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天怒人怨》第三章（封城）/健儿

2020年1月23 日，凌晨二点，武汉城的上空星月无光，城市的居民还在鼾睡，武汉市政府的官员没有休息，几天来疫情的发展让他们透不过气来，感到前所未有的不安与恐惧。已经有24人死亡，确证病人在湖北已经有444例，这还没有把没有收进医院与在医院没有测试的病人算上。他们神色凝重地聚集在市政府的会议厅，正在作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封城“。当市长周先旺宣布决定时，所有在场的官员面面相觑，面如土色。他们都清楚这个决定，对武汉这个一千多万人口的城市意味着什么。这样大的举措不但共和国诞生到现在没有过，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都是罕见。

武汉这个突然而来的决定让全世界都为之震惊。如果说这个决定让世人震惊的话，那么这个决定对武汉人来说就是恐怖。不是刚刚还说疫情“可防可控”吗。怎么一下子变得不可防不可控，要以封城的方式来防控了。

封城，翻开历史1918年的民国，中国曾经爆发过一次严重的肺鼠疫，波及内蒙，山西、河北、山东、安徽、南京，死亡14600余人。当时主政的阎锡山封过城。他在山西的实行了严格的交通管制和隔离措施，在全省沿外长城、内长城、忻崞交界和石岭关设置了四道防疫线，只留有杀虎口、雁门关等处通道，均由军队把守实施检疫，省城太原附近各县还加派军队分段检查，最终确保了省城太原和晋南、晋东南等地没有发生疫情

在海外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欧洲。这场让欧洲三分之一人口死亡的黑死病起源与中亚港口城市卡法（今日的乌克兰费奥多西亚）。瘟疫一城一城地传过去，城市一座一座地被封。灾难最重的是意大利的文化节名城佛罗伦萨，80%的人死亡。薄伽丘在他的《十日谈》中说；佛罗伦萨突然一下子成了人间地狱：行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地而亡；待在家里的人孤独地死去，在尸臭被人闻到前，无人知晓；每天、每小时大批尸体被运到城外。

政府在向市民公告以前消息还是外泄了，再加上宣布封城实施的时间空档，大批居民向外逃跑，特别是那些在外省的，在武汉工作，旅游，探亲访友的人。武汉向外所有通道都挤满了车辆。据市政府的统计有五百万人逃离了武汉。这个速度与人数是惊人的。从凌晨的2 点宣布到上午10点实施，只有8个小时。圣人孔老夫子曰；“危邦不入，乱城不居”古人今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逃！逃逃！这是这个一千多万城市，8小时之内爆屏的信息。人们来不及整理行装，来不及与亲人告别，汽车挤爆了公路，火车挤满了车箱，轮船人满意为患，飞机一票难求。出租车网约车，离开武汉的票价飚升到十倍。一句话逃命要紧。这是人类历史上在最短的时间出逃最多的人。不过逃出去的并没有逃得了悲惨的命运，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在全国享受特殊待遇，成了过街老鼠。他们像文革时的阶级敌人那样东躲西藏，在街头巷尾被人追杀。他们的命运比之二战时纳粹下的犹太人还要惨。

当然同样的逃，命运也不尽相同，有人则在封城宣布前，先一步地逃到了海外。仅印尼的渡假圣地巴厘岛就有四千多人。岛上的旅馆都被他们爆满了，最多的是冲向日本，这些人当然不会是普通人，有护照，有签证，有钞票。还不限与此，最高等级的则是坐上了私人飞机远走高飞。据法广报导；致命的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对私人飞机的需求激增，因为企业和个人在寻找其他方式飞离。

为何这些人在封城前出逃？我们把时间回放到封城前3天的一次会议。这一次会议是由中共中央与中国国务院，派驻湖北指导武汉肺炎疫情防控的“中央指导组”召开的。中央指导组成员、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在记者会上说，为了加强源头防控，指导组做了两方面的重大部署，一是武汉封城，二是延长假期。也就是说在封城前三天省市委领导已经知道要封城了，23号不过是作了正式宣布。

封城的第二天是除夕夜，这一天，因断绝了交通很多人都无法与家人团聚。在武汉南部一栋高层建筑的公寓楼，53岁的母亲，烧了一桌子丰盛的菜肴，桌上还放着红酒与高脚玻璃杯，玻璃杯的杯光孤影着她与丈夫。25岁的孩子给他们发了短信回不了家，无法与他们一起吃团圆饭了。他的丈夫在屋里踱来踱去，不时地向窗外张望，希望奇迹出现，街上没有车，没有行人，对面楼房的窗户，只有灯光没有声音。整个城市的气氛像是被凝固似的，没有一点节日的快乐，更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此时，电视机屏幕上的“春晚”开始了。这个家庭每年的除夕看“春晚”已经是一个固定的节目，但今年的除夕他们没了心思。“春晚”依然金壁辉煌，依然欢声笑语，步入小康了，生活更美满。

除夕的这一夜，另一个家庭，著名的导演常凯本是预定到豪华洒店去过除夕的。最近几年有钱的人家到酒楼过除夕已经行成了风气，由于瘟疫取消了。常凯亲自下厨做了年夜饭。饭桌上的菜很丰盛，大家围桌而坐，但是受瘟疫的影响，他们快乐不起来。这是他们家人最后的晚餐。

年初一他的父亲开始发烧咳嗽，他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很快确诊为武汉肺炎。虽然他是名导演，有许多人脉关系，但他想尽办法仍然没能为父亲弄到一张病床。医院的床位太紧张了，每天都是找关系要病床的电话。常凯最终无可奈何地把父亲背回家中。没有药，没有护理，只有默默地陪伴，眼睁睁地看着他呼吸袞弱下去……

他的老父是在大年初十这一天与家人告别的。但是病疫并没有就此放过这个家庭，由于近距离接触，常凯的母亲也感染了，她是在元宵这一天去世的，到了2月4日，常凯自己也被感染，2月9日进了黄陂医院，2月14也离开了人间，同一天他的姐姐也因疫去世。他姐姐是医生，感染是他姐姐开始的。接着常凯的妻子感染进院，生死未卜。幸运的是常凯的一个儿子在海外，为这个家庭留了一个根。一个家庭，一个有社会地位，名望富裕的家庭就在短短的12天中分崩离夕。

全家死亡的还有另一个家庭武汉塔子湖锦绣家园，一个被医院治愈的重症病人，出院后回到家，发现家人全死了，他经受不了这个打击，他无法接受，他自杀了！他从高楼的顶端放下一根绳子打了一个结，把自己有头套在上面。他的尸体随着风打着转。这是一座多漂亮的楼宇，可以看到江，看到湖，看到美丽的武汉城。住在这样的大楼中的人，在瘟疫发生前岁月静好。现在岁月真的好静好静，万户萧疏鬼唱歌。

由于医院没有能力收治病人，让他们回家隔离。回家隔离的直接后果，就是全家感染，全家丧命，如同满门抄斩。在武汉有多少个像常凯这样的家庭，又有多少个锦绣家园上吊的绝户家庭？也许要到疫情结束后才能统计，也许成了一个秘密的数字被冷藏起来。

封城的这一天，一位姓张的老人发热，23号去武汉中心医院作电脑断层扫瞄，基本诊断为得了武汉肺炎。医院让他到武汉红十会医治。一家陪着老人家到该院挂号，排了4 个小时，看到医生已是晚上7，8点。到了凌晨4点才打到一针拜福乐针剂，然后再排第二天的针，这样连续3天，一天最短排17至18小时，最长一天是20个小时。十天后，被普爱医院收治。这个时候家人女婿已被感染。

在这以后因发病的人太多，医院不直接收人，患者必须先得到街道小区诊断，由小区出具证明再到医院就诊。医院收治的病人要排队等候测试。因为核酸测纸试缺乏，往往要等很长的时间，又许多不及等到测试已经挂了。公民记者陈秋实在一家医院采访，拍下的视频显示一位女人坐在椅子上抱着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塌软在她身上，他的脸苍白无血已经死了。女人脸上挂着哀伤，泪水已经干枯。他还拍到三具尸体放在一旁无人理睬。医务人员忙到连尸体都来不及处理。

一位武汉市民他写下求医日记。父亲发热母亲找了社区，由于交通管制希望社区能派车送医院。社区表示无车可送。只得求助120，车到了晚上才来，在第六医院作了检查，基本与武汉肺炎吻合，但该医院不是接收医院，建议到十一医院收治，没有车母亲只得回家骑电动车在风雨交加的夜晚把父亲驮到医院。医院打了针但没有床位，先登记有床位再安排。回家后把情况告诉社区医院，社区医院给予我们开了证明让我们去协和医院。但那里也没有床位。我到处打电话奔波求助，但此刻我才发现整理个武汉的情况已糟糕到难以想象。依据武汉市颁布的政令，我的父亲除非去协和就诊，然后再由协和开具转院通知，再到转院所在医院再次就诊挂号排队，我的父亲才有可能被收治。但是我的父亲的身体情况，已经根本不允许他再这么折腾，再这么折腾，只会让他加速死亡。27号我们终于到了定点十一医院。

这位市民还算是幸运的，还有更悲催的。有一位男子背着他的老母，每天走十几里路，去了无数家医院，历时十天，最后总算有一家医院肯收他的母亲了，但是在他为母亲办手续时，母亲倒地死了。此时整个武汉已如鬼域，人们在大街上看到有人走着走着就倒毙不起了，有的在商店买东西一头栽倒。有人跟小区的执勤人员争吵，吵着争着就倒在了地上。有一位老人在给亲人打电话，说得有一点儿激动，说着说着就倒下了。“法广”的一名记者看到一名60岁左右的男人，倒地在离医院不远的家具店门口，身体已经僵硬，看得出已经死了一会儿了。他的脸上还戴着口罩。不知是从医院出来，还是赶到医院去，当然这已经不重要，他的生命已经结束，没有躺在家中，没有躺在医院，而是在冰凉的人行道上成了孤魂野鬼。行人都远远地掩面躲着。

这些倒下的人都不是孤魂野鬼都是有家小的。51岁的杨元运是当地汽车塑料制品公司员工，也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 2月16日那天他默默离家出走，写给妻子的遗言草稿还存在手机里：「如果这次疫情和我开了一个玩笑，我坦然接受它的洗礼。如果我的病体有用，就献给这次疫情做医学研究。愿天下人不受病魔的折磨！」杨元运离家出走后，女儿杨晶晶透过网路发出寻人启事，但警方后来通知她，有人在路边发现了她父亲的尸体。

年初一，武汉人都有一个习惯到归元寺去烧头香，如果能烧上第一炉香能够带来好运。许多人吃完年夜饭，三更，四更就出发了。因为瘟疫大家都想去归元寺消灾祈福，但因为封城，归元寺也被封了。这座清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兴建的寺庙，第一次被封，对信众来说是不祥之兆。

随着疫情的进一步蔓延，武汉市政府决定封楼封户，不让居民外出，有些居民则连门都被铁链锁起来，有的干脆用电焊焊死。有一个女子的母亲发热了，又出不了户，她每天在阳台上敲着锅盖。救救我的母亲，我母不行了！声音凄泣，以至绝望，一直延续好几天，邻居将视频放到网上。社区工作人员称该名患者已经登记上报街道正在排队，我们不是不管，是在等上级领导的通知。也许敲锣救人的视频在网上传开了原因，这位敲锣女子的母亲终于得到了床位。

这个时候，海外的中文网络平台开始出现武汉人的求救助信，有的说我妈妈不行了，我们被困在家里出不来，有的说我的父亲被感染了，他已很虚弱，他需要治疗，但我们连粒发烧药都没有。有的说我们快要断炊了，一天只吃二顿饭。海外华人看着这一封封的救助信，他们爱莫能助，他们几乎买光了全世界的口罩，寄往中国但都送达不到急需人的手中，他们又何能力，救助那些被封在楼中的求救者呢。他们除出同悲同泣还能做什么？

23日骤然封城，无数外地人猝不及防的被困城中，这些人原本打算春节返乡，他们退掉了租房，处理了生活用品，毫无准备的被抛弃在武汉市的犄角旮旯处。疫情防控开始以后，武汉市的大街小巷店铺歇业，滞留的人们吃住都无法解决。这些被滞留者大多为底层打工者，逼不得已流落到了车站地下室、路桥墩柱下、垃圾堆放场等处，捡拾一些御寒衣被席地而睡，白天就跑到各大医院、办公楼等处争抢别人倒掉的剩菜剩饭食用。武汉一网民发视频显示，在武汉市武昌火车站的地下通道内，有数十位被滞留的外地人席地而睡，他们之中有中年妇女、有孤寡老人、有年轻务工者，不一而足，在乍暖还寒的初春，他们铺着棉絮睡在冰冷的地上，啃食着方便面、饼干等食物。一位中年妇女原本打算春节返乡，结果突如其来的封城让她无处可去，宾馆酒店没开门，也住不起，被困20多天备受煎熬。这一群人是武汉封城后最为悲惨的一个族群，也最少得到社会的关注。即使政府作秀式的“暖闻”也到达不到他们这里。

昨天白天，女儿告诉我，她熟人的父亲（本身是肝癌患者）疑似感染，送到医院，也无人救治，三小时便死亡。这大概是前两天的事。电话里，她也很伤感。而在昨夜，单位小李打来电话，说我居住的文联大院已发现两位被感染者。三十几岁，是同一家人。要我注意安全

坏的消息自然也满天飞。前些天，看到百步亭四万人聚餐消息时，我当即发朋友圈，对此批评。我的话说得很重。说在这样的时候，社区还举办大型聚会，“基本上算犯罪行为”。说这话时是元月20日。没想到，21日省里接着还举办大型歌舞联欢会。人们的常识都到哪里去了？

起床后，看信息。一个农民夜半三更被挡在土墙外不让通过。无论如何求情，守路人都不让过。在这样寒冷的深夜，那个农民最后去了哪儿呢？非常让人揪心。执行防疫规定固然不错，但是不能执行得连基本人性都没有了呀。为什么我们的层层官员都可以把一纸文件教条化成这样？只需一个人戴着口罩，把农民引到一间空房里，隔离居住一夜，不就可以了吗？又看到，一个脑瘫儿童，因父亲隔离，只能一人在家独居五天，由此饿死。一场疫情，暴露出无数众生相，暴露出中国各地官员的基本水准，更暴露出我们的社会疾病。

在武汉，几乎人人心理上都有创伤。这恐怕是绕不过去的一件事。无论是关在家里二十多天尚且健康的人群（包括孩子），或是曾经顶着冷雨满街奔波过的病人，更或目送亲人装入运尸袋被车拖走的家属，以及看着一个一个病人死去而无力拯救的医护人员。等等等等。这种创伤，可能会在相当长时间里，形成困扰。疫情之后，我想，恐怕需要大批心理咨询师前来武汉。如有可能，当分社区分批次对每一个人作一次心理疗治。人们需要发泄需要大哭需要痛诉需要安抚。武汉人的痛，不是喊喊口号就能缓解的。

灾难是什么？----灾难是医院的死亡证明单以前几个月用一本，现在几天就用完一本；灾难是火葬场的运尸车，以前一车只运一具尸体，且有棺材，现在是将尸体放进运尸袋，一车摞上几个，一并拖走；灾难是你家不是一个人死，而是一家人在几天或半个月内，全部死光。

二月初八（3月1日）

离春节越来越远，从今天起，将日记的农历时间，改为公历时间。

天气阴晴不定。它增加人们心情的压抑。突然发现，今天是星期日。不出门，最大的问题，就根本不记得日期，更不记得周几。什么时候可以出门？什么时候可以开城？现在是大家最关心的。疫情趋势向好，不言自明。全国人民都在帮助武汉渡过难关，这道关，怎么可能过不去？这份自信，武汉人当然有。只是，出门和开城，会是在何时呢？大家私下都在打探。

相信方方的日记还会记下去，方方的日记已经成为一个城市的共同日记，她的每一页都非常珍贵，一如当年薄伽丘写下的“十日谈”。武汉这座千万人的历史名城，成了名符其实的鬼城。

2月23日是武汉封城一月正，这一天晚上，星月无光，武汉人打开了紧闭的窗户，一扇，二扇，三扇，千百万扇打开了，他们一起发出了凄厉的尖叫声，叫声彼此起伏，哀天叫地，一恸几绝。声音之悲凉撕裂了武汉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