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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与薛史地夫兄相识于2013年5月，但远距离相知已经十多年了。薛兄在求学、执教美国和任职香港期间，始终关注东海的文章、思想、生活乃至安危，见证了东海从一枭到木鸟、从自由人士到儒者的文化成长和道德提升的过程。
赠史地夫嵌联一副曰：天下难容夫子道，慧眸能见地中山。上联谓仁本主义在这个时代行不通。孔子困于陈蔡之间，颜回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下联谓史地夫有一双慧眼。謙卦象辞说：“地中有山。”史地夫对我思想品格的了解和理解，可谓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史地夫曾获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中医硕士学位，又拥有美国肯特州立大学康复医学博士学位，对中西医学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同时颇有儒学修养，堪称中医和西医并进、医学和儒学兼修的儒医。曾拜读其《和疗医药—与中医相辅相成的西方自然医学》和《实用和疗医药学：兼论与经典中医之比较》两本医学专著，让我这个医学外行深为和疗医药所吸引和倾倒。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和疗医学强调身体和精神的统一，宏观宇宙与微观宇宙的和谐，与中医的哲学背景相近，对东方天人合一哲学有一定的解悟，对人体潜能和疾病自愈能力有深刻的认知，主张以各种独到的方式把这种能力激发出来，从而更好地配合药物治疗。
史地夫近又将推出与傅海呐教授、查尔斯•麦克威廉医师、坎呐博士、孙有智（You zhi Sun）教授诸君合作的大作《人民的医学：东西方自然医学的复兴与融合》一书，盥读一过，深感此书是中西医学精华的结晶，此书的出版预示着和疗医学的进一步深化和中国化，实为广大民众祛病疗疾、养生健身的福音。
对疾病的重视是儒家悠久的传统。《论语述而篇》说：“子之所慎：齐，战，疾。”孔子将疾病与斋戒和战争并列为特别慎重的三件事。斋戒，关系着内心的真诚和身体的清洁，战争关系着国家安危国民死伤，疾病则关系着人类的健康和生死。
和疗医学与中国传统医学血肉交融，中医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又是中华文化三大统之主统，因此，和疗医学与儒学之间，思想有交汇，精神可交通，值得深入研究。拜读《人民的医学：东西方自然医学的复兴与融合》一书，略志关于儒学与和疗医学之关联和感想如下，以期抛砖引玉。
二
傅海呐教授透过对中国古典医学与和疗医学的比较，认为两者有五大相通处或共同点，第一点就是：“经典中医与和疗医学有着相似的哲学思想，二者都信奉自然机体的治愈能力，以及宏观宇宙与微观人体的和谐，即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意味着身心合一，在医疗实践中必然重视身心兼治，这可以说是古典中医学与和疗医学的第一特色。如果说西医依托于先进的生物科技，中医则建立在历史渊源深厚的东方特色的生命科学基础上，而天人合一，心物不二，正是东方生命科学的哲学背景。
关于“身体和意识的关系”即身心关系，傅海呐教授在《论无形能量在传统医学体系中的重要性：古典中医的情绪治疗》中批判了现代中医理论的的认知错误，继承了中医经典的观点，认为是神和气这些无形的力量在控制着物质。中医诊断主要先判断气和神的状态，其治疗也是在调节气和神，即使目的在于调形，也会从气和神入手。早期中医著作中关于神的概念可以被概括为“难以察觉的，隐形的，却控制着所有的一切。”
这个观点与儒家义理一脉相承，东海在《命运共同体论》一文中阐述了命运共同体之理。大而言之，国家是命运共同体；小而言之，家庭是命运共同体；更小而言之，个体身心也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肉体身和意识心，关系极其密切，互相影响深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儒家追求的和谐，除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还有人之身心的和谐。身体的安全和健康，心灵的成熟和健美，是身心和谐的重要保障。身心哪一方面出问题，和谐状态就会遭到破坏。
《礼记缁衣篇》说：“心以体全，亦以体伤”，这是身体影响心体；《中庸》说“大德必有其寿”，《大学》说：“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这是心体影响身体。心物不二，心能转物：心身不二，心能转身，心体影响身体就是心转身的表现。
由于同胞是命运共同体，损人必然害己；由于身心是命运共同体，缺德容易伤身，换言之，德残智弱志萎心丑者不配享有健康的身体，轻则多愁多病，重则丧生失命。
“调节气和神”更是儒家特长。汉朝大儒韩婴说：“传曰：居处齐则色姝，饮食齐则气珍，言语齐则信听，思齐则成，志齐则盈。五者齐，斯神居之。”（《韩诗外传第二十八章》）这个“传”，应是孔门七十子解经的著作。居处饮食则属于“调形”的范畴，言语、思想、志气则属于德养范畴，有赖于调心调神。
《韩诗外传》中还记载了孔子的“调和心志”之法。孔子说：
“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安，身欲劳，教之以恭；好辩论而畏惧，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声，教之以义。易曰：‘艮其限，列其夤，厉熏心。’诗曰：‘吁嗟女兮，无与士耽。’皆防邪禁佚，调和心志。”云。（《韩诗外传第七章》）
“艮其限，列其夤，厉熏心。”是《易经艮卦》九三爻的爻辞。艮是艮止义，防止因不当欲望而妄动。艮止之道，始于足趾，进而为小腿、腰身（限）而至于全身。能止其身，就行得其正了。再进而止于辅（嘴巴），言语有序，就言行皆得其止，大吉大利了。九三爻辞意思是说，虽然止住腰部不动，但利欲熏心，蠢蠢欲动，腰背的夹脊肉已被撕裂，十分危险。
儒家修身，重在修心，同时抓纲治身，身心双修。《大学》八条目，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归结于修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离不开格物致知的知识积累、智慧提升和齐家治国的政治社会实践，重在诚意正心的道德修养，同时明哲保身，维护身体的安全和健康。
中医治病，也是抓纲治病，身心双治，以治心更为根本。人类诸多精神性疾病，固然是心病，大量器质性疾病即肌体疾病，也与精神性疾病存在不同程度的关系，或为精神性疾病所引起，或因精神性疾病而深化。
对于器质性疾病，常规生物医学或许有效，但终究非治本之术。如果能够与各种“治心”方法相配合，必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于治疗精神性疾病，常规生物医学的作用就非常有限。正如傅海呐教授所指出：
“被誉为现代生物医学的另一个神话是抗抑郁药物，这类‘神奇’的药物虽然可以控制患者脑中多巴胺的分泌，但是却无法给予患者生活的希望、信心、理由和热情，也无法去除使患者肾功能衰退和增加自杀冲动的诸多‘副作用’”。
心病还须心药医。这个心药，儒佛道都可以提供。释尊能够治身体之疾，更善疗心灵之病，《杂阿含经》以大医王所具有之四法成就，比喻佛菩萨之善疗众病；《法华经》喻佛为能救众生之苦、能医众生之病的大医王。佛教以贪嗔痴慢疑为五毒，以佛法为驱除五毒的妙药。
所谓五毒，就是人类的恶习，是生发各种恶言恶行、制造各种恶业的土壤，也是人生各种疾病和苦难的根源所在。东海曾经提出“恶必苦”定律。这个定律的重大表现之一是：恶人恶社会，恶疾特别多，癌症抑郁症精神病各种疑难杂症及艾滋病最易流行。
美国驻华大使馆微博说，美国人口普查局于7月21日公布了有关艾滋病病毒传播程度、艾滋病病例和艾滋病死亡人数的每年更新的互动式全球资料库。在过去一年中，新增了大约5,900个新的估算数据，数据库增补的新数据有28%来自中国，是增幅最大的一个国家。这意味着在过去一年中，艾滋病病毒在中国传播程度最高，病例死亡人数最多。中国是世界性道德洼地，也成了一切恶物包括恶疾之最爱也。
在克制驱除恶习方面，儒家同样是大医，比佛教有过之无不及。作为人格主义、良知主义哲学，儒学堪称对治各种恶习、建设健康人格的最佳心药。很多精神性疾病都是人格缺陷引发的，不少器质性疾病亦与人格精神有一定关系，并因人格缺陷而增加治疗和康复的难度。
我在微博中说过，物质主义利益主义者都属于人格残缺者。他们心为身役，身为物役，外为权力利益所奴役，内为各种恶习所驱使，在有求不得、得而复失、怨憎相会等等各种情况下，很容易精神失常和失控。现中国精神病人和准精神病人确实非常多，无论有权无权、强者弱者都一样。
人格的健康是最根本的健康，对生理和心理、身体和精神都会产生巨大的导良作用。因此，东海曾经提出“君子不患抑郁症”的观点。君子建立了基本人格，无论什么环境条件之下，都不会说违仁背义非理缺德的话，不会做伤天害理伤人害他的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移不淫不屈，无忧无惑无惧，当然不会患心理性、精神性疾病。
对此有朋友不服，举了很多大人物大名家为例，说明抑郁症不分对象。殊不知那些名家大物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君子。他们人格不健全，德性有缺陷，即使是好人正人，也没有而立，未能成人，解决不了自家的思想、心灵、精神问题，更别说什么明明德致良知了。
《中庸》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荀子》说：“子路问于孔子曰：君子亦有忧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则乐其意；既已得之，又乐其治。是以有终身之乐，无一日之忧。”
佛教认为真如佛性有常乐我净四大特征，其实这也是良知仁性的特征。君子有终身之乐，是因为对良知有深入的解悟。这就是孔颜之乐的奥秘所在。那是一种“无所倚”的内乐，自满自足，不假外求。
儒学是一门快乐的学说。《论语》开卷即标出三“乐”：学而时习之，乐；朋自远方来，乐；不知而不愠，仍然是乐。有得于道，自得其乐，有朋共乐，外人了不了解、理不理解，有什么关系呢。
快乐与道德成正比。西哲说：美德是幸福的桥梁；东海曰：道德是心灵的盛宴。圣贤是最幸福的人。君子在抵达圣贤境界之前，偶尔或有抑郁的时候，但不会严重到病态的程度，更不至于严重到厌弃和杀害自己的程度。不仅儒家君子，佛道大师大德也都不至于患上抑郁症。反过来，抑郁症患者必然缺乏儒佛道修养。
抑郁症重要病因是：违反天理良知，与良知对着干。盗贼与圣贤的良知，平等相同，不同在于盗贼的良知被恶习的雾霾遮蔽，但良知不灭，会通过各种潜在方式制造麻烦，惩罚生命体，大量身心疾病中，抑郁是良知惩罚最惯用的方式。
小人心为身役，身为物役，容易受到不良欲望的控制和不良情绪的摆布，精神容易出毛病，恶人更是多愁多病---其实，恶习本身就是一种疾病，反生命之常，反天理良知之常。对恶的厌憎和排斥正是良知的作用。对于恶人，正常人和正人会厌憎，恶人之间会相互厌憎，恶人自己也会自我厌憎，或厌憎自己的言行，或厌憎自己的身体。癌症、抑郁症和自杀就是自我厌憎的三大典型症状。或者说，这是良知的自我报复。
在心体与形体之间，具有统帅、支配作用的是心体。相由心生，病由心生；万法唯心，万病唯心。除了心理精神疾病，其它大量疾病直接或间接与人心有关。某些疾病的普及和深化，与道德、政治、社会诸环境之恶化密切相关。中国是疾病大国，癌症多，绝症多，禽流感专向中国流，多愁多病堪称中国特色之一。
儒家强调，不可恶行恶言，也不可恶意恶念。恶的意念不会伤及他人，却会毒害自心，恶念一动，心已受伤，就像七伤拳，未伤人先伤己。阻罪止恶，劝善导良，对恶者也是一种拯救。儒家诚意正心克己复礼，就是从源头上防恶止恶，有助于大量疾病的防范和治疗。
三
生老病死，圣佛难免，但道德修养高了，人格健全了，可以提升生命的质量，更有效地抵抗疾病的侵扰并且延长生命的长度。故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提出了“仁者寿”的命题。为什么仁者寿？《孔子家语》中孔子作了解释，并且加上了“智者寿”的说法。原文如下：
哀公问于孔子曰：智者寿乎？仁者寿乎？孔子对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己自取也。夫寝处不时，饮食不节，逸劳过度者，疾共杀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欲无厌而求不止者，刑共杀之；以少犯众，以弱侮强，忿怒不类，动不量力者，兵共杀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将身有节，动静以义，喜怒以时，无害其性，虽得寿焉,不亦可乎?”（《孔子家语-五仪解第七》）
孔子认为，仁智之人所以长寿，是因为过的是道德的生活，行动有其节制，行为合乎道义，喜怒适时，不易发生“病杀刑杀兵杀”等意外事故。很多死于疾病、刑法和战争者，归根结底是自己自取灭亡。
“无害其性”意谓不让本性受到伤害，这里的性指本性，仁性，良知心，就是前面讲的抓纲修身、抓纲治病的纲。这是生命的本质和本质的生命。儒家八条目之内圣外王所有努力，无非为了致良知，抓住这个本质。人类的肉体意识，都是这个本质所现之象，都统一于这个本质。
关于仁者寿，明儒方苞解释说：“凡气之温和者寿，质之慈良者寿，量之宽容者寿，言之简默者寿，盖四者皆仁之端也，故曰仁者寿。”董仲舒在分析仁者寿的原因时指出：“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则天地之美以养其身。”古来圣贤大儒大多健康长寿这一事实，为孔子这个观点作了最好的历史性的证明。
道德的高低直接关乎生命的寿夭，良好的道德情操可以确保心理健康，有助于身体健康和去病延年，这是中国古典医书不少古代名医的共识。《黄帝内经》认为，那些能“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的长寿者，是因为能够“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德全而不危”。
汉朝华佗的弟子吴普说：“善摄生者，要当先除六害，然后可得保性命，延驻百年。一者薄名利，二者禁声色，三者廉货物，四者损滋味，五者除佞妄，六者去妒嫉”。唐朝孙思邈说：“百行周备，虽绝药饵，足以延年；德行不良，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寿。”又说“性既自善，内外百病皆不悉生，祸乱灾害亦无由作，此养生之大径也。”明朝龚廷贤《寿世保元》说，“积善有功，常存阴德，可以延年。”清朝石成金说：“惟善可以延寿命，避夭折”。道德之用大矣哉。
明儒吕坤说：“仁者寿，生理完也”（《呻吟语》），则是从生命机能和身体机理的角度讲的。反过来，不仁者生理不完。为人不道德，或者生活习惯不卫生、不科学、不节制等等，都是世人不寿和疾病的重大原因。
可见，身病也须心药医。盖身心不二，心理和精神疾病很容易发展为身体疾病，如果心理健康精神健旺了，身体也会健康起来。不少疾病应该养生修身双管齐下，身体精神双重治理，标本兼治，从根本上消除隐患。情志致病亦治病，道理就在这里。
梁章钜《退庵随笔》中提到，伊川先生晚年气貌、容色、须发皆胜平昔，门人问他养生方法，他回答说：“学之力也。”梁章钜感叹说：“观先生语，则知学道、养生本是一串事，但学道者虽养生亦为学道，养生者虽学道亦为养生耳。”伊川先生说的学，是学儒学道，故学之力就是德之力，心之力。
我说过，良知是最好的护身符。孔子畏于匡时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受迫于桓魋时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易经》说“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良知，即体即用，即明且哲，德智一体，妙用无穷，不仅有助于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还有助于维护生理和心理、身体和精神的健康。
心强体自健，对此东海深有体会，自身就是最好的说明。我现在50岁，身体依然经得起折腾，近二十年没有为自己上过医院了。偶尔小毛病难免，但不是通过气功按摩静坐等各种非医药手段自疗，就是顺其自然，任其自愈。孔子说：“气也者，神之盛也。”（《礼记•祭义》）精神旺盛，自然浩气充足。正气内存，邪不可干；精神内充，病安从来？
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这里的大人，与仁者近义。立乎其大者，就是对仁性良知建立了高度的信仰、理解、实践和觉悟。立乎其大者，就不会再被各种不良习性牵着鼻子走，可以从根本上消除很多致病因素，有病治病，无病强身。
孟子最擅于养气功夫，他对浩然之气的描述是：“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有这样充沛的元气、浩气在，不仅意志坚强，身体也容易保持健康状态。
荀子在《修身》一文专门论述了儒家“治气养心之术”。他说：
“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胆猛戾，则辅之以道顺；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庸众驽散，则刦之以师友；怠慢僄弃，则炤之以祸灾；愚款端悫，则合之以礼乐，通之以思索。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夫是之谓治气养心之术也。”（《荀子修身篇》）
大意是说，血气刚强者，就要心平气和地柔化；思虑过深者，就要坦率善良地同化；凶猛暴戾者，就用疏导的方式来辅助；性急匆忙者，就用举止安详来节制；心胸狭窄者，就用宽宏大量来开导；卑下迟钝贪婪者，就用高尚的志向去提高；庸俗散漫者，就用良师益友去改造；怠慢轻薄自暴自弃者，就用将会招致的灾祸来提醒；愚钝拘谨者，就用礼仪音乐去协调，用动脑思考去疏导。大凡理气养心的方法，没有比遵循礼义更直接的了，没有比得到良师更重要的了，没有比专心致志更神妙的了。荀子的这些方法，用之于他人和自己都有效。
四
孟子的集义养气，荀子的治气养心，虽然是道德功夫，但与养生功夫相通。
董仲舒说：“循天之道，以养其身，道也。”他的《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就是讲养生的，其中引用公孙尼子“养气论”说：“君子怒则反中而自说以和，喜则反中而收之以正，忧则反中而舒之以意，惧则反中而实之以精。”云，反中意谓返回中道，反中才能和谐，也就是《中庸》所说“喜怒哀乐发而中节谓之和”之意，可见儒家养气，即是养德，也可养生。董仲舒接着说：
“心，气之君也，何为而气不随也。是以天下之道者，皆言内心其本也。故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而养其身，是其且多且治。”（《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
心为气之君，君就是统帅和根本，所以养气有助于养心，养心有助于养生和长寿。之所以仁者寿，就是因为仁者之心“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而养其身”包括饮食之养，“其且多且治”意谓内气充足而不乱。故后面说：“气多而治，则养生之大者得矣。”
“心和平”的平字值得深长思。儒家内圣外王，归根结底无非是内平自心，外平天下，平天下亦无非平人心。董仲舒说：“《春秋》有经礼，有变礼。为如安性平心者，经礼也。”（《春秋繁露-玉英第四》）礼，外可修齐治平，内可安性平心。礼制虽属外王范畴，却植根于内圣。内圣外王，一体同仁。当然，这里的平自心和平人心，是道德和政治层面的平心，非气功术所能抵达。
平自心，是保持一颗平常心。平常心不平常。佛教以无分别为平，无生灭为常，平常心就是真如佛性，无分别无生灭，离四句绝百非。于儒家而言，平常心就是良知心。平必和，和必平，儒家外求世界和平，自求内心和平---后者亦应是和疗医药学追求的目标之一。
司马光说：“窃谓医书治已病，平心和气治未病。”（《与范景仁第四书》）《黄帝内经》指出：“怒伤肝，喜伤心，悲伤肺，忧思伤脾，惊恐伤肾，百病皆生于气。”喜怒哀乐发不中节，成了情绪的俘虏，人就就容易受到“内伤”，容易生病。
作为人文关怀的独特形态，儒家对养生保健的重视，也体现为独特的静功和气功训练。朱熹教其门人郭德元“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教黄子耕以静养神说：“但跏跌静坐，目视鼻端，注心脐腹之下，久自温暖，即见工效矣。”（《朱子大全》）。朱子《调息铭》说：
“静极而嘘，如春沼鱼，动极而吸，如百虫蛰。春鱼得气而动，其动极微，寒虫含气而蛰，其蛰无朕。调息者，须似绵绵密密，幽幽微微，呼则百骸万窍，气随以出，吸则百骸万窍，气随以入。”
王阳明有静坐法门养病健身，其弟子王龙溪《调息法》：
“欲习静坐，以调息为入门。使心有所寄，神气相守，亦权法也。调息与数息不同。数为有意，调为无意，委心虚无，不沈不乱。息调则心定，心定则息愈调。真息往来，呼吸之机，自能夺天地之造化。心息相依，是谓息息归根，命之蒂也。一念微明，常惺常寂。”
王龙溪称这种调息法为“燕息”，取《易经》“君子以向晦入燕息”之意。宋明理学的静坐和调息，平心和气，就是儒式气功。
其次，养生保健，需要克己寡欲。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人生存在各种欲望很正常的，没必要禁止和戒绝，但必须有所克制，不能让私欲逾越礼法的范畴泛滥成灾。所以孔子教导克己复礼，努力克去各种不良习气和欲望，“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篇》）
《论语季氏篇》孔子提出君子三戒，即“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这也是寡欲。警戒色欲、斗争欲和物欲是一辈子的事，只不过轻年、壮年和老年，侧重点有所不同。好色好斗好得，都是习性的作用，是人之一生最容易犯的三种毛病，《淮南子诠言篇》说：“凡人之性，少则猖狂，壮则强暴，老则好利。”
养生保健，还要尊重天时，顺乎阴阳和季节。《易经》说：“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同其吉凶。”日常食衣住行都顺着四季节令来，尊重天时，与时消息，就是与四时合其序。这一要求在《周书时训》和《礼记月令》中都有体现。
《韩诗外传》说：“传曰：善为政者，循情性之宜，顺阴阳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际。”如果将“善为政者”改为善为身者或善养生者，同样成立。《黄帝内经》中岐伯说：
“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劳作，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年，度百岁而去。”（《黄帝内经素问篇》）
这段话堪称养生要旨，大意是，上古时代，得道的人，会效法自然阴阳变化的规律而起居生活，会遵照正确的养生方法来调养锻炼，饮食有节制，起居有规律，不过度操劳，所以身心健康，从而活到人类自然寿命的期限，达到百岁以上才逝世。
所谓“法于阴阳”，
就是按照自然界的阴阳变化规律而起居生活，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随四季的变化而适当增减衣被等。儒家经典关于生活要循天地四时之序的强调，与西方新兴的“时间医学”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儒家还注重饮食卫生和养生。《论语乡党篇》介绍了孔子饮食方面的注意事项说：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饎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
大意是说，米饭越精越好，肉脍越细越好。粮食变质变味了，鱼烂了，肉腐了，不吃。食物的颜色变坏了，不吃。味坏了，不吃。烹煮失当，不吃。不到用餐的时候，不吃。不按规定宰杀的肉，不吃。酱醋作料放得不适当，不吃。肉品虽多，吃的份量不要超过主食。唯独酒无限量，但不能喝到昏醉的程度。刚做一夜的酒，街市上卖的肉脯，不吃。吃完了，姜碟不撤，也不多吃。
其中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已成为名言，指精心制作饭脍。朱熹解作：“食精则能养人，脍粗则能害人，不厌，言以是为善，非谓必欲如是也。”食精脍细，卫生营养，有助健康。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当然食越精越好肉越细越好，尽量让食物的“可吃性”高一些。《集注》引谢氏言：“圣人饮食如此，非极口腹之欲，盖养气体，不以伤生，当如此。”
或说，厌乃餍足之意，不厌即是不饱食，不大吃大喝，亦通，合乎养生之理。管子教导：“凡食之道：大充，伤而形不臧；大摄，骨枯而血冱。充摄之间，此谓和成，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管子内业篇》）意谓关于饮食规律：太饱，伤胃而身体不好；太少，骨枯而血液停滞。多少适中，这就叫“和成”，使精气有所寄托，智慧能够生长。和成，和谐畅快有所成。
注意，“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与“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没有冲突。前者是于食物和居处不奢不求，顺其自然；后者是讲究和重视饮食，在现有基础上尽量做好，在既定的物质条件下精打细算。
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还应该注意居处的风水及居室的适宜。盖居室过大则阴气太重，太高则阳气过盛，都不利养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说：“高台多阳，广室多阴，远天地之和也，故圣人弗为，适中而已矣。”《吕氏春秋孟春纪》说：“室大多阴,台高多阳。多阴则蹶，多阳则痿，此阴阳不适之患也。是故先王不处大室,不为高台。”
礼制规定对天子宮室也有规定，要求“宫室得其度”（《礼记》）孔颖达疏：“宫室得其度者，度谓制度，高下大小，得其依礼之度数。”《艺文类聚》引《董生书》曰：“礼，天子之宫，右清庙，左凉室，前明堂，后路寝。四室者，足以避寒暑而不高大也。夫高室近阳，广室多阴，故室适形而正。”
以上几个方面的养生卫生工作大有助于疾病的防范。不治已病治未病，这与儒家的经典教导和历代大儒的道德实践一脉相承。扁鹊是春秋时名医，《史记》有《扁鹊仓公列传》。《鹖冠子》说扁鹊长兄医术更为高明：
魏文侯问扁鹊:“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为医？”扁鹊曰:“长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鹊最为下。”魏文侯曰:“可得闻邪？”扁鹊曰:“长兄於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闾。若扁鹊者,鑱血脉,投毒药,副肌肤间，而名出闻於诸侯。”
“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这个故事表达的就是这个医学道理。这应该是医学所能抵达的最高境界，也是和疗医学追求的第一目标。每个和疗医生都应该争取向扁鹊长兄学习，“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其次像扁鹊中兄那样，病刚开始或将病未病之时就除去，最后才如扁鹊，能治已病，对于各种疾病都能找到最好的对症之药。
五
只有对形神、身心之紧密联系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本质的觉悟，才能真正地领会
和疗医学的高妙，领会到形神并重、身心交养的重要意义。
身心关系，是生命观问题，直接涉及世界观即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唯物唯心皆错，佛教唯佛，道家唯道，都对，又都各有不足，对作为世界本质的道体的认证，非常高明而又不够圆满，道家明于坤元之“顺承”，而昧于乾元之“生生”；佛教深证佛性之空寂，而不知天性之健动。
儒家唯仁，最为正确。这个仁，不是物质却有物质性，包涵无量物质之信息，可以化现宇宙万物包括各种生命体；她没有意识却有意识性，包涵无量意识精神之信息，可以通过肉体化现无量意识心。她无形无相无迹，却可以无中生有，空中现象，从空无中生发化现一切来。相由心生，宇宙万象都是她的产物和现象。
这个仁，于天为道体，即乾元；于人为性体，即道心，即《中庸》“天命之谓性”的天性，《大学》三纲领“明明德”的明德，王阳明“生天生地，神天神地”的良知。这个仁，即有超越性又有内在性，超乎宇宙万物包括人类身心之上，又内在于一切之中。儒家信解行证，无非为了信仁解仁行仁证仁。唯仁和圣，才能圆证之。
或说乾元道心为元气，真气，为能量，为潜意识潜精神，都没大错，都不中肯，还是不明本末体用之义理和宇宙生命之真相。乾元是元气的源头，真气的依据，能量的总部，潜意识潜精神的根基，比潜意识潜精神更潜在而又超越。说似一物即不中。
传统中医中有神气形或精气神的概念，精气形都属于形而下之现象。至于神，如果理解为神志、心思、心力、精神乃至感觉情绪等等，仍是现象；如果理解为为“妙身心而为言”的元神，为“谷神不死”（《老子》）的神，那就是宇宙生命之本质，就是仁性。这也是人格的核心。成仁，就是成就最高人格。
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万法归一、理一分殊、天人感应、民胞物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我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我心等等说法，似乎很深奥，其实皆常理。只要解悟了仁本妙理，一切就迎刃而解，砉然贯通。明白了天人合一的道理，对于唯物主义医学的错误就一目了然了。
傅海呐教授引用了一本1991年的有关身心相互关系的中医启蒙读本的论述：“形与神的关系，形是第一性的，神是第二性的，先有形，后有神，神是形派生的。”这就是唯物主义的生命观，以肉体为第一性，错把现象当做了本质。所谓启蒙，实为欺蒙和蒙启。这本著作还将荀子看作是推动唯物主义思想进步的先锋。其实荀子属于“儒门外道”，其人性观“蔽于习而不知本”，蔽于习性多恶而不知本性至善，所以陷入了性恶论的泥沼；其世界观“蔽于人而不知天”，昧于天性和天道之真理。
天人不二，意味着天命本性是身体和意识的起源，作为本性所现之象，身体和意识紧密相关，相互影响。对于天人不二，没有比儒学的认证更为高明而中正的了。
和疗医学能够认同这一中华最高哲学并付诸实践，堪称医学界反本开新的一大创举。
《尚书洪范篇》结尾提出了“五福六极”说。五福是：“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六极是：“凶短折，疾，忧，贫，恶，弱。”寿，寿即长寿，康宁即强健无疾病，考终命即尽其天年，寿终正寝。这都是儒家政化美恶之应和“攸好德”的副产品，也是和疗医学的最高追求和境界，而“短折疾忧”的现象则是儒学和医学都要认真防范和努力消除的。
和疗医学在形神并养、身心兼修方面与儒家修身功夫极为默契，分而言之，有“三方三养三效”九大共同点。三方，指三种方法手段：预防为主，食疗为辅，气功相助；三养，指三种修养功夫：养生、养气、养心；三效，指三种效果：健康，长寿，快乐。也可以说，“三方三养三效”就是和疗医学的特色。
尽管史地夫介绍，和疗医学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古希腊、印度吠陀养生学、经典中医、西方植物医药学，它是这些不同地区的传统医学疗法相融合后所产生的成果，但我还是愿意称之为一门全方位、多层次、综合性的中华特色的医学。这也合乎文化原则。孟子说，大舜东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圣人为王，为中华伟大领袖；东海曰，和疗医学源于西方，深得中华文化奥妙和中华医学精神，“夷狄进中华则中华之”，此之谓也。
和疗医学创始于德人萨缪海德曼医生，倡导者傅海呐教授、查尔斯•麦克威廉医师、坎呐博士诸君，族类虽属于西方，文化却颇为中华，堪称中西合璧的杏林高手。文化真理没有国界，中华文化属于世界，中国医学界有识之士，盍兴乎来，与薛史地夫一起，参与到这个养生救死、建功立德的朝阳事业中来，推动中国人民健康事业与时俱进的发展，共同见证了中医和生命的双重奇迹。
2014-6-23儒者余东海于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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