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胡玫
毕汝谐
最近，中国大陆筹划重新拍摄《红楼梦》，总导演胡玫海选主要剧中人的演员，闹得沸沸扬扬。我不由得忆及三十年前与胡玫的一段交往。
1977年是解放军建军50周年，总政治部特举办全军文艺汇演。我随沈阳军区歌剧团赴京，住在八大处甲一号北京军区大院。暇时便往城里跑，邀朋会友。紫竹院后面的总政话剧团宿舍是我们这些狐朋狗友的一个长期据点。我通过舞美队的李澍（现在澳大利亚），认识了她的室友、话剧演员胡玫。
胡玫出身于文艺世家，其父胡德风是总政歌舞团的资深指挥，文革前以指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知名；还兼着什么行政职务。胡玫自小当文艺兵，在动乱年代，算是一帆风顺了。
其时，胡玫年方十八，有一张清秀的娃娃脸，爽气扑人。然而，却在举手投足之间，流露出与年龄不相称的干练。未久，我便知道这里面的特殊原因了。
苏丹丹，这个芳名现在已经是十人九不知，当年在北京城却是大大的有名——此姝原为总政歌舞团的报幕员，出身平平，却捉住千载难逢的机遇跃入龙门，成为叶元帅的儿媳（有法律保障！）！这一“鲤鱼跃龙门”的传奇流播甚广，为市井增添了难得的话题。苏丹丹回到团里，大谈特谈帅府的奇闻逸事，炫耀帅府的特权——“你们看内部电影都是大家一起看，我看内部电影却是自己一个人看……”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总政各文工团里出身贫寒、薄有姿色的众姝，掀起了“嫁中央前十名（的公子）”的热潮；结果却是竹篮打水，尽皆落空，再也不见苏丹丹第二了。
胡玫置身于这股一相情愿的攀爬热潮之外，冷眼观望。这里面自有内幕：苏丹丹并无艺术天赋，是胡德风一心栽培，把苏丹丹从一名普通战士变成报幕员；胡德风这样做并非无因：苏丹丹与胡玫的兄长热恋，视苏丹丹为没过门的儿媳妇，却不料苏丹丹心大了，跳槽了。胡氏父子白忙一场，为他人做嫁衣裳，沦为公众的笑柄。胡玫心头的滋味可想而知。
这件事深刻地改变了胡玫的人生观，使得她没有随众追慕虚荣，攀龙附凤。胡玫多次谈及海军副司令员周希汉家的两位风流公子，道：“大干部，没意思！”
不同于那些绣花枕头般的女演员，胡玫颇有独立见解——说到张春桥以总政治部主任身份接见文工团员，胡玫没有按照官方论调批判四人帮，而是认为“张春桥是个大人物，有水平！”。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青、儿媳邵华以及七岁孙子毛新宇前来观看演出，一家三口（包括七龄童毛新宇）跟随部队首长上台接见演员，逐一握手；大家见怪不怪，视为正常，至多议论几句“毛主席的孙子可真胖呀（那年头，老百姓生活水平低，儿童都比较瘦），八成有一百斤……”胡玫却一针见血地指出：“搞特权，搞到小孩身上了！”
总政话剧团参加全军文艺汇演的节目是话剧“陈毅出山”，指定演出地点是政协礼堂。于是乎，每天傍晚，我便随胡玫搭总政话剧团的专车前往。
胡玫只是一个群众演员。“我是学生代表！”——在全剧中，仅此一句台词。每当演到这里，我就悄悄地潜入后台，等待胡玫卸妆后，藏身于层层叠叠的道具后面，吻个痛快……我开玩笑地称她是“爱舔的小猫”；胡玫则反击道：“毕汝谐，你是身经百战！”
其时，我和胡玫的交往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一回，我们约定在紫竹院公园门口见面，她却姗姗来迟了——“我出不来呀！我爸爸发现我要出门，他就不走了！我只好假装练功，把他哄过去了……”
胡玫勤于练功，几乎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有时候，她嘴上说着甜言蜜语，却同时双手插腰，把腿搭在椅子背、桌面、窗台上……革命生产两不耽误（我曾经与各类女演员深入交往，未见第二人如此练功……）。
北京各大公园的夏夜是迷人的。我和胡玫常常遥望星空，测想未来。胡玫觉得继续当演员没前途；当时，同是总政话剧团演员的龚雪等人已经引起电影界注意，开始崭露头角，而胡玫默默无闻，她因而心情郁闷。像多数自幼当文艺兵的女孩子一样，胡玫的文化基础严重不足；她拿给我看的日记和的应景文章（悼念周恩来等等）里，虽然有一股灵气，却隔三差五出现错别字；我建议胡玫报考电影学院或者戏剧学院导演系——演员因各种原由摇身成为导演，这在文艺界是很平常的事情。
在日常生活中，胡玫的观察能力不一般——我们去莫斯科餐厅吃饭，一个轰动什刹海冰场、四城闻名的风流女子从远处经过，我指给胡玫看，胡玫敏锐地道：“哦，她画了淡妆。”那时，女子化妆犹如凤毛麟角（哪怕是风流女子！），我摇头不信；待该女子渐渐走近，方知胡玫之言不谬。
回到驻地，我津津有味地把与胡玫往来的详情讲给本团同事王大为（画家），他努力表现出哲人的深度，道：“毕汝谐，你绝对不要轻易放弃任何一次恋爱，这是理解人性、剖析人性的好机会。”
我和胡玫的交往持续了大约半年。我们都不是对方唯一的人选——在此期间，胡玫和马某（马洪之子）过从甚密，我的手上也还有其他好牌；双方都没有专一化乃至法律化的意愿。新鲜感和热乎劲过去后，我们便自然而然地退为一般性朋友。
人以群分，胡玫的周围有一些心高气傲的同龄青年。我通过胡玫认识了总政的笔杆子X少华等人；世界真小——两年后，我和X少华因同时追求何姓副外长的女儿而成为情敌……
此后，许多年过去了。东风西风南风北风不断地把有关胡玫的消息吹入耳鼓：“胡玫考上电影学院导演系了，和陈凯歌同班”、“胡玫从电影学院毕业了”、“胡玫进八一电影制片厂当导演了”、“胡玫
来美国后，有一次，我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看“北京晚报”，读到一则花絮——北京火车站广场忽然飘下雪片般的钞票，人们纷纷抢拾，却见“钞票”上印着“这是拍摄电影，谢谢你的合作”字样……这正是胡玫导演的巧妙安排！我不禁心血来潮，给胡玫写了封叙旧的简信，寄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旬日后，信封上加贴盖了八一厂传达室“查无此人”戳印的条子，退了回来；我也就断念了。
当年，我和胡玫共读《柴柯夫斯基传》，都喜欢里面的一句话：“艺术家是以才能立足于世的。”我们鄙视平庸，自视甚高；然而，胡玫多次斩钉截铁地道：“才能，要得到社会的承认！”；而今胡玫壮志已酬，因执导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 、“汉武大帝”声名大噪;我却无以回告旧友，情何以堪？我自是不甘心，但是，“在日落之前，我还有时间收获我的麦子吗？（罗曼•罗兰：《爱与死的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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