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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西南腹地的高山峡谷里，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小城——西昌。激情飞扬的80年代，从这里走出三位享有全国知名度的诗人：周伦佑、叶延滨、吉地马加。
同一个地方走出的三位诗人，人生道路和写作方向却截然不同：周伦佑属于体制外诗人，叶延滨和吉地马加属于体制内诗人；周伦佑的诗歌写作从1969年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叶延滨的诗歌写作主要在80年代前期，吉地马加的诗歌写作主要在80年代中期；周伦佑至今依然为一介平民，叶延滨当上了官办的《诗刊》主编和中国作协副主席，吉地马加当上了官办的《民族文学》主编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不同的人生道路和写作方向属于个人选择，只要经受得住历史审视便无可非议。然而，当时间流转和人心评判叩问到诗歌的真义，问题便凸显出来了。
诗歌是什么？是自由心灵的象征。遗憾的是在这个被奴性群体主义塑造着普遍依附性人格的国度，诗歌的翅膀一直飞不高。具体原因，除了专制意识形态的笼罩，便是诗人自觉或不自觉的精神异化：从自由代言人变成了权势牧羊犬或庸众应声虫。
马克思的异化概念80年代争论过，但很快被专制主义所放逐，至今很少有人重新关注。其实现在，异化仍然是许多中国人的基本精神状态。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将精神本质政治化——放弃人性的普遍要求和基本原则，习惯按照统治权力的号召去思去想去说话；二是将精神本质社会化——放弃个人的特殊感受和独立判断，喜欢追随社会潮流的喧嚣去歌去唱去舞蹈。如果说这两种异化对于常人只属不幸，那么对于诗人就属可悲了。
放在这个坐标上观察，从西昌走出的三位诗人差异很大。周伦佑的写作一直坚持在人性化和个性化的体制外天地翱翔，叶延滨和吉地马加的写作一直保持在政治化和社会化的体制内笼子里跳跃。虽然90年代以来叶延滨的随笔写作表现出少许自由民主倾向，吉地马加却在新世纪变成了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长。如果把评价标准从政治尺度还原为文化尺度，谁的人生和作品更有价值？
别以为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划分毫无意义，人类历史上诗歌从来就是体制外的。除了极权主义国家，谁见过诗人和作家被集体纳入政权组织系统并按照统治需要进行创作的先例？体制外写作——本来就是诗人和作家的正常向度。
呈现在眼前的这些三十多年前的诗篇，见证了周伦佑在写作起点上对于人生道路和写作方向的最初选择。
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政治专制和思想控制登峰造极，黑铁性质的窒息状态和恐怖气氛吞噬了一切光明，甚至深入到人们提心吊胆的梦境之中。然而只要拥有精神自我和自明意识，人就不可能不产生人性追求和个性应激。事实上巨大的苦闷和迷茫，同时在年轻一代的意识空间催生着不屈的思考与探索。
大西南腹地这座小城的年轻人也不例外。当时文革中的民众造反运动已经结束，我和伦佑身边聚集了一批热情洋溢和不甘沉沦的朋友。他们都是原来两派造反组织中的苦闷青年，有大学生、中学生、下乡知青、街道青年。按关系深浅分三个圈子：第一属感情性质者，第二属感情+文学性质者，第三属感情+文学+政治性质者。关系最深的自然要数风险与神圣并存的第三种朋友，前前后后有二十来人。大伙时常三五成群，或高歌于大街、或密谈于家中、或行访于农村、或议论于郊野，谈理想谈抱负谈国家谈个人谈文学谈爱情……。尽管话题宽泛而盲目，探索人生出路和确立一生志向的主题却依稀可见。
1968年至1976年，发生过许多深入黑暗探索光明的感人故事，有些至今仍然不能公开。记得1969年11月的一天深夜，我正在距离西昌城五十多里的安宁河边周家村小学女朋友R家围炉聊天，伦佑和另外两个朋友开着一辆卡车忽然到来。他们说成都来了两位有志青年，需要连夜接我回城参加第二天的座谈。第二天在下乡插队的朋友D的自留地边，六个头顶蓝天的小青年谈古论今指点江山，甚至商议成立名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或者“鲁迅研究会”的秘密组织。仅仅因为两位成都青年胆怯退缩，这把自焚的青春火焰没能燃烧起来。
那时的伦佑身材瘦削，表情文静而含蓄，在朋友们面前很少慷慨激昂，总是倾听多于言说，自身的光辉也许被我的身影遮住了。现在想来，当时的他其实是所有朋友中读书最多也最深入、思考问题最宽也最明确的一个。为了寻找生命的照明，我也读书而且读了很多，可是狂躁的心态和外倾的热情使我难以深入，对于文学名著和伟人传记之外的读物往往浅尝辄止而一知半解。文革时期家里的上千册古今中外名著，不仅是他一人寻来并小心保存，而且他认真阅读过的数量也超出我许多倍。其他朋友的阅读和思考更为逊色，大多只求从兄弟二人身上寻找精神依傍和激情感染。我那时虽然受到朋友们的推崇，其实思想和知识异常贫乏，全靠一股狂劲和傲气撑持着。直到我已经有了第一次思想发现三年后的1975年，两位追求自由精神的美丽女医生走进兄弟二人的生活，都还感觉周伦佑内心感受更深切文学色彩更浓郁，周伦佐的亮色主要是关注社会问题的热烈表现和阳刚气质。
伦佑的第一次独立发展，大概发生在1969年4月他从地革委广播站自愿招工到西昌县制药厂工作之后。那个地点现在已经成为闹市区，当时却孤零零地处在小城西南郊的公路边上。我家原来居住在小城西面的石塔街，房屋是1965年母亲花一百七十元钱购得并由伦佑辛苦维修出来的，后来毁于文革中两派群众组织的炮弹。1970年至1978年，一家六口只得租住在小城东北角玉壁巷妥姓人家不足二十平方而且破旧不堪的小阁楼上。伦佑每天上班去工厂和下班回家，都要在小城东北角和西南郊之间对穿全城两次。那时的他开始戴眼镜了，穿着简朴的青年装或战士服，每天出门前都要把头发梳理整齐，手里自然忘不了拿上一本厚厚的读物。瘦削的身影走在街上，显得非常特异。本来我自认为已经像个文人，可是家里两个小弟弟反而经常开玩笑称他“小文人”，这使一生喜欢读书人的母亲感到十分惬意。1964年冬季他就喜欢上音乐，不仅会吹笛子会拉二胡，而且学会了作曲。自从1968年他有了一把小提琴，便长期相伴。有时夜里不回家，他便站在制药厂宿舍楼小小房间的窗户边，用琴声诉说内心的苦闷与追求。1969年他已开始悄悄写诗，但很少让人知道，也没有引起我的特别注意。
其实1964年秋天至1972年秋天这段时间，无论对家里的贡献还是对我的感情，他的付出都比我多出许多。1969年5月，我在野外被流弹击中头部躺在医院里昏迷了十多天，他为了抢救我的生命，不惜将300CC鲜血输入我的体内。我却为了寻找个人出路，一直奔跑于青春期的唯我主义单行道，不仅把家庭重担全然抛给他，而且对他的存在和成长也很少关注。我那时对他的影响，主要限于某种反思氛围和反叛姿势，而非诗歌写作。
我的关注和震惊，发生在他已经写诗两年多的1972年深秋。1971-1972年，我在这座城市军人政权开展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坐了两年监狱。在我带着第一次思想发现的惊喜无罪释放回家的当日，兄弟二人同床而眠，一直倾谈到天亮。点着小油灯，我们之间有着谈不完的话题：从人生志向到奋斗目标，从多病的母亲到幼小的弟弟，从两年来的经历到过去比较回避的爱情事件……。我给他介绍自己这两年的思想发现：马克思主义早已演变成了民族主义的理论武器，社会主义制度其实是国家形式的资本主义；我告诉他要用毕生精力写一本名为《世界整体观念》的著作，彻底破解社会主义之谜。他给我看这两年思念狱中的我而写的旧体诗，笔记本上渗透着斑斑泪痕；他让我阅读这两年创作的自由体诗篇，那直指人心和专制现实的艺术力量令我震撼。我忽然发现他不再是过去那个被我遮盖着的三弟，整个人已经焕然一新。从情感到精神，青春期的个性隔膜荡然无存，我们真正成了最亲近、最理解、最平等的兄弟和朋友。
1964秋季年我就开始写作了，文革前还在《西昌群众报》和《新农民报》上发表过不少作品。文革中更写了许多东西，有诗歌、歌词、小说、散文、电影剧本。可是和伦佑的作品相比，我除了诗歌《金沙江的面目》、歌词《孤雁之歌》、哲理散文《新青春的沉寂》、短篇小说《无常旅途》比较真实，其他文字都带有政治异化和社会异化的深深烙印。比如我写过一部反映真人真事真感受的中篇小说《旧青春的祭祀》，却不得不把社会背景放在民国时代。那个时期，我的叛逆全部在隐秘地带进行，凡是公开行为都显得比较正统。虽属对于政治迫害的预防策略，但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习惯。这与1990年代以来国内自由主义者的分裂形象比较相似，只不过我的分裂发生在三十多年前。难怪当时西昌城里另一伙思想更为激进的青年，比较喜欢和伦佑接触而与我保持相当距离。照他们的说法：周伦佑更激进更实在，周伦佐太正统太清高。
一个朝代或一个时代的正统意识形态威力无比，它会把具有合法性、标准性、功利性、通约性而显出普遍效应和巨大诱惑的的话语之网罩向每一个人，让人们无形中接受它所规范的思考方式、想象方式、表达方式，逐渐形成日常习惯而被异化。文革时期苦苦寻找国家和个人出路的青年，照样避免不了这种异化情形。这个时候，比我们大几岁的叶延滨正约着女友去延安下乡插队，打算创作一部像柳青《创业史》一样歌颂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作品；北京的地下诗人食指正进入创作高峰期，作品中充满相信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正统情怀。我和伦佑有一个写诗的朋友X，四川林学院学生，真正称得上英俊潇洒、气宇轩昂、才华横溢。他那些洋洋洒洒的诗作，却总是跳不出政治异化和社会异化的俗套。比如在其比较真实的个人抒怀诗中有一个
“碎石”意象：1978年以前，他只会把自己比喻成一颗为祖国建设垫路的石子，甘愿让时代列车从自己身上碾过；1978年以后，他最多感觉自己这颗垫路石子是块宝石，希望当政者发现自己的稀有价值。那时我的所谓写作，同样在滑向正统意识形态的轨道，再走几步就会跌入政治异化和社会异化的泥潭。我之所以在1975年夏天，为了应对全城大搜查而决意烧掉它们，也是感到保留下来并无多大价值。幸好伦佑的诗稿被他从熊熊火焰中抢救出来了。
虽然自己的写作充满伪饰，但我并未丧失对于文学作品的正常判断。伦佑的这些诗篇，不仅反映了小城青年苦闷、彷徨、探索、反叛的精神历程，也让我一眼就看出什么是真正的写作。其中那些人性化和个性化的闪亮品质，与奴性文人们的政治异化和社会异化形成鲜明对比：回到一个人真实的需求、感受、判断；回到一个写作者应有的勇气、胆量、承担；回到一首诗纯正的构思、想象、语言。这一切我没有做到他却做到了，我感到一个真正的诗人已经出现。当时的感动、欣喜、敬重……可想而知。记得我有个毕业于四川大学的朋友H读了伦佑这些诗稿后，激动地说西昌诞生了一个真正的人民诗人。甚至几年后的一天我还抑制不住地对家里最小的五弟说：你的三哥必将成为一位大诗人！
当然，不能认为他1969年到1982年这个时期的写作，不曾有过暂时晕眩造成的方向闪失。至少1950年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一个人能够如此纯粹。即使思想解放的80年代所谓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甚至部分“朦胧诗歌”，也都还在政治异化和社会异化的氛围里扑腾，谁能全然避免正统意识形态的笼罩？他的可贵之处在于：敢于正视并制止自己的变调，及时回到青春琴弦上的叛逆主题。
对于我们兄弟二人，1972年仿佛是个特殊的年份。我在监狱中苦读和苦思一年之后，终于迎来思想闪电忽然撕开重重疑云的第一次顿悟收获，从此确立了一生的哲学志向和写作目标，我此后的思考和写作一直在这条道路上行进。伦佑的诗歌写作也在这一年奠定全部起点，并朝未来道路射出方向性的光芒，他在青春琴弦上奏响的叛逆声音一直延续在三十多年来的诗篇中。曾经有一个感悟：有些人小时候的特长往往预示着一生的事业方向。我六岁时就对死亡现象特别敏感，那时对于死亡所下的定义至今仍未失效。伦佑八岁就会写诗，诗作经常被老师拿到课堂上朗读。1972年兄弟二人，一个正式走向哲学，一个正式走向诗歌，都找到了最佳的事业依托。
时间过去三十多年了，伦佑的最初诗稿仍然闪耀着人性化和艺术化的强烈光辉。不被时间磨损和人心疏离的品质，自然来自诗人的写作三十多年前就突破了政治异化和社会异化的双重包围。那些豢养在官方组织围栏或意识形态围栏中的诗人，他们三十多年前的作品没有一首留得下来。两相对比中的价值追问，可给今日的写作者一个响亮的历史启示。
2014年10月31日
改于古蜀都河边树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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