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林先生
张又普
人类社会是由数以十亿计的小人物组成的，每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各有坎坷，都不太一样，都是社会某一个侧面的反映，所有小人物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人类大社会。作家冯骥才曾经为我们大家介绍过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00位小人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要看一看这100个人的不同的故事，就会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有个大概的了解。本人不才，文笔拙劣，平日靠计算机软件开发谋生，是个码农，写不出妙笔横生、引人入胜的精彩文章，只好平铺直叙地给大家讲一个我身边的小人物的故事。我相信，列位看官身边大概没有类似的人物。
因无法征求其本人意见，故文中主人公的名字是虚构的，但故事是真实的，都是我自己的耳闻目睹，没有任何艺术加工。
林先生于1930年代出生于台湾，整个家族好几代人都生活在台湾。日本统治台湾50年，台湾上层社会的人全都懂日语。林先生的母语是日语，不过他很有语言天才，普通话和台湾话都说的非常好，都是母语水平。林先生的家族是台湾的望族，不仅在台湾有许多企业，在浙江沿海的一个小岛上也有生意。林家人常常往返于台湾和浙江，经营两地的生意。
1949年国共战争，国军失去了大陆，但在海军空军方面，国军仍然占有优势。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大陆军队才逐渐在东南沿海一带占了上风。1954和1955两年，大陆军队陆续出兵占领了所有沿海岛屿，台湾方面则只剩下了台、澎、金、马四处。1955年的一天，尚未结婚的林先生像往常一样，只身一人来到浙江的这个小岛打理生意，抵达时天色已晚，他就先在一家旅馆小住一夜。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就是那个晚上，彻底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入夜以后，正当他安详熟睡之时，守岛国军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全数退往台湾。一觉醒来，小岛已为大陆军队完全占领，面目全非。一片混乱之中，所有的交通和通信都断绝了，林先生顿时失去了与台湾家人的一切联系，成为了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之人。由于在小岛上无法生存，林先生几经磨难，漂泊到了大陆，成为了一名大陆居民。又经历了几年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孤独和挣扎，五十年代末期，一贫如洗的林先生终于在陕西省西安市西郊的一家工厂找到了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从此定居，后与一位当地女子结婚成家，两人辛苦打工，赖以度日。
陕西省距离日本很远，日军从来不曾占领过陕西，因此，在西安市境内能讲出一口流利日语的只不过有五、六个人。他们相互熟悉，并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小圈子，隔三差五地要聚一下，用日语聊天，或问长问短，或谈天说地。我们家就是他们主要的聚会场所，林先生精通日语，自然也成了我们家的常客。
我母亲是东北人，西北大学外语系的日本语教师，不仅日语有母语水平，对日语语法的研究也颇有造诣，是他们小圈子里公认的语法翘楚。在母亲的熏陶下，我从小就似是而非地懂得一些日语语句。这个日语小圈子每次聚会时，我都会在一边旁听，努力学习日语口语和听力，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我都认识，全都是我学习日语的好老师，尤其是林先生。
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一场为时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象林先生这样有“海外关系”的人当然要遭到批斗，而且那莫须有的罪名，竟是可让人九死一生的“台湾间谍”！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不是台湾派来的间谍？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巧合，你刚来，驻岛守军就走了？这肯定是台湾间谍机构故意安排的！”
“蒋匪军前脚走，你后脚到，这是谁安排的！？”
“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台湾派来的特务！？”
“抗拒从严，你都搞过那些破坏活动！？”
“密电码藏在哪里？毒药、手枪藏在哪里！？”
“交代你的后台和同伙！不交代就砸烂你的狗头！”
随后，造反派对林先生的人格侮辱、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无所不用其极：批斗会、“坐飞机”、戴高帽、下跪、剃光头、挨耳光、五花大绑、游街示众、关押“牛棚”，这些尽人皆知的文革暴行，林先生无一幸免。
1971年，发生了温都尔汗坠机事件，林彪命丧他乡，文化大革命遂遭到党内众多高干们的质疑，毛泽东在党内威信骤降，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一派的影响力则趁机崛起，他们把中国的国门稍微打开了一点。当然，头一批受益者自然大都是党政高干子女，不过，老百姓也有所得：终于可以与除台湾之外的国家、地区通信了。不过在那个时代，“里通外国”仍然是重罪，“海外关系”仍然是污点。那时，每一封通往国外的往返信件都要被国家的公安机关和地方的保卫部门开封查阅，与外国通信的人当然难免承担政治风险。林先生就是中国第一批有勇气与外国通信的平头老百姓，1972年，他与他在日本的哥哥恢复了联系，从那时开始，林氏家族的人才知道林先生并没有死，而这时已经音信隔绝、天各一方了17个年头！记得1973年初，我此生见到的第一张彩色相片，就是林先生的哥哥从日本给他寄来的，当时还为此讶异不已。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二十余年来天天搞阶级斗争，国家穷得蜗居在世界最末几位，用林彪的话来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那时，海外的华侨们纷纷给国内的穷亲友们寄些钱物方面的小东小西。1973年，林先生的哥哥给他寄来一个电子计算器，然而，林先生并没有收到计算器，却收到了一封北京海关寄来的通知书：“为确保国家安全，你的计算器被海关没收！”，通知书并且要求林先生必须告诉他哥哥“东西收到了”，同时还需要宣传文化大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林先生所在工厂的革命委员会保卫科也找到他，要求他必须服从海关的命令，声言这是党的要求。那时，林先生刚刚从受批斗的牛棚出来不久，吓得诺诺连声，哪里敢说半个“不”字？数日后，林先生来到我家吐露苦水，四十多岁的大男人，气愤、痛苦得眼泪直流。自己受点屈辱没关系，只是害得哥哥也受到了连累和欺骗。当时我也亲眼见到了北京海关的通知书，心里暗自对海关咒了一句：“无耻！”。
1974年，我的一位朋友的父亲去广州开会，乘坐的是列车软卧包厢，同室的人是一位广州海关的党委书记。虽说两人是初次见面，但在西安到广州火车里的两天时间里，两人相谈甚欢。书记炫耀他手上最新式的电子手表，坦言海关是最有油水的政府部门，经常有海外华侨寄来一些国内见不到的新鲜物品，海关有权依法没收，并通知收件人禁言，之后，这些东西总会有办法变成海关官员们的私人物品。开始时是人手一份，后来东西多了，就开始出手倒卖，反正进价是零，怎么卖都能赚大钱。我朋友的父亲也就顺便在车厢里从书记手中购买了一只电子手表。
1973至1978年初，我在陕西省汽车一大队当汽车修理工人五年，这五年时间可以说是"我的大学"，我每天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在工作间隙学习日本语和数理化，这五年是我向林先生求教最多的五年，也是我的日语水平急速上升的五年。林先生的故事，我也是在那五年里一点点地知道的。后来在1982年，我有幸考中了日本文部省的全额奖学金，得以赴日深造，完成硕士和博士课程，这当中我的日语水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得益于我的恩师那些年对我的孜孜不倦的教诲。
1975年的一天，我借用大队部电话，与林先生商量点私事，间或夹带了几句日语，没想到遭到工厂保卫科的关注，他们专门派人来到我的工组调查我的情况：这个人平时表现如何？为什么电话里说外国话？对方是谁？有什么背景和可疑之处？幸而工组师傅实事求是，大力帮忙，说我学过日语不假，但不过是个书呆子，只懂看书和工作，别的什么也不懂。最后保卫科给了我一个口头警告：“今后不准在中国用日语说话，否则违法，后果自负！”。这是我一生唯一一次受到的最直接、最露骨的威胁。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年，那一年年毛泽东去世，粉碎了“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胡耀邦等人陆续上台，他们否定了毛泽东的治国方针，使中国的面貌大变，国门大开，到1970年代末期，中国的平头老百姓们也终于可以出国了。林先生成为陕西省地区第一批获得了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在他哥哥的帮助下，他与仅有的几位西安友人含泪告别，带着二十多年痛苦和辛酸的回忆，移民日本，从此和我们大家失去了联系，想必他是再也不打算回中国了。
(张又普初稿于2016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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