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教”生涯经历的苦难和人间冷暖（三）

一真溅雪

摘自回忆录《使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一开始组里安排我和妇女和少几们一起割禾，但我从来没有干过这种农活，手脚慢，虽然我拼尽全力仍然跟不上他们割禾的速度，而且还要蹲下来弯着腰，很快就腰酸背痛，而且稍不留神手指便会被锋利、还带锯齿的禾镰割破。这种农活都要从小干起才能适应，而我那时年龄已二十有四，这个时候才开始学割禾实在有点太迟了。我坚持割了两天禾，仍然跟不上他们的进度，为了不影响打稻机的进度，那位曾帮我锄过棉花草的小姑娘，他割禾速度快，她割完她那一行后，经常从另一头开始幫我割完我这一行。

我已感觉到割禾这项农活不是我短时间就可以熟练的，老范、老潘大慨也看出了这一点，便对我说：小陈，你明天就来踩打稻机吧！我正求之不得，连忙答应了下来。

我们组有三台打稻机，每台打稻机的人员都是自愿组合的，每台打稻机四个妇女、少儿负责割禾，四个人负责踩打稻机给割下的禾把子脱粒，一人负责清除卷进打稻机里的稻草、把打稻机里打下的稻谷装到箩筐里，并挑到机耕路边（他们把这项农活称之为“出桶”），再由组里的牛车运到队上的晒谷坪去翻晒、除禾毛(打碎的稻草)。“出桶”的人还要负责把打过的稻草札成一个一个的草把立还田里晒干以便运输和貯藏。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田里，老范对大家说：哪部打稻机要小陈？结果没有一部打稻机的人表态愿意接受，他们都知道在一部打稻机換上一名生手必然要影响他们的进度，而那时农场的规定是每部打稻机每天要完成多少亩的收割任务，超过的除有奨金(每超过一亩奨多少钱)之外，还有奨励粮，来一个生手势必要影响这部打稻机的农工和临时工的工分和奨励粮的多少。后来老范说：既然大家都不作声，那就小陈轮流在每部打稻机上干一天，这样大家都不吃亏。大家都说：好！此时老潘就说：那就先到我们这部打稻机吧！老范也同意。

一开始上打稻机手脚不协调，注意了脚踩打稻机的踏板，就忘记了在滚筒上翻动手中的禾把，有时他们踩得太快我的脚步跟不上，往往脚踩踏板的步调与踏板上下的步调不一致，在踏板往上抬时我的脚却往下踏，结果脚被快速上升的踏板弹起来，不仅脚板被弹得生痛，而且一下子就使打稻机的转速降了下来，引起一同踩打稻机的另一人的埋怨，我只好表示歉意。大约过了两三天我手脚的动作也协调了，脚步也与踏板升降的节奏协调了，慢慢地我掌握了踩打稻机脱粒的竅门，那就是一上打稻机，先不急着把手中的禾把压到滾筒上，而是先猛踩两三下踏板，让滚筒飞快地转起来，然后转动手中的禾把，由轻到重地在滾筒上转一圈，这样脱粒又快又脱得于净，还省力，大约一个多星期后大家见踩打稻机时我肯花力气，禾把上的谷粒脱得又快又干凈，而且和我一起上打稻机时，会觉得比较轻松(因为我力气用得大，另外一个人当然会觉得轻松了)。此时每天早上一到田里三部打稻机都想要我到他们那一部打稻机去，老潘说当时你们那两部打稻机谁都不想要小陈，是我们先要他的，以后他就固定在我们这部打稻机吧！省得他每天轮流。老范也同意。

农场里农忙的季节，每人每天的定量标准是大米两斤，再加上每天超定额的几两大米的獎励粮，尽管十分劳累、每天出工的时间又很长(每天从天亮要干到太阳完全落水)，但饭总是能吃得饱飽的，有时为节省中午到食堂来回吃饭的时间，食堂炊事员还把午饭和茶水送到田地里来，每餐除蔬菜之外，几乎都有辣椒炒干鱼，食堂有时也自己打豆腐，每隔四五天还还会打一次牙祭，吃点肉(农闲时要半个月才打一次牙祭)。

到农场之后，我再也没有受过饥饉的困扰。此时我才深刻体会到，省公安厅看守所的囚犯们为什么都希望被提审、希望早日被判决(因为凡是进到了那里面，被无罪释放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据老囚犯们说：监狱的一切做法都是为了给囚犯们制造压力和不便，使囚犯在里面因不堪承受而招供，甚至承认那些毫无根据的指控，以图尽快摆脱那种非常人能忍受的处境。他们用饥饿、不让送食品、不放风，不让见天日、黑牢里的小囚笼、脚镣、手铐，不提供任何娱乐工具，让你一天到晚愁眉苦脸、无所事事、度日如年、不让与亲属见面、夏天不让洗澡（我在那里正值夏天，因洗漱用水有限，每天只能用洗臉的半脸盆水抹抹澡）、冬天不让取暖、对你长期无端关押不审不判，使你长期处于前途未卜、看不到希望的巨大恐惧之中……。

然而那些囚犯即使被判决了，脱离了省公安厅看守所这个望不到边的苦海，等待他们的却是专门的劳改、劳教农场(工厂)，这也许是比省公交厅看守所更深、更无边际的苦海。幸亏我们这些“反动学生”是安置在普通国营农场劳动教养，而不是专门的劳改、劳教农场，我们除了劳动强度太大、劳动时间太长之外，其他条件都比专门的劳改劳教农场要好。

十来天之后我跟老潘说让我去试一下“出桶”(就是先把打稻机桶里面的禾茅弄出来，再把去掉了禾茅的比较于净的稻谷用竹制的“皮撮箕”撮到篾丝箩里，再挑到停在机耕路旁的牛车上，还要把脱粒后的稻草捆扎成一小捆一小捆的，立放在稻田里让太阳晒干)，那一担担堆得冒尖的稻谷足有一百五六十斤重，而我当时挑担子的实力虽已从五六十斤提高到了一百来斤，我用尽全力挑起这一担谷，迈着艰难的步履，一步一步地往田埂走去，但因田埂比田面要高不少，那一步我硬是跨不上去，我只得放下担子找来一捆稻草垫在田埂下，我先担着担子踩在稻草捆上再跨上田埂，我终于把那一担堆得满满的稻谷担到了停在机耕路上的牛车上，然而我“出桶”的速度趕不上打稻机的进度，为了不影响打稻机的进度，我尽量加快搂禾毛的速度，加快用皮撮往篾丝箩里装稻谷和挑稻谷的速度，我一次只挑一百弍叁拾斤稻谷(以后慢慢再增加)这样挑起来不会太吃力，走得也快，打稻机两旁的稻草我能捆多少就捆多少，捆不了的就丢在那里，等他们工间休息和收工之后，我再去捆那些没有捆完的稻草。

到一季晚稻快收割完的时候我“出桶”的速度已基本上能跟上打稻机的进度了，一百四五十斤重的担子也能担得起、走得快了。我之所以能较快地适应农场繁重的劳动，实在得益于我在学校长期坚持不懈的体育锻炼，使我具备了良好的身体素质，尽管在省公安厅看守所经历了四个多月的严重饥饿，使我消瘦、体能下降，但尚未严重损害到我身体各种器官的基本功能，和身体的基本素质，一但得到较为充裕的营养补充，这些器官的基本功能、体能和身体素质便很快就逐步恢复过来了。经过半个月左右的紧张劳动，一季晚稻终于收割完毕，紧接着又开始收割双季晚稻。

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学会农场里的全部农活，在收割晚稻时，我向老范、老潘要求到晒谷场去晒谷，他们也同意了。晒谷坪的工作是先把牛车运来的含有许多禾毛的毛谷摊开在晒坪里，用竹耙扒掉稻谷里混杂的禾毛，让稻谷在烈日下曝晒，并随时用一个前部为锐角的、带把手的推谷器来回推动，不断翻动稻谷，使稻谷日照均匀干燥一致，晒到稻粒用牙一咬就随着清脆的咔嚓一声就碎裂了，就算晒干了，然后把晒场晒干了的稻谷集中堆在一起，先看准风的方向，然后用掀板铲起一掀板谷用力朝上风方向一扬，越饱满的稻谷越重，惯性越大，落下来时就落在靠上风的位置，越轻的稻谷、空壳、残余的毛草便依次落到各自的下风位置，然后用竹扫帚扫去空壳如禾毛，剩下的就是很饱满和甚本饱满的稻谷，再把这些稻谷集中起来，用篾撮箕撮到一架木风车的谷斗里，装满一谷斗后，便先开始摇动风车风扇的把手，一边慢慢打开谷斗下面的活门，让谷斗里的谷粒以合适的速度往下泻，风把下泻的谷粒中残存的禾毛、空壳吹掉，飽满的谷粒顺着风车的斜出口落到接在下面的箩筐中，运到仓库，装进麻袋作为成品原粮运去打米厂加工成大米，或销往外地。那些“凹壳子”(即不饱满的谷粒)就从风车的另一个出口流出，就拿去打成粉，作为喂牲口的饲料。

那个时候双季稻在长江流域一带还刚开始推广，技术经验都还不成熟，农场水稻人均面积大收割时间长，插双季晚稻时已到了八月份，到收割双季晚稻前气温已经很低，所以双季晚稻到不得不收割时(十一月上中旬)都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谷粒不饱满，还有许多凹壳，因而产量不高，通常每亩不到三百斤，加上早稻当时的产量每亩四百来斤，两季合计亩产也只有六七百斤。从经济上算帐，当时长江流域一带种双季稻还不如种单季稻合算，但中共当局想当然，认为种双季稻产量应翻倍、经济效益应翻倍，所以在双季稻种植技术和品种条件都还不成熟时，就大力在长江流域一带强行推广种植双季稻。

双季晚稻收割完后，我把我们生产组的双晚产量统计出来，平均亩产只有二百五十来斤，再加上当年早稻亩产四百来斤，两季加起来亩产也只有六百五十来斤，与当年单季晚稻的平均亩产六百二三十斤相比相差无几，而双季稻投入的成本比单季晚稻高出一倍还要多。因为早稻和单季稻(中稻和单季晚稻)都有田里种植的绿肥作肥料只需洒点石灰(调节田里的酸碱度以加速绿肥的腐烂速度)、稍微补充一点磷、钾肥即可。而双季晚稻田里己没有绿肥，所需氮磷钾肥全靠施化肥提供。此外双季晚稻从育秧到它的主要生长期都是水稻病虫害最猖獗的时期，所以其农药消耗量也比单季稻要多，尽管双季晚稻因产量低收获时所费人工较少，但它在打农药施化肥方面又要多消耗不少人工，相抵之后，它的人工消耗比单季稻也少不了多少。

我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曾问过老范和老潘，既然种双季稻还不如种单季稻合算，为何还要种这么多面积费力不讨好的双季稻？他们说我们也知道这些道理，但省农垦局硬性规定了各国营场农种植双季稻面积的比例，下面有什么办法？

老范和老潘还很自豪地对我说：我们西洞庭农场是全省直属农垦局的十大国营农场中效益最好的一个，每年能向省农垦局上交十几万元利润，比其他国营农场都多，有许多国营农场还处于亏损状态呢。我听了之后心想：西洞庭农场有十几万亩肥沃的田土每年利润仅十几万元，平均每亩利润只有一块钱左右，还是全省十大国营农场[註：1]中效益最好的一个，这十大国营农场都是在洞庭湖周围围垦起来的湖洲，都是最肥沃的冲积平原，而且除水田外，旱土种收都已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农工和临时工们的工资又都很低[註：２]，人工费开支也不大，在如此优越的条件之下，效益最好的西洞庭农场每亩利润每年都只有一块钱左右，其他农场每亩利润一块钱都不到，甚至还有不少农场还处于长期亏损的状态。由此可看出国有经济、计划经济的弊端，那就是低效和脱离实际。

到十一月下旬晚稻已收割完毕，但稻谷还没有完全晒干入库，修堤的任务就下来了，晒谷的事就只好留给临时工们去完成。

十一月底的一天早上四点队上就打钟(用鎚子敲打一块用铁丝吊在食堂门前的一块废钢板)起床，趕紧打好背包，用网袋装上洗漱用品，就跑到食堂吃饭，早餐后各人携带自己的行李物品，和挑土用的箢箕扁担，有的还要带上挖土用的耙头、锄头到操场上集合。

人到齐后，文书记介绍了这次挑堤的地点是好几十里路之外的黄珠洲劳改农场的大江堤，各队分配的土方是分场按各队的劳力数量分配下来的，为了鼓励大家的干劲，分场决定哪个队先完成土方任务就可以先回来，而无须去幫后进队完成任务。因此全队职工一到工地就要拼命地干，争取早日回家，进度越快就越占便宜(因为进度快的队在两队的分界线上会形成一个钭坡往上升高而这个斜坡与界面的垂直面之间形成的一个三角体的土方按挑堤的习惯就只能由后进队用土来填充，这是一个优胜劣败、奨勤罚懒的“游戏”规则)，粮食不定量，可以尽量吃。此外那里是一个劳改单位，除了管教干部和卫兵之外，不是劳改犯就是刑满就业人员，所以大家不要与那里的人员交往，也不要到处走动，以免引起麻烦。

他讲完之后，早上五点半天还没亮就开始出发，大家一路上说说笑笑，终于在中午前趕到了工地，我们组的几个人分到了一户农户家里(黄珠洲地区在办劳改农场前那里的原住民，在改成劳改农场时，都转成了这个农场的普通职工了)的堂屋里，那里的农户已应劳改农场的安排，用一层土砖在堂屋里隔起了一个约两米宽的空间，舖上稻草就是我们晚上睡觉的地舖。刚舖好地舖，就听到食堂的谢德清在外面叫：开饭啦！开饭啦！原来老谢他们几位食堂的职工提前两天就己用分场的马车、拖拉机把柴米油盐、锅盆碗筷和蒸飯用的蒸钵和蒸屉都拉到工地上了，并用土砖和稀泥砌好了两口灶，一口炒菜，一口蒸饭。中午吃饭时一看，都是八两米一钵的米饭，我对老谢说：都是这么大一钵，只怕吃不完啊！老谢听了笑着对我说：陈大学(这是二分场一队给我起的外号，意思是姓陈的大学生)你还没有挑过堤不知道厉害，以后我保证你每餐都要吃一钵半(也就是一斤二两)才能坚持到天黑。不信！我给你记上数，一个月之后看看你吃了多少米。

经过在农场将近三个月的的共同生活、劳动，农场职工、家属都已改变了对我的印象，他们发现这个大学生原来并不是他刚来时，他们学校来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要重新骑在他们头上的阶级敌人”，而是一个勤劳、节俭(那时我每月都要从我那二十一元二角伍分钱的生活费中寄十元钱给我母亲)、乐于助人的人，所以后来在队上，上了年纪的人都叫我小陈，其他人都叫我陳大学，而小青年和小姑娘们则叫我陈老大(也就是年纪比我们大的姓陈的大学生的意思)。

那天下午由于上午还有几个队的人马还未到达工地，为保证分场各队之间的劳动竞赛的公平性，分场决定从明天早上各队同时进场，开始挑堤的劳动竞赛。

这天下午没有事，同组的几位农工说：陈大学，跟我们一起到黄珠洲农场场部去转一转吧！我说：这样不好吧！不是不让我们到处乱走吗？他们说：别信那么多，有人问就说我们到场部是去买牙刷牙膏洗臉毛巾、买烟不就得了。我和他们一起到了黄珠洲劳改农场场部，场部的建筑模式和机构设置都与西洞庭农场大同小异，只是多了一些铁丝网、卫兵和岗楼。

劳改犯们所穿衣服从内到外都在最显眼的部位印上了“劳改”两个字，令劳改犯们无法潜逃，因为你总不能赤身裸体地逃跑吧！只要你穿了一件衣，甚至一条短裤，那上面都醒目地印着“劳改”两个字，而黄珠洲劳改农场周围一带都得到通知，但凡遇到身着印有“劳改”二字衣服的人一律扭送黄珠洲劳改农场，扭送或报信的人还能得到农场的奖励。

在劳改犯们的所有衣物上都印上“劳改”二字以防止劳改犯们潜逃的高招，不知是劳改部门的哪位高人想出来的，实在是绝招啊！它不但令那些隨时打算潜逃的劳改犯们，在自已从内到外的衣裤上印的“劳改”二字面前都知难而退，打消了逃跑的念头，而且还为劳改单位省下许多防止劳改犯们逃跑的设施、人力和物力。

从黄珠洲农场场部回来，我们还顺便到挑堤的工地上去看了一下，那段堤的外面就是外河(不知是资、灃、沅三条江的哪一条？)所以堤面比较高，大约高出堤内地面20米左右，取士的地方距堤约有100米的距离(取土距离若离堤太近将会对堤的牢固度造成不利影响)。看完现场后，组里的农工们都笑看对我说：陈大学，明天你就知道厉害了。我当时心想收晚稻那样繁重的工作我都挺过来了，难道挑堤的劳动强度还会比收晚稻更沉重吗？

第二天早上五点就听到工地一带的广播喇叭放起了起床号声，我们应声起床后，用农户家水缸里的冷水洗漱(因湖区烧柴困难，队上已交待不能用农户的柴草烧热水)之后就到临时食堂吃饭，我拿了一钵八两米的米飯大约吃了三分之二就吃不下了，和大家一起来到工地还不到六点，天才刚亮，一开工，我开始是挑土，我挑起一担土大约有一百五六十斤，正当我吃力地尽快往前走时，这时工地上打起了吆喝：垛起！垛起！只见工地上挑土的人都往前跑了起来，一会儿我后面的人挑着土就从后面追上了我，并把他装着土的箢箕垛到了我的箢箕上，穾然增加的重量压得我立即跪到了地上，那位农工带着胜利的微笑和鄙夷的神色对我叫道：快起来跑呀！我咬紧牙关从地上站起来，担起那担土拼尽全力一路小跑，到堤下倒了那担土，担着一担空箢箕跟着别人往回跑，同时感觉到一种名符其实的如释重负的舒畅，回到取土坑，老潘说现在大家劲头正足，你跟不上，你来取土上箢箕吧，等吃饭前大家都跑不动速度都慢下来你再去挑土，搞一段时间你才能适应。于是我改用耙头来给箢箕上土，这个活也要手脚快，在挑土的人到来之前，必须要把箢箕里的土上好，不能让挑土的人在你面前等，但这个活可以互相协作，几个上士快的带一个上土慢的生手也可以满足挑土人的需要，每到午飯或晚饭前，老潘就让我去挑土，并关照其他上土的人，小陈那一担不要超过一百五十斤，因为湖区的那种土每隔20到30厘米就夾一薄层细沙，用耙头一挖就是20到30公分厚的一大块，每块大的有一百二三十斤重，小的也有七八十斤，一担挑两块大的就有二百五六十斤，经常把扁担都压断，挑的人为了防止把扁担压断往往要用手提住担子上的两只挂箢箕的钩子，以减少箢箕内的土对扁担两端向下的重力。这天早上因八两米饭都没有吃完，所以还没有到中午肚子就空了，好不容易才熬到广播喇叭放中午吃饭的号声，跑到食堂很快就吃光一钵八两的飯，又和大家一样找人一起拿了一钵八两的米饭每人分一半，一斤二两米一下就吃完了，从此每餐都是一斤二两米。

这一天晚上收工天已快全黑了，吃完晚饭回到住地倒在地铺上就睡着了，半夜被膝盖痛痛醒后，难以入睡，在地铺上翻來覆去，全身肌肉酸痛，后来听到鸡叫，心里便感到紧张，因为鸡叫意味快要天亮了，那不堪承受的繁重劳动又要开始了。

十来天之后我挑着一百五六十斤的担子已经基本上跟得上大家的速度，而老潘又交待那几个年纪大速度较慢的农工跟在我后面，以阻止别人把箢箕垜到我的箢箕上。

自挑堤以来，累得我一吃完晚饭，唯一想做的事就是赶紧躺到地铺上休息，最害怕听到的声音就是半夜的鸡叫，和早上五点钟的起床号，尽管总场电影队每隔三四天晚饭后都要到工地上放露天电影，全队的农工都兴高形烈地去看，而我也想去看，但每天我累得总是往地铺上一躺，除了想睡觉之外，就什么也不想干。此外为了恢复体力应对明天那不堪承受的沉重劳动，我也只能放弃看电影，尽快躺到地铺上去睡觉。

此时我全身的酸痛已消失(大概身体已慢慢适应了这样巨大的劳动强度)，只是膝盖的疼痛愈来愈严重，我趁有一天下雨不能出工，到工地附近的一个由黄珠洲劳改农场医院和西洞庭农场职工医院的医生联合组成的一个临时医务所去看膝盖，当轮到我进临时诊室去看病时，我一进诊室就吃了一惊，原来那位穿着白大袿坐在诊桌边上的医生居然是我在长郡中学的同年级不同班的高中同学黄贤哲(我在高五十班他在高四十八班，因经常在一起打兰球，并被编到同一桌吃过两三个学期的飯，所以相互之间很熟悉)，他一见是我臉上也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丝别人不易察觉的惊异，但他很快从就恢复了正常，他马上像对待一个从不认识的普通病人一样示意我在他对面坐下，一边记录一边问我：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哪里不舒服？我告诉他：自开始挑堤以来，膝盖痛得不得了，每天上午刚开始挑土时还痛得厉害，但挑一个多小时后疼痛反而减轻，只是晚饭后疼痛又开始加剧，手指关节也僵硬。

他听后叫我捲起裤腿把两只膝盖露给他察看，他用手在膝关节四周揘了揘，就对我说：这是膝关节劳损，已有点发腫，要注意体息，膝关节不要过度用力。他明知道以我当时的处境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但出于医生的职责，他又下能不这么说。从我一进去他就装着不认识我，就可看出他是知道我“反动学生”的身份的，因为高中毕业后黄贤哲就考到湖南医学院，而当时医学院的学制是六年，也是在1964年毕业，即使他没有到湖大参加对我的批斗大会，也会在他们学校的批斗会分会场收听湖大批斗大会的实况，所以我的“名声”他不可能不知道。后来他对我说：我给你开两瓶“云南白药”(这在当时是治跌打损伤最好的药了)，你去买点白酒，把“云南白药”泡在酒里服用，每次服用时先把瓶子里的酒和“云南白药”摇匀再服，兑酒吞服药效要好一点，一次喝几口，一天多喝几次，一瓶“云南白药”分三天喝完。他像对待一个素不相识的病人一样，交待完这一切后说：好了。然后就开始叫下一位病人，我也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地离开了这位原本相熟的原高中同学，现在的黄医生。这就是那时的“五类份子”、“反动学生”以及其他被列为“阶级敌人”的人与他们原来的亲友、同事、同学关系的一个缩影。不过尽管黄医生对我装着素不相识的样子，但从他把当时最好的治跌打损伤的“云南白药”开给我这个“反动学生”，并如此详尽地介绍它的用法这件事可以看出，他仍不失为那个时代一个虽然胆小，但良知尚未完全泯灭的知识份子。我后来在西洞庭农场职工医院一直没有见到过他，所以他应该是那年八月从湖南医学院毕业后，就分配到了黄珠洲劳改农场职医院当医生的。

［註：１］：湖南直属省农垦局的十大国营农场是；大通湖、金盆、北洲子、千山红、黄盖湖、钱粮湖、茶盘洲、君山、屈原、西洞庭等十大农场，农场规模大都在十几万亩至二十多万亩左右，大多是在洞庭湖地区围垦湖洲造出的良田。

［註：２］：当时农场正式职工的工资：学徒工１８元／月、一级农土２２元／月、二级农工２５元／月、三级农工２８元／月、四级农工３４元／月。队上农工中以一、二级农工占多数，三级农工每个组（正式农工十人左右）只有两三人，四级农工一个队也就一两个人，总场和分场的主要负责人也有按国家干部级别拿工资的。此外做临时工的职工家属农忙季节每人每月可拿到十几元工资，农闲时每月的临时工工资通常不到十元。所以说当时的国营农场工资成本是很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