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郭沫若及杜甫著名诗句（二）
周晓
郭沫若清楚看到毛泽东的国家体制本质上与古代专制皇朝并无差别。在朝廷里，是保持文人的独立人格，还是甘做御用文人？郭沫若面临过选择。追溯郭沫若的历史轨迹，他应该是选择了甘做御用文人为他的做人原则。
再者，文革初期，傅雷、老舍，吴晗、翦伯赞、。。。等等，50多位知名人士的相继自杀，使得同为文人的、已把甘为御用文人立为做人原则的郭沫若紧张得若惊弦之鸟。更有，郭沫若的两个风华正茂的儿子在文革早期先后被文革迫害而亡。郭沫若会杯弓蛇影地感到他的主子毛泽东在注视自己对一下就痛失两个儿子的反应。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郭沫若写出了再明显不过的、般配毛泽东对李白和杜甫态度的《李白与杜甫》。郭沫若不经意间，客观地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历史上御用文人的典范。因此，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的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是他做为御用文人对自己的保命。
问题来了，作为曾经才思井喷，文采飞扬的郭沫若为何若判两人地如此公开、夸张、低下地以《李白与杜甫》溜须拍马毛泽东？他本可做得委婉些，不把他的前半生和后半生的文字记载构成黑白式的醒目反差。
可能这偏偏正是郭沫若的心机城府所在。毛泽东的文革秋风扫落叶般把他两个青春正盛的儿子就像两片无足轻重的秋叶冷酷无情地席卷而去。这位当时已是70多岁的老人郭沫若老泪纵横于心底，他把儿子郭世英（从取名便显见郭沫若望子成龙的厚望）日记誊写了八本。没有毛泽东的文革他就不会失去深爱的儿子。高龄的郭沫若只是一介文弱书生。他在1971用笔作为武器出版了《李白与杜甫》一书，向毛泽东展开报复。他用极其粗陋的文革八股式语言对一个千岁老人杜甫进行了带有滑稽意味的批判。在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有关杜甫的章节，对杜甫的批判时，郭沫若经常转换身份，时而是写大字报的红卫兵，有时是政工外调人员，偶尔还是破案的公安。如果把郭沫若中青年时的作品比喻为皇宫内置于大雅之堂的高贵物件，那么该书有关杜甫的章节就如同农户猪圈里的粗陋残破的、散发异味的低贱物品。
郭沫若是在用春秋笔法来戏弄毛泽东。春秋笔法的要义是让后人琢磨出文字所隐含之意，以审核前人的善恶。郭沫若是让后人去憎恨残暴的专制君主毛泽东。是毛泽东使得一个已有建树的当代文豪因文革形势所迫，才会写下如此粗鄙的文字。一个集中国现代文学家、剧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于一身的大家郭沫若，竟然写出了如此不堪入目的、格调低俗的文字。这种巨大落差，使人瞠目结舌，故而惊觉、反思缘由。熟悉毛泽东的郭沫若知道这种春秋笔法让当事人毛泽东很难察觉。毛泽东应该依稀感到了什么，但不能认出这是郭沫若是对后世而写。当事人毛泽东应该是沉醉于征服了一个才华横溢的文豪的成就感中了。郭沫若就像邓小平一样成功地瞒过了毛泽东。郭沫若以《李白与杜甫》一举多得，解了杀子之恨，保住了官位，还挽救了全家十一口人（不包括两个儿子）的身家性命和家庭财产。因此，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的第三个可能的原因是他做为御用文人对御用者毛泽东的报复。
如今的中共的国家专制体制下，不同程度的郭沫若式的人物，不单限于人文方面，为了利益、生存、进取，纵横密布于这个中国社会的各个层级和领域的架构中。在现实的中国，整体来看，公民对各自上级的态度，采取的多是郭沫若式的，失去人格、卑躬屈节的为人之道，而不像多数美国人一样，每个人都有着独立的人格尊严，存活在职场以外的社会活动和职场中。人们明白无误地看到，美国总统领导下的内阁成员，尽管他们都是总统的下属，但每人都有着总统不可或不敢侵犯的人格尊严。在现实的中国专制体制环境中，多数中国公民不仅对言论自由受限忍气吞声，而且内心还煎熬于人格尊严的受辱。但是因为人类与生俱来对自身权利的不可真正夺取的要求，一旦时机到来，不仅是为了更多的言论自由，还是为了人格尊严，公民们就会展开力所能及的报复。这个报复就是，为废除国家专制体制，建立美国式的国家民主体制，献智献力、施展抱负。
总体而言，从毛泽东对 “朱门酒肉臭，可以看见毛泽东是非常的实用主义者，只要现实政权的需要，朝秦暮楚或说互相矛盾对他无关紧要，只不过在转换过程中为了颜面，耍些技巧、做些掩饰罢了。综上对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的三种可能原因的推测，郭沫若应该是三种推测兼而有之的、深度复杂化了的一位混合人物。现今的中国，类似郭沫若式的人广泛存在于中共专制体制结构的各个元件中。这是一种由专制体制必定产生的社会现象。要改变这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的方法，就是用民主体制取代专制体制。
周晓
2020年2月22日 于美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