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管理学院图书馆，流通部借还书岗。 从2015年9月开始，我在此处上班。
说到银杏，成都吃货首先会想到成都高档民营餐饮代名词——银杏酒楼。从1992年直至2012年左右，四川省、成都市政府官员和先富起来的一帮人在那儿穿进穿出。十多年间，银杏酒楼耳闻目睹了成都市无数高层内斗和商界秘密。如果把宴请看成一个金字塔，那么，在银杏酒楼请吃，就处于这个金字塔的最尖端。反腐大棒横扫之下，银杏集团也难以幸免，从五家酒楼萎缩成两家。好在，银杏老板在经营酒楼的同时，办学。我所在的这所学校就是银杏老板的产业。
学生还书，其中，有本《简笔画》。简笔画一下把我拉回1980年代。
那阵，我刚从南充医学专科学校毕业不久，分配到四川省卫生管理干部学院，在学报编辑室担任学报编辑，工作轻松，单位离家很近，骑自行车，五分钟就到。
四川省卫生管理干部学院，简称省卫干院，前身是四川省卫生管理干部学校。“文革”时，省级机关洗脑班就开办在这所学校里，这所学校地下有不少被整死的冤魂。
到省卫干院报道时，我未满二十周岁，是个标准的文艺女青年，完全不晓得将来的某一天，我会和这所学校地底的冤魂对话，更不晓得我会写中国人精神史诗。
印刷、出版学报要跑印刷厂，就有脱岗借口。常常，上着上着班，我就骑上我的墨绿色飞鸽26自行车，一溜烟地跑人民南路去了。去干啥？逛新华书店，或者，去美琪美发厅吹头。
去新华书店的话，我不去一楼的书店门市，而是直接上书店二楼的内部售书处。饱完眼福，或者，买一两本书后，再慢悠悠地沿着半边桥街自由市场骑回去上班。路上，要经过西御街的新声剧场、清真牛肉馆、美琪理发店、老妈火锅店、王胖丫鸭——间或，我的忘年交——同事王姐，会和我一起骑车冲出校门，去太升南路买丝巾。那会儿，太升南路还没有手机、电视可卖，只有服装小贩（成都话人称此类人为“串串儿”）从深圳用蛇皮袋跑单帮贩运回来的丝巾或者各种新旧衣服。记得，除了丝巾，我还买了一件旧连衣裙。后来，成为成都市火锅名牌的“皇城老妈火锅”，当时，还是很小的一楼一底的铺面。
有时，我会骑车去人民南路上的四川省图书馆，找我的大表哥。1983年，他被四川省省长鲁大东点名批评，说他里通外国。一个图书管理员，为何被省长点名？话说，1979年某天，我大哥失眠，突然，福至心灵，想，万有引力不对，应该是万有斥力！银河系那么多星球，无时无刻不在爆炸，爆炸力是推力，就像，手榴弹爆炸产生推力一样，是推力把人和苹果推到地面上，而不是重力或地心里面的引力把人拉在地面上。他把他的万有斥力说寄给美国天文学会，美国天文学会邀请他去开年会，被红朝邮检制度一火发现。结果，美国无缘前往，还成为1983年成都市清除精神污染的典型人物。关于清除精神污染，曾经流行一句顺口溜：精神污染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当时，我大哥就被装了进去。
我叫我的大表哥为大哥，他是我父亲的姐姐玛丽媛的大儿子，也是我的精神教父。我的姑爹彭正邦（也就是他的父亲）是中共地下党，奉命潜伏进国民党军队，后来，差点成为成都十二桥烈士（当时，他得到一个口信，成功逃生）。解放后，我姑爹的个人成份被划成伪军官。一度，他想找马识途证明他的地下党身份，哪知，马识途不接招。尽管，大哥在成都市名校七中读书，成绩好得一塌糊涂，但因为其父“历史问题”，被划为异类学生，考大学的权利被剥夺了不说，还失去正式分配工作的机会。如果不是“伪军官”三个字，高中毕业后，他本应被成都市银行学校录用。
大哥一向自由散漫，思想异端，对我的思想成长产生巨大影响。如果你是老成都，你可能还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四川省成都市有个长发飘飘的男人东游西荡，他，就是我大哥。
那会儿，我找他，无非说几句话，听他摆龙门阵，打打精神牙祭。从小，我就喜欢听他神侃，天南地北，抨击时政、攻击党、藐视“伟大领袖”，嘿嘿。后来，我对他说，我的反动来自于他的幽默调侃。他不承认，但是事实。不瞒你说，我很小的时候，啃过他的脚趾头。那时，我还在咿呀学语，他已经长大成人。
有次，他到我家来玩，和我爸争执起来，我爸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他说，工人阶级不可能领导一切！当时，我三岁左右，坐在白色蚊帐环绕的我爸妈的大床上玩耍，他已经在四川省图书馆当临时工了。
大哥时不时地推荐一些书给我看，比如，外国小说《白鲸》、《卡拉马佐夫兄弟》。我这辈子第一眼见到真实的《圣经》，也是在大哥家。当时，在他的阁楼里看见这本书，我吃惊不小，毕竟，八十年代，《圣经》还是禁书。
话说回来。
我刚参加工作那段时光，悠闲得照葫芦画瓢地画简笔画，没事就听交响乐、做布艺、织毛衣。我的闺房里，墙上满是我照本宣科画的简笔画，床头柜上是交响乐磁带和日立牌卡式收录机，竹书柜上放着我的布艺画、瓷板画。那阵，我喜欢看舒婷、顾城、张洁、黄宗英、刘索拉、陈染、阿城、张辛欣、三毛、林清玄、张小娴、李碧华、李欧梵，买《走向未来丛书》，看《十月》、《花城》、《当代》、《收获》、《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报告文学选刊》、《译林》、《文汇月刊》、《读者》……我尤其喜欢三毛、陈染、刘索拉、黄宗英，特爱看《新观察》和《文汇月刊》上针砭时弊的杂文。还喜欢泰戈尔、勃朗宁夫人的诗。十多年后，文艺期刊相继落幕，我开始看《书城》、《书屋》、《万象》、《读书》、《三联生活周刊》这类参杂人文气息、小资情绪、文青格调的杂志。与此同时，看《南方周末》，以及，余杰的杂文、林达的随笔、王小波的小说和杂文。
1985年，南充医学专科学校更名为川北医学院，同年，我从这所学校毕业。在我爸的数次奔波下，我分到省卫干院。到了卫干院，院方让我去卫干院附属医院当眼科医生。但我早就拿定主意，坚决不搞医。为啥？毕业前，在绵阳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实习时，内科住院部某医生把自己需要的药开在某住院病人头上，叫我去取。这还不说，我实习的某个内科病房还出了一次医疗事故，直接导致一位三十来岁的女人无故死亡，但院方把责任退得干干净净。医生和医院如此恶浊，我无法容忍自己一头栽进去。更何况，原本我就不喜欢学医。
如果我当医生，就我这性格，一准和拒绝过度医疗的“走廊医生”兰越峰一个下场——被医院边缘化。巧的是，兰医生和我是校友，1982年，我入学那年，她从南充医学专科学校毕业。
我爸有句口头禅：无为而治。就是说，顺其自然，绝不干涉我。我不当医生，我爸就任由我放弃专业。当然，我读那所学校太一般，我爸我妈晓得，我凭那个大专文凭，搞不出个所以然来。如果我读的是其它医科大学，我父母会不会在我选择工作上干涉我，还是个问号。
小学和初中，我都是尖子生、课代表、班委、大队委，年年当选为“三好学生”，奖状一大把，门门功课都是100分，或者，99分。小学，有次考地理，胖乎乎的地理老师说，谁要是考一百分，我在手板心上给他煎鱼。结果，我考了一百分。
我第一批入队，第一批入团，标准的“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相信共产主义天堂，梦想解放台湾、解放全人类。初中毕业，我从成都市第十四中学考进成都第四中学（就是现在的石室中学）。高二文理科分班，我随大流，选择了理科。就我读文科还是理科的问题，我爸专门去征求我的班主任张老师的意见，张老师说：“马青当然读理科了！英语、数学给她拉分！”当时，在大家眼里，学文科的都是“瘟猪子”（学习成绩不好的）。我的文科好，英语、语文手到擒来，数学没啥问题，但物理、化学听得云里雾里。
在老师、家长、同学的裹挟下，我迷迷糊糊地读了理科。这个选择成为我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大失误，也成为我人生道路上的一次英明决策。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在漫长的二十来年里，我、我妈、我爸都深深懊悔我没学文科。我们一致认为，我要是学文科，不考上北大，也会考上复旦。事实，可能真是如此。给你举几个例子，你就知道我所言不虚了。小学时，我所在的502厂子弟校搞了个作文比赛，小学、初中混在一起比，我一举夺魁。还有，学校搞成语比赛，我也力拔头筹。我把成语拿来首尾相连，轻易而举地背下让同学们瞠目结舌的几百个成语。二三十年后，电视娱乐节目上，才先后出现成语接龙。上高中时，我的作文常常被语文老师拎出来，作为全班范文，贴在教室墙上。
1977年，因为“文革”内战而中断十年的高考开始恢复。由于招生人数的限制，很长一段时间，考生都只能“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一颗红心”，是指，为实现现代化而攀登文化科学高峰的革命理想。“两种准备”，一种，是考上全日制大学；另一种，如果考不上，则坚持自学或业余学习。1982年，我参加高考，自然，也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我的高考分数385分，物理只得了35分。那年，本科录取线是420分。拿到分数那天，我关蚊帐里痛哭了大半天。考前，因为填写了“服从分配”，我被发配到了南充医学专科学校。那学校完全不是我想象的大学，只有一栋实验大楼、一栋教学楼、两栋宿舍大楼、一个食堂。没有我曾经设想的人文类公共课和各种社团组织。
后来，到了我开始关注公共题材、弱势群体时，我才晓得，好在没学文，要是学文，我的思考方式和行文方式早被党文化、八股文和各种政治纪律捆绑死了。学文的话，我可能当上记者、出版社编辑、律师。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无比羡慕这些职业。再往后走，才知道，当记者、编辑、律师都必须昧良心。秉持良知的记者、编辑、律师，都没好果子吃。
央视主持人柴静，2014年从央视辞职后，于2015年初推出空气污染深度调查《穹顶之下》。还在央视任职的《星光大道》主持人毕福剑仅仅在私人饭局上调侃了一下红太阳一世，就惨遭开除。柴静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敢说，是因为离开了央视。毕姥爷之所以离开央视，是因为身在央视、说政治不正确的话，虽然，说这段话时，远离舞台。
我的成长过程中，我的小学语文老师马老师对我也影响深远。语文课课本上，讲到反潮流英雄黄帅的时候，马老师按下不讲，转而给我们讲鲁迅的散文《秋夜》。至今，我还记得马老师严肃地一字一句地念：“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我就读的小学，是成都3508厂（也叫502厂）子弟学校。3508厂的全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508厂，该厂是军需被服厂。我上小学时，每周都有劳动课。上劳动课时，马老师会带我们去厂里的农场去干活，除草、收红苕之类。劳动间隙，马老师会叫我们爬上一人多高的墙壁，让我们挨个往下跳，他在下面接我们。七十年代，马老师的教育方式非一般老师所能及。马老师为人正直，专心于教学，不会阿谀奉承，这给他以后的走向埋下伏笔。某天，他突然就被排挤到车间当工人拉流水线去了。
我父亲那个家族的人，全都血气方刚。比起我姐来，我血性得多，我直接遗传了我爸的火爆脾气。除此之外，马老师的教育方式也加助了我的勇敢。马老师毕业于成都西北中学，绝不搞弄虚作假那套。哪个同学撒谎了，顺手拿走某个同学某个文具了，他会气得发抖，然后，在黑板上用方方正正的正楷板书：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从小到大，填各种表，在民族那一栏，我填的都是汉族，这让我心生得意。大汉族主义下，所有“少数民族”都被汉族歧视，即便是孩子，也对维族、藏族、回族等等扔白眼。我成人以后，某天，我爸突然说，我老家是成都崇庆，我们家祖上可能是回族，战争年代，镇上的阿訇不见了，就全体叛教了。是不是回族血造成马家的火爆脾气，不得而知。
1927年，我的爷爷——我母亲的父亲，经共产党介绍，加入国民党，三个月后，国民党“清党”时，脱党。“解放”前，我的爷爷——我父亲的父亲，在贩烟途中，被一枪毙命。我妈说，她太“追求进步”，所以，一直没被党国另眼相看。“抗美援朝”时，我妈所在的团队获得“西南军区卫生部洛碛乙级陆军医院手术室模范团小组”，这件事，她无数次地给我说。我父亲也“追求进步”，以笔名马铁水为党唱歌，但党却一再拒绝他的入党申请，直到他调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后数年，才如愿“解决入党问题”。我妈经常说，她这辈子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入党。准确地说，她的遗憾是没有入成党。
我妈说，我家每年都会用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来订阅期刊杂志，就是说，每年，我爸会花六十多块钱订各种书报，其中，有《参考消息》，有给我姐订的《音乐》。
我姐喜欢唱歌，当时，她有一本歌本，叫《外国通俗歌曲大全》。我姐音准好，节奏感强，我喜欢跟着我姐唱，我姐不厌其烦地教我唱歌，尽管，在我姐眼里，我是个“左嗓子”。《乘着那歌声的翅膀》、《重归苏莲托》、《深深的海洋》、《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等，所有外国名歌都是我姐教我的。这些外国歌曲，给我打开了另外一片天地。
我姐生于1959年，赶上1959年-1961年的大饥荒。我姐出生那年，庐山会议召开，彭德怀以忠臣之心给暴君递上万言书。这之前，“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一系列恶果，社会上，难免有人叽喳。针对这些叽喳，“反右倾”运动于这一年开始。我姐当过红卫兵，小学时，跳过“忠字舞”，恭听“最高指示”，“早请示、晚汇报”。比起我，“文革”给我姐留下的记忆更多。比起我，她喝的狼奶也更多。这点，也是五零后和六零后的区别。对于她当红卫兵这点，我一度无比羡慕。轮到我时，只有红小兵当了（1978年，我小学毕业后，红小兵取消，改叫少先队员）。我妈总是重复描述一个画面，画面上，我姐对带她的婆婆说：“婆婆，我饿！”我妈怀她的时候，肚里缺油水，有次，我妈一口气吃了两斤红苕。
我和我姐中间，还有一个女孩，叫马兰。我妈说起我姐马兰时，总说她是大眼睛，很漂亮。马兰生于1964年，比我大一岁。马兰满月时，我妈背着她去我奶奶家，路上受凉、感冒，演变成急性肺炎，肺炎没治好，我妈眼睁睁地看着我姐马兰死了。
我妈我爸对我百般宠爱，尤其是我妈，一辈子都把我放手心里捧着。可能，我姐马兰的死是他们对我呵护有加的最根本的原因。
我出生于1965年9月，那年，中国大陆正在进行为文革铺路的“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化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翻过这一年，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吞吐红色火焰，全国变成红旗、红袖章、红宝书组成的红海洋。
1965年春天，舞剧《白毛女》在第六届“上海之春”上首演，火爆全国。我在我妈羊水里倾听人世时，一准听到过御用文人杜撰的那个名叫喜儿的白毛女唱“北风那个吹”。
1972年，美国抛弃台湾，中美发表中美联合公报，美国总统尼克松陷入“水门事件”丑闻，同年，我走进3508厂子弟校小学一年级一班，正式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有位小学同学回忆，翻开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第一课就是热爱祖国、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中国共产党。这一年的前一年，1971年，“伟大领袖”钦定的接班人林彪被赐死于蒙古温都尔汗。我的整个小学期间，文革进入尾声，但第一次造神运动还在继续中，在“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和“咱们工人有力量”的嚎叫声中，孔家店被砸得稀巴烂，专研业务被贴上“白专道路”标签，全国人民盯着八个样板戏看，动不动就被政审、外调、查户口。虽然，说的是“抓革命，促生产”，但革命和生产并非并列，大人们三天两头地开会学习，“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买啥都凭票、排队，吃饱肚子是头等大事。男男女女都穿灰黑蓝，拥有“三转一响”——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是生活富足的表现。出身工厂、军队令人自豪，出身于工厂的干部家庭，或者，出身军人家庭，更令人自豪。有台湾、香港，或者，国外亲属，是倒了八辈子霉。爱情、恋爱、性、荷尔蒙、曲线美、再婚、养生、旅游、私家车、业主、房产、炒股、理财、经商、广告、大学、天然气、热水器、浴缸、冰箱这些字眼，在全中国每个犄角旮旯都找不到。当然，高干书柜里，可能找得到。胆子大的家伙传看手抄本《少女之心》、《一双绣花鞋》、《第二次握手》和《金瓶梅》，胆子再大点的抱着电子管收音机收听“敌台”——美国之音。那段时间，大陆和台湾互相空飘、海飘，互相对对方施以宣传攻势，同时，邓丽君红遍香港和东南亚。不过，时间要继续前行十来年，她的歌，《甜蜜蜜》、《海韵》、《千言万语》、《空港》等等才会横扫大陆。当然，作为好学生、学习委员，我绝不看黄色小说，不会听邓丽君那样的“靡靡之音”，更不会收听敌台。当时的我，对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书法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会儿，波尔布特领导的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正在柬埔寨血腥屠杀柬埔寨愚民。在他执政的三年多时间里，柬埔寨人口骤减三分之一。当然，当时，我不知道。我妈天天拿回家的《参考消息》上面每每写到西哈努克亲王、波尔布特、红色高棉，还有，美国入侵越南。《参考消息》上，西哈努克亲王和波尔布特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既然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西哈努克亲王和波尔布特自然也就是正义的化身、革命的化身。至于说美国，既然是美帝国主义，既然是纸老虎，既然入侵越南，当然罪恶滔天，又不堪一击。
小时候，大人们说蒋介石是“蒋该死”，说抗战胜利后，他从峨眉山上下山来摘桃子。说刘文彩是成都大邑县安仁镇的大恶霸、大地主，每天喝人奶，一个人用五六个奶妈。他把冷月英丢进水牢，直到下半身腐烂。2017年，我去刘文彩庄园，找半天水牢没找到，只看见鸦片储存室。问庄园保安，水牢在哪儿，保安说，水牢，是以前的说法。冷月英坐水牢的故事是御用文人编的，水牢自然找不到了。
上小学时，我无数次地坐我妈厂里的军用大卡车去安仁镇参观刘文彩庄园。中国人民解放军3508厂，这几个红彤彤的字照亮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每天早上，我都被厂里播放的军号叫醒，然后，听我妈沿路打响喷嚏去厂食堂买早餐。我妈是这家军需被服厂的妇产科医生，负责全厂两千多女工的计划生育工作，获得过无数次成都市、四川省的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称号。我妈用两只手、一个木制听筒，给女工是否怀孕确诊；给怀孕七个月的女工开可以下流水线的证明；给计划外怀孕的女工做人工流产的思想工作。尽管，我妈工作兢兢业业，怎奈，家庭成分不好，所以，一辈子没被她紧跟的党吸收入党。但是，拿我妈自己的话说，她比共产党员还布尔什维克。
我晕车，一路呕吐，但是，为了让我接受忆苦思甜教育和仇恨教育，我妈一次又一次地把戴着红领巾、胸怀全世界、梦想解放台湾的我拎上车。参观刘文彩庄园的结果是，我心里种下了对地主阶级的恨和对共产党的爱。“收租院” 里，小女孩牵着步履蹒跚的爷爷讨饭，地主老财趾高气扬地坐在太师椅上收粮，婴儿被摔在地上嚎啕大哭，冷月英被扔进水牢……泥塑把地主阶级“横征暴敛”形象逼真地呈现出来。收租、验租、风谷、过斗、算账、逼租、反抗，越看，对地主越恨；越看，对“新中国”越爱；越看，越愚。
两岁半，我被我妈送进502厂幼儿园。至今，我家还有一张我在幼儿园表演节目时拍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我，缺牙巴，穿着我爸给我做的长至脚踝的圆点粉红连衣裙，我和另外两个同学拿着纸花边唱边跳。唱的啥？《我爱北京天安门》。那次儿童节，除了唱这首歌，我还和另外一个扮演郭建光的小朋友一起唱京剧《沙家浜》选段，我的角色是沙奶奶。
七十年代，看露天坝坝电影是精神大餐，虽然，很多人没座位，只能站着看，甚至，只能站在电影屏幕后面看，而且，翻来覆去都是《红灯记》、《地道战》、《地雷战》、《铁道卫士》、《南征北战》、《闪闪的红星》、《平原游击队》、《英雄儿女》、《金光大道》之类。正式放电影前，必放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的《新闻简报》，这玩意儿是央视新闻联播的前世。放电影时，放着放着就会断片，为啥？一部电影胶片在几个放映点同时放，放完一盒时，下一盒胶片正在路上。只要有谁一喊“片子来了”！立马，全场欢呼雀跃。因为反复放、反复看，儿时的我，记得每部电影结束前的那段音乐和画面，我会准确地在电影结束前两三分钟佯装睡着，然后，由我爸我妈我姐用藤椅将我抬回家。小时候，我是标准的小公主。
“罗马尼亚电影又搂又抱，朝鲜电影又哭又笑，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越南电影真枪真炮，中国电影新闻简报。”七十年代的电影，基本就是这段顺口溜概括的样子。一系列以爱国主义为题材的电影反反复复地看下来，再加上，听洗脑歌，看党报党刊、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看CCTV春节文艺晚会、学文件、上政治课，对伟大光荣正确就深信不疑了。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美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我上小学时，除了唱这首歌，还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马列主义大普及，上层建筑红旗飘！”以及，“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学习雷锋好榜样，艰苦朴素永不忘，愿做革命的螺丝钉，
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学习雷锋好榜样，毛主席的教导记心上，全心全意为人民，
共产主义品德多高尚。学习雷锋好榜样，毛泽东思想来武装，保卫祖国握紧枪，
继续革命当闯将。”七十年代初，这三首歌红遍大陆。
我妈也喜欢唱歌，即使现在，八十六岁了，还时不时地哼歌。我妈哼的歌当然是红歌，比如，《十送红军》、《洪湖水浪打浪》、《在太行山上》、《保卫黄河》、《义勇军进行曲》、《我的祖国》之类。“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那时候,妈妈没有土地，全部生活都在两只手上，汗水流在地主火热的田野里，妈妈却吃着野菜和谷糠……”这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曲调优美轻缓，我妈和我姐都爱唱，我长大后也爱唱。这首歌创作于1957年，发表于1958年，我妈哄我和我姐睡觉，总会哼这首歌。洗脑，从奶娃开始。
我妈1953年参军，当了三年兵，在部队医院做助产士。后来，穿着军装、唱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到了成都军需被服厂502厂。在厂合唱队，我妈认识我爸，并爱上我爸。
我爸总是对我妈大呼小叫，我妈总是背着我爸抹泪。但是，说起过去，我妈总是给我念那句我爸题赠给她的那句深情款款的话：“瞧，那文化教员牛虻似的两眼不是正在凝视着您吗？您笑了哈！愿您那年轻而纯洁炽热而多情的心，向着时刻凝视您的人永远微笑 铁水”。
我妈既然比党员还党员，到了晚年，就顺理成章地成了马列主义老太太。我们家相册里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我站着，我妈下蹲，我妈捧着红宝书指给我看。我斜着眼睛，皱着眉头，看样子，也就四岁不到。我妈从我懂事起，就给我忆苦思甜，说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解放前”白色恐怖，“解放后”，劳动人民翻身作主人。现在，我妈说，共产主义确实是乌托邦，不可能实现，但改革开放好，穿的、用的、耍的比三十年前不知好了多少倍，好日子还在后头。一带一路更是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你好我好大家好，连美英法学者都给中国点赞。还有，北斗导航好厉害啊！马上，就要推向全世界！
我妈是资深爱国者，看见卫星发射、奥运会夺冠、“自主创新”、国家超级工程就亢奋。她老人家是我们家的新闻主播，国家政策如数家珍。啥子土地流转、社保异地结算、博士生涨工资、两个一百年战略决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调结构转方式、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精准脱贫，等等等等。我妈唯一痛恨的是毛魔，说他是大流氓、十恶不赦，奸淫女人，整死无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她对毛屠夫的愤恨，主要来源于她看的《炎黄春秋》。《炎黄春秋》易主之前，我每期必买，周末回家，就带回去给我爸我妈看。我妈时常叹息，再年轻十岁就好了，就可以看到更美好的未来了。我妈常劝我：政府一直在改，你慢慢看，会好起来的！少在网上东说西说，看问题要全面，要辩证地看。秦火火出事，我妈紧张。薛蛮子、翟岩民等上央视认罪，我妈紧张。我妈说，现在言论自由，不像以前，稍不注意，就是现行反革命罪，但还是要注意分寸，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要乱说，不要乱转帖，别造谣、信谣、传谣，弄不好，整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来笼起。
在我妈劝我的过程中，雅安芦山地震了，官方公布：200多万人受灾，196人遇难，21人失踪，13484人受伤。天津港爆炸了，官方公布：事故总遇难人数为173人。昆明发生“暴恐案”了，官方公布：31人死亡，141人受伤，其中，40人重伤。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新磨村新村组富贵山山体突发高位垮塌，官方公布：62户、100余人被掩埋。访民徐纯合被佩枪警察一枪毙命了，大学生魏则西被医死了，牙医陈仲伟被砍死了，抓嫖警察卢红奎被电死了，环保专家雷洋被足疗死了，反抗血拆的贾敬龙被执行死刑，泸州太伏镇中学初二学生赵某被跳楼了。第二次造神运动开始了。当然，我妈不认为上述这些和一党专政有关。
我姐和我妈不一样，不老是劝我，对我说了几次“过自己的日子”后，见我我行我素，不可救药，就闭嘴不说了。我姐夫认为，中国这么大，只有党国才管得好。我前夫是毛粉，对毛屠夫佩服得五体投地。一说起毛，我们就会一阵大吵。我儿子从小受爱国主义、反智主义教育，直到二十岁左右，看见阅兵、五星红旗升起、卫星上天，还忍不住地冒泪。在看我发帖的过程中，他总是不由自主地，说我负面情绪多、只看阴暗面。
我在我们家，是“一小撮”。好在，我还有个大哥，可以推心置腹。
我父亲进入502厂、参加工作之前，是成都绸缎铺的学徒工。“解放”给了他“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我姑爹、姑妈的影响下，他练字、看书，参加工作，当上缝纫工后，也抄抄写写的。慢慢，当上工人通讯员，再从工人提干，逐渐成为厂长笔杆子。从“解放”初，到我父亲搞编辑工作，后来，成为四川文艺出版社副编审，这中间，我父亲写了很多他自鸣得意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唱词、杂文。从“建立新中国”、“抗美援朝”、“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文革”、“打倒四人帮”，到“改革开放”， 我父亲都一路歌功颂德。因为种种原因，他在厂里未能入党，直到去了出版社后几年，方才如愿以偿。并且，后来成为四川文艺出版社文艺编室党支部书记。我父亲晚年喜欢看《炎黄春秋》，他多次明确表示，赞成多党制。但在赞成多党制的同时，他又写打油诗，喊共产党万岁。
我喜欢文字，和我父亲喜欢舞文弄墨不无关系，我家的书香、墨香、画香慢慢把我送进中文字的王国。小时候，我经常翻看我爸舍不得烧的那些文艺期刊，比如，《人民文学》、《星星》诗刊。上面，有很多我爸标注的“毒草”或黑叉。
读小学时，某天，我的语文老师马老师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在纸上画了两条路，一条直路，一条斜路。马老师咬紧嘴唇，神情严肃地说：“马青，同学们都说你骄傲！这是两条路，你走哪一条！”没想到，后来，我确实走上了一条斜路，不仅斜，还斜得无可救药，直到，和众人反向而行，成为“正常人”眼里的精神病。
我周围很多人都主张渐进改良，但我觉得，渐进改良早就没戏了，那个春夏之交追碾平民、学生的党卫军坦克宣告渐进改良寿终正寝，我是沉船派。终于，在马老师给我预言我将来所走道路几十年后，我彻彻底底地走向邪路（斜路），从共产主义接班人变成共产主义掘墓人。
2014年5月4日，太阳2.0版对看上去激动得跺脚的大学生说：“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我的第一颗扣子扣得端端正正的，热爱党，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但最后，我还是从乖乖女、文艺女青年变成自由主义者、反党反社会主义者，举起飞刀，甩向我曾经戴着红领巾宣誓热爱的伟光正。
我从小就腼腆，见了生人就脸红。我妈我爸可能万万想不到，我会变成钢铁侠，把人生扣子反着扣。更不会想到，我会成为思想犯，双手反剪戴手铐，被派出所片警押回家，叫我儿在逮捕我的刑事拘留通知书上签字，然后，站在家门口，等警方拍照后押往看守所。
我妈对我的担心不无道理，虽然，我从未想过我会因为转发某个帖子犯法。要出事，也出在我自己的文字上，咋可能因为转发呢？问题是，表面上，我还真就因为转发被专政了。
2016年5月27日，我在QQ群里转发了一张酒广告，上面写了“八酒六四”几个字。当天晚上，我下晚班回家，十一点左右，我在家门口掏钥匙进家门时，突然，从楼下窜上来三名成都玉林派出所片警，他们不由分说，将我抓进派出所。二十五天后，从成都市看守所取保候审。罪名是口袋罪：寻衅滋事。和我几乎被同时抓进看守所的“成都酒案”四君子——符海陆、张隽勇、陈兵、罗富誉，被超期羁押一年多，不审不判，目前，还在看守所里受罪。
2006年，我爸被确诊为前列腺癌。然后，做前列腺去势术。接着，服用抗雄性激素药物康士得，PSA恢复正常。2012年，我爸的PSA逐渐升高。在PSA升高的过程中，医生叫我爸停用已经产生抗药性的康士得，换成进口药阿比特龙。但服用一个月阿比特龙，需要一万多人民币，我爸和我妈的工资全部加在一起也不到一万块，这个治疗方案无法实行。我爸听从华西医科大学肿瘤科医生的建议，于2015年4月进行放疗。放疗之前，我爸吃、喝、行正常。放疗后，厌食，一吃饭就恶心，走路偏偏倒倒，体重骤然下降。八个月后，在极端痛苦中，离开人世。
2014年1月，央视搞对联征集，我爸在给我的短信上说起这事。反复修改五次后，我爸拟的对联如下：万马齐追中国梦梦圆好梦 亿众共享华夏情情聚深情。
中国梦是啥？是在经济高速发展、高医疗费、高房价、高教育费、高压维稳、高失业率、低工资、低福利、低社保的同时，“五不搞”、“七不讲”、打勾选举，并且，大搞造神运动和家天下。做着中国梦，我爸走向死亡。如果我爸在民主国家，就吃得起药。如果我爸是权贵，也吃得起药。但是，他只是一路为党唱赞歌的党的文艺战线上的一枚螺丝钉。
2014年4月，一天深夜，我妈突发心脏房颤，120接到我爸电话后，前往我家。我爸当时已经病重，无法和120的一位护工一起抬我妈。我爸只有下楼，花钱请门卫，给那位护工搭手，抬我妈下楼。到了医院，120方收了200元出车费，一把扯下盖在我妈身上的铺盖，呼啸而去。成都四月深夜，只有摄氏十七、八度，不盖铺盖很容易感冒。2014年，我妈已八十五高龄，120救护车不管不顾，扯下铺盖就走人。医院也不提供免费铺盖，要用的话，必须出钱租。我爸妈都很节约，不愿出那钱。于是，我妈就搭着医院给的一张薄薄的浅蓝色无纺布（一次性口罩布料）过了一晚上。120护工把我妈抬出门去医院时，我妈脚上是光的。那天，整整一晚，我妈都光着脚。一位白发苍苍的八十五岁老人，盖一张无纺布，在号称“救死护伤”的人民的医院过夜，除了在特色中国，世界上，哪个地方可以见到？
网载，中国大陆有13.97亿人，其中，850万公仆共用897.6亿公费医疗，人均10560元；13.312亿普通百姓共用224.4亿元，人均16.86元。在享用公费医疗费用方面，公仆是普通百姓的626.33倍。
我为啥被抓？言论控制。我父亲为啥吃不起进口药？低福利、高医疗费。我妈为啥看急诊时没铺盖盖？医疗产业化，医院成为当地政府的收税机器人。我进看守所那段时间，我妈恨得咬牙。我父亲去世后，我妈无限怀念和我爸在一起的时光。我被抓、我爸去世和她自己看急诊时被无纺布羞辱的根本原因，我妈不去想，反而衷心祝愿暴政永在。愚民教育的目的就是这样，让你在被残酷镇压的同时，喊暴政万岁。
我在省卫干院工作了四年之后，调到成都市丝绸进出口公司工作，几年后，再调到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国际业务部。在银行工作十年之后，我买断工龄，然后，混迹于分类广告公司和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我足足干了八年。2007年——2015年，八年间，我转战于中国人保四川分公司银保部和华夏人寿四川分公司银保部。每天，都要在无数个银行网点之间奔波，目的只有一个，让银行网点多多推销我所在那家保险公司的保险理财产品。我的很多短诗，就写于从这个网点到那个网点的路上。背着沉重的保单和营销资料，拿着诺基亚键盘手机，走在成都大街小巷，看着口号衔接的各种街景，我在手机备忘录上随手写短诗。从朦胧到写实，从短诗到长诗，我走了七八年。
在工作变化的过程中，我从成都市人才交流中心交钱赎回我的个人档案。里面，没有瑕疵，并且，专门有一页，说我在八平方期间没有不当言论，和学员也没关系。可以断定，有档案的大陆居民，都有这两项政治结论。
2002年，我从银行出来，成为无业游民。闲着没事，除了在川大留学人员服务部学英语口语，就是成天在网上闲逛。网络，给我打开新的视野，也带我走进我的人生沼泽。在泡网俱乐部、天涯社区的“天涯杂谈”、天涯社区的“天涯诗会”、天涯社区的“关天茶社”、强国论坛、新浪“黄金四十”聊天室、碧聊、北大“一塌糊涂”网站、北大“往复”论坛、凯迪社区的“原创基地”和“猫眼看人”、慵散论坛之间溜达，给我极大的精神满足。其间，我遇到一位异见人士，后来，他成为我的精神导师，从他嘴里，我首次听到闻所未闻的打AB团、坑口兵变、顾顺章事件、万人坑事件、红色革命根据地真相、长征真相、方志敏被杀真相、皖南事变真相、西安事变真相、孟良崮战役真相、平型关大捷真相、台儿庄战役真相、百团大战真相、大生产真相、“抗美援朝”真相、三区革命、卡廷森林惨案、“喀什米尔公主号”事件、长春围城。这些党国亲手制造的血案，彻底动摇了我对党国残存的一点信赖。“既得利益集团”、“血拆”、“枪口向内”、“支部建在连上”、“第三国际”、“绞肉机”这些我今后的路标，也经由他告诉我。除了《兰亭序》、《古战场》，他还给我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八十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在这大陆上建立了一个国家，它孕育于自由，并且献身给一种理念，即所有人都是生来平等的。”以及，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是，当我写到一定深度时，他开始劝我，叫我别写那么阴暗的东西，多写点花花草草。我被他唤醒，最终，又和他分道扬镳。
王姐回忆，有次，我和她一同去某处开会。开会时，我拿着溜溜球，不停地朝地面拍打，自由散漫到极点。我的自由散漫，一遇上自由主义，立马变成一股强大的推力，将我推向自由主义、人本主义和个人主义。我变成自由主义者的过程，相当痛苦。很长一段时间，爱国主义、党国主义、集体主义和自由主义、人本主义在两个不同的方向拉我，我差点没被拉分裂。因为接近异见人士，我的内心无比恐惧，甚至，幻想自己因为接近他而被党国整肃。这种恐惧跟随我整整十年，可见，自我审查、自我监视多么可怕。
好了，关于我，就说这些。下面，谈谈我正在创作的中国人精神史诗的写作背景和写作方向。
大陆诗人被打弯脊梁，是和知识分子被打弯脊梁同步的。知识分子，从满怀革命幻想到延安参加“革命”第一天起，就是被整肃和“抢救”的对象，就一路看眼色，一路献媚撒娇侍寝，一路被揪耳朵、扇耳光，一路被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认错，开会、学习、贯彻落实、观望政治风向、站队、写交代材料、写思想汇报、写检讨书，政治正确，成了知识分子的终身作业。
延安整风时，知识分子被打弯的脊梁，到了1949年以后，被美协、影协、音协、诗协、艺术家协会、记者协会、歌唱家协会、声乐家协会、科学家协会、书法协会、作家协会、文联、戏剧家协会、曲艺家协会、电视艺术家协会、电影导演协会、收藏家协会、工艺美术协会、博物馆协会、雕塑协会、雕刻协会、出版工作者协会、无线电协会，以及，各民主党派，再次打弯。1957年的“反右”，更是把所有知识分子的脊梁来了个彻底打弯。党国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一直是，利诱+利用+清洗+监禁+恐吓。历次政治运动，给知识分子的教训是，做逍遥派，或者，墙头草。做不成逍遥派或墙头草者，宁左勿右。从上上个世纪，直到今天，即便是走在最前列的知识分子也一直在“公车上书”水平上原地踏步，一直在跪求自由。
1957年上半年，成都诗人流沙河（原名余勋坦）在毛的“双百方针”感召下，在火车上，写就咏物诗《草木篇》。现在来看《草木篇》，温柔得像对政治雾霾叹了一口气。但四川省委宣传部有位领导说，《草木篇》就是《野百合花》。“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草木篇》是“政治思想问题”。一共三百五十个字的《草木篇》到底写了啥？请看，其中一首，《藤》：“他纠缠着丁香，往上爬，爬，爬……终于把花挂上树梢。丁香被缠死了，砍作柴烧了。他倒在地上，喘着气，窥视着另一株树……”
如果以审查《草木篇》的政治眼光来看我的诗，我的每首诗都有“政治思想问题”。我妈说，要是在“文革”，我早就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了。确实。
《草木篇》，无关质疑、揭露，更谈不上怒吼，但诗人流沙河还是因为这组讽喻短诗，戴上“大右派”的帽子，成为政治棋子和政治祭品，过了整整二十一年的屈辱人生。这里所说的二十一年，是指他从1957年被“打”成右派，到被“平反”的1978年。1978年后，就不屈辱了吗？在我看来，还是屈辱，还是在伟光正下面享受顺奸，充其量，遮掩嘴角，小声嘀咕。
一个“打”字，把权力的至高无上说得淋漓尽致。给你五十五万人一个耳光，让你顶着“右派”帽子回味整整二十一年！二十一年后，照样端它的碗，看它的脸色说话！二十一年后，还要插着“五七老人”的标签跪求它给子虚乌有的东西“平反”，望眼欲穿地等待国家赔偿。
《野百合花》，马列著作翻译家王实味在1942年写的的一篇杂文。在这篇杂文里，秉持“暴露阴暗面”文学创作观的王实味揭露延安特权制度，说延安“食分三等，衣分五色”。《野百合花》出笼之前，“鲁艺”和“文抗”两个文学阵营就“歌功颂德”和“暴露阴暗面”打得不可开交。最后，“伟人毛”出面，以文艺圣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歌功颂德”和“暴露阴暗面”这场笔仗打总结。自此，党文化形成，文艺一路为政治服务。在党国一体，一党专政下，所谓“文艺为政治服务”，其实就是文艺为党服务。而知识分子学“伟人毛”的讲话，一学就学到今天。学还不说，还被组织起来抄写这一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圣旨。
1949年建政时，诗人曾经激动得发抖。后来，被打翻在地，并被踩上亿万只脚的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胡风，以一篇《时间开始了》跪吻后来以“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名把他打进十八层地狱的“伟大领袖”。胡风在这首诗里欢呼：
“跨过了这肃穆的一刹那
时间！时间！
你一跃地站了起来！
毛泽东，他向世界发出了声音
毛泽东，他向时间发出了命令
‘进军！’”
诗人眼里的“人民领袖”开启时间之门，“一跃地站了起来”，诗人和全体跪民一起，认真下跪、习惯性下跪。诗人在第一次造神运动中，扮演了排头兵的角色。
海子练气功后，出现幻听，实在太过痛苦，在山海关卧轨自杀。这之后，海子的诗歌被广为人知，他于1989年自杀前写下的那句“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更是家喻户晓。
暴政铁蹄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享受顺奸。以一句诗情画意的诗句统一全国愚民的思想，诗歌做到了。不仅一段时间做到了，而且绵延二十八年。
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诗人食指“相信未来”的升级版。
经历过八十年代诗歌高潮后，诗歌以“纯诗”、“废话诗”和“下半身诗歌”、“无噪音写作”、“知识分子写作”自称。诗歌，要不，就玩朦胧，要不，就玩，我是器官我怕谁？我说废话我怕谁？！要不，就玩远离烟火味的知识分子写作。从九十年代开始，诗歌成为诗人炫耀自己诗人身份的华美的外衣，诗歌躲进诗人圈，供诗人自我陶醉、互相吹捧。诗歌，只是签售现场供人膜拜一时半会儿的塑料花。
不过，在认真下跪的诗人中间，在一路歌功颂德的“当代杰出诗人”郭小川、郭沫若、艾青等人背后，也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有骨头的诗人。比如，诗人张建红（又名“力虹”）、廖亦武、王藏。
诗歌，给人的感觉总是矫揉造作晦涩难懂。其实，诗歌并非是飘在天上、不接地气的阳春白雪。诗歌就是我们身边的月光族、啃老族、失婚族、农民工，就是每个城市疯长的水泥森林，就是雾霾和地沟油，就是带血的GDP，就是权贵手里肮脏的资本，就是挣扎在生存线上又拥护暴政的每一个沉默的羔羊。诗歌，是从柴米油盐酱醋茶中滚出的反射大千世界的水珠。诗歌，是长篇叙事的恢弘乐章，又是反思社会和体制、穿刺人性、对话历史和未来的哲学思辨。
我是读《诗经》、唐诗宋词，以及，戴望舒的《雨巷》、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郭沫若的《女神》等新诗长大的。新诗以其形象感、意象美和重叠歌咏的音律美给我以早期诗歌启蒙。后来，也读歌德、普希金、莱蒙托夫、泰戈尔、勃朗宁夫人的诗。
我从2006年开始写诗。刚开始写诗时，我喜欢的诗人有尹丽川、叶三、衣米一等人。几乎在写诗的同时，我开始接触里尔克、策兰、艾略特等外国诗人的诗歌。简洁、洗练，是我喜欢的诗歌风格。
在我眼里，写诗，就像说话。你说：“小米，可不可以让我叫你一声亲爱的，这样，我的心里好受一些。”
上面这段话就是诗。有人物，有情节，有韵律感。但是，如果仅仅写上面几句，没有深度和广度。也许，你会继续写下去。你写到——小米，你说，我为啥会爱上你？是因为你的眼睛，你的声音，还是，你面对一路跟踪你的眼睛时的那份洒脱？
写到这里时，小米已经是“这一个”小米了。现在，关于小米，读者突然有了好奇心。你再接着写下去：小米，你决意要推翻的那座高墙，是我正在修补的那座墙，你挥刀砍杀的鲨鱼是我和我的父辈一路紧跟的伟光正。想到这里，我的体温稍稍冷却了一些。但是，只要一看见你笑，我就想变着法子地叫你。
嗯，诗歌，就是这样一路写下去的，像说话一样。只不过，有节奏感，有跳跃度，有留白，句子有长有短……
更进一步说，诗歌是有体温有思想的。比如，余秀华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就有一定的体温感和一些闪烁的思想性。在这首诗里，诗人将个体欲望和中国特色高压维稳结合起来，在政治正确和政治不正确之间走了一次不高不低的高空钢丝，读起来，有画面感，有时间感，但又不踩红线。啥叫红线？“四项基本原则”。更具体地说，是“台湾问题”、“新疆问题”、“西藏问题”、“香港问题”、“学员法轮功问题”、“文革问题”、“六四问题”。这几根红线，不仅仅制约诗歌，也制约电影、电视、舞蹈、绘画、摄影、戏剧等其它艺术门类，甚至，制约教育、科研、花瓶民主党派。
诗人，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一直不在现场。诗人走过历次政治运动，走过镇反、土改、抗美援朝运动、经房运动、三反、五反、反右、三年大饥荒、文革、严打、八九六四、5.12汶川地震、镇压法轮功学员，就像走过灰尘，血不热、心不跳、愤怒不燃烧。
诗人，缺一连串指证罪恶的证词。诗人，对不断流血的中国近代史、当代史，以及，被当局斥之为“低端人口”的弱势群体，缺一个拥抱。诗人，必须以诗歌救赎自己。
面对意识形态高压政策，纪实文学、相声、小品、电视纪录片、电视剧、小说纷纷倒下。诗歌和我们追赶的房子、车子、票子、位子、权力、面子没有一丝一毫的关联。找关系、处关系、打通关系、开后门、吃请、请吃、送礼用不着诗，做局、向上爬、升官、留任、晋升用不着诗，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用不着诗，高举、围绕、紧跟、贯彻、执行用不着诗，鼓掌、举手、划圈选举、打钩选举用不着诗，做当官梦、发财梦、成功梦、出名梦、移民梦用不着诗。
但是
诗
几句话，一段话，甚至，一句话，一个字，迸发的
青春的冲动
生命的怒放
血液的狂奔
灵魂独处时的呓语
心灵和心灵的对话
此岸对彼岸的思念
梦想飞在天上时闻到的自由的清香
诗，起
承
转
合
感性与理性的结合体
情感与写实叠加
心灵与感官体验融合
可以短小精干
大气磅礴
稚气童真
苍劲老辣
可以高低起伏
一望平川
可以一剑封喉
可以五步飞刀
可以重锤猛击
可以小刀解剖
诗，刀砍斧削后的政论文、故事、小说、散文、传记、寓言
经过蒸馏烘焙晾晒风干经过酿造经过打磨的文字
给读者的想象留白，给读者的思考留白，给读者的三观留白，给读者的
情商、智力留白，给读者的视角、视野、阅历留白的
挤干水分的句子
诗，不止一个答案的方程式
不止一个侧面的多面体
必须坐下来停下来慢下来静下来
必须闭上眼睛才能闻到的溪水声
声纳
鸟鸣
必选揣摩、联想、思考才能听见的
拨动心弦的抚摸
点燃炸药的引信
吹响春天的号角
融化坚冰的胸膛
穿越时光的过山车
浓缩成一滴水的海洋
鱼飞出海面时的欢呼声
光穿过光时，翅膀飞过翅膀时，云朵亲吻云朵时的，会心一笑
星星划过黑夜时潇洒的背影
麦子压在麦子身上，等领导检阅时的脸红
回到家里，关上房门，脱光伪装矫饰后的真相
湿地的悲鸣
地球的窒息
尘肺的揪心之痛
犀牛、大象、鲨鱼、熊，面对屠刀时的眼泪
换个角度抓拍人类、社会、植物、动物、历史、
微生物时，镜头的惊叫
苍蝇、老鼠、老虎躲闪灯光时的慌张
坦克压扁人头时溅满红旗的人血
亡灵写满天空的哭声
鲜血指证屠夫、控告党指挥的枪时的嘶吼
魔鬼泼红十字架、收买真相、签署面包契约时，刻在灵魂上面的狞笑
无产阶级专政伪装成爱国主义杀人时哼唱的催眠曲
路过行刑现场时的冷血
朽木彻底倒下前的垂死挣扎
撕开铁幕的闪电
吹倒多米诺骨牌的风声
膝盖站起来时沐浴的氧气
拥抱水珠的水珠
点燃火苗的火苗
诗，撒欢的字
流泪的心
赤子的瞳仁
飞翔的呼吸
划开黑暗的刀刃
主耶稣基督对蒙恩之人的耳语
耻辱柱上的丑态
冰面下的长笛
照亮黑夜的星光
刺破泡沫的麦芒
拉伸、盘旋、俯冲、歌唱，畅游时间、空间、黑洞的翅膀
诗，站在云上看天看地看海看麦浪
钻进细胞核钻进基因片段听心跳
翻开书，看文字后面和魔鬼做交易时文人的哆嗦
走进人群，看亲情、爱情、友情上面纠缠的铜臭
诗，把昨天拉进今天
从眼下飞进远古
从今天透视未来
诗人不在现场，和作家、专家、文人、学者、画家、摄影家、词曲作家、艺术家、电影人、媒体人不在现场，是同步的。新闻封锁、言论控制下，电视、电影、报纸、网络全是歌功颂德的“光明面”、“正能量”。伟光正垄断经济、金融、教育、文化、政治话语权、民间社会、宗族社会和宗教信仰，大搞去政治化和国家恐怖主义，制造全民奔小康和全民公娱假相。在此大背景下，不光主流社会排挤异见和异议人士，连生活圈也排挤独立思考、特立独行的政治反对者。
啥叫“正能量”？给你看底层良民的苦难，让你在竖向比较中，顿感生活美好，让你在被残酷统治时，咬牙坚持，让吃苦耐劳、含辛茹苦成为惯性，让你把自己的血汗无私奉献给统治者。如果你质疑他们的疯狂吸金、不劳而获，就是“负能量”。娱乐明星包装文化外衣的于丹曾说：“一个人做到内省不疚，何忧何惧，就是用正能量改变社会。”
诗人不在现场的同时，诗人又在现场。这个“在现场”是昧着良心在现场，是以跪舔恶政、暴政“在现场”。2008年6月6日，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发表《江城子》，以地震遇难者的口吻写到——“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前四十年，政治运动不断，政治正确首当其冲。实行伪市场经济、意识形态抓紧的跛脚“改革开放”后，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摸石头过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共同致富奔小康”、“发展是硬道理”的指挥棒下，在丛林法则下，一切向钱看，“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抓住耗子猫的就是好猫，有钱就是成功。八九六四后，意识形态快速左转，经济右转，拜金主义、娱乐主义、简单主义、快乐主义、现实主义、消费主义，在党操控的媒体业、娱乐业、旅游餐饮业的合力炒作下霸占并横行中国大陆，政治正确和闷声发大财成为所有人的处事原则。曾经反映“阴暗面”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躲进历史的垃圾堆。一度揭露和抨击社会现象的相声、小品、报告文学、纪实文学、访谈类电视节目成为昨日黄花。文艺期刊挨个倒闭，被人捧读的书只有财经类、考试类、炒股类、励志类、玄幻类。文学艺术，只能涉及中央有定论的人物和事件。“德艺双馨”，“艺”在后，“德”在前。所谓“德”，就是坚定不移地跟组织走，无论是电影演员、相声演员、还是歌唱家。
在“四项基本原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三把戒尺下，在“和谐社会”，知识分子抛弃魏晋风骨、民国风骨、家国情怀，除了琢磨底线、红线、尺度，除了看风向，除了被党手里的学步带一收一放，除了做文妓、戏子、爬虫、奴才、忠臣和知识宠物，还沦为金钱的奴隶。知名作家贾平凹、阿来、麦家、熊召政和诗人舒婷，甚至直接给郎酒站台，以谄媚得令人心惊的词语跪吻资本。舒婷的笔如何亲吻郎酒？请听：“郎是中国郎，酒是中国酒，神采飞扬走天下，郎酒美名传五洲”。
听党的话，和党一条心，吃党的饭不砸党的锅，一直是大陆知识分子的金科玉律。知识分子一边向党认错，一边以柳条腰蹦跶在党的手板心上，不越雷池一步。为了躲过各种致人死地的高帽子，知识分子以奉旨文学、奉旨戏剧、奉旨电影、奉旨绘画、奉旨科研、奉旨投资向党表忠心。八九六四前，知识分子顺着八十年代思潮的余温，幻想和党对话，幻想顶层设计、党内修补，结果，野战军坦克碾向跪求对话的青年学生。八九六四直接打断了知识分子一再被打弯的脊梁，之后，知识分子连跪求都不跪求了，直接在理性主义的大旗下，告别革命，呼唤渐进改良、优雅革命、非暴力不合作。革命，被妖魔化成“打砸抢烧”，被妖魔化成暴力革命。而此时，柏林墙倒塌，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捷克天鹅绒革命、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伊朗绿色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硕果累累，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颜色革命，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茉莉花革命，广场革命和街头革命，使得民主之花在苏东波和北非依次开放。主流学者、专家、宪政专家们，绕过一党专政这个门槛，高唱“宪政民主”、“依法治国”、和“和平转型”的高调。尺度把握得好的人，比如莫言，以不触犯龙颜的有限批判摘桃。
“五不搞”、“七不讲”下，思想控制、思想追杀下，全社会各行各业都失去创造力，山寨和假冒伪劣横行，中国制造成为山寨和假冒伪劣的代名词。打开电视，除了抄袭西方发达国家的节目，就是层出不穷的模仿秀。明显抄袭法国电影《蝴蝶》的歌曲“吉祥三宝”唱遍大陆，红得发紫。而抄袭外国歌曲的“吉祥三宝”，又被众多文艺爱好者模仿。2007年10月12日，陕西林业厅公布了陕西猎人周正龙用数码相机和胶片相机拍摄的华南虎照片。该照片，被网友质疑，闹得不可开交。2008年2月，网载，《影响2006•CCTV 图片新闻年度评选》专业组铜奖作品《青藏铁路为野生动物开辟生命通道》是经过电脑合成处理的虚假新闻图片。作者把藏羚羊和火车拼接在一个画面里，欺世盗名。
创意、创新、创造完全没有，不得已之下，中共提倡工匠精神。模仿秀搞臭了，最近，又开始回望“国家宝藏”，在“五千年灿烂历史”和考古发现中意淫大国家底。大学成为文凭批发流水线和背正确答案机器人、考试机器人的加工厂，毕业论文、学术论文、科研成果抄袭成风。党的眼线——名为“信息员”的线人，和网络安全领导小组、安全稳定工作领导小组、警务室，以及，无所不在的电子眼一起，成为每个大学校园必备硬件。北大、清华，成为官员镀金的后花园，甚至，成为权贵猎艳的八大胡同。大学精神，不见踪影，官员“博士大跃进”越演越烈。从幼儿园开始，教育一路掐灭孩子的好奇心、正义感、悲悯心、痛感、勇气、质疑精神、批判精神，灌输仇美恨日，灌输大一统中央集权思想。愚民教育，成为捆绑孩子想象力、恐吓孩子不许反党、不许踩踏红线的花盆。愚民教育，将祖国这个庞然大物植入脑残眼眶。在脑残价值观里，祖国，永远处于第一位。正因为如此，知青说自己无悔，退伍军人说自己无悔，下岗工人说自己无悔。祖国至上主义下，人权被无视，个人沦为国家机器上可以随时替换随时抛弃的螺丝钉。
当然，在无产阶级专政、意识形态一元化、党的一元化领导和文艺为党服务的淫威下，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在现场的同时，也有那么“一小撮”反骨在现场。比如，“坦克人”王维林，28军军长何燕然和政治委员张明春，维权人士李旺阳、张海涛、郭飞雄、陈云飞，家庭教会长老胡石根，民运人士王有才、朱虞夫、王炳章、彭明、姜野飞，人权律师高智晟、陈光诚、江天勇、王全璋、王宇、隋牧青，人权捍卫者曹顺利、吴淦（网名屠夫），维族学者伊力哈木·土赫，“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维权律师倪玉兰，异见作家杨天水、王力雄、唯色，记者高瑜，词曲作者徐琳和刘四仿，异议人士陈卫、陈西、子肃，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张雪忠，艺术家华涌，异议人士旗袍、图源花夫人，民办教育家信力建，电视主持人杜宪、薛飞。
争取民主自由、打破一党专政、组建联合政府，是中共打天下的旗帜，也是半个多世纪前，中共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高举这面旗帜，中共把工人、农民、资本家、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忽悠在自己周围。坚持“民主团结、和平建国”的立场、号召“各界朋友们亲密地携起手来，共同为反内战、争民主，坚持到底！”的爱国诗人闻一多和其他上千万同胞在这面大旗下丧命。但一旦盗国成功，争取民主自由就成了颠覆国家权罪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常常，我身边的朋友会提醒我，用这两个罪名。持有质疑精神、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一直走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条路上，从王实味开始。虽然，王实味不过是啄木鸟，给他栖息的大树治病。
从古至今，知识分子都把自己定位于为统治者出谋划策的谋士地位，一切心思都是为了巩固皇权专制。从古代士大夫，到当代知识分子，莫不如此。即便是中国民主教父级人物魏京生，在七十年代末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生态现代化，也还是尾随于“四个现代化”之后。而中国知识分子中带有点自由主义气息的刘宾雁，不过是以“第二种忠诚”——掏心掏肺地批评党——向党表忠心。即使忠心耿耿，也无法叶落归根。2005年，刘宾雁在国外病逝，2010年才获准回国安葬。
面对血流成河的中国当代史，面对这个浮躁的、金碧辉煌的、生无可恋的时代，知识分子应不应该发声？诗人应不应该发声？这是我的诗集要回答的问题。
《破冰集》，《白日梦》第一集。《白日梦》，十二万字左右，分为《破冰集》、《钟声集》、《地火集》，中国人精神史诗《告别共产主义》第一卷《中国梦》第一部，写作手法为隐喻、暗喻，影射时政和历史问题。从猫、猴子、老虎、骆驼、盆栽、橡皮擦、画、电视主播等等视点入手，以白描、极简笔触带领读者重回历史通道，在直接穿刺谎言、说出真相之前，慢慢引导从小喝狼奶长大的脑残、臣民找回遗忘的历史记忆。以小喻大，以点带面，以长焦、虚化、柔光的手法和曲笔刻画中国人的愚忠心态、恐惧心态、看客心态、等待心态、赌徒心态、猪民心态、感恩心态、犬儒心态。不直接以强光照射习惯黑暗的眼睛，轻轻撕开有朝一日终究会彻底打破的铁幕，让委身给黑夜的顺民、草民在诗歌的音律美、跳跃美中慢慢睁开惺忪睡眼。同时，穿插叙事诗、情诗，以娓娓道来的方式，倾听和反应时代脉搏。
2006年，我开始写诗。2009年初，我的视觉转向公共空间。转向同时，想仰天长啸而不敢，于是仰天嘀咕，在嘀咕同时，做白日梦。2009年年末，我开始关注现实中国和历史中国，关注底层民众和人权问题。自古以来，抚摸历史伤痛，碰触尚未定论的当代史，都可能惹来杀身之祸。司马迁著《史记》，受宫刑。刘宜良，笔名江南，《蒋经国传》作者，1984年10月15日，被暗杀身亡。张纯如，1997年12月，出版《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2004年11月9日，开枪结束了自己36岁的生命。异见作家廖梦笙的独生子廖梦君，在学校上学期间，被活活打死。2012年9月，曝光“三鹿”毒奶粉记者简光洲离职。2012年11月，“中国乳业打假第一人”蒋卫锁遇袭身亡。用诗歌反映公共事件，翻拍“共和国”走过的沿路足印，写中国人精神史诗，自然是国家公敌。从2009年至今，我的家人和朋友一直因为我写另类诗而提心吊胆。我写诗的过程，是他们恐惧和揪心的过程，也是我持续不断地被规劝、提醒、恐吓的过程。这一路上，我的粉丝，对我说得最多的两个字，就是“保重”，我对我家人和我的粉丝的歉疚，用言语难以表达。
2014年，有个圈友给我发来一个他录的音频文件，我打开那个文件，听见他恶狠狠地说：“你个装逼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家伙！异见诗人？还民间独立？还自由作家？写反诗啊你？！抹黑中国？！反了你了！你还是不是中国人？你他妈的几儿吃多了！揭秘真实中国？带路党啊你？！外国好得很哇？那你在中国干啥子？吃饱了？喝足了？吃饱了喝足了，去想男人嘛！想这些干锤子！替天行道？指点江山？蚂蚁撼树！都几十岁的人了，哪儿有绝对的公平？！整这些有毛的用！搏眼球啊你？！马青，我干你妈的X哦我！非暴力懂不懂？不怕喝茶？老子哪天把你拉去坐牢！看你还狂妄不狂妄偏激不偏激反动不反动！”
2012年，我把我的一组短诗给我爸看，我爸看完后，叫我去投稿，他说，投了稿，才晓得别个需要啥子样子的稿件。我晓得我的写作方向，更晓得主流诗刊不可能用我的诗歌。歪曲自己，取悦党的文化阵地，我不干。不过，作为社会调查，我还是把我的一些诗歌投给了某些诗歌期刊和出版社，当然，没有回音。2014年，我告诉我父亲，我在写中国人精神史诗，我爸祝我心想事成。但是，我爸叫我把我的诗拿给他看时，我再次对他隐藏了我的锋芒，我又选了一组没啥敏感度的诗给我他看。看完后，我爸对我妈说：“这种写法，没问题！完全没问题！”
对于写法，我的很多网友和朋友，对我提过建议。有的说，放低尖锐度，你的诗还是有市场。有的说，做馅饼，别做飞刀。
我，既做馅饼，也做飞刀。
我写诗的过程，是从记录者、局外人，走进民运圈的过程，也是和五毛、自干五短兵相接、唇枪舌战的过程。这个过程，更是追求民主自由的准公民和甘愿被奴役被统治的脑残的交锋。所幸，我记录下了某些对话。将来，我会把这些对话整理出来，到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回味我们一同走过的艰辛之路。
从2011年开始，我的新浪博客、新浪微博、网易博客不断被封。2016年，我开始在简书上开博客，但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封。2017年，我的QQ号被永久冻结，我的QQ群被封八个。2017年，我开始在博客中国上发我的诗歌和随笔，但十有八九被秒删。给《中国诗人论坛》投稿，一旦有敏感词，就无法刊载。常常，有人问我，在哪儿可以看到我写的诗，我只有苦笑。
在我的成长道路上，王姐、我大哥和我的精神导师对我影响巨大。他们都是自由主义者，都期待现政权解体。但我一路写下去的同时，他们无一例外地开始担心我、阻止我。他们知道这个流氓政权的邪恶程度，怕我走上思想犯林昭、张志新、遇罗锦、冯元春、李九莲、钟海源走过的血腥之路。林昭被逼疯，被枪杀；张志新在监狱里被强奸，临刑前，被割开喉管，因为极度痛苦而咬断自己的舌头。遇罗克被枪杀。冯元春被锄头狂砍后，再被枪杀。李九莲，被暴尸荒野。钟海源，被活体取肾。这些画面，随时闪回在中国知识分子眼前，也随时成为我的亲朋好友劝诫我的永远的素材。
林昭、张志新、遇罗克、冯元春、李九莲、钟海源的遭遇不可谓不惨，但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是马列原教旨主义者。在他们眼里，共产主义事业崇高无比，共产主义理想一定会实现，只不过，伟光正中途变修。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之路由中国知识分子的鲜血铺就，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
1978年末，中共第二代领袖、“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对毛的功过“三七开”、对“改革开放”“不争论”。这三谕条旨之下，所有历史问题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历史伤口在这三条谕旨下流血、化脓、生蛆。知识分子成为近代史、现代史和当代史的旁观者，各种反人性、反人类、反文明的国家经济政策、文化方针都与知识分子无关。
知识分子不在现场的同时，变成天灾的人祸不断发生，比如，唐山大地震、5.12汶川大地震、北京7.21特大暴雨事件、天津港8.12特大火灾事故等等。可以想象，只要知识分子不在现场，民间团体不在现场，只要打勾选举继续，变成天灾的人祸就会接连不断地发生。
当然，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当缩头乌龟的同时，也有硬骨头当出头的椽子，比如，成都维权人士谭作人。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谭作人因为调查死难学生人数被抓捕，并以山巅罪入狱五年。2008年5月，针对彭州大型石化基地项目，他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发起“和平保城”行动，呼吁成都人上街，每人手持一张A4白纸，或者，戴白面具、白帽子、白口罩、白胸花……把成都变成一片白色，以白色来表达抵制意愿，用他的话说，“用全体示弱来代替集体示威，用消极行为来主张积极权利。用白色表达来反对黑色操作，用有序渐进来学习民主程序。”据称，参加彭州大型化工基地项目论证的科学家、专家有800余人，其中，光是国家级专家就有103人，两院级科学家、专家有29人，其中，绝大多数科学家、专家都向这个“殃民毁城”的项目发放了通行证。
一九五七年，水利专家黄万里教授舌战群儒七天，反对建设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之后，黄万里被打成右派，失去教书的权利。一九九二年后，黄万里六次给中共高层写信，陈述长江三峡大坝工程永不可建的道理。
在“圣人出，黄河清”的口号下，1957年4月，三门峡工程动工，1960年9月建成。建成第二年，黄万里的预言不幸被言中，大坝内泥沙多达16亿吨，一下淤积成灾。第三年，潼关河床淤高4.6米，渭水河口形成拦门沙，渭河航运窒息，渭河平原——“八百里秦川”——地下水位上升，土地盐碱化无法避免，两岸百姓生计受到影响。
三峡大坝落成五周年时，国务院在专题会议上首度指出大坝工程带来大量亟需解决的问题，包括移民生活、生态污染、地质灾害，以及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供水等各方面的负面影响。已故水利专家黄万里的“三峡大坝终将被炸掉”的预言完全可能被应验。
知识分子，自延安整风开始，大致有如下十九种路数——
一、党棍。比如郭沫若、马识途、胡锡进、周小平、花千芳。
二、秉持“第二种忠诚”，给党提意见，以批评党来爱党。
三、抬轿子、吹喇叭，为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摇旗呐喊。在紧要关头，为党国站台。比如，1958年，钱学森在《大众科学》和《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和“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两篇文章，用植物光合作用的原理，解释亩产百万斤的可能性。还比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含泪劝阻灾民”的余秋雨。
四、被利用，然后，又被无情抛弃。比如，范长江、老舍、翦伯赞。
五、在政治运动中，成为党国打手。比如，“文革”时，加入北大、清华写作班子——“梁效”——的“大家”冯友兰、周一良、汤一介。
六、揣摩党心，以献媚换糖吃。比如，《中国不高兴》作者宋晓军、王小东、宋强、黄纪苏和刘仰。钱挣够了，转身移民他们痛骂的资本主义国家。
七、小骂大帮忙。比如，郎咸平。
八、以专业知识为专政服务。比如，中国长城防火墙之父、北邮校长方滨兴。
经济学家林毅夫、吴敬琏、许小年等。国防大学教授张召忠、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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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善其身的逍遥派。
十、扛着反红旗的牌子挺红旗，和当朝红人争宠。比如一刀砍向姚文元的遇罗克。
十一、自由主义者。
十二、不直接反党，坚持党内修补，晃开一党专政这个关键点，主张宪政民主，或者，脱毛，或者，宗教信仰自由。
十三、钻进古籍，比如，那一长串红学家，终其一生，把一部《红楼梦》弄来横看竖看倒着看，“在评点派”、“索隐派”、“考证派”中抢占一个席位。
十四、熬制心灵鸡汤。
十五、乡愿。
十六、犬儒。
十七、毛左。
十八、反党。
十九、从自由主义者到向党举白旗。
二十、逃亡，在异国他乡好吃好喝，或者，遗恨终生。
二十、在小范围的圈子里嘀咕对党的不满，或者，在公开场合戏说暴政，这种人，你我身边无数。
路数不同，结局当然不同。上述各路人，有的飞黄腾达，有的优雅活，有的自杀，有的被处死，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成为明镜，摆在中国知识分子一路前行的路上。
名字前面有一连串“家”的季羡林说：“要说真话，不讲假话；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
2007年，说自己“假话全不说”的“国学泰斗”季羡林，写了一首《泰山颂》，其中，最后一句是：“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屹立东方，亿万斯年”。
《泰山颂》这首跪舔颂词，到底是真话还是假话？如果说，这是假话，有违其人生信条。如果说，是真话，谁信？
和“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的季羡林坐享国学泰斗桂冠比起来，自由作家、独立评论人、戴晴的结局完全是两外一个方向，尽管，她是叶剑英的养女。八九六四后，戴晴因为支持不同政见者，在同年7月14日被捕并在秦城监狱关押。她于次年1月21日被释放后，又被监视居住了三个月。这，就是反党的下场。
除了我的精神教父、心灵朋友和精神导师对我的规劝，我还一路被家人、亲戚、朋友、网友劝告。有的说，他们手上有枪，斗不过；有的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有的说，枪打出头鸟；有的说，要辩证地看问题，不要戴有色眼镜；有的说，将审判交给上帝；有的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有的说，任命吧！放下、自在、看开，了了有何不了；有的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有的说，支那猪奴性重，不可救药，为他们拼命不值得；有的说，现在搞民主，不成熟，要先启蒙；有的说，民主不能当饭吃，别被别人当枪使；有的说，我国面积大、人口多、素质低，谁来都弄不好，乱不得，只有党国才维持得下去，中国不适合民主。我周围的人，全是聪明人，但又同时被自称为他们服务的党国吸血。中国良民，为了活着，和伟光正签下“面包契约”，心态好、不抱怨，舍小家为“大家”，被“三个代表”代表，交全世界第二税负、承受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结婚难、养老难，成为房奴、孩奴、车奴、股奴、毛奴、吃货、剩男、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被“网格化管理”，喝雾霾、吃地沟油、走在通往癌病房的路上、因病致穷，顺带，拱手交出青山绿水和全体国民共同享有的国家资源。
我有个保险公司的同事，出国定居后回国，一再感叹：“成都变化好大啊！高铁、二环路高架桥，一转眼，就修起了！不得不承认，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好处！”我说：“城市化建设的步伐确实很快，不过，同时，空气污染、毒食品问题越来越严重，身边，不断有人患肺癌。”说这话时，我其实吞了一句话——“城市表面现代化了，嘴巴也被堵上了，异议人士一再被抓。”听我说空气污染，他马上说：“要发展速度，必然就有这种后果，难以避免”，还说，“中国人口太多，乱不得，乱了，还是小老百姓遭殃。”这位朋友的父亲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在他说上面这段话时，正在受肺癌的煎熬。
前几年，我妈说，这个政权确实烂透了，要是不拍蝇打虎，肯定只有完蛋。最近两年，我妈总是给我说反腐好、“一带一路”好。体制性腐败，党同伐异的拍蝇打虎有啥用？再说，小老百姓，谁享受到了反腐成果？自称给全世界经济开药方的伟光正，给全世界各个国家贡献的中国方案到底是啥货色？所谓中国模式，就是高GDP、高税收、高失业率、高环境污染、高资源枯竭、高通货膨胀、高金融管控、高压维稳、高房费、高医疗费、高教育费、低社保、低福利、低人权、低言论自由度。在这样的“中国模式”下，在自己给自己贴金的“魔术奇迹”、“中国速度”下，在GDP主义下，基础建设投资不断加大，高楼林立，高速公路、地铁、动车、高铁、快速公交飞驰南北，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容易泄露个人隐私的移动支付和共享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拜泡沫经济之托和数据造假，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并且，成为全世界钢铁产量第一大国、煤炭产量第一大国、第一大汽车生产国、世界第一桥梁大国，超级工程不断刷亮党报和所谓商报。但是，“盛世繁荣”的背后，是维稳经费高于军费、地方政府财政断崖式下跌、经济I型下滑，是弱肉强食，贫富悬殊，国进民退，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资源枯竭（资源枯竭城市多达一百一十八个），村落消失，留守儿童遍地，养老金空洞、癌症井喷式爆发，群体事件一年三十多万起，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不断被逮捕，家庭教会不断被逼迫。甚至，出现浙江强拆十字架事件、709律师大抓捕事件。一次同城饭醉，异议人士在名为“七味烧”的餐馆吃顿饭，就被扔进高墙，并且，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曾经的自由港香港被强奸，沦陷为香港直辖市。台湾，一再被鹰派以“武统”和几千个导弹恐吓。最近几年，一百三十多个藏人自焚，西藏、新疆、内蒙被军管。新疆，玉石商进出玉石城，都要打开汽车引擎盖接受检查。中国，在一系列上述“全世界第一大国”的金字招牌下，也成为全世界第一乙肝发病率大国、全世界第一高血压发病率大国、全世界第一尘肺病发病率大国、全世界第一精神病发病率大国。在成为吃货、游客、消费者、税奴的同时，在不知不觉之间，我们无一例外的成为患者，或者，患者家属。在不知不觉间，旅游成为产品，教育、医疗、养老，这些政府应该承担的国家责任统统成为产品。
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过后，中共国以大学扩招走过经济全面垮方之路，但也就此埋下失业率高企的祸根。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中国出口订单骤减，出口创汇型经济难以为继，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瘸了一只腿。中共立马推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力挺投资，“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疯狂上马，把经济泡沫越吹越大。随着投资环境恶化，劳动力成本增加，外商撤离潮快速出现。国外投资下滑的同时，国内民间投资断崖式下滑。
《证券时报》说：“200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刚刚突破10万亿元，2011年，这一数字已逾47万亿元。根据2011年初公布的2010年经济数据，中国以58786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的54742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10年：GDP年均增长率达10.7%，而同期全球GDP年均增长率仅为3.9%左右。”
伟光正一直宣称中国人民选择了它，但它自己明明白白地知道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因为，它是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下以暴力和谎言夺取的政权，而不是民选政府。“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成为其唯一的执政合法性。GDP年增长率在8%以上，就业率才能保证，社会才表面稳定，才不会“乱”，所以，有“保八维稳”之说。
只剩两条腿的“三驾马车”如何支撑“保八维稳”？在工厂倒闭潮、百货公司倒闭潮、餐馆倒闭潮、宾馆倒闭潮、酒店倒闭潮、超市倒闭潮之下，电影产业、旅游产业、马拉松产业、网购产业、娱乐产业、休闲产业、餐饮产业被各地政府硬挺。2017年4月16日，央视推出《魅力中国城》综艺节目，32个城市的主政者领衔的三人代表组成“城市战队”，以各种自吹自擂为各自城市拉票，为凋敝中的旅游产业煽风点火。《魅力中国城》的推出成为中国经济萧条的明证，地方官员们纷纷出台卖瓜，自卖自夸。
1997年大学扩招后，大学生毕业就失业。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导致中共国农民工返乡潮、失业潮席卷。2012年后，反贪风暴掀起，经济凋敝，送礼成为禁忌，中小企业走进死胡同，失业加剧。三次失业潮下，六零后、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大多成为啃老族和贷款度日族。为了减轻年轻人的负担，四零后、五零后在本该享受退休生活的时候，扛起养育孙儿、孙女的重担，成为黄昏育儿族。六零后在作啃老族的同时，又背负扛起下一代啃老族的重担，有口难言。
我妈常说，现在，和以前相比，简直天上地下！七十年代，我家要做一个联二橱，找不到木板，只有把我和我姐的床板取下来，换上篾巴。木板还不够，就把我家鸡圈上的板子拆下来。东拼西凑地，做了个柜子。比起四十年前，中国人确实被一定程度地松绑，不再为了吃肉而盼着过春节，不再每天参加政治学习、不再排队买副食品、不再跳忠字舞、不再“早请示、晚汇报”、不再被大字报大批判大辨论包围，不再“吃大锅饭”，不再穿补疤衣服，知识分子不再被“关牛棚”、“下放”、“戴高帽子”、“坐飞机”，中国人的生活也确实有很大程度的提高，“三转一响”成为过去，房子、车子成为结婚标配。熟人见面，不是问“吃了吗？”而是问，现在住哪儿呢？搬家没？旅游是家常便饭，不少人还能支付出国游。“白富美”们，更是以出国扫货炫富。
但生活好起来的同时，意识形态一元化日益加强，“新黑五类”被专政紧盯，毒食品越来越多，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加剧。在酒池肉林和捞钱路上，中国人忘情狂欢、亡命狂奔，对时政不置一词，对弱势群体不闻不问，彻底沦为冷血的吃货、沉默的羔羊，和丧失灵魂的机器人、木头人。曾经被视为美德的“老实”、“勤快”、“踏实”、“爱读书”、“有正义感”、“有同情心”成为笑话，人民币成为求婚的玫瑰，爱情成为过去式。曾经残酷斗死几百万“地主”的土改运动被国人彻底遗忘，全国娱民在名为“斗地主”的欢声笑语中赢钱输钱。
2016年底，网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人与外国人在工资、福利待遇等方面的数据对比，这项结果是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调查出来的。白重恩教授研究发现，中国每小时的人均工资0.8美金，世界倒数第一，而中国的人均工作时间2200小时/年，时间之长，排名世界第一。美国每小时的人均工资约为22美金，一年工作时间只有1610小时。美国行政费用占GDP的3.4%，而中国占25.6%，美国的教育医疗费用占21.5%，而中国占3.8%。中共政府的办公经费大大超过美国，这些费用全由中国普通纳税人承担。在中国，月收入一万的话，要缴纳合计6600元的各项税收来养中共政府，但绝大部分人不知道自己为党国做了这么大的贡献。中国政府一向将消灭了多少贫困人口列为政绩，称中国贫困人口目前只有3000万人。可是，要分摊联合国经费时，中国却说∶如果按照世界银行人均每天消费低于1.25美元的标准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总数超过2.5亿，高居世界第二位。
2018年1月，CCTV在花椒直播搞《厉害了我的国》直播答题。厉害了我的国？请看下面这些数据，别说，我的国，真是“厉害”！
高级干部看病全额报销，每天可享受20万元医疗费。卑微如郑艳良用一把钢锯、一个痒痒挠、一把水果刀自锯病腿。重庆罗娃为进监狱看病，三次偷牛入狱。南京经济学院学生杭健割肾救母。厉害了，我的国！
7000万下岗工人，1.12亿失地农民，1亿留守儿童。2011年毕业大学生，57万人失业，10万人啃老。计划生育杀人4亿胎儿。3000万剩男无法娶妻生子。厉害了，我的国！
实行“计划生育国策”，“一胎制”下，四亿胎儿被引产。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战争、瘟疫、灾荒也从来没有这么多人被杀害。厉害了，我的国！
在国家行政序列之外，成立20多个中央领导小组。厉害了，我的国！
哈尔滨市104岁老母亲卖菜养儿。厉害了，我的国！
2016年12月7日上午，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下长镇政府非法强征村民土地，该镇永利村一村民被推土机碾压致死。厉害了，我的国！
2017年3月11日下午，安徽太和县大新镇某村62岁村民自购棺材，活埋自己。厉害了，我的国！
黑五类过后，有了新黑五类。厉害了，我的国！
远离抗日主战场——中原大地，北上——奔向苏联——抗日。厉害了，我的国！
消灭资本家、消灭地主、消灭宗教信徒、消灭知识分子、消灭民主党、消灭推特党、消灭私有经济。厉害了，我的国！
1990年的货币总量为1.53万亿，2011年89.56万亿，21年翻了58.53倍。同期，美国货币总量只增加了1.99倍。美国法律规定货币发行量不得超过GDP的70%，中国已经超过2倍。厉害了，我的国！
C919“大飞机”挥金如土，国家形象工程、国家级科研项目吞下巨额民脂民膏，三公消费每年花费9000亿人民币。2011年11月，36岁的安徽农妇艳红患尿毒症无钱医治，她不想拖累丈夫和两个孩子，在病房厕所用手机充电线上吊自杀。死前那天晚上，她对丈夫说：“今天晚上我们不吃稀饭和馒头了，我想吃鸡腿”。厉害了，我的国！
电话实名制、上网实名制、手机实名制、微信进群捆绑银行卡、共享单车实名制。厉害了，我的国。
国家主权、国家形象、领土完整，高于人权。厉害了，我的国！
中国经贸促进会副会长王文利说：“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总体来讲是不成功的。中国有2万多家企业在海外投资，90%以上是亏损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指出：“中国2万亿美元对外净资产，连续十年投资收益为负”。而“一带一路”计划，拟投资9000亿美元。厉害了，我的国！
30多年来，中国居民人均收入增加了19倍，中国货币总量增长了70倍，国家税收增加了980倍！月入1万，要交14%个人所得税，12%公积金，8%养老保险，4%医疗失业险，合计3800元，剩余6200元；若你再拿出6200元去消费，需要为你的消费品埋单17%的增值税，28%的各种杂税，约为2800元......所以，一个月入1万的人，相当于，要拿出6600元来养政府，而且，你无权过问。厉害了，我的国！
申纪兰，连续十二届当选人大代表，从不投反对票，自称是广大农民朋友的代表。事实上，她是正厅级的省妇联主席，丈夫曾是城建局长，一个孩子是交通局长，一个孩子是粮食局长，一个是大校。她开了一家公司搞房地产。汶川地震，申纪兰捐出“一生积蓄”一万元，居然感动中国。她的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面对央视采访，她说：“我不与选民交流”。厉害了，我的国！
新闻封锁，言论控制，新闻联播，文艺为党服务，意识形态一元化，“人民军队”忠于党，“人民代表”党委任，“民主党派”和新闻媒体吃党的饭、不砸党的锅。互联网门户网站、高校网站将后台交给中宣部。微型消防站、警务室进驻学校。警车看守路口、医院、学校、公交车总站。封微信群、QQ群、QQ号，封网站、博客。封期刊杂志、电视剧、电视纪录片、电影，禁言、禁书。网格化管理，把每个国民置于严密监控的格子。厉害了，我的国！
实体经济崩溃，GDP持续下滑，以马拉松产业、足球产业、旅游产业、电影产业、餐饮产业提振经济。厉害了，我的国！
按百分比划右派，按计划抓人，按需杀人。厉害了，我的国！
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养不起老、物价天天上涨、天天吃毒食品和转基因、癌症井喷、房子被强拆、土地被强占、无官不贪。厉害了，中国！
最高法院院长不要司法独立，新闻工作者不要新闻自由，作家不要出版自由，工人不要独立工会，农民不要独立农会，律师向党旗宣誓，公检法联合办案。厉害了，我的国！
艺人上央视认罪，公知上央视认罪，律师上央视认罪。厉害了，我的国！
政策法规进教堂，健康医疗进教堂， 科普文化进教堂， 扶持帮困进教堂， 和谐创建进教堂。宗教本地化， 管理规范化， 神学本土化， 财务公开化， 教义适应化。领袖画像进寺庙。厉害了，我的国！
外交部发言人说，1984年发表的中英联合声明已是历史文件。不能拿法律做挡箭牌。中国人权比美国人权好五倍。厉害了，我的国！
跑香港去疯抢奶粉，跑日本去抢马桶坐垫和电饭煲。厉害了，我的国！
让太子党、红二代、官二代先富起来。厉害了，我的国！
唱红黑打。厉害了，我的国！
1994年12月8日，克拉玛依大火，325人遇难，其中，288名中小学生。在关键时刻大喊“同学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的女人，原新疆石油管理局教育培训中心党委副书记况丽被传升任市长。厉害了，我的国！
道德沦丧、诚信消失、自然环境恶化、人权恶化的同时，各种惨绝人寰的消息不断见诸报端。2012年11月16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街头，5名男孩因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年龄均在10岁左右。2015年6月9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在自家的三层小楼内，14岁的张启刚服毒身亡。一起喝下农药的，还有他的三个妹妹，年龄分别为10岁、8岁和5岁。2016年8月26日，甘肃康乐县景古镇阿姑村山老爷弯社人杨改兰被取消低保资格后，用斧头砍死4个亲生孩子，服毒自杀后不治身亡，年仅28岁。事发后第八天，即9月4日，杨改兰丈夫李某英在本村树林服毒身亡。2017年3月，安徽宋大爷自买棺材活埋自己。与此同时，国家形象却被宣传机构打扮成花团锦簇，党媒恬不知耻地说：“红船初心映照人类共同理想”、“新时代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历史性担当”。新闻联播上，各国政客也纷纷给中国唱赞歌。以牺牲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生存环境、言论自由、人权和国民健康换来的“中国模式”、“中国速度”和“大国崛起”是不是民主国家希望拥有和真心赞美的？放弃生命权、健康权、住房权、工作权、养老权、生态权、自由迁徙权、知情权、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仅仅为了活着，是不是我们自己的中国梦？我妈说：“要不了多久，中国就要超过美国了，但是，中国热爱和平，不会称霸，不会像美国那样当世界警察。”我妈的民族自豪感，她的大国梦、强国梦、明君梦，也是其他愚民心中的海市蜃楼。我妈说“一带一路”好，并非她独立思考后的结论，而是她看央视《新闻联播》和《海峡两岸》后，跟随党的传声筒的鹦鹉学舌。
低收入阶层，生不起病、上不起学、结不起婚、养不起老。富人，害怕被养肥了后，落得个厦门远华（集团）国际有限公司和香港远华国际集团董事长赖昌星、浙江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英、乐视网总裁贾跃亭的结局。黑社会，害怕如刘汉一般被杀头。党内人士，害怕被中纪委双规。高官，害怕像王立军、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刘铁男、郭伯雄、孙政才、鲁炜那样被洗白。访民，害怕被截访。大学生，害怕找不到工作。农民工，害怕讨薪不成，无颜面对家人，过年回家都成为奢望。家庭教会基督徒，害怕被逼迫，无法做主日崇拜。在职军人，害怕退伍后生活没着落。黑领，害怕被利用后，被杀人灭口。全国全党核心，害怕被暗杀，每到一处，都出动大批警力开道，动用难以计数的狙击手抢占沿路高楼制高点。总之，人人都没有作人的尊严。
这里，特别要提的是，伟光正不光对底层民众不管不顾，对其高级干部也是一个狠字。从第一任书记陈独秀，到博古、高岗、饶漱石、顾准、贺龙、刘少奇、彭德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朱德、陈毅、林彪、习仲勋，高官一路被整肃。杀狗吃肉，是其本性使然，是打土豪分田地起家的土匪本色决定的。亲手开动绞肉机、整人无数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最终被绞肉机一口吞下，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他的死亡卡片上写着——姓名：刘卫煌；职业：无；死因：病死。
在中共家法“双规”、“双开”淫威下，高官自杀成风。2017年4月23日，武警原司令、前副总参谋长王建平上将在北京沙河总政看守所，用一根筷子戳进颈动脉自杀。2018年1月9日，履新不足4日，佳木斯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坠楼身亡。
从自称“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到自称“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请问，你还信不信？你还等它慢慢改吗？啥叫“不忘初心”？所谓“初心”，不就是在世界大同的旗帜下，打土豪、分田地、坐金銮、睡女人、抢劫私产？口口声声爱国、教导顺民们仇恨美国的司马南，到美国去了。高举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大旗，写《中国不高兴》的作者，发财后，立马办美国绿卡。袁木，前国务院发言人。1989年，理直气壮地答记者问，痛斥美帝国主义的虚假民主制度，其后，将女儿送往美国读书、定居。从正部级高位上退休，现居住在美国。太子党、红二代们，不仅仅享受特供、特权，还把自己的子孙不留一个地送往实行多党轮流执政的资本主义国家。你还相不相信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以及，深化改革开放、政治体制改革，这套让愚民愚忠党国的谎言？
成都宽窄巷子是在清朝成都胡同的基础上打造的商业街区，2003年开始改建，2008年落成，每天人流如织。从表面上看，宽窄巷子和全国其它商业街一样，小商品琳琅满目，游客摩肩接踵，一片盛世景观。而事实上，这张华丽的成都名片不过是血拆的产物。2006年5月11日，宽巷子居民李素芳被政府和开放商逼致高坠身亡。此后，李素芳的女儿王蓉文成为访民，不断上访。2017年9月6日至今，王蓉文因涉嫌“寻衅滋事”，被刑拘至成都市看守所。
2011年7月23日晚上8时30分05秒，甬温线浙江省温州市瓯江特大桥上，由北京南站开往福州站的D301次列车由后方与杭州站开往福州南站的D3115次列车发生同向动车组列车追尾事故，D301次列车四节车厢从桥上坠下。官方公布40人死亡、172人受伤，中断行车32小时35分。事发后，当局在坠落的几节动车车厢旁挖了几个大坑，用挖土机直接对车厢进行破拆，将车厢碎片进行碾压，然后，推入坑中，进行现场掩埋。
2016年5月，我进看守所后没几天，一个叫小雪的女人也进去了。问她为啥进去，她说，她表弟是从仁寿来成都打工的农民工，在成都喜树街红柳溪幼儿园在建工地上当保安。2016年5月28号晚上，她阿姨突然接到四川睿丰建筑公司的电话，说她表弟猝死。一个身体健康的24岁青年，平白无故地死在工地上！咋回事？！小雪得知这个消息时，正在浙江某个制衣厂打工。她和其他亲戚同时往成都赶，碰头后，他们一同找四川睿丰建筑公司讨要说法。但是，高压维稳下，一个大国小民死了也就死了，哪里有啥说法？他们一气之下，拦路、拉横幅。拦路、拉横幅和喊冤是啥性质？是和“全世界最美丽的脸”和“中国奇迹”、“中国速度”作对，是给自称“伟大光荣正确”和“宇宙真理”的“祖国母亲”兼“党妈妈”抹黑！结果，他们在派出所暴力清场下，和派出所的人撕打起来。再后来，小雪一家九口一同被押进位于成都郫都区安靖镇正义路的成都市看守所。九个“贱民”中，五个“贱民”被关一个月，四个“贱民”被关了四个月。尸体停放了几个月，最终还是不准尸检。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是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6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33616元)的20倍。仅仅这一项，王建家人就应该获赔六十多万元人民币。但因为无权无势，又得罪了有权有势的当地土豪，王建家人只获赔二十万元人民币。王建父母就这一个独生子，来回折腾后，王建妈妈变成傻子。
王蓉文的母亲高坠死亡，王蓉文因为上访被刑拘。甬温线D301次列车上的乘客死了，无声无息。王建死了，以农民工、城市建设者、二等共产奴隶、隐身人、贱民的卑微身份死了，无声无息。王建妈妈疯了，无声无息。王建的父亲、表姐、表哥们，被拘押一个月至四个月。
王建命丧黄泉之地，是成都另外一处知名人造景区——国家AAAA级风景旅游区三圣花乡所在地。2003年，成都市锦江区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打造出了三圣花乡。一到周末，很多成都人就开车前往三圣乡，买花、打麻将、吃烧烤。三圣乡被强拆的真相，无人知道，王建惨死真相更无人知道。
2016年9月16日，某八九学运领袖在成都三圣乡繁华园举办生日宴，我和其他数位朋友应邀前往，结果，蛋糕没吃成，我却和其他四位异议人士一起被抓进三圣乡派出所做笔录。同时被抓进派出所的，还有其中一个异议人士的女友，以及，他女友的小侄女，小女孩不到四岁。当时，我问警察，为啥吃个饭都要被抓？警察说，那要看和谁吃饭。
2016年12月，成都连续重度雾霾。成都异议人士刘某写了一篇《戴口罩站岗的武警不知道他们才是那坨最沉重雾霾》。为此，他被“喝茶”。后来，不得不抱着正在吃奶的一岁多的女儿逃亡到外地谋生。
2016年12月3日，我写了一篇《成都式治霾》贴上我的微信朋友圈。12月16日，我和我的儿子被国宝叫到派出所“喝茶”。
2016年六四前夕，我被派出所片警传唤到派出所，片警手持执法记录仪给我录像。
2014年9月13日，起底刘云山、编印《往事微痕》的成都右派作家铁流被刑事拘留，罪名“寻衅滋事”。2015年2月25日，成都青羊区人民法院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和“涉嫌非法经营罪”判处铁流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三万元人民币。
在北京守望教会被十几次逼迁、被抓88人以后，在贵州河石教会被逼迫、被判700万人民币罚金后，成都秋雨之福教会也遭受逼迫。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的牧师王怡多次被警方约谈，警方全程摄录教会做礼拜。
2017年春节，成都公民圈、民运圈的年饭，辗转三处，才吃成。2018年12月，成都异议人士、微信群群主罗某通过微信邀约几位好友吃年饭，被警方提前告知不能吃，当天，罗某被警方控制。2018年2月，成都右派作家铁流邀约几位圈内人士2月12日共进晚餐，也被有司搅黄。
成都高楼林立，成都坐在血色GDP上，一边打压异见，一边朝全国中心城市狂奔。
小雪不知道，她表弟之所以惨死在眼下，伏笔一路埋下，从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游荡到中共1949年建政，再到改革开放，再到1989年。简单点说，天安门广场血案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指挥党卫队坦克碾压平民学生，并且，叫喊“杀二十万，保二十年平安”后，知识分子全体噤声，全体国民只求活着，完全放弃政治诉求。
没有独立工会，没有独立律师，没有选票，公检法联合办案，地方政府、黑社会、开发商和司法部门一个鼻孔出气，屁民死了也就死了。
1992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此后，大一统中央集权之下的中国，断子绝孙式发展、掠夺式发展横行，GDP主义杀死河流、湖泊、森林、草原、湿地、植被，血拆遍地。高速发展之下，工伤、因公致死无计其数。
啥叫“发展是硬道理”？就是笔杆子、枪杆子、钱袋子同时抓，发展和稳定压倒一切，不择手段、罔顾人命！为啥毒奶粉事件不断发生？为啥食品安全事件连续不断？商家有钱可挣，政府有税可收，发展是硬道理！
1980年5月，《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封名为潘晓的读者来信。潘晓在信里说：“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
八十年代初，弱势群体、底层民众还有路可走，只不过，越走越窄。而且，弱势群体、底层民众的声音可以装模作样地通过主流媒体传递出来。现如今，“潘晓”们的人生路已无路可走，他们生无可恋，只能一死了之。并且，无法发声，只能带着“失败族”、“拖后腿族”、“零存款族”、“负翁”的标签，无声死去。
八十年代，文艺期刊如雨后春笋。八十年代后期，还有《河殇》这类追求有限专制的电视纪录片可看。尽管，《河殇》的初衷是促进党内修补。九十年代，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崔永元的《实话实说》，出现了《我爱我家》这种稍稍接地气的情景喜剧。现在，外国动画片被封，访谈节目下线，政论片闭声，满屏宫廷戏、抗日神剧。八十年代思潮成为知识分子无限思念的超级月亮。
“啊，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 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
上面这首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张枚同词、谷建芬曲，创作于1980年。这首歌出现后的第二年，1981年，陈晓光作词、施光南作曲的《在希望的田野上》出笼。这两首歌唱出了八十年代的时代心声，红遍整个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中人都对未来充满希望，整个社会蓬勃向上，人人幻想二十年后举杯庆功。结果，1989年，6月4日，学生和平民的鲜血宣告知识分子追求自由民主的政治信仰破灭。知识分子“告别革命”，转而加入“共同致富奔小康”的洪流。
2017年8月，放暑假，想到哪儿去逛逛。正没主意时，看见央视播贵州六盘水的广告片。一直，就想去贵州，因为，那儿有个城市叫毕节，从2012年开始，我就想去。那年，五个毕节男童闷死于垃圾桶。有个李姓记者报道了此事，然后，该位仁兄失踪了一段时间。决定去贵州后，开始在微信上找贵州朋友。最终，找到李兄。李兄说，不见得能见到他。毕节事件，不是都过去四年多了么？他咋还这么敏感？上世纪七十年代，贵阳出了个启蒙社。七十年代，全国人民一片愚时，贵州这样的偏远地区竟然出现了民运萌芽，这让我大为好奇。
我独自一人，到了贵阳后，见到维权人士廖兄。因为祖屋被拆，他成为访民，并且，和他的妻子一起，成为贵阳重点维稳对象。去贵阳前，我没上网搜索他的姓名，关于他，一无所知。结果，和他吃完饭，我和另外两位重庆维权人士就被有司抓到当地派出所做笔录。
贵州省，面积略小于英国，人口3500万。“酒、茶、药、烟、食品”，是贵州的五张名片。贵州知名品牌有：“黄果树风景名胜”、“遵义会议会址”、“梵净山旅游景区”、“贵州茅台酒”、“贵烟”、“绿宝石”、“益佰-艾迪注射液”、“老干妈”。贵州，在众人眼里，只是个旅游目的地。由人民日报社指导、人民网和《国家人文历史》杂志社主办、百代旅行承办的“2017中国全域旅游魅力指数排行榜”活动揭晓，根据“网友”投票，专家学者和“旅游达人”的打分，最终，贵阳市获得该榜单第一名，成为“最具魅力城市”。
做了笔录后，我和重庆两位维权人士被押往派出所附近的一家宾馆。警方开了两个套间。其中一个套间里，我住一间，两个国宝住一间，重庆的一位朋友住一间；客厅里，两个协警轮流坐着值班。另外一个套间里，另外一位重庆朋友住一间，警方住另外一间。
当晚，贵阳警方要求我自己出钱购买次日回成都的高铁票。我说，我去六盘水，贵阳警方回答：“不许！只能离开贵州。去云南等地可以。”
离开贵州前，我在火车站附近的小吃街吃的午饭。我身边，坐着三个警察。一个是国宝，两个是协警。他们各自要了自己想吃的东西。吃着贵阳的粉皮，我想，眼前这么多吃货，活得似乎很轻松，不会被喝茶，不会被抓进派出所做笔录，不会被党指挥的枪驱逐，但是，却成为啃老族、借钱度日族，交全世界第二税负、吃地沟油，结不起婚、生不起病、养不起老。
上火车前，那位国宝说：“以后，还是欢迎你来旅游。”火车开动后，三个警察才转身离开站台。“最具魅力城市”只欢迎前去旅游的为当地GDP和税收做贡献的人民币和外币，不欢迎寻找真相的异见诗人。
2017年底，网上开始折腾“天府成都十大文化名人”评选活动。成都，似乎一下书香气起来。事实上，我所在的成都读书会，一再被有司驱赶。2016年5月28日，成都读书会会友前往成都西华大学人南校区参加隔周六一次的读书会，哪知，西华大学门口拉上了警戒线，坐满警察的警车悍然停在学校门口。为啥如临大敌？事前，警方通过有关渠道得知当天有个“广场学生归队”活动。此后，西华大学里面那家茶馆再也不敢做成都读书会的茶水生意了，成都读书会不得不转移阵地。
从2016年开始，成都维权圈、公民圈同城饭醉，总是被监视。2016年底的年饭，换了三个地方，才吃成。2017年的年饭，只有通过口口相传来通知时间和地点。朋友们打趣说，干脆，养信鸽传递口信！
从小，我就被我妈灌输政见。我三岁左右，和我妈有张合影。那张照片上，我站着，我妈蹲着，我妈手里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我很不耐烦地看着我妈让我看的那本书。毛时代那阵，是极权主义时代，利维坦运转机制良好，浑身肌肉杠杠的，可以指挥国民向左走、向右行。眼下，到了后极权主义时代，利维坦浑身螺丝钉脱落，虽然，党的意志仍然通过各级宣传部门、各种政策方针和红头文件下达基层，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各级政府组织、各个单位、各级党组织对人的控制力大大削弱。这种情况下，居民、猪民们的自我教育、自我监控、自我审查，以及，对家人的各种规劝，成为利维坦僵而不倒的不二法门。从我2009年开始写中国人精神史诗至今，我妈随时对我说的话就是：“妈妈都八十好几的人了，经不得折腾了。要是你进去了，我只有死路一条！”中国式思想控制中，家长对孩子的思想操控和亲情绑架，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妈总是叫我别造谣、别信谣、别传谣，说现在不开玩笑，说被抓就被抓。似乎，只要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就能过好自己的日子了。
“百善孝为先”，是中国人一再背诵的金科玉律。有了这条雷打不动的生存哲学，两脚人形猪们可以弃自己的三观不顾，转而孝顺父母。父母是自干五或党粉，自己就附和其脑残言论。父母抵制普世价值观，自己也以“百善孝为先”为由，抵制普世价值观。
我写诗、写书的过程，也是我自我教育、自我监控、自我审查，甚至，是自我逮捕、自我判刑的过程。我四次患被迫害妄想症，仅仅因为我认识某个论坛的右派大佬，仅仅因为我写暴露阴暗面的反诗。这两点，在当时的我看来，都是“党妈妈”难以容忍的，我变成“党妈妈”的替身，对我施以训诫和惩罚。
2006年，我在凯迪社区原创基地和猫眼看人玩，贴一些我刚开始写诗时的口水诗和心情散文，顺带，和那上面的文青互动。当时，我用的笔名是寒泉。很多网友说我冷，我自己也感觉我冷，并且，因为自己的冷而自己谴责自己。那段时间，我的前夫因为资金链断裂随时玩消失，我无法不冷。某天，我突然感觉我被攻击，我赶忙打开我在原创基地的博客，一刻不停地删。
2007年，我已经到PICC（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银保部工作，在去银行网点的路上，用手机写短诗。同时，写一本有关恋爱过程的日记。有天，银保部经理说，保监会要来检查工作，把各人私自印的宣传资料收进各人的柜子。这之前，我去工行东大支行东风路分理处做银保销售维护，一个客户告诉我，他是退伍军人，曾经参加“打倒‘四人帮’”的行动，说这话时，他用手比了一个开枪的动作，在抵住我的太阳穴。联想到这件事，我的头顿时变大，那本日记里的东西全是“负面情绪”，如果被查出来，咋办？会不会带来杀身之祸？我三下五除二，把那本日记撕了个粉碎。撕掉这本日记之前，我把它交给我的一位高中同学，我知道他工作的地方有复印件，我希望他能把我那本日记复印下来。当然，我没有说出口。这本日记里有很多诗歌，如果留下来，是本精彩的日记体小说，可惜了。
2011年左右，我写《嘿嘿，不抱怨》、《谁的天下等着谁的怀抱》等短诗时，我甚至害怕把我的诗歌手抄本放在我父母家里。我把四本本子插在我的裤腰上，和我父母一起散步，以免被人搜到后拿去举报。当时，我在PICC四川分公司银保部上班，我买了个超大提包，记录我的原创诗歌的我的四本诗歌手抄本天天被我装在包里，随我东南西北地满城跑。
2012年年底，我开始写诗歌《东郊记忆》，里面有对工人下岗、国企改制的批判。这段时间，我的诗歌开始给未下结论的国家领导人画像，并且，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有所刻画和质疑。这次，我再度患被迫害妄想症。我感觉有人故意在我住所楼上和楼梯上制造杂音，于是，我每天上完班（此时，我就职于华夏人寿四川分公司银保部），就坐一个多小时的花样年小区班车去我父母亲那儿睡觉。每天晚上，我妈都要用一个很大的红色洗脚盆给我打洗脚水，我把这个红色洗脚盆看成是对我的警告。我妈经常给我炖鸡、烧红烧肉，我怕我妈给我下毒，无数次地把我妈叫我带回家的菜倒进抽水马桶。我妈思想绝对红，这让我对她心生提防。有次，我爸在铁栏杆守护的阳台外面修了几个台阶，说是为了预防火灾，要在阳台上开个小门。我突然想到，是不是提醒我这样写下去要坐牢？那段时间，我开始看《共产主义黑皮书》、辛灏年的《谁是新中国》、纪录片《一寸山河一寸血》。共产主义运动的血腥残酷和中共的满手血迹让我眉头紧锁，回家，我也无法开心。我唯一能做的可以稍微袒露自己的，是把我写的某些诗歌读给我父亲听，比如，《人民公园》。见我郁郁寡欢的样子，我父亲写了一首诗，诗名《青幺，你叫爸爸妈妈怎么办？》。有次，我爸甚至提议我去看精神病科医生。
2012年左右，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当时，我不敢把我的诗贴上论坛、网站和博客，但我又想传播我的诗。我在手机上写下短诗后，会让那些诗停留在手机上一段时间，大概，五分钟、十分钟左右，然后，我再把这些诗抄在我的本子上，并且，在手机上删掉这些诗。走过沿街口号标语，或者，自由市场之类的特色街景时，我会打开手机视频，但是，不按下录像按键。我当时以为，有人看得见这些诗或“视频”，会把它们抄录下来、收藏下来。
我第一次患被迫害妄想症，是2003年-2004年。当时，我在新浪黄金四十聊天室聊天。那阵，我的前夫因为资金周转问题正在跑路。突然，我觉得我的网友对我进行围攻。于是，我成天以泪洗面。好在，那段时间记的日记没有被我撕毁。后来，我把这段时间的日记命名为《路过昨天的风》。
我们与其说是恐惧党指挥的枪，不如说是恐惧那个在爱国主义教育、愚民教育下长大的、代替“党妈妈”监控、跟踪、批判自己的内心深处的那个我。我们与其说是恐惧党指挥的枪，不如说是恐惧我们的异见带给我们家人的伤害。2012年那次患被迫害妄想症，我看见我家楼下的某个写有8424的车牌，不寒而栗。“爸死、儿死”？说实话，我此时相当恐惧，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在恐惧的同时，继续写。
从2016年6月开始，我从成都市看守所出来以后，我的儿子陷入债务危机。我除了用我的工资给我儿子填补漏洞，还一天接三四个小贷公司的催债电话。如果要是以往，我一定会想，我的诗歌触犯天条，我必须住手，才能给我儿以生机。但是，现在，我不这样想了。我早已远离自我认错、自我监视、自我批判、自动站队这条中国知识分子必走之路。
2012年以前，我在QQ空间贴我的诗，一直用网名。有段时间，我叫“晓不得”，后来，又叫“不在”。某天，我脱下伪装，直接用马青登录，哈，我突然一下不恐惧了！戴着面具说话时，害怕面具被识破，所以，处处小心。撕下面具后，以本来面目示人，反倒站稳脚跟。
站稳脚跟，不再恐惧后，我在一些QQ群贴我的诗。虽然，当时写的诗离点穴尚远，但一旦触到党粉和毛粉痛处，他们就会群起而攻之，说我“偏激”、“心态不好”、然后，把我一脚踢出群。踢就踢呗，踢了再进。这段时间，我跟看陈行之、杨恒均、胡星斗、二可器、李悔之、熊飞骏、张鸣、章立凡、张千帆、李银河、陈丹青、徐贲、贺卫方、艾未未的帖。后来，看到某天，我发现，他们都是渐进改良派时，我就不再看他们的文字了。
2007年左右，我接到法轮功学员电话，里面提到《九评共产党》。我当时那个怕啊，赶忙把电话扔得远远的。后来，我妈也当着我的面接过这种电话，她当时也和我一样，把电话扔得远远的。在扔电话的同时，还对听筒里面的声音骂骂咧咧的。2009年左右，我再次得到翻墙软件。说“再次得到”，是因为几年前，某个网友就给过我。第一次得到翻墙软件后，我顺利登陆外网。但一看文章标题，我就反感。经过多年的愚民教育的洗脑，看见和自己的三观完全抵触的文字，心里很不是滋味。2009年，第二次得到翻墙软件后，我足足等了一年左右，才用这款软件登陆外网。这时，我已经知道我在写史诗，已经从做“发财梦”、“移民梦”变到做一人一张选票梦、人权梦、多党轮流执政梦了，不得不上外网查有关资料。
体制和我们每个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虽然，这个政权从未登记注册过、从未被授权，但是，我们容忍它存在下去。并非加入作恶集团，才是作恶。承认作恶集团，并甘愿受它统治，也是作恶。我的一位网友小天，经常哀叹他的光棍生活，说他行尸走肉、绝望之至。给他看我的文章他从来都不看，更不会转发。给他翻墙软件，他也不要。后来，我写了一篇《给光棍的公开信》，传到光棍群里，问他看没有，他依然没看。我说，如果少数人是剩男，那是个人问题，如果有三千万剩男，那就不是个人问题了。为啥成为剩男？剩男怎么办？我在那篇公开信里都有分析，可光棍小天不看。为啥不看？因为，他晓得我反动，他觉得，看了这么反动的人写的文章，自己也就反动了，他不能看着自己反动下去。和一个反动之人聊天，是他能够容忍的最大程度的反动。我对他说，我们承认这个政权，就要承担这个政权带来的种种恶果，每个人都跑不脱。中国，这个人间猪圈，由“伟大领袖”和其他“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打下地基，我们共建共享，总有一次心痛，属于自己。
我们总是说，我们是平凡人，我们无能为力。其实，我们在说这句话的同时，我们已经成为暴政的帮凶。平庸之恶协助暴政，让暴政僵而不倒。其实，我们可以有所作为，比如，翻墙、搬砖，扩散揭露和传播真相的文字、图片、视频。这样，我们才能在将来欣慰地说，我曾经努力，做了我应该做、能够做的。
既得利益者会说，批判社会和体制的人不阳光。既得利益者，只要自己过得好，不管别人。但即使是既得利益者，即便他们和那些唱红歌、四处穷游的下岗工人、零存款族、啃老族、负翁、贷款度日族、赌博族、吸毒族相比，旅游档次更高，可以把儿女等其他家人移民到西方，但也在吞体制的苦果。比如，癌症井喷、毒空气、毒食品、毒水、货币超发、物价飞涨、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空巢家庭……
我们同住一个星球，中共国在“超限战”口号下“崛起”的过程，也是共产主义幽灵借孔子学院等招数重新荼毒西方的过程。拥抱熊猫派带给西方的苦果，西方会慢慢吞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实面目是啥？无产阶级专政这台绞肉机如何运转的？这是我的诗歌面对和揭露的关键之处。反智主义、愚民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大汉族主义、党国主义、国家主义、威权主义、国家恐怖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简单主义、平庸主义、娱乐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无神论、进化论、皇权专制思想、大一统中央集权思想、忠孝思想到底是怎样屠戮心灵的？我们在被灌输、受教育的同时，在感恩党、怀念毛时代的同时，在跟随意识形态指挥棒生活、工作、学习、信仰时，丢失了哪些视角和视野？朋友，请跟我来。让我们在诗歌的海洋里，找回我们失去的历史回忆和脊梁，找回我们失去的人性、人格、作人的尊严和独立思考能力。
曾经，我把我的诗给时代文艺出版社的总编看，他说，你这个诗，没法出。确实，从“经济效益”和“政治正确”两个角度看，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个标杆看，我的诗都是出版社难以接受的。特别是，在“国家安全”放在重中之重的今天。我妈说，你的诗，永远不可能出。真的永远不可能出？我不相信。
本书付印前夕，QQ号、微信号、QQ群、微信群大面积被封，北京驱赶低端人口事件发生。经济萧条下，失业率大幅上升，利维坦恐惧失去工作的人群上街和它对抗，只有使出这些维稳下下招。
QQ号、微信号被封，QQ群、微信群被封，我们就重新注册、重新建群；雾霾连连，我们就戴口罩。癌症爆发，我们就养生。住院要收门槛费，医疗费太高，生病了，我们就拖、就扛。毒食品遍地，我们就自制面包、自制午餐肉。国家把养老责任推给家庭和子女，我们就搭伴渡过余生。异议人士被“喝茶”、被捕、被因言获罪，我们就闭嘴。我们，税奴、顺民、良民、跪民、忍民，我们把我们和我们子子孙孙都献给绞肉机。其实，有另外一种活法。其实，个人和国家，个人和执政党，民间团体和执政党，教会和执政党，可以是另外一种关系。
曾经彪悍、横扫全球的共产主义红色幽灵正在死去，曾经给小兄弟们提供庇护、号称“不走西方歪路邪路”的大树浓荫正在以朽木之身倒下。曾经冰封万里的冰面，正在破冰。耶稣在嘶吼，钟声在敲响，暗河在奔腾，地火在喷涌，黑夜在苏醒，永动机在停摆，水珠和水珠正拥抱成钱塘江大潮。
算来，我写诗十一年。十年磨一剑，今天，出剑。
你可能是上山下乡的知青，可能是下岗工人，可能是农民工，可能是退伍军人，可能是机关干部，可能是面临失业或正在失业的大学生，只要识文断字，就能从这些诗里听到自己和山川大地的心跳。当然，如果你的视野足够开阔，你对党史、国史、军史有一定了解，你就会从每首诗里看见更多更远的风景。
谨以此诗集，向争取民主自由的异议人士、民运人士、自由作家和良心犯致敬！
献给深爱我的已经故去的我的父亲马幼明，献给为我操碎心的我的母亲，献给我的精神教父、我的大表哥，献给一路鼓励我、陪伴我、支持我的正在走向选票的成都公民圈、维权圈、民运圈的朋友们。献给被禁止入境的民运人士、异见作家。献给默默支持我的媒体朋友和画家朋友们。献给中国牡丹花革命。献给一路欣赏我、点赞我的我的粉丝。
拥抱孤独，点燃火苗，汇聚力量，反洗脑。
本书寻求出版和中英文翻译。
马 青
2018年2月15日 第五稿
互动话题：维权、民运、历次政治运动经历，冤案、诈骗案，创业经历、被强拆经历、炒房或炒股经历、投资经历、传销或直销经历、养老经历、看病经历，行业内幕，社会保障，民生，环境保护。
我小时候
我妈、儿时的我，以及，红宝书
我上小学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