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落水”

張成覺

中共上海電影總公司導演室支部書記葛鑫在《中外論壇》(紐約出版) 1995年第四期，發表《考查周作人落水之謎的風波》， 其後，沈鵬年及時考查周作人（1885-1-16--1967-5-6）”落水”之謎”，搶救活史料以利於研究中國現代文化史上這一懸案。得到上影導演室黨政領導一致同意和支持。他便持上影的證明和介紹信，先後三次赴太原，四上北京，兩訪天津，五往南京，西至鄭州和西安等地，歷時近三年尋訪到與周作人這件事有關者四十多位，都是八十歲左右的老人，獲得許多第一手資料。他向室領導作了彙報。其中有:周作人為何滯留北平,怎樣出席“更生中國文化座談會”,怎樣 參加“教科書編審會”,怎樣出任偽北京大學文學系主任, 怎樣接受偽華北教育督辦一職,為何寫《藥堂語錄》,怎樣出版《藥味集》,為何答應中共地下黨到解放區教書而未去成,他營救了哪些共產黨員,營救了哪些國民黨的教育界名人，以及他和前國民政府北平市長何其鞏的關 係,他和教育部北平地下專員沈兼士等的關係等等，對於揭開“周作人落水之謎”有了重大突破。特別是瞭解到周作人和中共地下組織的聯繫有好幾條線，其中最主要的一條線是中共北平特委，又稱“華北上層聯絡部”。 (《電影〈魯迅傳〉籌拍親歷記  〈行雲流水記往二記（下）〉》，沈鵬年著，一版，台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13.09，頁226) 

1964年6月14日，上影導演室黨支部把沈鵬年的工作報 告中共上海市電影局委。這些材料暫時“留中不發”。 (見《中外論壇》1995年第4期第32頁，轉載自(同上書)，頁226)) 

但何以後來又在美國發表呢?蓋因此事起源於文革前曾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兼副市長的知情者許建國(1903-9–1977-10-4，許於文革期間飽受迫害，文革結束不久即去世，生前不便為周之“落水”解釋)。 

許建國在抗戰時期曾任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部長是康生)，1939年至1943年兼任中央北方局社會部長，是領導北平特委的直屬上級。他對周作人這件事是知道並首肯的。但曾任北平特委的負責人卻諱言不談。中央有關部門派人在1986年5月1日，持編號3823號公函，來上海向沈鵬年瞭解這位原北平特委負責人的情況。 

......其實此事(指周作人“落水”，張註)早在1942年3月由賈芝(李大釗之婿)寫文章公開披露了。還說許建國也知此事......他們最後表示:這是學術性的調查研究， 可以在“內部刊物”上發表，使當事人和知情人看到後進行補充和訂正，就能把事實搞得更準確,更翔實......(同上書，頁227) 

周作人案之所以四十多年均未能澄清，乃由於三位知情者兼負責人出於種種原因一再含糊其辭。1938年至1942年擔任北平特委書記的王定南(1910年生）1986年3月才講了真話;袁殊是1986年6月25日才又回信給沈鵬年證實有關事實;他們兩位都是中共資深高幹。而袁寶騤則是中共親密朋友，傑出的愛國民主人士，自1982年至1986年五年間多次向沈鵬年談及周作人的事，甚至早在解放初期即向周恩來提過這件事。 

可是好事多磨，周作人案在他生前始終未能澄清，以致1949年後他自國民黨監獄中獲釋放起，因家庭人多而生活窘迫不堪，文革狂飆一起終於死於非命。所幸歷史總算還他一個公道，知堂老人泉下有知當可瞑目矣! 

綜上所述，號稱“偉光正”的中共自崛起至今一百餘年，蒙與騙之本性根深蒂固。所以王定南和袁殊這樣的資深高幹，明知所屬共黨之朋友受屈亦不敢挺身而出仗義執言。反之，如沈鵬年這樣儘管事不關己也熱心盡力拯人於水火，實屬難能可貴，鳳毛麟角也。 

2026年2月9日下午3:20修訂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