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个中国和澳洲老师

（澳洲）孙宝强

　　老师，为人师表，传道授业解惑者。在我的一生中，印象最深刻的有三位老师。

　　第一个是我的中学语文老师。她写的一手好字，无论瘦金体还是柳体，无论魏碑还是草书，皆章法有致，力透纸背。她的字，率性中带着刚柔，随意中带着流畅，让人看了叹为观止。她在学生作业本上的批笔，成了学生争相临摹的范本。

　　除了书法，她还有一付好嗓子。听她朗读课文，简直就是一种享受。抑扬顿挫中的情感交叠，跌宕起伏中的喜怒唏嘘，叩开学生懵懂的心灵之窗。在剖析课文时，除了丝丝入扣的分析，她还在抽丝剥茧的过程中，翻开华丽的袍子，让虱子公诸于学生。三年大饥荒时，冰心写了《小桔灯》这篇著名的阿谀文。在朗读这篇御用文时，我到现在都清晰地记得，老师嘴角那一丝讥讽之意。她在点评此文时，不谈官方的溢美之词，而着重强调此文出笼的时间，阐述作家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含蓄地否定了此文。在辅导官方指定的范文时，她不是照本宣科，也拒绝填鸭式的倒灌。她倡导学生的独立思考，在思考中反刍，在思索中反省。她动情地说，语文课除了学习语法和写作技巧，还有一个‘安身立命’的高度。很多年后，我才明白什么叫’安身立命’；很多年后，尤其在她惨遭迫害后，她却走了一条与‘安身立命’背道而驶的路。

　　鉴于她独特的教育方法，语文课成了同学最喜欢上的课。班长有一次高烧请假，居然在上语文课时，冒着大雨赶到教室。

　　文革开始了，我们被迫离开教室，走向批斗会场。当一串串牛鬼蛇神押上来时，赫然入目的领头者，竟然就是她。五花大绑的她，头上戴着一顶又尖又高的帽子，仿佛整个教堂的重量，全都压在她头上。一个红卫兵小将攥住一把大号剪刀跳上台。他，就是带病冒雨前来上课的班长。

　　“我中毒太深，今天是来消毒的。”班长一把拽住老师的头发，就朝地上摁。看到这，我猛地捂上眼睛。

　　会后我走进厕所，突然尖叫一声：一个半人半兽者直挺挺地站在门口。她身上一半是黑，黑的是墨汁；一半是红，红的是鲜血。她半边头发被剪，露出白茬茬的头皮，半边头发凌乱地竖起，犹如一面幡。此刻，墨汁和鲜血，一滴滴地从她的头上脸上淌下，活脱脱一个《聊斋》里的女鬼。我惊恐地看着她，她也惊骇地看着我，眸子里海一样深的绝望，如闪电击中我。五秒钟后，我尖叫一声冲出厕所。

　　10年后，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在医院。她患了脑瘤，这是文革中被殴留下的祸根。她躺在床上，清澈的眼睛，枯槁成二个黑窟窿；二颊深深地凹进，比唐吉柯德还消瘦。医生检查了她的瞳孔后，摇摇头走了。她喘的上气不接下气，却挺起身子，死死地看着门外。她母亲含着眼泪对她说：“该来送你的全都来了，你就安心走吧。”但是，她还是挣扎着喘息着，死死地凝视着门外。

　　她在等什么？她在看什么？是她因文革而夭折的爱情？还是她从未孕育过的儿女？

　　走廊上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男人夹着一个公文包出现。她一挺身，居然坐起来了。“贺喜你—党组织终于批准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来人伸出手，握住她嶙嶙如骨的手。

　　黑窟窿里，猝地跳出二朵诡谲的火星。火星闪烁了几下，终于熄灭。一颗豆大的泪珠，缓缓地从黑窟窿里流出，顺着她凹陷的脸颊朝下流。当泪珠走到一半时，她闭上了眼。

　　她走了，带着那颗还没干涸的泪水，走了。她直到死都没明白，是谁害死了她？

　　开追悼会时，组织上倒也没有愧对那颗眼泪，给予她高度的评价：“朱老师一辈子都没有结婚。她把她的一生，贡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她是所有教师的楷模。”

　　听到‘楷模’这二个字时，我打了个冷颤。

　　我的第二个老师，是我读财务大专时的语文老师。他写的字，横不平，竖不直，撇不润，捺不锋，怎么看都是一群小蝌蚪在抢食吃。他读文章时，急急巴巴磕磕绊绊，破句断句相继出场。再加上一口不伦不类的杂腔乱调，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要是仅止于这，充其量也就是技术层面上的问题。问题是此公还有三大嗜好，就如写小说的三大要素。

　　第一个要素，上课的开场白，就是畅谈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形势大好，歌颂伟光正的正光伟。他恒定不变的开场白，让我以为我是在党校上课。

　　第二个要素，就是宣传他发表在党报上的那些马屁文章，哪怕这些文章只有巴掌大。他小心地掏出皱巴巴的豆腐干，声情并茂地朗读起来。他龇着牙咧着嘴，摇头晃脑地读着，嚼着，咂巴着，大有食髓知味的酣畅淋漓。

　　第三个要素，就是推销他三姑六婆干的营生。今天推销价高物孬的墓地，明天推销无人问津的彩票，后天推销人见人厌的‘东方红’演出票。他掏出一叠叠小广告，分类地阐述，分批地介绍，分段地推销。唾沫四溅，不遗余力，整一个蹩脚而猥琐的二道贩子。

　　那年，国庆节快到了。党豢养的媒体加大了新一轮的恬噪与吠吠。他也高举三个代表的旗帜，与时俱进地参与了吠吠扬扬。有一次，他仿照李清照的《声声慢》，拉长语调无限深情地朗诵着：“伟大的舵手邓小平，您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时，忍无可忍的我站起来大声嚷着：“‘猫理论’专家邓小平，你是天安门大屠杀的总设计师……”时，他惊骇的倒退二步，架着的眼镜差点滑到了地上。他惊愕地看着我，急急巴巴地说：“你的……思想很危险，这样下去你会坐牢的。”“不胜荣幸--我已经坐过共产党的大牢。”说着，我拿着书包摔门而去。

　　我的第三个老师，就是我到澳洲后的英文老师。

　　她是一个年过半百却充满了活力的老太太。一进教室，她就拥着我们拍几张集体照，接着介绍了她个人情况和家庭情况。老孩童般的坦率，孩子气般的纯真，让教室里充满了欢乐。

　　上课了，为了一个正确的发音，她张开嘴，伸出舌，反复让同学观看舌尖抵住牙齿时的各种发音方法。为了纠正同学们的发音，她不是站在讲台上教，而是来到同学们的桌前，一个个地讲述，一个个地示范，一个个地倾听；她俯下身，张开嘴，伸出舌，讲述，示范，倾听，再讲述，再示范，再倾听。为了减少身体的重量，她的手肘撑住桌子，一颗颗的汗珠，从她斑白的鬓角渗透出来。

　　喝咖啡的时间结束后，她像个圣诞老人，端着一盒礼物进来。打开纸盒，哇！满满一盒金黄色--如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如梵高画里热烈绽放的向日葵。她把金黄色的橡皮，天女散花般，逐一扔进学生们的怀里。学生嚷着，叫着，笑着，跳着，接受老师的馈赠--—这是一块橡皮，又是一颗仁爱之心。

　　快下课时，她放了一段电脑里的视频，那是一个澳洲的盲人歌手，弹着吉在歌唱。他歌唱澳大利亚丰饶的土地，他歌唱澳大利亚人民的善良。他歌唱澳洲的精髓是公平，他歌唱澳洲的标杆是仁爱；他歌唱多元文化的灿烂，他歌唱众多民族的和谐。他的歌声，发至肺腑，他的笑容，发至肺腑；一旁的听众和着他一起歌唱，讴歌自由，讴歌平等，讴歌社会对残疾人的尊重，讴歌残疾人对社会的贡献。视频里在歌唱，教室里也在歌唱--老师的手搭在我的肩上，她在歌唱，我在歌唱，同学在歌唱，视频里是一片欢乐的海洋；教室里也是一片欢乐的海洋。

　　我手里捏着一块金黄的橡皮--我被漫山遍野的爱，我被热烈绽放的爱所融化。唱着唱着我突然嚷着：“I love you, my teacher.I love you, I am in Austral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