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日本风俗店，看中国的世界地位
高瞻
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系列之一、张发奎《蒋介石与我》一书中，有一段文字煞是有趣：在共产党广州暴动后，他因为负失察之责，不得不暂时去职以避风头，于是化名“邹醒春”出洋，在日本各地游历。一日，在一个精熟日语的台湾朋友陪同下，来到一家艺妓馆。馆里守门妇人张口说的第一句话，不是像港台电视剧里演的老鸨那样千篇一律长声颤音：“大爷，您怎么好长时间不来啦？”也不是如金庸小说中写的乌龟那样忙不迭的谄笑着问：“客官是要喝花酒还是睡姑娘？”而是问几位先生是哪里人，并“莫谓言之不预”地声明：姑娘们不接待朝鲜和台湾人——因为朝鲜和台湾都是日本征服的殖民地。张大王如实回答国籍，而那个朋友却一再叮嘱他千万别说出自己是台湾人。张发奎评价这一有趣经历说：此乃日本人自大狂情结的一种表露。
张发奎，人称大王，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北伐名将，抗战时第四战区司令，陆军总司令。
看着这段文字，我不禁莞尔，悠然神驰，想起了与此话题相关的许多往事与掌故。
三十三年前一个夏日夜晚，在遥远、空旷、清冷、死寂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城的一间幽暗怪异的小酒馆，李一（现在的摩根大通中国区主席）、蔡红军（现在的瑞银集团全球投行副主席）、我们几个围坐一起，边把酒临烟，边听阎焱（现在的赛富亚洲首席合伙人）讲北大博士们口中流行的“第三种忠诚”。川西北高原的夜空星光寥落、深不可测，比都市的天幕更觉幽邃、神秘、冷峻、稀疏和恒古不变。为什么叫“第三种忠诚”呢？对现在90、00后的那些不知道读书看报、只擅长构陷密告的小文盲们是说来话长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作家刘宾雁写过一篇著名的《第二种忠诚》，里面说，人民对国家的忠诚有两种：第一种忠诚是党叫干啥就干啥；第二种忠诚是用自己的思想来分析现实，然后根据自己的判断对国家提出独立见解。北大博士们顺序补充了“第三种忠诚”——发奋图强、负笈东瀛，然后发情图床、俯身东娘，以扬我中华之威、以雪我大国之耻。当时听了这个段子，我们都笑不可支，对博士们的创造性思维无限钦佩。
打那时二十年后，我偶然看到民国元老吴稚晖回忆客居日本生活的片段。吴稚晖是孙中山最早追随者中一个极富个性的人，他最有名的一句话是：“政治就像女人的屄，越脏越想搞一搞”。他追记早年在日本的政治流亡生涯时，同样出言精彩、生动又洗练：“白天革命，晚上嫖娼”。当我看到吴稚晖这八个字的概括，才知道姜真的还是老的辣：北大博士以为别出心裁、一击致命、杀人见血、打蛇打七寸的爱国、雪耻、复仇之志向、目标和举动，革命先行者们早就身体力行了，“第三种忠诚”的发明专利，根本轮不到八十年代的北大学生来觊觎呀。吴稚晖深情回首的岁月，应该是同盟会成立和二次革命失败之后的数年，那时日本铁蹄还没有大规模蹂躏中国，日本皇军还没有大规模跑到我们领土上作威作福，但吴稚晖们之流的革命家，确实有历史远见，他们早早就成群结队飘洋过海、矜功伐能、肉战立威。其实，当年何止革命先行者们，连郭沫若、周作人、郁达夫之类的羸弱文人，也无不以役使日本女人的身心为癖好和乐事。《围城》里的千古名言：“吃中国饭，住西洋房，娶日本老婆，人生无遗憾矣”，足可见当时即便是等而下之的普通中国知识分子，也都把能奴役东洋女性视为人生最高追求的一部分；也可见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只要有点文化和金钱，收纳个把日本女人只在心头一念，绝非像韩学愈娶美国老婆那样惊天动地。当年中国豪杰们的文攻武略，曾经把日本女人搞得人仰马翻、死去活来，不但在她们精神和躯体上留下无数烙印，而且创造了难以计算的战利品——中日杂种，更而且看上即纳、随用随取、用罢即扔、视做敝履、弃之如遗。那个年代是中国男人最辉煌的年代，是唯一一个不恃武功与强横、仅凭人格与怀柔讨伐异域，并将整群整群异国女人征服于心上和胯下的岁月。
吴稚晖，党国元老，制宪国民大会主席、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早年信仰共产主义，后来坚决反共分共。晚年拒绝任何官职。
浅田春，孙中山的第一个日本妻子（妾），15岁为孙的女佣，20岁时身故。
 大月薰，孙中山第二个日本妻子，其父为孙的友人和庇护者。15岁嫁给比自己大22岁的孙中山，生一女。孙中山回国后改嫁他人。郭沫若和日本妻子佐藤富子（郭安娜）及孩子。佐藤富子出身贵族，22岁为嫁给郭沫若和父母脱离关系，生4子1女。后遭郭遗弃。
 周作人和日本妻子羽太信子。
 蒋百里和日本妻子佐藤屋登，生女蒋英，后嫁给钱学森。从那以后的几十年里，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日本人也变得越来越鸡贼，变得越来越不局气。当年的姑娘们不接待朝鲜和台湾人还情有可原，因为他们是殖民地的二等公民，但中、日两国绝对平起平坐，能到日本嫖姑娘的中国凯子她们只会高看、安敢小觑。可如今，日本人连中国人也拒不接待了。2007年1月我去东京，在新宿的窄街里，看到数不胜数的风俗店，橱窗中贴满驻店女优的写真，个个肌光胜雪、颜若春花，妩媚风情、不可尽述。我走进其中一家，此时正是下午，厅里只有一个店主一样的男人埋头低首不知何干。我用英语向他打招呼，他显然看出我是中国人，于是假装不懂我在说什么、我要干什么，摇头摆尾，一付千里拒人，就差没有直接说不送了。我一望而知他在故意装傻，为的是让我自动走掉——即使日本人英语再烂，他总该知道一个男人进到这里为的是什么呀。我相信，日本人这付蓄意为之的鬼样子，显然不是因为张发奎说的自大狂，而是出于我说的小心眼。日本商业、文化间谍无孔不入，保不定他们已经知道了北大人“第三种忠诚”的构想，于是干脆来个“坚壁清野”，或者叫“坚‘屄’清‘也’（‘也’在古文里，义与‘屄’同）”—— 中国人想花钱场合都不给，想报仇机会都找不到！日本人爱面子的毛病、打肿脸充胖子的陋习、无肚量的小气和色厉内荏虚则实之的国民性，居然发展到了无视和破坏商业伦理、交易规范、行业文化的地步：姑娘出来就是为卖的，婊子自应该“有嫖无类”，和律师一样谁花钱就献身谁，可偏偏全世界只有日本妓女连卖都得讲骨气，在金钱面前人人不平等，按国画线，区别对待，做不到一视同仁，完全有违世贸规则的国民待遇。日本人的非关税壁垒已经到了如此小肚鸡肠的程度，有什么资格对中国保护民族产业的行为说三道四！民族产业的存亡兴衰，总比姑娘与脸面重要、现实和生死攸关多了吧？更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是，当年积贫积弱的中国尚且和日本平等，如今东升西降、GDP第二、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我们的地位不升反降，跌到了当年殖民地一样的档次，给东洋姑娘送钱去都被扫地出门，真是奇耻大辱呀！所以看是不是大国崛起、民族复兴、从此站起来、一去不复返了，不要看《环球时报》社论、不要看阿什中心报告，日本风俗店的规矩最准确。我驻外使领馆要维护受歧视国人的权益，请先从驻日使馆抗议歌舞伎町一丁目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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