗”三个等级的巨商大贾，皆以经营湖丝致富。
张石铭，名钧衡，石铭是他的字，他自号适园主人，生卒年为1871—1927。张石铭的祖父张颂贤，以经营辑里湖丝和盐业发家，成为南浔顶级巨富“四象”之一。张颂贤两个儿子，张宝庆和张宝善，张石铭父亲张宝庆，为张颂贤的长子，张石铭为张家长孙。叔父张宝善是张静江的父亲，可谓一门人杰。张石铭在光绪二十年中举，之后并没有在仕途上有所发展。1903年，张石铭与叔父张宝善分家后，张石铭继承祖业，继续经营丝绸、盐业、钱庄和房地产。不过他并没有亲自参与家族的经营活动，而是醉心于收藏字画、古籍，金石、碑刻和奇石，为清末民初四大藏书家之一。张石铭还是西泠印社的发起人和赞助人，与吴昌硕、毛福庵等文人名士过从甚密。
江浙自古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多诗礼簪缨之家。像张石铭这样的巨商大贾，坐拥巨大的财富，并不追求声色犬马的个人享受，而是通过自己的文化活动，结交名士文人，钻研传统文化，承继中国的文脉。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步入近代化，新旧思想的交汇冲突，各种利益集团的对抗碰撞，新的社会制度处于孕育诞生之际，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之中。张石铭在乱世中不为所动，营造一方文化净土，保持优雅高尚的文化人格。我想，中国文化绵延数千年，近代逐渐形成比较齐全的文化艺术门类，与张石铭这样的文化风雅之士孜孜不倦的搜集、研究和传播分不开的。中国百年以来，风云激荡，革命频仍，张石铭独善其身，并没有卷入政治斗争，默默地在自己的天地做着文化整理和修复的工作，自有其意义所在。
4. 并不是所有的南浔巨商都跟张石铭一样，沉醉于对金石古籍的把玩鉴赏之中的，同样是南浔“四象”之一的庞元澄（青城），怀抱兼济天下的志向，积极投入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成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近年，庞氏家族在南浔的宅院承朴堂经过修缮得以开放，供游人参观。承朴堂坐落在南浔东大街，设计布局为典型的江南豪门大宅。虽历经变故，尚能保留原貌。庞青城在光绪二十年考取秀才，戊戌变法失败后赴日考察，后长期居住在上海戈登路7号，南浔的故居反而不为人们所熟知。戈登路7号，是孙中山经常下榻的地方，也是宋教仁、廖仲恺、黄兴、陈其美等人秘密聚会的场所。在某种意义上说，戈登路7号是国民革命之家。
庞青城虽然是张静江的舅舅，却只比这个外甥年长两岁。两人志趣相投，关系密切。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张静江从法国巴黎回到上海，庞青城急切的见到了张静江，向这位外甥了解欧美各国的社会民情。张静江不仅介绍了欧美各国的政治社会情况，还讲述了孙中山推翻满清的国民革命活动，庞青城听后十分兴奋。不久，经过张静江推荐介绍，时任上海中国银行董事的庞青城认识了孙中山，发展成同盟会的会员，成为同盟会上海支部核心成员之一，成为孙中山最忠诚的追随者之一。
孙中山受到清政府的追捕，如何保证孙中山的安全成为革命党人的心病。而庞青城的寓所戈登路7号属于英租界，由上海工部局管辖，并雇有白俄保镖，比较安全。张静江就建议孙中山到上海，就在戈登路7号下榻，孙中山欣然接受。对于孙中山的信任，庞青城因此感动得数夜不眠。为确保孙中山的安全，庞青城增加了护卫，加强了安保措施，并特地辟出一个房间，购买了一套新家具，专供孙中山和宋庆龄使用。此后，孙中山每一次偕宋庆龄秘密抵沪，都是下榻在戈登路7号。
庞青城对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可以说慷慨解囊倾其所有，孙氏说庞青城为了革命事业是毁家纾难。根据承朴堂展出的戴季陶所著的《庞青城事略》所载，早在1907年孙中山发动的镇南关起义，庞青城捐赠5000大洋作为军饷；1909年庞青城先后三次出资帮助于右任创办《民立报》等报纸，出资4000大洋营救于右任；1911年春，黄花岗起义失败，七十余烈士为国捐躯，庞青城悲愤如狂，出资千金抚恤烈士；是年秋，武昌起义，庞青城又出资5000余元济以军费；1911年冬季，庞青城以南浔旧宅抵押30000元资助东北革命党人蓝天蔚军饷；辛亥年为光复上海杭州，陈其美、蒋介石、王金发等人组织敢死队，其中攻打上海江南制造局的敢死队的军费，一半是由庞青城资助的。辛亥革命后的南京临时政府，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任命庞青城为实业部商政司司长。袁世凯在北京任总统后，庞深知袁世凯居心叵测，辞职而不赴京任职。嗣后，孙中山在广州成立革命政府，孙氏亲自委任庞青城为“总统参议”。
1913年，宋教仁被刺，庞青城和张静江支持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竭力主张陈其美出任讨袁军总司令，并策动浙江都督朱瑞反袁。孰料朱瑞早已投靠袁世凯，并派兵南浔捉拿庞青城，查抄庞青城的家和工厂物业。庞青城被迫带着儿子庞衡平流亡日本，直至袁世凯病逝之后，庞青城才回到上海。回到上海的庞青城继续支持孙中山的事业。事实上，“二次革命”以后的孙中山，已经众叛亲离，昔日的同志大多都离他而去。到了1922年，陈炯明与孙中山决裂，山穷水尽的孙中山只得回到上海。但是，庞青城仍初衷不改，一如既往的追随孙中山。为了筹措孙氏的革命经费，庞青城不惜抵押变卖戈登路7号的别墅，连带上海的江西路房产和虹口的地皮一起变现，全部用作孙氏的政治活动经费。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危，庞青城应召前去探病，始终陪侍在侧，是“总理遗嘱”的见证人之一。当时，孙中山的治丧委员会有四十余位民国要员组成，其中有四位南浔人，庞青城赫然在列。庞参加了孙中山的遗嘱、追悼会、出殡等一系列治丧活动之后，回到了上海。从此，庞不再过问政治，过上了寓公的生活，此时，庞青城刚满五十岁。
从辛亥革命开始，直至孙中山逝世，在将近十五年的时间里，庞青城一直慷慨的资助孙中山的政治活动，演绎着毁家纾难的感人故事。到了孙中山逝世的时候，庞青城的万贯家财已经消耗殆尽，昔日的南浔四象之一的富商只得靠变卖古籍、碑帖、字画等古董度日。我相信，随着孙文的去世，庞青城应该有一种幻灭感。据他的女儿庞莲回忆说，到了晚年，父亲的精神有问题了。这是不难理解的，庞青城散尽家财，追随孙中山，期望他能建立不朽功业。但是承载着庞氏一生理想的孙氏却中道崩殂，寄托在孙文身上的人生的愿景破灭了，祖上传下来的家财散尽了，人生还有比这更绝望的事情吗？
5. 在孙中山的治丧委员会成员中，还有另外三位南浔人，他们是张静江、周佩笺、张乃燕。他们都是党国要人，都是孙中山的追随者。这里着重要讲的是张静江。
此番南浔之行，寻访张静江故居是一个夙愿。张静江故居在南浔东大街，又叫尊德堂。故居保持清代传统三进五间式古建筑风格，显露一种豪华、古朴、幽深的遗风。室内栋如鳞次，宛如宫殿;雕刻十分精湛，以戏文、民俗图案为主，崇尚一种古朴，自然美，可谓南浔一绝。值得一提是前后两道大门背后都有构思别致，雕刻精细的砖雕，有一写有“有容乃大”四字。出自林则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于仞，无欲则刚”的诗句。另一写道:“世守西铭”四字。源于宋朝张载弃官后授徒有“东铭西铭”的典故。张载是宋代大儒，有横梁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西铭》更是张载所主张的儒学的核心价值以及道德义务。可见张静江的胸襟和抱负。张静江故居大门上方悬挂“张静江故居”的横额，正厅上悬挂南通张謇题写的黑漆金字“尊德堂”堂匾。正厅居中的是张静江的全身坐像，背后青砖砌成的照壁上四个大字“丹心侠骨”。两侧是孙中山题写的一副楹联:“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抱柱对联为同治、光绪二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所写:“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二厅、三厅陈列着张静江手书赠陈立夫的“铁肩担道义，棘手著文章”对联，以及有关张静江生平的家谱、家族发展史和张静江一生的大事记略，各种照片、书札、任命状等文物。其中有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提供的张静江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民国初期的珍贵历史照片、资料，有孙中山、宋庆龄、冯玉祥等名人照片，有孙中山、宋庆龄、何香凝、于右任、陈布雷、蒋介石等名人手札;有“尊德堂”家庭合影和张静江夫人朱逸民与好友陈洁如的许多生活照;还有陈友仁提亲致张静江的手札、张静江子女的照片、张家帐本、寿礼薄、全福贴等。边厅的两边墙上是张静江临摹“八大山人”所作的一些字画，其间有一张琴桌。
张静江自幼受到同是“四象”的祖父张颂贤和外祖父庞云鏳的熏陶，行侠仗义，冒险进取，热心公益，人称“少侠”。少年时因一次火灾救人，导致髋骨摔折，股骨断裂，落下终身残疾，但丝毫没能改变他的豪侠性格。张静江21岁时，其父张宝善以10万银两为他捐得二品候补道衔。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钦差大臣孙宝琦任法国公使，身边缺少一个机敏能干的商务随员，经人引荐，孙宝琦对张静江大为赏识。于是，26岁的青年张静江，作为大清国驻法使馆的一等商务参赞，坐上了前往巴黎的轮船，随大清国的公使孙宝琦赴法任职。这一次的法国之行，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6. 张静江在巴黎独自经商，开办通运公司，专营古玩瓷器，丝茶绸缎，还在美国纽约开设分公司。张静江以他的商业才能在巴黎商界获得了很好的名声，巴黎许多客商纷纷前来跟他洽谈业务，以期通过这个年轻的商务随员打开中法贸易的大门，张静江在清末民初时期，充当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开拓者。
1905年8月，张静江在前往法国的轮船上，意外地结识了孙中山。此时的大清王朝颁布了预备立宪的诏令，意在遏制革命的蔓延，以立宪挽救王朝的命运。作为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孙中山，自然不会放过宣传他的共和思想，革命理念。张静江在孙中山口若悬河的鼓动下竟为之著迷，有相见恨晚之慨，当即就允诺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捐款。上岸后两人揖别，张静江给孙中山留下了地址，约定了日后互通电报的暗号。他对孙中山说，“今后你若有困难，在给我的电报中以ABCDE为数码，A为法郎一万元，B为二万元，C为三万元，D为四万元，E为五万元。我一接到电报，即刻将款子给你汇去”。孙将信将疑，到了美国后，叫黄兴办理，以探真假。结果如数收到，一分不少。孙大喜过望，连连称奇。孙得这一“革命奇人”，以后每逢经费不济，张静江都如数寄达。有一次发动起义，经费缺口较大，张静江甚至将巴黎通运公司所经营的一家茶庄卖掉变现，以资起义。
与他的舅舅不同的是，张静江不仅仅作为孙文的金主，慷慨解囊，为孙文的革命活动输血，张静江还作为一个孙文的政治助手，成为孙文政治集团的核心人物。1914年7月，为反袁称帝，孙文在日本筹建中华革命党，委任张静江为财政部长。1918年“讨袁战役”失败，张静江亲往东京巴黎，支持孙文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并出任财政部长。袁世凯死后，张静江回国筹办证卷交易所。1920年，张静江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家证卷交易所，继续为孙文的政治事业筹措经费。1923年，孙氏在上海发表《孙文越飞宣言》，表明了孙文投靠苏联的政治立场。1924年，孙在广州黄埔创办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并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俄的扶持之下，孙中山才算真正有了自己的军队，并且有了按照列宁模式建立起来的政党。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孙文亲自提名张静江为中央执行委员。
1924年底，孙中山应冯玉祥会谈南北统一的邀请，发表《北上宣言》，离穗北上。不料，孙中山肝癌病危入住北京协和医院。张静江得知后，抱病前往北京。1925年2月2日下午2时，在孙科陪同下到协和医院探视孙中山。当张静江拄着拐杖吃力地来到孙中山病榻前时，孙中山不禁潸然泪下：“你病成这个样子，为何还专程来看我?”张静江双手握着孙中山的手，哽咽着说不出话。3月11日，孙中山预感到自己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便在事先准备好的两份遗嘱上签字。按孙中山的意愿，张静江首先签字，依次是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何香凝等十二人签名作证。由此可见张静江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
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张静江悲恸欲绝。4月2日，孙中山灵柩由中央公园移至西山碧云寺安放。石龛内悬挂着至今鲜为人知的由张静江书写的长联：功高华盛顿，德盖中华间，行易知难，并有名言传海内;骨痊紫金山，灵栖碧云寺，地维天柱，永留浩气在人间。
在孙中山逝世后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静江又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被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在大革命时期，张静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非常活跃，成为显赫一时的国民党著名人物。
7. 张静江并没有像庞青城一样，随着孙中山的逝世而消失在中国的政治舞台。孙中山逝世之后，张静江着力于发现和培养孙中山事业的接班人。此时，他全力扶植正在冉冉升起政治新星蒋介石。
1912年，张静江与在沪军中任都督的湖州老乡陈英士(陈其美)邂逅，两人一见如故。此时蒋介石为陈英士的部下，张静江发现蒋介石仪表非凡，沉静刚毅，志向远大，将来定有一番作为。张静江刻意笼络，用心培养，两人交谊渐深。1916年，陈英士遭袁世凯暗杀后，张静江邀蒋介石到他在上海开设的恒泰交易所任职。蒋介石由此开始了由军旅生涯转向证券市场的过渡时期。但蒋介石在市场上屡战屡败，最后倾家荡产，只好厚颜启齿，向张静江借钱糊口。张静江并未因此鄙视蒋介石，反而有求必应。直至今天，南浔的张静江故居尚存蒋介石当年向张静江打的借条，厚约一寸多。在由商转政伊始，蒋介石几乎是靠着向张静江的借贷而笼络上下左右，得以站稳脚跟的。
1918年春，孙中山在广州任大元帅，张静江为使蒋介石将来有所发展，便向孙中山推荐蒋介石担任上校作战科主任;1922年夏天，当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处于危难之中时，张静江让蒋介石到广州中山舰上侍奉孙中山四十余日，从而取得孙中山的信任。之后蒋介石撰写《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该书由孙中山题名、张静江作序并资助出版，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声望，非常有助于蒋介石政治上的崛起。张静江着力扶持蒋介石步步紧随孙中山，成为孙氏最亲密的战友。1924年5月国民党黄埔军校成立，张静江再次向孙中山力荐蒋介石。随着蒋介石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为其一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张静江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提名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领导北伐事宜。1926年北伐前夕，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推举张静江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两个月后，为了树立蒋介石在党内的威望，力辞此职，转而提名由蒋介石担任。1927年3月，张静江在上海与吴稚晖等人召开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提出“对共党弹劾案”。后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坚决支持蒋介石发动清党运动，主政浙省，负责清党工作，并运用他在上海的力量，帮助蒋介石在上海、江浙清除在国民党军政内部的共产党员，成功地建立南京政权。
通过张静江的步步扶持，蒋介石逐渐登上了国民党的权力顶峰。蒋介石对张静江的帮助十分感激，称张静江为“革命导师”。说自己遇到张静江之后，“如枯木逢春”，对自己的栽培之情，“犹如草木仰之泰山”。
8. 北伐以后，张静江和蒋介石在建国以后国家如何发展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作为巨商大贾出身的张静江，虽然有着不同凡俗的政治眼光和胸怀，但是本质上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他所坚信的理念是实业救国，经济救国。在他看来，既然已经完成了孙中山国民革命的理想，就应该按照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把遭受战争破坏的国家重新建设起来，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的富强国家。而蒋介石认为，国家应该归于一统，如今内患不已，诸侯割据，远没有到专心建设的环境。尤其是共产主义的祸害，乃是心腹大患，瑞金的苏维埃军事割据，不荡平何以建设国家？蒋介石本质上是一个政治强人，他是中国进入现代化的一个过渡人物，他所要建立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还政于民，经济建设。
两人的政治理念的分歧，导致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张静江逐渐淡出国民党的权力中枢。抗战之后，张静江先是避居汉口，后经香港赴瑞士、美国，寓居纽约。张静江的后半生，一直在吃斋念佛中打发时日，于1950年9月3日病逝于纽约，一代奇人就这样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台湾方面闻讯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台北特设灵堂公祭，蒋介石于灵堂之上亲书"痛失导师"的挽词，并臂佩黑纱亲自主祭。
从中国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作为政治家的蒋介石是具有深远的战略眼光的，叫人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之慨，可惜历史不能从头来过！
张静江和庞青城在他们晚年的时候，一定被笼罩在心头的万事皆空的幻灭感所折磨。他们倾尽家财所追求的理想，到头来是南柯一梦。可能庞青城比较单纯一些，他只是追随一个未来的天子。这个天子一旦能登极大统，他也成了开国功臣了。而张静江则不同，他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希望建立起利于发展经济社会制度，使国强民富，国泰民安。但是中国的社会现实摧毁了他的愿景。抗日卫国战争，国共内战，连年战祸，生民涂炭，国事越加崩坏。庞青城算是迎来了抗战的胜利，张静江虽然来了抗战的胜利，但也看到了中共的建政。我想，躺在病榻上的庞青城和张静江，回首生平，一定会百感交集，一定会绝望和悔恨。
一切的功过是非都交由历史去评判。在当年，庞家和张家都把庞青城张静江看作是败家子，而国民政府则把他们誉为“革命导师”，毁家纾难的革命功臣。一百年过去了，当后人站在这一段尘封的历史面前，凭吊往事，斑驳陆离的旧宅诉说着百年沧桑变迁，人们能记忆的是，从这一座古镇走出来的先人们，曾经壮怀激烈，曾经叱咤风云，影响过中国，影响过历史。历史是无法抹去的，他们以自己的对于社会的责任和对于家国的热爱，轻财重义，丹心侠骨，这是永远值得人们景仰的。
站在尊德堂前面留影，我觉得，唐人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的七律，最适合我此时的心情：
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生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加拿大都市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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