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搞文学艺术之故，对生活与文艺之间的关系早有思索。大学毕业后，单位上有一位中文系大本毕业生老亚，文字功力老道精炼，但写的东西不行，言谈中发现此君症结在于没有窥破生活真谛。出于惜才，我于一次晚饭后把他约去长江边作了长谈，谈了我对生活与写作的看法以及作家如何确立一个牢实的、靠得住的审美观。我天南海北地扯，不“理论”但很实贴；不系统但很逻辑，拿今天的话讲就是洗脑。本来大学一、二年级是打下基础、理顺系统理论，三年级形成并巩固自己的审美观，四年级要拿得出自己的东西，可是我们的大学毕业生，其创造力大大地不如从未进过大学的、在外头厮混的流浪汉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忽略了生活本身这个根本的基础价值，从生活到书本再从书本到生活这个链条被伪知识切断了，或者说，他们压根儿就没看到生活中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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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能体会和碰出火花，故而流失。因了对文学的挚爱与共同的草根意识，我们之间没有心理障碍，言语拿得顺、心上也很共鸣。月黑良久，长江水面闪着细碎的天光，孱弱却坚韧，易逝却不绝。微风中，我们起身回宿舍，他说：“老乐，很后悔没有早一点跟你深交。”这也难怪，我平日里总是做出一副大大咧咧的随态，就像鲁迅痛骂的竹林七贤那个样子。其实，我自己的心最明白自己，我怀里一直揣着一本自己的帐，夜深人静灯下翻，那才是真正的自我世界，我读我心。有时，没必要让人把你一眼望穿，自己留点余地做“不雅”艺术的腾挪空间。
究竟应该怎样做文艺？什么作品能打动人？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看法不同，切入点不同，结果也就不同。在谈我的文艺观之前，我先要说说关于醒与没醒的问题。有的人读书很多，生活积累也丰富，但他就是搞不出好作品，一生做的全是冤枉活路、表面活路，这样的人就是没醒，但他本人却浑然不觉，反倒自得其乐。他在生活中把精华全给过滤掉，把糟粕全给留下来，然后在糟粕里捣浆糊，终其一生不懈其为。他们的作品看上去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惨不忍睹！他们毁在哪一点上？毁在自以为是的文艺观、毁在不尊重生活以及不尊重真实上。许多人知道，生活是一个黑白参半、苦乐参半、悲喜参半、绝望大过希望的玩艺，可是，一落在文艺创作上，这些人就忘了命运的属性，莺歌燕舞的恶习不可遏止地冒了出来，“主流意识”、“主旋律”主宰了他们的全部思想。毛泽东怂恿别人为自己打了天下，跟你没一点关系，你除了忍气吞声、担惊受怕、挨饥受冻、夹起尾巴过日子，得到了什么？一旦有人口诛毛泽东，你就替他歌功颂德、打抱不平，他是你什么人，亲戚？朋友？老祖宗？领袖？告诉你，他不是你领袖，他是阿尔巴尼亚、越南、古巴、坦桑尼亚、赞比亚的领袖，在全国人民饿肚皮时，中国的粮食、猪肉、建材、铁路都无偿地上这些国家去了，毛泽东是他们的领袖，是你的克星。因为你是个贱人，上帝就让恶人毛泽东来克你，让你愈发地贱。凡事不动脑子，一哄而起，是中国人最大的陋习。我们中国人无论什么事情都讲一个得道与不得道的境界区分，在文艺里，这个得道的基础必须是建立在生活历练、剧毒眼光和独立思维之上，我经常对好朋友讲，一个人眼睛要有毒，你有毒了，任何事物才能一眼洞穿本质，自己也就百毒不浸了。
在古代，一定是要能文艺的人才能混文艺饭吃。你能诗，七步之内得念出来，不然就要丢命；占联子，两口醪糟酒下肚就一定得跟别人的上联搭起句子，否则，就得江湖敛迹滚回老家重新发愤；玩滥竽的南郭处士最终也只好辞掉齐国中央歌舞团乐队职务，另谋饭碗；在采石江边为李白打抱不平的梅之涣就把不识深浅的三流诗人骂得一无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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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真人横行的年代，不能文艺而又混迹文艺的人不出三五日就会被淘汰出局-----这是真正的自然淘汰。那是一个没有党代表却行家辈出的时代，然而，在今天这个“新时代”，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能跻身文艺，来秀自个的臭水平，且自我感觉还特好呢？万恶皆有源，如果沿着中国文艺的累累恶果往上追，就要追到延安文艺座谈会及其前后背景。
那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囿于篇幅，我只能举一线一事来说明问题：我们知道，延安政府立稳脚跟后，不甘寂寞的国统区许多知识分子被那里渲染的平等、民主、自由给吸引去了，一通载歌载舞的兴奋之后人都回到常态做事过日子，知识分子的敏感与善察，令他们写出了真实生动的延安生活，其中就有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毛泽东起毒心整顿延安文艺界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王实味作品对延安生活的真实描写，他于一九四二年三月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野百合花》中写道：“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须大家用脑子想一想。……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它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在《野百合花》前面部分，王实味引用了他听到的两个青年女同志“在一天晚上昏黑的路上用低沉的声音”的谈话：“‘……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的同志，身体好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搭出首长架子来训人’……‘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我们底科长，XXX，对上是必恭必敬的，对我们，却是神气活现，好几次同志病了，他连看都不伸头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鹰抓了他一只小鸡，你看他多么关心这件大事呀！’……‘害病的同志真太多了，想起来叫人难过。其实，害病，倒并不希望那类人来看你。他只能给你添难受。他底声音、表情、态度，都不使你感受他对你有什么关怀，爱护。’……‘我两年来换了三四个工作机关，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我喜欢读王实味这些对延安生活的真实描写（也就是另类描写），因为它让我看见了一个真实的延安，非常鲜活。真实出真话，真实非常重要。
但是，延安的头儿毛泽东见了这些文字如鲠在喉、如刀戮心，这个人远在江西时就黑起心子杀过许多人，眼下，怎容得一介书生在自己的地盘揭底曝光，于是跺跺脚就把风华正茂刚过而立之年的王实味给办了------
先整黑，然后砍死抛尸枯井。一个诚实的文艺家跟土匪搞一块儿，能有好下场？王实味的文字三月发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五月出台，可见急不可耐的毛焦虑到了什么程度。文艺“源于生活”是公认的，任何人不得违逆，可毛泽东呢，他另有算盘，他不许文艺家对生活作诚实描写，但又不敢明讲，于是，使了一个障眼法，叫做“高于生活”，额的娘，人类生活已然包罗万象，第二属性的文艺吃了豹子胆，竟敢高于生活？什么是毛氏的高于生活？直言之，就是脱离生活、主观地、无原则地吹捧、拔高延安的救世主形象，跟着政党搞假大空、高大上，后来的文艺创作及其作品都被逼上了这条政治性质的不归路，及至国统区全面沦陷后，全国文艺就都是下的这盘棋了，文艺完全脱离了真实生活，成了政治形态的付着物。包括今天的各级宣传部、文联，不懂文艺而又占在那个位置上控制着文艺的，大有人在。因为政治是婊子，文艺也就不得不卖逼，毕姥爷说：“那老逼养的可把我们害苦了”就有这层意思。老毕道出了老逼的实情，是忠实了生活的。《延讲》自有后来人，这一大批后来人叫做小逼，小逼们一逼，老毕就不得不道歉，这也是被生活所逼。道就道呗，怀里揣着一本自己的帐，夜深人静照样可以灯下翻，我读我心。谁卵得着谁？
毛泽东在延安喜上眉梢的文艺作品是什么呢？是《白毛女》，演《白毛女》就是为后来的打砸抢做铺排、热身。凡是能煽动仇恨和恶斗的作品，都是毛泽东赞赏并推广的，一场《白毛女》下来，扮黄世仁的演员险些被观众们痛殴，毛泽东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而后来“新中国”及至今天这个“新时代”，各路编导们编排出来并公开上映的一部部战争烂片、剿匪烂片、地下党斗争烂片，都是《延讲》日出来的怪胎，培养了层出不穷的围殴黄世仁和国民政府及其军队的愤青、愤中、愤老们，脱离了生活真实的文艺作品就是如此的害人。还是举毕姥爷得罪小人们的小调调为例：座山雕的原型是一位远近闻名的抗日英雄，他进威虎山就是跟独裁专制周旋斗争。什么剿匪？无非是向猎户们打诳语，好占用滑雪板、好白吃冻狍子、好免费出力带路。毛皇一统天下，一山不容二虎，何况你这虎还带威。
一切文艺的理论与创作，在没有毛政治介入时都是正常无羁的、丰富多彩的，这一点，把国统区文艺界与延安的文艺阵地做一番比对，便可一目了然。国统区作品的质与量，都是延安所无法比肩的。毛政治介入文艺，它就变成程式化说教，并无可避免地产生专业性枯萎与凋敝。随之而来，文艺也就成了少数眼光犀利、诚实而又固执者的高危行业。
我不是一个浪漫主义文艺家，我对文艺的看法是：生活有多俗，文艺就有多俗；生活有多雅，文艺就有多雅。这是生活与文艺的因果关系决定的，文艺既不能高于生活，也无法高于生活。文艺若高于生活就是凌驾于生活之上，就是恣意妄为。生活是我们生命的演绎形态，无所不有、无所不及、无限可探，只有没见到的，没有不存在的。生活能打动文艺家是因为它包罗了所有人的原生态质素和不可思议的戏剧性情节（某个瞬间或某些过程）。迄今为止的一切中外名作，都能在生活中找到其对应体（抽象除外），有些对应体甚至比作品更为震撼和超越。文革后，伤痕文学出世，几乎每部作品出来后都有读者说：“我的身世写出来比他（她）更惨。”这说明，所谓催人泪下的悲剧作品还远远没有挖掘到应有的尺度。生活，它既是露天矿，也是地下矿，文艺家要发掘出更有价值的东西有时得玩命往底层钻。廖胡子（亦武）放下身段，翕张着自己流浪狗般灵敏而顽强的鼻子，嗅出了高高在的人永远也捞不着的有价值的东西（抑或他们认为不屑一顾的东西）。
文艺怎样反映生活？简言之就是两个字：“再现”。啰嗦一点就是四个字：“生活再现”。再现的前提条件是“去我执”，不要自以为是，要做到绝对尊重生活、尊重事实。我认为，再现应该是一个文艺原则而不是文艺选项。习作是直接再现，创作则是收集、归纳与组合之后的再现。文革中的文艺作品里，工农兵面庭血红得可怕、肌肉发达得可疑，在在都是转基因似的变异，直接违反了“再现”原则。欲施以力度，反显得虚弱，一个虚假的扩张使强者不张的道理被活活摧毁。撇开政治因素，就泛“英雄”概念而言，我们可以将中国的雕塑与罗丹的《加莱义民》作比较，看看谁更真实、谁更直击人心、谁更能激起人性的思索。1884年，加莱市政府邀请罗丹制作一座纪念碑以纪念加莱义民赴难这一历史事件。14世纪百年战争时，英国军队即将攻陷法国加莱，加莱被英军围困将近两年，市民生命危在旦夕。后双方谈判，英王爱德华三世提出残酷条件：加莱市必须选出六个高贵的市民任他们处死，并规定这六个人出城时要光头、赤足、锁颈，把城门钥匙拿在手里，才可保全城市。这是法国人永远难忘的历史悲剧。加莱市政府本来请罗丹只制作义民中的一个，但罗丹了解到历史后，只收一个雕像的报酬而塑造了六个雕像。这件作品打破了通常为义赴死的人物形象造型，刻划出了畏惧死亡却又义无反顾、犹豫延滞却又决不回头的复杂心态。我的感受是，作品的生活性特别强，肢体语言一点也不概念化、不夸张，一群最后时刻还想活命的人为大多数人赴死，他们所传达出的总体信息是无可奈何以及对引颈就戮的恐惧与无奈。这组雕塑对英雄与人文的阐述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意义。没有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人性（包括懦弱）的深刻理解，断难塑造出这样震撼人心的传世之作。难怪有人说，罗丹的作品就是把真人拿来翻模制成的。
一般人都知晓罗丹的《思想者》，然而却不知晓他的《欧米哀尔》，这也是一件感人至深，促人颤栗的作品，塑造的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妓女，上过她的各色男人们、她本人肉体上的岁月流痕和目下的躬身自顾，都是一场动物性本能的活剧，年轮叠加，幕布最终下垂，人生不过尔尔。罗丹认为：“在艺术中，有性格的作品才算是美的”、“自然中认为丑的，往往要比那认为美的更显露出它的性格，因为内在的真实在愁苦的病容上，在皱蹙秽恶的瘦脸上，在各种畸形和残缺上，比在正常健全的相貌上更加明显地呈现出来”、“在艺术中，只是那些没有性格的，就是说毫不显示外部和内在的真实的作品，才是丑的”。罗丹的艺术观给了我们一个思索的方向，这就是：在筛选（或过滤）生活时，是以终极的人性与灵魂为归依还是以伪政治的实用为归依？前者考验人的道德智慧与文艺智慧，后者考验人的投机技巧。事实上，我们这辈人看到了太多的文艺受到文艺家个人存在状态的影响或连累，令到文艺在不同的人那里呈现出了迥然不同的况貌。倘某政治发端于人性，则艺术归依该政治是为合理并产生价值，如德拉克罗瓦的《自由引导人民》。半裸的女子融于残酷的枪炮斗争中，这美的肉体会死亡么？尖锐呼啸的枪弹会射入她的胸腔么？她如果倒下，会是怎样的结局？德拉克罗瓦在给兄弟的信中说：“当我努力创作的时候，我的心情便好转了……
即使我没有为了我的祖国战斗，我也可以用我的画作来歌颂它。”
所以，文艺往最狂处飚，也不能“高于生活”，文艺只能是高于感觉-----
得了感觉之后，通过思想以自己的语言与形式进行浓缩表达，在表达中走出自己的风格。感觉化为形式（或形式印证感觉）是一个专业难题，在文艺家则是各有锁钥，德拉克罗瓦的文艺作品正是这样的源于生活，高于感觉。
在中国的大环境下，走德拉克罗瓦的艺术道路必是死路一条，于是，聪明人就装疯卖傻、打擦边球、臊皮，这属于民间闲杂文艺，贵人贱人白领蓝领高官百姓都凑里头添油加醋、插科打诨，主要在于出口恶气、发泄发泄，把正能量通过旁门左道输送出去。这样的无奈文艺纯属高压产物，是不得已而为之。它们同样是源于生活，具有生命力，并且，由于它们的半遮半掩，反倒令人以窥秘的心态去揣摩其背后真意。毕姥爷戏评《智取威虎山》就是这样的文艺佳品，圆桌之上、酒杯之旁、耳热面酣之际，毕姥爷的表现的确不凡，让我们看见了体制内混得十分光鲜的人也有二心，让我们看见了处理那块国产腊肉的民意基础。对于毕姥爷的心里话，感同者量之不在少数，区别只在发作与不发作、何时发作。要说毕姥爷的视频因为现了毛就被网军称作“不雅视频”，就只能说那毛是逼毛，再加一字：老逼毛！
“源于生活、高于感觉”没？
——老九拜
（附图7
幅）
转基因人物，非营养性巨胖：
是雅还是俗：
这眼光是清还是黄：
罗丹《加莱义民》：
罗丹《欧米哀尔》：
德拉柯罗瓦《自由引导人民》：
毕姥爷戏说逼毛：
图/文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