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性爱的风月往事

毕汝谐

男女交往的最高阶段并非性爱，而是触及心灵。

于我而言，某些没有性爱的风月往事更加深刻，更加难忘。  

一，第一次拍婆子遭遇一尊铜像

首先，毕汝谐要独家阐述1968年北京江湖兴起拍婆子运动的来龙去脉。如果毕汝谐不说出来，这段历史就将永远地被湮没了；除了毕汝谐，没有任何人说得出这些陈年旧事了。

1968年1月，北海公园滑冰场简直像庙会一样热闹；失去革命理想而又处于青春萌动期的少男少女，相互搭讪，香艳浪漫。

您也许会说，怎么是相互啊，难道还有女孩主动搭时男孩吗；当然有了，我有一个长的挺精神的哥们儿，被一个围着白色围巾的女孩看中了，每天晚上都在北海滑冰场门口等他，主动上来说几句不咸不淡的话。那时候我的嘴巴够损的，给这个痴情女孩起了个外号叫长脖老等。当时我们都想不通这位长脖老等是怎么回事儿；于是，大家群策群力，用一知半解的性知识进行分析，一致认为长脖老等是个女色鬼。

转眼到了1968年2月，早春时节，乍暖还寒；冰面变薄了，北海滑冰场关门了。少男少女就开始打别处的主意了。

拍婆子的发明者是一个叫周瑞的老初一男孩，他长得很不错，家住羊坊店铁道部宿舍，离西单商场只有几站路。因此，周瑞经常穿着拖鞋去西单商场瞎逛，跟陌生女孩耍贫嘴。那些女孩子精神空虚，其中好多还因为父母关进牛棚，没人管。出没西单的女孩子们都喜欢周瑞，还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彩色相片。如此一来，拍婆子运动由此兴起，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中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国语》云：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毕汝谐正应了这话。周瑞的哥哥周刚是我的铁哥们，曾经找人帮我打过群架。我于第一时间听到拍婆子的消息后，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我照照镜子，觉得自己长得不比周瑞差，而且，周瑞头脑空洞，语言乏味；而毕汝谐已经是公认的才子了，一张巧嘴必能派得上用场。

我决心自己干起来；听周瑞说，建工部大院的女孩比较浪。于是，这天晚上，我跑到百万庄建工部大院门口，守株待兔。

我特地站在一个路灯下面，以便过往女孩能够看清楚我的长相；当年我对自己的相貌很自信，就像而今习主席对他的制度很自信一样。那年月，大家冬天都戴口罩御寒；我最喜欢做这样一件事：当我与女孩面对面的时候，慢慢地摘下自己的口罩，就像亮出一件稀世珍宝似的，眼见对方的表情转为爱慕；心中得意非凡，飘飘然，醺醺然。

等了半天，没见女孩。但是我没有气馁，就像林彪之115师埋伏在平型关耐心等候日寇辎重队一样，耐心等待婆子露面。终于来了一个婆子，戴着口罩，一双眼睛很秀气；我急冲冲地挡住她，开门见山地说：同学，咱们交个朋友好吗？

那时候拍婆子尚不流行，她非常惊讶地说：交朋友？难道可以在马路上交朋友吗？我说：为什么不可以呢？她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而是用一个反问岔开了这个话题；她说：现在停课闹革命，你们这些男生每天都干些什么呀？我笑道：我和朋友一起练练拳击，每天看看书。她好奇地问：看书？你正在看什么书啊？我说：我正在看傅立叶的书呢。我去石油附中找朋友，他们在宿舍里烧书取暖。我挺心疼，就把书抢下来了，其中有一本是傅立叶的书。然后我们聊起空想共产主义者傅立叶。我又说想跟她交朋友，她犹犹豫豫地说：这样好吗？家长老师会怎么想这件事情啊。我一听有点不耐烦了，就说：好吧，算了，算了，你就按照家长老师划出的道儿走吧。

然后我扭头离开拍婆子现场；走了几步，我回头看，她还站在原地，一动没动。我又往前走了一段，再回头看，她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仿佛是一尊铜像。我觉得我要是吃回头草的话，还是很有希望的，但是我没有回去。

是夜，我把这件事写进了日记；最后用这样一句话作为结束语：阿尔巴尼亚电影第8个是铜像。

这尊铜像就此载入我的记忆，永难忘怀。

万事开头难；我很快便成为众所周知的拍婆子大师了。后来，我和周瑞同为北京干部子弟圈的四大美男子之一。但是，我拍婆子比周瑞狂热得多，也成功得多。

毕汝谐是1968年北京江湖最伟大的拍婆子者。毕汝谐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周瑞的拍婆子勾当，把北京拍婆子运动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林彪曰：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二，挥手之间

众所周知，天津作家方纪写过一篇著名散文挥手之间；讲的是毛泽东1945年离开延安去重庆谈判，在延安机场向群众挥手的那一个瞬间。

1968年北京江湖，我每天像上班一样，去西单或者王府井拍婆子。我骑车从沙滩大院出来，向东去王府井，向西去西单，总要经过北池子。

有一天，我看见北池子一幢居民楼二楼的一个窗前，站着个眉眼顺当的女孩；那个时候，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对女孩子是有吸引力的，而且我也非常喜欢卖弄、炫耀、夸示这种吸引力，就微笑着朝这个女孩挥了挥手。她没有表情。我有些不甘心。

从此，我每天从居民楼下经过，只要女孩站在窗前，我都要向她挥一挥手，伴以灿烂的微笑、多情的媚眼，希望她有所回应，借以证明自己是极有吸引力的堂堂男子；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不懈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每当看见我，她的眼光就变得柔和亲切；我则不厌其烦地重复着挥手这个动作，这似乎成为我和该女孩的一个默契了。我们用眼神交流彼此的好感。

后来有一天，我看见她走在大街上，就兴冲冲地赶过去，想跟她说话；她回过头来，压低声音，就像对一个老朋友那样急切地说：不能说话，我哥哥在后面呢。我知趣地躲开了。

终于有一天，我和她相约去了景山公园。我们就像非常熟悉的好朋友那样，说说笑笑。她深情地向我告白：每次你招手，我夜里都睡不着觉。

我被这句话深深地震撼了！这是一个纯洁少女怀春时特有的美好憧憬，以前只是在小说里读过，这一次却亲身感受了。我马上发觉自己做了一件错事，这个女孩分明是按照爱情小说里的模式，想恋爱，想结婚；北京人讲话：磕终生。而我还没玩够呢。再说，在这个等级社会，我也不可能往下结亲啊。

我自视甚高，天生我材我貌必有用！怎么可能和老百姓的小家碧玉联姻呢。我是谁？我是皮却林、我是唐璜、我是卡萨诺瓦！我的舞台是整个女性世界，岂能为一个小家碧玉自束手脚？！这样想着，我的脸色一下子阴了下来。她敏感地发现不对劲，问我是怎么了；我说：我有点不舒服，回去吧。

一路上，她殷勤地嘘寒问暖；而我对这种真诚而俗气的小家子范儿，既感动又鄙夷，一言不发。从那天起，我就尽可能走景山东街，避免经过北池子了。偶然路过那幢居民楼，看见二楼窗前的她，我也只是简单地点个头，再也不敢挥手了。她的眼睛里明显带着幽怨的神情。我心里说：傻妮子，我这是为你好，也是为我自己好啊。咱们根本不是一路人。再后来，我索性连头也不点了。再再后来，我们就成为陌路人了。

我想明白一个道理：在这个等级社会，我和高层的权贵不是一路人，我和底层的老百姓也不是一路人。我只能在介乎二者之间的中间领域奋力扑腾，不可逾界。

三，东城三丽之一——Z丽

1983年严打，西安有个非常著名的案件；一个崇信性自由的漂亮女人翟曼霞，因为有十几个性伙伴被枪毙了；临刑前，她的遗言是：我有权享受性自由，20年以后，你们就会明白的。

十几个！对于毕汝谐来说，这个数目还不够塞牙缝呢；她却被枪毙了。我由是想起1968年北京江湖，东城区有三个名字里带丽字的女生，个个都是性解放的急先锋，号称东城三丽。Z丽便是其中之一。

Z丽长得很好，自幼接受舞蹈训练，很早就开始恋爱。文革后更随便了。据说Z丽周围比较像样的男孩，都和她有性关系。这样的机会，我自然不会放过。北京人讲话：给我四两棉花——访访（纺纺）你。

我慕名拜访Z丽。她家住在鼓楼附近的煤炭部宿舍。我直接敲门，开门见山地说：你是Z丽吗？咱们交个朋友吧。

Z丽笑着说，交朋友是件好事儿啊，就把我引进屋子。室内还有一个女生。Z丽大大方方地把她支开了。我抓紧时间开始行动，可惜尚未入港，Z丽母亲就回来了，我只得作罢。后来一忙，我把这个茬儿忘了，没再和Z丽联系了，没有补刀。

又过了几年，我和一个婆子去颐和园，在租船处见到Z丽和一个体体面面的男人在一起，我失口叫了Z丽的名字；Z丽高兴地答应了一声，因为我带着墨镜，她说：你是谁呀？把墨镜摘下来，让我看看。隔着墨镜，我清楚地看到那个体面男人惊异不置的表情。我最终没有除去墨镜。

文革那个时候，社会风气很闭塞，周围游人看着我们俩这样对话就跟看西洋景似的。

后来听说Z丽嫁给了外地的一个工程师，我对此十分理解——有了臭名声，在北京想找个好对象就不容易了。Z丽是这样，毕汝谐也是这样。

Z丽还有个妹妹Z苏，长的很好，也有艺术天赋；Z苏成为小有名气的演员，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时机，演过几部电影电视剧。Z苏的生活作风非常检点，从容地嫁给了一个大官的儿子，修成正果。Z家的一对姐妹花，走出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四，一吻之谊

北京之大，无奇不有；这个平平淡淡的故事，在毕汝谐漫长的风月经历却是独一无二的。

那一年，每天晚饭后，我都在中关村一带散步。毕汝谐毕竟是毕汝谐，一边散步，一边还伺机干点儿别的。

一天，我认识了一个意气风发的骑自行车的青年女工；她身材高挑，眉清目秀，尽管穿着工厂统一发放的劳动布制服，却依然设法掐出了小蛮腰。那时，我因为彻夜读书写作，有严重的神经衰弱、失眠；见到她这副清新的模样，精神为之一振。

她说她是70届毕业生，因为表现好没有下乡，直接分到工厂了。我说你给我留个姓名电话好吗，她说不必了，然后指着路边的一棵树说：我每个星期一都上小夜班，晚上9点左右从这里经过，你就在这儿等我吧。这使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彩色电影五朵金花，小时候唱过的苏联歌曲山楂树，觉得挺浪漫的；便同意了。

就这样，每星期一晚上9点，我来到这棵树下等候；她相当准时，前后不差几分钟。见过几次面，我说想和她接吻；她想了想说：只能亲一下，不可以亲第二下；我表示同意。只是，双方的唇舌接触时，那种生理上的愉悦感使我就像王八咬住筷子一样不肯松口了；她笑着推开我，娇嗔道：你骗人！然后飞车而去。

下个星期一晚上9点，她依时出现；我就上周的失态作了口头检讨；她笑着不言语；我规规矩矩地与她接了一个吻，仅仅一个，然后就开始聊天，不敢造次了。

就这样，一个星期一，又是一个星期一；每次只有一个吻，仅仅一个！然而，这对于毕汝谐来说是远远不能解渴的；我觉得这就像望山跑死马，终极目标始终遥不可及；我决定与她摊牌。

毕汝谐毕竟是毕汝谐；我把如饥似渴的生理要求加以包装，斯斯文文地说：如果你不能实实在在地帮助我解决精神上的痛苦，以后我就不来了。

她咬着嘴唇想了一会儿说：我不能帮助你。我还要保持自己的纯洁、女人的贞操呢。

——文革期间，社会主流意识视女人的贞操为非常重大的问题。而毕汝谐们只不过是一小撮败类。今天，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一个既危险又厉害的女强人胡舒立；文革期间，她是个黄毛丫头，叫胡舒拉；她的姐姐叫曹卓雅，您一听这名儿，就是知道这两位决心学习苏联卫国战争的英雄姐弟卓雅舒拉，视死如归，连性别都不顾了。当年，面对乌七八糟的流言蜚语，胡舒拉也就是今天的胡舒立这样自辩：我是纯洁的。我是处女。

我狠了狠心说：那就拉倒吧。

她像是赌气也像是认真地说：拉倒就拉倒。

这段一吻之谊，就这样拉倒了。

五，一段非常特殊的感情

W与我有过一段非常特殊的感情。1976年是个特殊的年头，社会动荡，人心浮躁。

W是高三的在校生，而我是工厂里的一名普通工人，彼此相差8岁。双方都感到前途迷茫，故而心情苦闷。我原本是拍中了她的一个闺蜜，后来不知道怎么又跟W时有过从；W给我写了很多幼稚的情书，里面堆砌着很多孩子气的傻话，说她如何爱我崇拜我等等；还从翻译小说里抄录一些火热的段落，以明其志。

当然，我对此是不会当真的，却又非常珍惜这一段感情。W的父亲是天文学的学术权威，留英的老知识分子。有一次，我去W家，这位老学究竟然以为我是W的同班同学。事后，W对我说，既然我爸爸认为你是我的同班同学，那么你以后就是我的同班同学了。

我们之间有过一些小小不然的拥抱接吻。天理良心，我根本无意深化与她的身体接触；可悲的是，父母都不相信我的誓言。父亲紧张地说：W还不够18岁呢，你千万不能碰她啊。而每次W来我家，母亲都如临大敌，隔上三五分钟，就要编造一个理由过来看看。生怕有什么不得体的事情发生。我心疼母亲，干脆敞开房门与W说话。

现在想想，在W当时狭窄的眼界，我是唯一的有才有貌者，使她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我，或者说误以为自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我。她说过很多傻话，而我基于这些傻话的感召，也为她做了一件破天荒的傻事。

我找了一块白色的丝绸手绢，然后从一颗红心永向党的招贴画上剪下那颗红心，在丝绸手绢上比照着，一针一线绣出一颗红心，然后把W的名字嵌在里面。这是毕汝谐一生仅此一次的傻事。此后对我那位索命情人、我的前妻都没有做过这样的傻事。

打倒四人帮，使得我和W的有了全新的社会视野，各忙各的，从而断了联系。后来听说W上了大学，她的父亲在科学的春天还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总之好事一大串儿。

1986年。我陪母亲赴哈佛讲学。有一天，母亲突然没来由地说：W现在在哪儿啊？当初她是小姑娘，我害怕出事，提心吊胆；现在她是大姑娘了，要是能和你结婚就好了。W人很好，长得漂亮，年龄也合适。我苦笑道：天底下的好事，不可能让毕汝谐一个人占全了。

又过了很多年。上世纪90年代末，我偶然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一篇很长的文章，介绍W的父亲；没有提到W。这时候她父亲已经是北京天文台的台长了。我想起往事。颇有感慨。当时，我一个人拉扯第二个非婚生儿子，又当爹又当妈，非常辛苦；便动了心思，往北京天文台写了一封简短的客客气气的问候信。我的算计是：假如W婚姻不幸，有可能给我回信；那时候出国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

——我的一个老情人，相隔20年，突然发疯似地找我，满世界打听我的联络方法；我莫名其妙。后来才得知，她的先生因车祸瘫痪了。所以想起我了。北京人讲话：跟淘弄药引子似的。

结果是W没有回信。

是的，天底下的好事，不可能让毕汝谐一个人占全了。

现在W也已经步入老年了。愿她一切安好。

六，目露凶光的政治贱民

1957年反右，有个家喻户晓的大右派G老先生，他说过一句诛心之言杀共产党人，震惊华夏。

1975年有一天，我在大街上闲逛，遇见一个也在闲逛的平平无奇的女孩；她就是G老先生的小女儿。我们一拍即合，言谈投机；我邀请小G去寒舍坐坐，她欣然就道。

回家后，我们很愉快地拥抱接吻，小G眉飞色舞地称赞说：想不到你对女人（的身体）这么了解啊；我冷笑道：我老于此道。然后把她扔在床上。

可是，当我想一步就位的时候，却被小G拒绝了；我一时拿不稳这种拒绝是口不应心还是真心实意，手就没闲着。这时候，我看到小G眼睛里闪过两道凶光，而这是只有在电影里面恶霸地主土匪头子大汉奸国民党特务眼睛里才会有的那种凶光！小G迅速变脸，咬牙切齿地说：毕汝谐，如果你今天不想丢脸的话，就把手拿开！

我不敢不乖乖从命。小G却又重新换了轻松的表情，谈笑自若，就像没有这一个插曲似的。

毕汝谐是何等敏感之人，从两道凶光中体味小G作为一个政治贱民悲苦的生存境地；她必须这样子说翻脸就翻脸，否则在这个残酷无情的世道根本无法活下去。

于是，我老练地岔开话题，说：我听人家说过，你爸爸在鸣放会议上之所以说杀共产党人这句话，是因为头天晚上没睡好觉，安眠药吃多了，一下子没控制住情绪。是不是这样啊？

小G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爸爸妈妈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事儿。

然后，我们搂抱着漫无边际地聊闲天儿。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场景；一般而言，所谓上床，通常是性爱的委婉含蓄的说法。然而，我和小G上了床，相互依偎，却完全没有性爱。我们就这样子结束了仅有的一次约会。后来没再联系了。

文革后，G老先生的问题有了新的政治结论，据说，胡耀邦作了专门批示。我又想起了小G，打算通过她去采访G老先生，好好写一篇专访。几经打听，我得知小G已经嫁人了，就找到了她的婆家。可是，一见臭名昭著的毕汝谐登门，小G的婆婆对我没有好脸色，我便灰溜溜地离开了。

前不久，我和一位女性朋友闲聊；我说：G老先生的几个长子长女都是绝顶聪明的人，曾经轻轻松松地在北京中学生数学竞赛、物理竞赛名列前茅；可是这位小G智力平平，是个一般人。

朋友说：奇怪，你怎么会认识小G呀？

我冷笑道：毕汝谐还有什么办法认识女人啊？大街上呗。拍婆子呗。

朋友说：你知道吗，听说小G十几年前就死了；爬山的时候失足坠下悬崖死了。很不幸。

我说：不管怎么说，小G虽然不是我的情人，却也是我的一个要好的女性朋友。祝她在天堂安息吧。 

七，何副外长的掌上明珠

1968年北京江湖。提起外交部何氏三雄，真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三位都是打砸抢能手，无恶不作。其父时任驻坦桑尼亚大使。

何氏三雄有个小妹妹；1982年的一天，我和何小妹妹在王府井萍水相逢，一见如故。在此之前，我们都听说过对方，却没有机会见面。

小何赞叹道：人家都说你长的漂亮，果然名不虚传。

我内心得意，嘴上谦虚：没什么，没什么，我不及唐国强。

小何推着一辆自行车，说要去百货大楼买一点护肤品；我说好啊，我给你看着车，你去买吧。

小何往百货大楼走去，每走几步，便回过头来，眼神里透着严重的不安；不是看我，而是惦着自行车！。

我看出来了，小何是害怕我骑着她的车逃走！想必何氏三雄经常干这种不地道的事情。我永远忘不了小何那种严重不安的眼神，每隔几步，就回头看看；我心里说：放心吧，我不是偷自行车的人（上世纪50年代，有一部意大利影片偷自行车的人）。

不多时，小何拿着护肤品出来了，高高兴兴地问我想去哪儿；我说有个亲戚托我去卫生部的老部长江一真家取东西。小何说，好啊，我和他们家特熟，我陪你一起去吧。

于是，我骑车带着小何穿越胡同，去了江家。

路上，我对她说：听说你的男朋友是人民日报的记者H。小何说：是啊，H追我追得可紧了。我笑道：H到底是看上你了还是看上你爸爸了？小何的父亲现在已经是外交部副部长了。小何笑道：瞎说，他对我可好了，对我忠心耿耿。可惜他长的没你漂亮。

这一天我们俩都很愉快；权衡再三，我却决定放弃小何；原因有二：一是那三个虎狼哥哥不好惹；二是我和H抬头不见低头见，抹不开脸面。我就没再联系小何了。

这个故事到这儿还没有完，后面还有一个大尾巴，彻底戳穿了小何的一厢情愿的爱情宣言。

有一天，我在东安市场拍中一个刘姓文学女青年；这天我箭在弦上，猴急猴急的，竟然胆大包天地冒险把刘带回办公室便宜行事。现在想想真是后怕：那天，隔壁房间一帮党员同志正在过组织生活呢，只要有一个人口渴讨水喝，我就虾米了！

因为害怕怀孕，我给刘放了过量的外用避孕栓。刘连连说太杀了，不舒服；我就请她坐在沙发上休息，一边聊天分散她的注意力；刘说自己有个未婚夫，另外还有一个秘密情人，而这个情人就是人民日报记者H。

我暗想：果然不出所料，H就是看上小何的爸爸了。

我和刘分手的时候，约好以后谁也不再联系谁。可是，第二天我想起有个特殊的清洁方法，可以减轻烧灼感，就违背诺言，给刘打了个电话。不料，接电话的是刘的未婚夫，一个劲地盘问我，我答得驴唇不对马嘴。

几个小时后，人民日报记者H打来电话；他一语双关地说：毕汝谐啊，咱们都是干这个的（笔杆子兼采花人！），可要守规矩啊。

我不卑不亢地说：我是老江湖，自然守规矩。我只不过是想告诉刘这样这样这样一种清洁办法。咱俩都是干这个的（笔杆子兼采花人！），理应共同关心妇女的健康问题。

H连连称是。

后来有一次，文化部艺术局召开一个颇具规模的座谈会；H作为人民日报记者采访会议。我和H在这种场合见面，道貌岸然，一本正经，昂然保持笔杆子那张庄重而虚伪的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