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先華 濃墨重彩的歷史印記
曾慧燕
「生如螻蟻當立鴻鵠之志，命如薄紙應有不屈之心。」
這是「民運書法家」寧先華以美國歷史小說作家里昂．尤里斯（Leon Uris）《出埃及記》的名言自勉的一句話。
寧先華仿效《出埃及記》，最近出版了一本《出中國記—寧先華回憶錄》，全書厚達370頁，如實記錄了他從1989年「六四事件」到2016年在中國大陸的民運歷程。
寧先華出身城市幹部家庭，曾入伍當兵。「八九民運」爆發前，他在瀋陽市政府城乡建设委员会工作，也曾下海到遼寧商達國際關係發展公司任職常務副總經理。
學潮時他基於義憤，挺身而出擔任瀋陽市民聲援團秘書長、總指揮以及瀋陽愛國市民自治聯合會主席，成為八九民運期間遼寧地區的重要領導人，並親赴北京參與天安門學運，因缘際會成為堅定不移的民運人士，義無反顧走上民運的不歸路，而且「属於不折不扣的行動派」。
他的回憶錄，是中國民主運動的歷史見證，也是這一代民運人士在困難環境下堅持奮鬥的真實記錄，表達了八九一代試圖引領國人走向憲政民主的期許和意志。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對海外民運一蹶不振的態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仍然「傷心痛心不死心」。讀了寧先華此書，坚定了我的信念。盡管民運隊伍中有一些害群之馬，但也有像寧先華這種不為私利堅定不移地追求民主大業的義士。
《出中國記》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寧先華參與八九民運的歷程；第二部分是寧先華關於九八組黨、組建獨立工會的回憶；第三部分是寧先華在錦州監獄的鐵窗生涯，包括與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等人同囚的回憶。七年牢獄之災，沒有磨滅他的意志，出獄後繼續投身民主運動和維權運動，並為此付出沉重代價，九死不悔。
此書不僅是寧先華的個人經歷，也是以他為圓心，以不同階段的民運活動為半徑畫的圓。
寧先華的「圓」，是由「六四、組黨、工潮、入獄、出獄後的抗爭等」串起來，譜寫了東北民運一段波瀾壯闊的史詩。
他捲入八九民運，既是歷史的必然也是偶然。學潮初期，他對大學生們表現出來的政治勇氣和歷史擔當相當歡欣鼓舞，期待這次學潮促使中共啟動停滯已久的政治體制改革，推進中國民主化進程。
他说在這一階段，他一直在觀察思考，没有介入運動。但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的發表，讓寧先華「看清了中共政府頑固堅持獨裁統治的嘴臉，我為這次學潮的結局和中國的未來深深擔憂。經過冷靜思考，我决定介入運動，代表一種正義的社會力量對學潮提供助力，並把學潮演變為全民參與的民主運動。」
從一開始，寧先華就做好最壞的準備，他说：「這場學生運動最終目的大家都清楚，但是運動的結局很難預料，我們可能會被捕入獄，政府會找各種藉口鎭壓我們這些人。」
他強調：「如果我們失敗被捕，甚至被判刑，大家一定要堅信，歷史終將宣告我們無罪！」
寧先華等人決定成立瀋陽愛國市自治聯合會，他被選為主席。當時的中國總理李鵬「五一九」講話後，形势急轉直下，寧先華作為瀋陽市民眾聲援團總指揮，率領六人赴北京聲援。
六四事件後，寧先華自動投案，被關押一百天，他總結說：「對於中國的民運領袖來說，坐牢是必修課，監獄是最好的學校。很多人第一次入獄，會懦弱、妥協，有的人甚至放棄了初心，丧失了理想，離開了民運隊伍，但優秀的民運志士會在共產黨的監獄裡百煉成鋼，不屈不撓。」
寧先華最初参加民運是風雲際會，有偶然因素，但經過一百天的鉄窗生涯，「我更坚定了自己為中國民主自由奮鬥的決心，從此不管風急浪高，鉄窗黑牢，再也不曾動搖。」
1998年，寧先華因組建民主黨和東北獨立工會被判刑12年，後改判七年。出獄後仍不改其志，繼續領導民運和維權運動，先後被当局拘捕五次。
中國民主黨主席、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王軍濤為先寧先華的《出中國記》作序，題為《民運人的光榮與夢想》。
他指出，寧先華作為社會力量積極參與八九民運，向中共專制集團顯示民心所向和歷史大勢，具有極高的指標意義。
王軍濤自言，他本人雖然是知識分子出身，但一直倡導社會力量參與民主運動，並且進行過艱苦的實踐。從四五運動、八九民運到流亡海外，一直沒有放棄與社會力量的結盟。
王軍濤堅信，中國的民主運動，必定是由全社會各階層支持的、最廣泛人民群眾參加的全民運動。中國民運必定成功，就是因為它有著最堅實的民意基礎，和最廣泛的參與者。
他指出，寧先華在八九民運期間，作為瀋陽愛國市民自治聯合會的領導人，親赴北京天安門廣場，深度介入運動，為工自聯等民運組織出謀劃策、書寫佈告、標語，為八九民運留下濃墨重彩的歷史印記。他精湛的筆法書寫的橫幅被美國友人所收藏，34年後重現於美國六四紀念館。
王軍濤說，六四鎮壓後，寧先華本有機會流亡海外，但他放棄投奔自由，毅然回到瀋陽承擔歷史責任，為此被收審關押100 天。
王軍濤強調，「先華的擔當，令人敬佩！六四後的煉獄生涯淬煉了他的意志，一個堅強的民運戰士浴火重生，寧先華找到了民運人的使命──為中國人民求自由，為中華民族謀憲政。從此義無反顧，百折不撓，走上了一代民運人的荊棘之路。」
他說：「社會風潮湧起的時候，會有很多人捲入其中；但大浪淘沙，泥沙俱下，最後沉澱下來的，才是真正的金子，先華就是這樣的代表。」
由於遼寧的組黨活動和工人運動相結合，在全國組黨活動中獨樹一幟，引起海內外輿論的廣泛關注。在隨後的殘酷鎮壓中，遼寧民主黨人付出的代價也最沉重。其中有民主黨員被羅織罪名殺害，十幾人被判重刑。
寧先華被公安部和國家安全部認定為東北地區的民運領袖，遭長期監控，隨時被拘留、綁架，遭受酷刑。一審被判了十二年徒刑，經上訴，二審改判七年，剝奪政治權利兩年。
寧先华華在回憶錄中，不僅寫了中國民主运动和中国民主党的鬥爭史，也着重描述了一些關於他個人、家庭和情感的经历，「有着切膚之痛和难舍之情」。
他為民運付出沉重代價。父親在他服刑期間去世，未能見上最後一面；他流亡海外後，2020年6月21日清晨，他92歲的老母亲在瀋陽租住的房子附近，遭遇车祸不幸离世，也未能見上最後一面。
他的兩個女友也被迫分手，他在回忆录詳述了他的恋情。「世上萬般悲苦事，無非生離與死別。」寧先華全都經歷了。
面對人生種種殘酷打擊，寧先華從不放棄他的理念。他說：「為民運而坐牢、而蒙難，這是中國民運人的宿命，也是我們民運人的光榮。因為我們心中有夢想，奮鬥有動力，犧牲有價值。我的夢想就是為十四億人爭自由，在中國大地上實現憲政民主。」
寧先華投身民運後，「我確實做好了最壞的打算。在中國搞民運，要做好失去自由、失去家庭、失去工作、甚至失去生命的準備，否则就不要去搞。」
寧先華最初其實並非民運人士，而是既得利益者，任職瀋陽市建委办公室。出獄後另謀生計，由於他寫得一手好字，且掌握了書法教學方法，被聘任瀋陽盛京書畫院院長。
2014年5月，他被瀋陽市公安局「四二五」專案组非法關押的同時，他位於瀋陽市皇姑區嫩江街40号的两處私有房產也被政府强制拆毁，屋內所有私人财產被毁损殆尽。造成他和年近九十的母親流离失所，四處漂泊。
寧先華為什麽要寫回憶錄？他解釋，出國後好幾年，他一度對此很糾結，「從八九六四開始，我的人生脫離了原來的軌道，走上了充滿荊棘的民運之路。在1989年7月6日首次被收容審查，至2016年8月27日離開中國的27年間，我經歷了五次拘禁，先後被關押於七個不同的看守所。在這段時間裡，我身邊的三位朋友相繼被執行死刑。」
他被國家安全部、公安部認定為敵對組織負責人，歷經拘傳、行政拘留、刑事拘留、逮捕、監視居住、取保候審，甚至非法綁架和酷刑等。這些經歷都伴隨著持續的監控和跟蹤，以及無數次的辱罵、訓斥和體罰。
他沉痛表示，「這些慘痛的往事每每回憶起來，讓我重溫恐慌、焦慮、虛無，以及在絕望中的掙扎，就如再死一次般痛苦。我之所以能完成這本回憶錄，得助於同道們的鼓勵和鞭策，特別是那些留在國內繼續為民主事業奮鬥的朋友們。情義無價，民運同道們的情義更加無價。」
不過，寧先華也遭遇到同道中人的背叛出賣。那是2003年12月他被捕後，一名民運人士在審訊中為了自保，「居然說出我在私下聊天時說的話，大意是我提醒大家，中共變局即將來臨，按照以往的慣例，他們首先會對國內的異議人士下手，大家應該準備購買手槍、匕首用於防身。憑這份「關鍵」有證詞，瀋陽中院一審認定我「情節特別嚴重」，重判12年有期徒刑。上訴後省高院認為量刑過重，改判七年。……朋友推卸責任的一份自保交代，真的可能讓我們萬劫不復，甚至丟掉性命啊。」
寧先華在書中記錄了這件事，但没有說出此人的名字。「但我必须要把這件事說出来。王鼎鈞先生說過，寫回憶錄，叙事，要有客觀的議論，要有主觀的誠實。我想，我做到了。」
他說：「我是幸運的，但也有一些朋友，當年滿懷理想，一腔熱血，深一腳淺一腳地參與民運。後來遭受打擊，坐牢釋放後懊悔萬分。有些人長期坐牢，得到一身傷病；其中大部分人家庭破碎，家人也受株連，他們的品質高尚，是思想的巨人，在中共殘酷的迫害打壓下卻淪為社會底層。有些人選擇淡出、離開了民運隊伍，對此我能夠理解，我也曾因失敗感到愧疚。人性本質上是趨利避害的，不能要求人人都是鋼鐵戰士，也不能要求都做民運聖徒。」
他指出，「那些至今仍在國內繼續堅持戰鬥的民運人士——如我的朋友秦永敏、胡石根、姜立軍等，更可貴，更高尚。正是因為他們的存在，讓我充滿了必勝的信念，在這條路上勇往直前，永不懈怠。」
「我是個理想主義者，我堅信我們的奮鬥是有價值、有意義和有前途的。我的目標就是民主中國，憲政中國。我願為此生命不止，奮鬥不息！」
寧先華2016年向美國政府求援，通過美駐瀋陽和泰國使領館外交官的持續努力，順利逃出中國經泰國來到美國。他在書中詳述美國駐瀋陽領事館外交官如何協助他逃離中國的整個過程，也向大家分享如何避開跟蹤和監控，最終獲得自由。
他抵美後繼續投身海外民運。由於他寫得一手好書法，民運活動及紅白大小事，他都義務揮筆獻墨寶，贏得「民運書法家」的稱號。
提到他寫回憶錄的動機，他說當他進入花甲之年，在異國他鄉回顧自己的一生時，「我發現應該將我的人生經歷記錄下來，除了為自己，也為不了解中國民運史的海內外讀者。」
他說：「我的人生已經過去了一大半，進入了下半場，到了寫回憶錄的年齡。我來到美國八年了，一直從事中國民主運動事業，經歷和了解了很多事情，洞悉了社會的各種潛規則和人性的幽暗。如果說一九八九年因參加六四事件被收審一百天，是一些偶然因素所致，那麽一九九八年九月參與組黨，此後在第一批骨幹成員被關押判刑以後，我一直堅持遼寧民主黨的活動，直到2004年被重判，則純屬自願選擇。」
寧先華說；「常常有人問我，對參加民運，蒙受了這麽多的苦難，是否感到後悔。我曾經思考過，得出的結論是沒法後悔。你可以後悔當初的選擇，但是你能放棄你的理念、信仰和追求嗎？我們能做的也只是把這一切記錄下來，給後人留下經驗和教訓，這就夠了。」
這也是他寫這本書的初心。不過，他坦言，不斷回憶那段椎心泣血的歲月，無疑是再次經歷痛苦與恐懼，這是一種非人的折磨。
在寫回憶錄的日子，「我每天都要撕開血淋淋的傷口，不是我喜歡受虐，而是為了把此書鍛造成抵抗遺忘最有力的武器。如果沒有直面悲痛人生的勇氣，哪有繼續前行的動力？」
寧先華將孔子的「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改为「知我罪我，其惟《出中國記》」，作为此書的結束語，「獻給為中華民族自由而戰的英雄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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