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怒人怨》第六章（复工）
健儿
时间来到了早春二月，北方虽然还飘着雪，南方柳枝已经开始抽新了，疫情一点也没有如预测的那样有了拐点，有专家说冠状病毒怕热，天气热了，疫情就会结束。待到天热至少还有三个月，即使到了五月份疫情结束了，但中国的经济等不起。不少工厂会破产，工人失业没有钱。大手大脚挥霍惯了的政府，又如何可以没有钱。
习近平在2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上警告地方官员，遏制新型冠状病毒的措施已经大大超过了合理的范围。不能为了遏制病毒损害经济。与此同时国家发改会推出九项措施，要求企业尽快恢复生产。
习近平的这一指示，让官员们搞糊涂了。疫情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浙江省温州市成了武汉封城后的第一个城市，紧接着4号省委杭州封城，上海吃紧。在这样的形势下怎么能奢谈复工呢？复工无疑是自杀。但是习近平的命令比山大，文革时有一句口号，对于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对习主席的指示亦然。
习近平下达指令后，发改委表示“重要国计民生领域”必须立即尽早复工，疫情严重区域和非紧迫岗位可以适当延期复工。很显然已打了折扣。这样一来每个地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制定复工政策。
复工与防疫是互相矛盾的，防疫最大的措施是隔离，复工是集合。如果恢复生产，那么前一段时间的封城到封楼到封户，中断交通把人隔离开来的一系列措施全都要废除。大企业的工人大多来自各省各市，又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容易交叉感染，而且还明令出现病例也不得关厂，这样一来必定使疫情进一步失控。但是工厂不恢复生产经济怎么办。中共这些年政权至所以能够维持靠的是经济。经济可以说是中共政权的生命。对中共来说两害相比取其轻。
《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43家市管企业集团总部已全面复工，复工复产比例达100%；二重要企业1089户，复工复产比例为99.7%。北京国企均已实现复工复产。当然这些数据不必当真。在统计上造假是地方政府一贯的做法。
浙江之声网站报道，杭州的小超市、理发店等陆续营业，但电影院、KTV等除外。报道说，杭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关于加快推进企业和建设工程复工复产的通知》，简化复工手续。企业按照复工疫情防控工作导则要求，通过线上企业有序复工申报备案数字平台或线下方式，将复工方案、复工员工防疫承诺书、责任承诺书、防疫应急预案、食堂防控措施、宿舍防控措施报属地乡镇（街道）、管委会即可自行复工，不需再备案审核通过，负面清单行业除外。
工虽然复了，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广州天盈广场东塔，地处珠江新城CBD核心区域，位于城市中轴与珠江江轴交汇之上，是全江景超甲级写字楼，项目所处的天汇广场总建达57万㎡规模，涵盖了CBD行宫天銮。超甲江景写字楼天盈广场、拥360°全方位景观，南向一线是临江风景线，与地标广州塔遥相呼应，西向中轴景观一览无遗，可观7大地标全景，东、北向可享珠江公园绿色生态园林景致。
东塔是广州最先复工的写字楼，2月16日，广州天河官方微信发出通报，天盈广场东塔一名职员被确诊为武汉肺炎。启胜物业管理公司发出通告；2月15日，天盈广场东塔13楼其中一个单元的一名职工确诊1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该公司全体职员已于14日开始隔离停止办公。
通报称，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反馈，天河区两例新冠肺炎密切接触者转为无症状感染者
。经核实这两例无症状感染者分别为，2月14日确诊病例朱某某的妻子和儿子，两人曾于2月10日至13日在天盈广场上班。另据“南方都市报”消息，上述两名无症状感染者，分别在天盈广场东塔13楼和32楼工作，目前两家公司都停止办公。
广州复工出现感染后，重庆市也出现在同样的情况；国家特大型企业攀枝花钢铁公司钒钛子公司出现二例确诊病人，这两人与131人有密切接触。重庆市长寿区政府2月12日发布的信息显示，一位51岁的男子在2月10日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成为长寿区确诊的第15宗病例。2月6日至2月9日这四天内，该男子每天上午和下午分别乘坐重庆钛业的通勤车，往返于所居住的长寿区江南街道和重庆钛业的厂区之间。这名工人在这四天的时间内会传染给多少人不难设想。
这就是复工的代价，
就在复工出现感染病人的同时，中国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宣布；医生和相关工作人员在疫情防控和救治工作中，感染肺炎病毒或死亡的应认定为工伤，并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但不包括一般职工。职工冒死复工上班，不但没有加薪，还不能享受工伤待遇，毫无疑问，不是配合复工而是打击复工。
事实上医生死亡享受待遇条件也是十分苛刻的。湖北一位医生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接诊3千多人，平均每天要看30个病人，他因过度疲劳猝死家中。他所在的仙桃市三伏潭镇卫生院发文；刘文雄医生作为三伏镇卫生院发热门诊专家指导小组副组长一直战斗在门诊防疫一线，认真筛查疑似患者，累计诊治发热病人670次。他在1月31日身体不适，胸痛心慌，因防疫任务重没有请假治疗，坚持上班，2月份13日下班后突发疾病并晕厥，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诊断原因为“急性心肌梗死”根据《工伤保险条例》与人社部“2020”11号文件，规定的新冠状肺炎感染情形，现决定不予认定或者视同为工伤。
在生死线上超强度工作的医生过劳死都不能认定工伤，这种制度性的残酷令人齿冷。
在习近平号召复工之际，一方面各地政府下令企业开工复产，另一方面各地防疫部门又禁止人员回流聚集，导致员工们先被命令回厂，后又被禁止进厂回宿舍，工人们进退两难，以至流落街头。这种情况被地方干部称之为“政策打架”
2月20日下午，西安高新区丈八街道办事处门前，十余名返厂复工员工前来维权，他们向政府人员反映：政府下发复工通知，公司催促员工抓紧时间返厂复工，许多员工接到通知后，从各地返回西安高新区准备上班，但是来到厂区后，政府防疫部门又禁止进厂及返回宿舍，说是没有接到上级防疫部门的通知。有一位女员工说；复工是政府通知来的，我们来了又不让进门，也不让回宿舍，想返回老家也被封路，真是上天无门，下地无路啊！到了晚上只能流落街头席地而睡。这可是寒冬的季节。晚上的温度低至2到时3 度。政府如此地无序，扎腾的是那些外来的打工者。
春节前就回到老家甘肃过年的谢强，因为接到复工通知，赶回西安却被拦在了租住小区的大门口。物业管理人员告知他，接“上面”通知，从外地回来的租户不得进入小区，可在回到西安之前，谢强没有接到房东的任何通知。夜已深，任凭他怎么解释自己在老家从未外出、回西安的路上也全程做好防护措施，物业也只回一句：“不能进，去酒店吧”。
谢强只能拖着24寸的行李箱流落街头，冬夜的寒冷和赶路的疲惫，让他生出一股强烈的抛弃感，他不知道有谁能帮助他。
2月初，湖北籍农民工周某乘火车来到西安务工，但由于突遇防疫封路，防疫人员禁止他继续前往务工地点。无奈之下他住进了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作下一步打算。不料，除夕前后武汉疫情加重，西安市疫情防控措施随之升级，返程火车也已停运，西安旅馆也不再接待湖北籍人员，他只好流落街头。
此后，政府又通知外来人员到酒店隔离。但酒店隔离的安全性和费用，成为了挡在租户面前的两座大山。并且政府告知必须去统一划分的隔离酒店。300块一天，14天的支出，不是打工者所能够承受的。
《纽约时报》报导；王生拖着一个灰色塑料行李箱，里面装着他的大部分物品，一张毯子、一把牙刷、一双白色球鞋和一个梳子，在中国南方挨个工厂讨工作。得到的永远是拒绝。
现年49岁的王生曾经在庞大的工业超级城市深圳找到过工作。但是，因为他来自湖北，工厂都拒绝他，尽管他已经很多年没有住在那里了。他口袋里不多的几个钱，让他面临饥饿与流浪。他说这几天他已经靠清汤面充饥了。
中国约3亿农民工长期生活在社会边缘，拿着微薄的薪水做着脏累的工作，而且只能获得有限的公共卫生保健资源和教育资源。习近平呼吁抗击病毒的打“人民战争”，但人民连生活都是成问题，这人民战争又如何打呢？
政府要求复工，打工者特别是来自农村的也希望复工，不复工他们就没钱生活，他们没有任何劳保福利。常言坐吃山空，他们不要说山，有限的积蓄怕是不够一个月，二个月的开销。不打工他们就活不下去。很多民工就这样在生死线上徘徊。
深圳有两家鞋厂的企业主李先生， 他说工厂虽然复工了，但是返工的工人不到一半，三条生产线只开了一条。还有开工了，如果员工感染了，我们也没有能力应对，压力也很大。还有我们的货生产出来了，货也运不出去。今年我们可能挨不到年底就会破产。
复工对有些地方是硬命令；除武汉温州是第一个封城的，现在奉命开工。有一家企业因为以上所说的种种原因，工人湊不齐无法复工。但市政府命令必须开工，开工是以耗电来计算的。业主只好把机器开起来空转，来完成政治任务。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张克俭透露，中国截至昨天（2月26日）的复工率仅为32.8%，不过各省份中小企业复工率正稳步提升，有七个省份的中小企业复工率超过40%。
因复工感染到25日为止；据不完全统计聚集性疫情12起，15人确诊，18人传染，514隔离。北京确诊1人，传染1 人。隔离68人。广东确诊1人隔离全公司，黑龙江确诊2人，隔离46人。福建确诊1人，隔离152人。以这个统计数来说，复工感染还是十分低的。但有多少没有统计进去呢？
就在中共下达全国复工指令后，中共作出决定今年“两会”推迟召开。《环视》老编胡锡进对两会推迟召开说；“什么时候开，要等疫情绝对的控制后再开，要不然有人把病毒带进会场怎么办。”一语把人大代表的命与人民的命作了严格的区别。两会代表的命是命，老百姓的命不是命，真是人分贵贱命不同。
复工是势力在必行，政府工人都想复工。但政府为此做了多少推动复工的服务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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