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塘夜話 ——二十年前“當代中國無大師”文後的爭議

仲維光

本週，由於桂民海問題，貝嶺發表了一張照片，其中有北島，這讓我再次想到這篇塵封的回信，當然更想到北島在詩歌及政治上，二十年來在社會上留下的軌跡。

1.

一九九九年五月我發表了“當代中國無大師”一文。發表後引起一些當時在政治觀念上類似的友人的憤怒，招致多方面的聲討。一位女士氣勢洶洶地對我說，“我是受北島的詩影響長大的，你竟然如此否定北島，這怎麼行？”對此我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回答！

世間竟然還有如此一種評論精神、知識和藝術的坐標系！大約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當時較為認真地回答了兩位友人的聲討。

本週，由於桂民海問題，貝嶺發表了一張照片，其中有北島，這讓我再次想到這篇塵封的回信，當然更想到北島在詩歌及政治上，二十年來在社會上留下的軌跡。

我向來認為北島不是個詩人。首先他沒有詩人的氣質：詩人的氣質是敏感而有著鮮明的性格特點。古今中外都是如此，除非古往今來的詩人的定義，人們對詩人的感覺及希求改變了。其次，詩人對語言和感情、感覺的把握及運用，遠過於一般語言工作者、文化工作者。但是他卻沒有這個語言才能。除了只會用最粗疏的有限的中文字詞寫簡單的定語從句，或者語焉不詳、故弄玄虛外，他寫不出任何雋永的詩句。高評他的詩，除非詩歌不再是語言的藝術。

又過了二十年，人生的痕跡再次證明我在“當代中國無大師”中的看法，證明北島不是一個正常社會、正常文學領域中的詩人。在這兩方面，他都離詩人二字相去甚遠。

在充滿驚險的人生中，一個沒性格、沒脾氣的人，當然不可能是個好詩人。而如此一個堪稱沒有才能的人，時代和社會竟然讓他混成這樣，毫無阻礙地有“進”有“退”，這就不僅是“當代中國無大師”的問題了——這是我們的無能！

對於我所說的“無能”，它既可說是個人的，也可說是社會的。因為現存制度、文化領域中的拉拉扯扯的文化政治空氣，以及不同的權勢團體、個人封鎖了我們，它使得只有這類人有發聲及混世的可能。這問題不止是在極權主義社會，而且在西方也存在。難道不是，二十年前甚至現在，就連夏志清、李歐梵、馬森這些人都不敢說真話，只能調侃反諷。所以它其實也是我們時代的黑暗及恥辱！因為客觀事實——你的性格、品質，你寫下的語言是永存的。這一切還是會有一天水落石出。而今天，已經可說是初見端倪。

重發這封信，會讓你看到，二十年來，由於我們沒有認識到這些問題，它們不僅存在，而且比二十年前更為嚴重。好的一面是，已經可以用北島們自己的軌跡及創造力來讓人們看到，“皇帝的新衣”究竟是什麼東西！（寫於2020.2.28）

2.

XX，XX：你們好！

兩次電傳收到。老X的意見我無法接受的原因不在於內容，而在於他的批評似乎與我無關。因為我的文章根本沒有講道德和思想價值，並且仔細想我的很多文章，除了一兩篇談民運的文章外，很少做涉及道德。這篇文章（當代中國無大師），尤其是談北島的部分，也是如此。

我的意見是北島離政治太近了。他的貢獻在於政治而不是美學。而正是從美學標準看來，很多東西是可笑的。李歐梵的文章說得多刻薄，瓦格納等漢學家也已經感到了這些問題。而我們如果還不知恥，這才是令我悲傷的。

辛波斯卡的傾向正是我在多篇文章中宣揚的，作家要與政治遠離，他的涉及政治是因為生活和文學，他的這種追求是極權社會所不能容忍的，是更深層的對於非人性的否定。北島正是從美學上說幾乎還沒有入門。你再看看李歐梵對北島近期的積極評價，那不過說他是有了“個人”，他還希望臺灣人以寬容的胸懷來看到北島的詩。我們還要人家說什麼才能覺悟呢？！！！

我在九六年去美國的時候見到一次夏志清，他主持大陸詩人的朗誦會，其諧謔調侃的語言也使我看到，他很清楚這批大陸詩人的毛病，只不過只能採取調侃的辦法說出來而已。但是哀莫大於聽者，竟然自以為是、無動於衷。

我和芒克、多多、江河等人都非常熟識，也和歐陽江河等所謂詩人有直接的接觸聊天，我要說的是，他們除了政治價值外，美學上幾乎很少價值。這些人年輕時確實有很好的感覺和衝動，但是，被社會異化了。再如馬建，他有很好的駕馭文字的才能，如果馬建的中文修養深厚一些，他會比張愛玲寫得好，但是，現實實實在在地扼殺了他。他的中文根基和其它修養都極大地限制了他。對此，茉莉對我說，辛波斯卡不是最好的作家，這我當然承認，可是她是入門的，如果說她不是好詩人，那麼至少可以說她知道如何演好詩人的角色。但是，北島是根本不知道如何扮演這個角色。類似的毛病其實也在魏京生身上。我從來沒有參與過為魏京生呼籲諾貝爾和平獎，因為我知道他還不知道如何扮演這個角色。我現在對方勵之同樣很有看法，但是，我說過，方勵之是聰明的，只有他知道如何演這個角色。而達賴喇嘛之過人處，正是在於這個角色是他的本性角色，他不用去扮演。

同樣的問題當然出在如今這一代所謂詩人的所有人身上，不管當今有一萬人還是多少人是所謂詩人，儘管他們出過詩集，可問題還是問題。貝嶺有次在會上曾無可奈何地對我說，那按照你的觀點，總不能說，詩人都是智商不高的人吧！那次我調侃地說，還學文曾經說過，如果一個人什麼都寫不了就可以去寫詩了。你去看看，當今這些詩人身上，有幾個人真有詩才。讓他們站在李白杜甫等人的行列中，你不覺得可笑嗎。但悲哀正在於我為什麼寫第一段，“皇帝的新衣”。我本來不僅用了“不如流”，而且在全段的結尾提問題時還用了“沐猴而冠”，後來把後者刪去了，因為問題已經說到就不必用其它詞語再使它生動了。但是，“不入流”我卻是還是堅持要用的，因為，它是一個客觀描述。

貝嶺來電話和還學文談了對我關於北島詩歌的看法，他說年輕一代認為北島語言比賀敬之等人語言好，說到最後，還學文對他說，那就是“學文化”的問題了，你們還要“學文化”。這其實也就是我要談的代代蛻化問題。

老X說，馬悅然翻譯的北島，不懂中文的瑞典評論家讀了後，也有好評的。其實何止在瑞典，在德國也是如此，很多漢學家甚至說，讀了翻譯後的作品比中文還要好，你能想到此中的微妙道理嗎？這不是很值得細究及分析的一個現象！楊煉有一次說，從翻譯詩中抄來的句子，再翻譯回去，沒有人能看出來。但是有一點，詩歌是“文字”的藝術，如何能夠翻譯，如果去掉了“原材料”，那本來是原材料的“藝術”如何存在，如何還有藝術可言。翻譯過去的只是意思，只是重新解釋而已。多多更說過，過去他認為他是很西化的，但是，到了西方每一個介紹他的詩歌的人都是說，他的詩中充滿東方色彩，所以“異國“風格不僅是阻礙了很多理解，而且竟然也給不知者以想像力的空間，然而，無論怎麼說，卻總是沒有可能正常地欣賞和評價原作。

我的文章偶然涉及政治的地方，也是為了說明學術。因為涉及第三世界的知識份子幾乎是不能離開政治的。他們本身不得不面對的很多問題直接就是政治問題。例如李澤厚，他自己就說他的《美的歷程》，及《批判哲學的批判》都是為鄧小平改革服務的。至於傷痕文學、劉再複等人關於一些所謂“美學”問題的討論，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討論等也是如此。你們現在也到了西方，應該能看到，當那些東西翻譯成西文後，西方人會感到莫名其妙，甚至感到可笑，你不談政治根本無法分析他們，那本來就不是學術作品，而是政治作品。

批評我的文章大約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老X和貝嶺這一傾向，另一方面是我曾經轉給你們的一封批評瓦格納的信的那個朋友，他認為，現在還在談這個問題，很無意義。認為我應該在更廣、更深刻和具體地討論一些問題。我對後者說的是，正是由於有第一種意見傾向的存在，所以，我寫這類文章還是有必要的，而且本來具體地研究應該是這個專業領域中的事情，我不過是旁觀了多年後，看到無人去做，再一次越俎代庖而已。總不能讓李歐梵、夏志清一直笑話我們，並且現在居然瓦格納也出來笑話我們了。

中國有兩句話可以用在這裡，“入鮑魚之肆久聞而不知其臭”“知恥近乎勇”，我要做的就是要使人們重新恢復嗅覺，恢復我們知恥的能力。不是我拒絕批評，而是因為我拒絕那種不知自己不行。我自認在這一兩代人中比別人強一點的正是我知道自己不行，我知道ABC在什麼地方。我可以說的是，我直到如今還在練基本功。蔡詠梅在《開放》上關於儲安平的文章說，我們這代人經過努力才達到儲安平那代人的起點。這其實在各個領域都如此。我要請老X原諒我說得過於直接。但是沒有辦法，不直接就不能說清楚。因為我很莫名其妙，老X第一段議論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當代中國無大師”，有時間我大約還要寫續篇，一方面從八九年到如今十年，我感到在很多問題的看法和提法上我有很大進步（和那篇“從蘇聯的解凍文學到中國的文學解凍”相比），另一方面，還要寫這類文章也真的是因為無可奈何，繞不過去，必須寫。

暫此，祝一切好！

1999.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