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李敖辩护
——李敖去世五周年祭（之一）
高瞻
本文写于2018年3月18日李敖辞世不久，特在李敖五周年祭日前重发，以再志追念。五年来，李敖未能“归骨于昆仑之西”，而家国丧乱，至今只余一片浩瀚、荒凉与死寂。在这浩瀚、荒凉与死寂之中，我回首五度经年，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连当初行文，亦难改一字亦！
能写出这样的标题，在十三年前的我是不可想象的。那时的李敖于我，是让万古长夜变得有意义的圣雄，是“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的精神源泉，是尼采让你瞧的那个光芒万丈、无坚不摧的金铜仙人。这样的半人半神，凡夫俗子即使想，也是没有资格、没有机会为他辩护和替他讨还公道的。改变，来自十三年前那个秋天的“神州之旅”。
今天，本以为永恒存在的李敖走了。在他走后的一片悼念和追忆声外，还有即使在那个改变之后我仍然无法想到的为数众多的贬低和声讨。
我阅其荦荦大者，发现迫不及待地对李敖鞭尸戮骨也好、落井下石也好、污言秽语也好，大陆人竟然占了九成。按说从来墙内开花墙外香，李敖在台湾扒粪、刨坟掘墓、掀翻水肥车地骂人几十年，尽管他聪明地让自己不断人财路，但那种不留分寸的从大头骂到小头、从宗室骂到外戚，必定会让无数人视作奇耻大辱、没齿不忘。然而，当李敖今天终于安静缄默、再无反击能力的时候，整个台湾却没有对他离去的幸灾乐祸和出言不逊；不论朝野，听到的都是暖语温情。所有的刻毒、怨艾和暴戾全部来自他早已丧失原则地偏之袒之的大陆同胞。大陆人为台湾这样乱出头，真令人啼笑皆非。如此荒诞诡缪，不值得费力解读，一个简单却不失切中要害的结论是：一切源于台湾文明、祥和、温煦、人性、讲信修睦、法治加礼仪的社会环境和大陆丛林三观的区别。
我进一步抽丝发微地发现，大陆人对李敖的怨毒、语言暴力和人身攻击，大多数居然都是起因于他对大陆不加掩饰的一味赞美和对台湾没完没了、无止无休的矮化与责难。
作为一个内心至今依然对李敖充满私心偏爱，却又坚持真相、恪守公理的人，我是该喜还是该悲呢？我将怎样为李敖辩护、怎样又能算还他公道呢？
对我来说，即便抛开感情，仅从理性角度找出理据来也并不难。
至少有三点公道，是必须还给李敖的。
第一、那些津津乐道地用王朔与李敖对话的段子来挖苦李敖的人们，应该换个角度想一想：李敖究竟有什么理由不敢批评大陆呢？他即使批评的狗血淋漓，大陆又能奈他何？是不是一个强者和勇士，不看他是否去触动了一个对自己无能为力的政权，而看他是否敢于触犯一个有能力对自己生杀予夺的政府。从这个角度看，李敖批不批评大陆，都不会掩盖他顶天立地英雄的夺目光芒。
再想一想，李敖不批评大陆，怎么就不可能是出自他的真诚信念呢？不错，信念有是非、有善恶、有对错，但在信念之上，还有更高的人格和道德。如果信念不是出于私利，不是出于投机，不是口是心非，不是羊头狗肉，不是沽名钓誉，不是欺世自肥，不是如当今国民党一众权贵那样用媚共来大发横财，那么即使坚持错的信念也值得尊重、也无损一个人的人格和道德，即便他是敌人也仍然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敌人。在四人帮当道、文革肆虐时对江青和张春桥恨的牙根痒痒的我一字不识的老奶奶，自从两案审判之后，就对两人佩服的再无一句不敬之语。
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可贵的是对他念兹在兹、生他养他的土地上的丑恶进行无畏、勇敢、无情、豪不妥协的批判，而不是对与他并不休戚相关的远方壤域的指手画脚、义愤填膺——如果颠倒过来，就是哗众取宠、投机取巧和对自己使命的放弃；如果颠倒过来，大陆无数鞭挞起美国来气壮山河的“专家”们，人人都有入围诺贝尔和平奖的资格。
我不同意李敖晚年已成为一个变质的斗士的说法：李敖不批评大 陆，李敖思想的左倾，从青年起就一以贯之，并非夕阳红。当年他自由主义的铠甲内，未必不抱着共产革命的祸心。幸运的是台湾当时的情势和有胡适、雷震、殷海光这批人，加上金三胖爷爷的助力，让他的反抗精神只能沿着做学问和自由主义的方向寻找出口。如果命运真的像他向往的那样让他早生三十年，他未必不会变成另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张国焘、康生。另一方面，尽量用好话奉迎大陆，竭力避免批评和话题的敏感，是台湾所有公众人物的共性和共识，自马英九起概莫能外，为什么我们唯独要苛责李敖呢？
即使退一步说，李敖在举岛滔滔都不喜欢大陆的情势下，偏偏反岛道而行之，非要和大众对着干，非要独往独来，非要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不过也只是他执拗好胜的个性和“为反对而反对”的知识分子本分使然，又有什么大过呢？
我突然在想，怨怪李敖的那些人，究竟有多少不是怀着“自己缩头，但恼怒别人不替自己伸头”的心理呢？
第二，每个贬损李敖的人都会反复提到，李敖无视国民党的变化和台湾的进步，始终耿耿于怀个人曾经的际遇和恩怨，没完没了地清算和秋后算账，太不与时俱进、太鼠肚鸡肠和格局狭隘了。
不管我们今天如何认定蒋介石的价值、英明和丰功伟绩，但在对待李敖一事上，他就是错了，这连他的后代也心悦诚服。既然错了，为什么受害者就必须原谅才对呢？有人愿意用真相换和解，有人牢记不忘全都不放过；有人发自内心团结一致向前看，有人挨个报复一个也不能少；有人相信被党迫害就如同被父母错怪，有人从此决绝苦恋去国离乡再无归路；这是选择的不同，没有高下之分。李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凭什么就得宽容大度、既往不咎？其实，我们所有人，哪个会真的原谅和忘记一个人、一个组织对自己曾经的身心涂炭呢？真正经历过刻骨折磨、伤害和痛苦的人是永远不会忘记和原谅的。那些顾全大局、不计前嫌的人，或者是心怀叵测、“巧言令色、鲜以仁矣”，或者是钢铁制造的特殊材料——但却没有人味。
哥穆尔卡还是谁说过：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布拉格之春和苏军入侵捷克的年代中成长起来的，那种记忆和烙印永生不会褪去。东欧人民对青春的记忆不会忘记、不会抹杀，李敖对青春的烙印就理所当然应该忘记和抹杀，这不是和当年中宣部指责“伤痕文学”一样强人所难吗？
金泳三当选总统后，韩国法院先后判决全斗焕、卢泰愚两任前总统无期徒刑。不久，在金大中建议下金泳三特赦了二人。这种故意演给世人看的“捉放曹”，看似劳民伤财、多此一举，实则意义非凡。没有特赦，就没有民族的和解和国家的进步，就仍旧是以暴易暴的恶性老路；不判死刑，就没有正义的昭彰和公理的宣示，就不能惩戒罪恶、牢记历史、醒示来人、警告后世蠢蠢欲动者。国民党没有历经这样一个过程已经是幸运了，李敖后来的纠缠不休，由此就有了法律最高审判和终审判决的价值与意义。
其实，指斥李敖为人刻薄的本身就是连树不见林。对具体的人，包括哪些直接参与封杀、迫害和暴行的当事人，李敖早就一一原谅、加以和解了，从彭孟缉、许历农到宋楚瑜，更别说那些等而下之的打手、鹰爪、捕快、衙役和狱吏了。虽然不见李敖谈起过“平庸的恶”，但他对恶小人物的温和和与人为善是非常显著的。李敖到死也不放过的，是作为一个政党的国民党，是国民党中一众不肯彻底洗心革面的大员们。对一个政党、一个政客永远都不能相信、永远都不能给好脸，永远都要监督、鞭笞和呵斥，正是西方政治文化的基本信条。再其实，即便对国民党的态度，李敖也早在内心里完成了转变：对他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再是祸国殃民的了。再再其实，仍然不依不饶、不屈不挠地认定国民党依旧在祸国殃民的另有其人，就是那批高举太阳花、冲击立法院的新一代反叛青年们。
最后，我不认同说在国民党质变、台湾完成民主进程之后，李敖就失去了目标和方向。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世界上根本就不会有勃兰特罗素和让保罗萨特了。林语堂写他初到法国，看见那些青春美丽的女大学生们的行为十分不，心想以中国人的目光，她们的国家那么富足，她们的社会那么公平，她们的生命那么自由，她们的前程那么光明，为什么她们还要动不动就去上街、去抗议、去游行、去示威呢？后来他终于明白了：因为她们不满足，她们想要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女大学生都如此，更别说一个知识分子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最大价值，就在于不论身在何时都能有一双火眼金睛去洞察身边周围的假恶丑，就在于他心中燃烧着对周遭万象永不停歇、持续批判的激情。李敖对国民党的穷追不舍，类似于鲁迅的痛打落水狗；而孤独和极端，是一切伟大先知的共性。
况且，李敖骂国民党不争气，现在月刊越对，共产党其实并不爱听，所以，那些不满李敖骂共产党的，又有多少实际上是和共产党站在了一个立场上。
当然，我不否认李敖的言行也确有授人以柄之处，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他几次引赞邓小平嘲讽“伤痕文学”作者们的话：“哭哭啼啼，没出息”；但他却同样、或者更有甚之地对自己过去的伤痛念念不忘、喋喋不休。但是，就连应该有“无产阶级政治家伟大胸襟”的邓小平本人，不也是一边挖苦别人、要求别人“团结一致”，一边纵容自己“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对所有文革中失身从贼的“三种人”揪住不妨、一遍又一遍的秋后算账，一点也不“向前看”吗？对邓小平没人批评，都在网开一面，却独独不放过不是政治家也不需要优容体怀、天下归心的李敖，这不是典型的专拣软柿子捏的窝里横行为吗？
第三，也是最后，那些无法原谅李敖没有批评大陆的人们，永远不要忘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李敖从没有在共产党大陆生活的经历，他没有切肤之痛。这不是他的错。
李敖一次次回忆起童年在北京街头看到日本人骑着高头大马招摇而过的画面，那副情景让他刻骨铭心，也伴随了他的一生。在他的意识里，一个政府，只要能保证国家不再受外国人欺负，其他一切都可以接受。我们的童年没有李敖这种经历，就如同他的童年里没有听到过疾驰军车的扩音器在北京街头发出的驱赶猪狗一般的刺耳呵斥声。李敖的成年也没有我们那种见识，就如同我们有幸没有看到过李敖或许曾看到过的三十年代上海租界花园外“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标志、却不幸目睹了八十年代北戴河“外宾专用海滩”的政府管理人员一边殴打误入其中的游人、一边高喊“这里不许中国人进”的景象。
李敖和我们是在两个框架内思考，是在两个时代里挣扎，我们无法用同一个标准彼此要求。对我们来说，同胞前耀武扬威的可耻与罪恶，要远大于异族间的飞扬跋扈。因此，我们的渴望与心酸，李敖难以体会和理解。我们绝不会错，但错也不是李敖的。在我们反感李敖指教我们的同时，也不该反过来过高要求对方。如果一味把过错推给李敖，就等于替真正的罪人洗白。
十三年前那个浓重深秋的好几天里，每到晚上，我独坐灯下，目光扫过网上铺天盖地的“神州之旅”，心思澎拜、心潮汹涌、心意难平。怎么成了这样？怎么他成了这样？我无法接受我看到的许多事，我无法接受李敖坐在一长列甲A奥迪里在北京大街上风驰电掣呼啸而过却坦然而受，我无法接受挂着警备牌子的开道车在北大校园里横冲直撞鸡飞狗跳而他在其后甘之如饴，我无法接受北大办公楼前潮水一般涌向李敖的大学生被保安和便衣殴打辱骂但他在咫尺之外视而不见，我无法接受天安门上驱赶媒体的团团西装墨镜，我无法接受紫禁城为他关闭清场，我无法接受曹景行在电视上狂呼：“李敖在北京的经历告诉人们，在这个新媒体时代每一个人通过个人奋斗加上营销的方法，就都可以锦衣还乡、光宗耀祖！”李敖是战士、是烈士、是殉道者、是真正实践了“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时髦不能动”的大丈夫，是古今第一完人。即便他成了伏尔泰，凯旋回国时也只有人民配得上为他欢呼和加冕。这样一个人，却被市侩刘长乐生生毁坏成了一个“副国级”，这何等可耻！那样的人在历史长河中如过江之鲤、与泥沙俱下，而李敖，本应是彪炳万古、独迈千秋的。
正像钱钟书说的，我们这一代普遍幼教不良，早年没福气读安徒生和格林童话，是看着《水浒》、《隋唐》、《七侠五义》这种有害读物长大的，所以都如列宁妻子说的“即便到了共产主义，儿童心里也全有强盗情结”。因此1985年春天，当年北大一个乖乖虎加体制内好青年的我，在一篇《柏杨与李敖》的讲座稿里偶然看到两行字：“在台湾有一个比柏杨更勇敢的人，他叫李敖，自称‘思想丛林里的罗宾汉，文化沙场上的绿林豪杰’”。由此，我第一次知道了这个名字，而且真的就只有这两句话，其他任何我都一无所知。可就是这两句话，当时对我犹如长夜或晴空里一个雷霆霹雳，用古汉语形容是醍醐灌顶、“说破英雄惊煞人”，用今天网络语就是“瞬间跪了”。思想加土匪，文化加强盗，这、这、这，这他妈不是绝配吗？世界上该有的不全有了吗？一句话提醒梦中人，这不就是我二十年来要找的吗？不就是我毕生想要的吗？我还找什么呀，就是他了，从今以后我就一生一世跟定他了。房龙写一个人正坐在家里写作，听见外面锣鼓声响，跑出去一看是拿破仑的队伍经过；他看了一会，没再回家就跟着队伍走了。我无法不相信无影无形的精神和性灵中存在着感应、契合和碰撞。当然我们也会在心理上倾向直至屈服和依附一个人，比如一个圣人、一个智者、一个宗教家、一个性灵导师，甚至一个位高多金者；但那要一个相当长的感化、打动、诱导或征服的过程；而霎那间可以毫不犹疑地抛家舍业跟着对方上梁山的，只能是精神和性灵上的共鸣，就像几万光年距离的两个量子对撞一样。
从这次惊鸿一瞥直到真正看到李敖的文字，又过了一年半。那是两本来路可疑、薄的可怜的小书，一本叫《万岁万岁万万岁》、一本叫《你的我的他妈的》，里面各自收录了不多的文章。我现在还能一字不错地记得其中一本封底上印着的李敖语录：“爱情不是永恒的，可是盲目的人却拼命教它永恒；爱情不是专一的，可是盲目的人却拼命教它专一；于是烦恼、烦恼、乌烟瘴气的烦恼！”三十年后我依旧无法忘记我看到书名那两个七字句时浑身触电的感觉，那是我读梁启超——他的文字啰里啰唆——、龚自珍——他的文字呕哑嘲哳——所从未感觉到的。在一瞬间我就理解、体会和感受出这十四个字里面的丰富、锋利、气象万千和味道无穷，我就确信五百年来白话文的前三名非李敖莫属。从小学开始文章就被老师引作范文的我，一直不知道我的文锋来自何处、我的文风去向哪里；也就在这一瞬间，我看到了我的文曲星的前世与今生。
我对李敖的一顾倾城、再顾倾国始于他的勇敢、强悍、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不管他矛头所向的目标是传统、是权威、是权贵，还是暴政、独裁。后来我越来越惊喜、越来越快乐地看到，他不但是个孤胆英雄，而且文章还写得好，不但文章写得好，而且口才还好，不但口才好，而且学问还好，不但学问好，而且还足智多谋、老奸巨猾，还特立独行、独往独来，还狂妄自大、傲骨铮铮，还嬉笑怒骂、天真有趣，还儿女情长、泡妞纯熟，还受过难、殉过道。他不是古今第一完人、圣人谁还是呢？李敖身上满足了、具备了所有戏剧中需要的引人入胜的英雄元素，这样的人，人生想不如戏都不行。鲁迅也是个对抗强权的勇士，但他是单色调的、无趣的，他的人就像他的文一样，在李敖身边会顿时黯然失色、呆如木鸡。我曾正儿八经地想过，如果我有男孩，在美国总统、比尔盖兹和李敖之间选择，我想他成为谁？我考都不用考虑，当然是李敖。
许多人惋惜和贬低李敖没有在学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没有成为陈寅恪、钱穆——他们故意不提胡适。但是，他们不知道，李敖的个性，李敖的志职，李敖的抱负，李敖的入世与救世，根本就不能、也不是成为陈寅恪、钱穆。他虽然以学问立身和自豪，但学问更多是他战斗的武器，好比他读书的方法是大卸八块，以便分门别类将来用于做文的资料一样。有可比性的，是傅斯年和胡适。李敖的影响和历史价值要大于傅斯年，但无法比肩胡适，这是他生不逢时。胡适的环境和土壤比李敖好太多。胡适出道的年代，中国一片荒漠，现代思想、学术、方法一无所有，胡适有数不清的领域可以开创和启蒙，可以做拓荒者和播种者，一首现在来看小学生水平的新诗都能创造一个时代。除此之外，胡适还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有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大学，有宽容大度的精神、言论、学术氛围，有一个自知之明、有所不为的政府，有一个和他惺惺相惜的蒋介石。而李敖一开始就被视为一个叛徒，他有的只是压制、封锁、围剿、囚禁；他的成功，完全是凭一己之力孤身奋斗、野蛮生长的结果，完全是凭自己的头脑、智慧、技巧、狡诈、谋略突破重围、走到了今天这一步。要是胡适在他的处境，不会有他的成绩；如果换了别人在他的条件，早就是死路一条，还罔谈其他？除了生不逢时，他还生不逢地。从有形到无形，台湾只给了他这么大空间。台湾小化了他，他拒绝离开台湾，更使这种小化翻了几倍，使他作茧自缚，缺少世界课题、世界素材、世界格局、世界胸怀、世界抱负和世界使命。台湾的拥挤、世俗、烟火气，又使他一边极为珍惜时间，另一边却在无聊、琐碎和没有意义的事情上浪费了太多的生命。如果李敖生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有世界视野、导师和资料，有远离尘嚣的超然与宁静，以他的努力和天赋，他一定会成为杜威、詹姆逊、罗素、哈耶克、萨特、吉登斯、德里达、福柯、哈贝马斯式的世界级思想家和学者。可是换个角度，如果李敖命定是中国人，那他败也台湾，成也台湾，如果他不幸生在此岸，早就灰飞烟灭了。也正是由于李敖不是一个完全与单纯的学者和思想家，他才是多方面的、多棱角的，多维度的、多截面的，散发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光谱和色彩，他也才没有被湮灭在上面一大堆枯燥恍惚的名单中。他的不甘寂寞、他的世俗乐趣、他的玩世外在、他的广泛兴趣、他的救世情怀、他的古道热肠——有这一切，他才如此有魅力，他才如此吸引人，他才如此绚烂多姿，他才如此让人目不暇接。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能像他这样丰富、完整。即使在今天，我依旧认为，在整个中国和大半个世界的近、现代历史上，你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人。即使后来我已经不再崇拜他，李敖也是终结我头脑中崇拜这种情绪的那个人。
我想，李敖那种让人过瘾、让人痛快淋漓的死缠烂打，那种强迫症，那种没完没了，那种痛打落水狗，那种以一人之力挑战一国，那种打的一国没有还手之力、恨不得置之死地却又无可奈何的气派，还有人能比肩吗？
我曾经无数次想过，如果我去台湾，有机会见到李敖，我会向他提一个什么样的我最好奇、别人从没有想到过、他也完全料不到的问题呢？我瞬间确定不疑的问题就是：李敖全部的人生历程，最主动、最彻底、最辉煌、最经典、最教科书式的践行、诠释和彰显了尼采的超人哲学，他应该是受到了尼采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但是，为什么在他所有作品中，却偏偏没有提到过尼采呢？
1993年，是我作为敖迷的第二个高峰。那些寂寥闲愁、淡淡轻寒的午后，我侧卧斗室，一篇篇读着李敖的文章，思绪浩茫，神驰万里，随着李敖一起穿过几十年宝岛的历史隧道。那时我暗下决心：我一定要写一部有关李敖的书，一本将来会让李敖说：“你比李敖还了解李敖”的书。但是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以我对李敖的钟爱，这部书永远不会让自己满意。既然无法做的完美，最后只能放弃。二十五年后的这篇文章，聊做我未达宏愿的一个替代，些补我一生的一个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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