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交集——遥祭徐怀谦

房崇

吴国光注：

　　上周在美国华盛顿州的奥利匹克山渡假，海阔山高；归程上读到一条消息，却是抑郁逼仄的感觉。消息说，《人民日报》文艺部的徐怀谦跳楼自杀了。内人问我：“你认识他吗？”

　　当然不认识。他进人民日报的时候，我已经被这家报社“双开”了，即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然而，看到徐先生的死讯，读到他生前的一些语句，还有网上的热议，不管究竟为了什么他走上这样的绝路，也不管我并不认识他，甚至在此之前也从来没有听闻过他的大名，我都心头沉重。单看那生命的轨迹吧，同样是从山东乡下考进北大中文系，同样是后来进入人民日报工作，同样写过些杂文，尽管这之间相隔一维而逝的几年、十几年时间。

　　那年听到自己被开除的消息后，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彻底舒服》。这个典故来自毛的两句话，曰“消灭一点，舒服一点；彻底消灭，彻底舒服”。我被彻底消灭了，当然也就彻底舒服了。不然的话，我想，应该自杀的本来是我吧？

　　回家后，在网上读到署名“房崇”的这篇文章，愈发感慨。我想我知道“房崇”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他应该是我北大中文系七七级的同学（他是文学专业，我是新闻专业），后来也是我在《人民日报》的同事（他在文艺部，我在评论部）。这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我还记得到北大之后的第一个学期，听谢冕老师的课或者讲座，老师评论赏析一些出色的诗作，其中一首就是这位同学上大学前所发表的作品；这位同学当时就在课堂里。我顺着看了他在“文学城”的博客，那就完全确定“房崇”是这位同学无疑了。他也是和我同一年离开金台西路二号（人民日报所在地）的大院的，只是我二月份就出国了，他是在经历了春夏之交那一切之后才远走高飞的。现在我们同在加拿大，虽然东西相隔五千公里。从博客中，我感觉到，我的这位老同学、原同事、在出类拔萃的北大文学专业七七级之中仍无愧才子之称的当年的优秀青年诗人，生活得踏实、安宁、潇洒、自由。看他和徐怀谦的人生交集，更是颇有戏剧性的。设想“房崇”二十三年来的经历，回顾自己“乘桴浮于海”的沧桑，感喟徐怀谦的生命悲剧，还是一句话：自由真好！

　　很想给“房崇”留个言，但是我不会操作。还是转载此文吧，并借此写上这么几句话，作为对逝者的悼念，也作为对生命的反省。

　　2012年8曰27日



　　昨天在网上看新闻，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名字：人民日报副刊主编徐怀谦跳楼自杀！

　　我认识这个人，也许算不上认识，就是在生命的某个点上，与他有过短暂的交集。因为去国太久，我不知道他是副刊主编，但是他所以能进人民日报，却与我有关，或者说，是我把他引进这家报社的。我参与了的这件事，影响了他的生命轨迹。

　　1989 年初，我已经在人民日报工作了 7 年，到文艺部也 5 年了。在这 5年里，除了最初、中间和最后的各两三个月，多数时间都是比较顺心的。领导开明，受到器重，能在报上写的基本上是自己愿意说的，没有什么抑郁。这主要是因为，报社是赵紫阳的嫡系部队，编辑部中多数人与中央高层的政见一致，上下同心。例外的几个月，头一次是84 年初，批判人道主义异化论，周扬挨整；第二次是 87年初胡耀邦下台，批判精神污染；第三次当然就是 89年六四以后了。这些高层的事变，都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和心情。

　　但我现在要讲的，是当六四还没有发生。 1989 年初，大约是 3月吧，文艺部领导派我和另一位编辑高宁去北大中文系，挑选应届毕业生，也就是招工。这是我此生唯一一次参与人事工作，而我的出身、为人和性格完全不适合这一任务。所以派我去，大约因为是母校母系，有老师和留校同学的熟人关系，再加上我在业务上被信得过吧。

　　那年中文系文学专业毕业班的班主任，是我的同学张鸣。他是我可以交心的朋友，至今还有联系。我们有两个名额，他推荐了三位学生，两男一女。男的是徐怀谦和另一人，女的叫杜英姿（后来也是主编级人物了）。

　　我们与他们见面，简单谈了谈，就带了材料回报社向领导复命。文艺部的领导请他们三位都来报社，算是面试吧。记得好像杜英姿喜欢文艺理论，就由评论组接谈；而徐怀谦写诗，他和另一男生是由当时管副刊的副主任舒展来谈的，要三中选二嘛。

　　后来听说，舒展向两位男生问了同一个问题：你对刘宾雁怎么看？那位不记得名字的同学大概心想，在人民日报当然必须说官话，就按照官方的调子批判了刘的自由化。而徐怀谦似乎是以比较独立的观点，肯定了刘的成绩。两个人的弃取，就在这一问一答中决定了：徐怀谦出线。

　　外人和这两位应试学生都不知道的是：人民日报里的人大都是胡耀邦、赵紫阳一派，被邓小平点名开除出党的三人里，两人都出自报社（王若水、刘宾雁）。报社中人互相影响，思想相通，物伤其类，当然不愿意批判同事。而舒展本人也曾名列右派，他与刘宾雁是老朋友了。

　　就这样，徐怀谦以其说真话，被招进了报社。而我在其中，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我所以记得这是 3 月间的事，是因为 4月里文艺部有个出京的活动，然后就是胡耀邦逝世了，然后就天翻地覆了，然后人民日报就改朝换代了。报社原领导或告病，或被免，新领导进驻，我们的处境就像是国民党留用人员了。六、七两个月，先抓版面宣传上的扭转方向；到八月里开始整人，叫做“清查整顿”。

　　我就在八月里出国了，而且是一去不返。

　　天翻地覆了，也就完全忘记了招新人的事。按常理推测，徐怀谦他们作为北大学生，肯定参与了学生运动。但直到我离开，没有再见过他们。

　　直到昨天在新闻里，我才得知那一届的北大毕业生，被送到首钢，劳动教育了一年。然后他们按照原来的分配方案，进了人民日报。我几次回国还到报社看老同事，但因为不熟，没有见过徐怀谦。后来据说徐怀谦写了很多杂文，据说他感叹想的不能说，说的不能写，写的无处发。据说他患了抑郁症，据说他因病在家中跳楼自杀。时在8 月 22 日，他已在人民日报工作了 22 年；而我，离开已经 23 年了。

　　我几乎不记得他的模样，在网上看到的照片是陌生的，只有名字不忘。因为不熟，我并不太悲伤。只是感叹生命轨迹的奇诡，我与他曾在同校同系读书，又在同报社的同一部门工作，只是都不同时，连失之交臂都算不上。但是，在1989年那个特殊时刻的前夕，我与他的人生轨迹，曾经有短暂的交集。只是一瞬，然后，又分道扬镳。

　　在那个历史改变的时刻，我走了，他来了。

　　就在前天，他走了，我还在。

　　作为痴长十几岁的师兄，我问自己：如果当年没有把你引入这个工作，你的命运会不同么？


　　急就于 8 月 24 日凌晨 2 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