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文化决定论漫谈系列（十六---二十）＼余东海

所有人道问题都是人性问题，所有人道灾难都是人性灾难，最能制造大规模人性灾难的东西是邪说和恶制。反过来，能够全方位消除人性灾难、提升社会道德、创造人民幸福的东西，是优秀的文化和制度。

其中文化又更根本，政治、经济制度的建设有赖于文化的指导。文化决定制度，文化和制度决定道德，包括政治、社会道德。道德度与文明度、和谐度、幸福度成正比。这就是文化决定论。

文化的内核是三观，三观的区别是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差异。三观大异，文化立场、价值标准、思想观念、精神灵魂、意愿兴趣都会截然不同，道德品质亦因之而别。故文化对人的道德品质具有决定性影响。

例如，仁本主义者多为仁者，这个群体正人君子最多。神本主义者都是神教徒，纵然正派也有限，若是邪教，不可收拾。物本主义者，最易物化为物质主义小人和极权主义恶人，这个群体上升极有限而堕落无止境。

努尔哈赤入关之前，曾经聚众誓师，宣布脱离明朝，并以“七大恨”祭告天地。东海多二恨，共有九大恨：一恨儒家受尽摧残，圣贤受尽诬毁；二恨政治无道缺德，恶制恶法肆虐；三恨马学在宪在校，导致全民物化；四恨特权率兽食人，正义持久缺席；五恨土地财富官有，贫富悬殊极端；六恨食药皆不安全，假冒伪劣猖獗；七恨专门对我汉族，计生断子绝孙；八恨言论环境艰险，人权自由匮缺；九恨自然生态恶化，山水空气污染……

归根结底，这一切都是反孔反儒的恶果，反儒家反中华反人性反常道反人道，这五反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都统一于马学马制之中。注意，习近平虽对国学略有尊重，但无改于马帮拜物和五反的本质。五反之下，必然一切恶化无止境。要救民救国，就必须将颠倒的一切重新颠倒过来；要恢复正常，回归人道，就必须从文化入手，驱除马列，重兴孔孟。如此，方能消我铭心刻骨的九大恨!

文化的外貌是文明，文化的内存是道德，道德的核心是三观。不同的文化体系有不同的品质，文化品质的高低优劣和正邪取决于三观，即世界观、人性观和价值观。人生观、政治观和历史观皆可以从三观中引申出来。

例如，儒家五观是：乾元主义世界观、至善主义人性观、五常主义价值观、民本主义政治观和唯仁史观。其中世界观又是核心之核心，决定着其它四观的正确性。世界观有误，一切皆错，不可收拾。文化决定论也可以归结为世界观决定论。儒家文化之所以三性至高，儒家文明之所以无双无对，就是因为世界观大中至正。

东海以仁本主义五观为中心，依仁本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风观史观天下，观古观今观世间，每有所得，陆续记录下来，遂成为《文化决定论漫谈》系列短文。本系列于思想、道德、政治、制度、家庭、社会、经济、科技、艺术、军事等等，于现实、历史、未来种种，无所不谈，皆立足于儒学，归结于文化。

可以尤人，不可怨天。人事和人世种种不公不平，无碍于天道公平。很多不合理的现象背后，有其因果的合理性和天理的公正性。个人如此，民族、国家、社会等等集体无不如此。

百年浩劫，恶果累累，有其相应的恶因恶业。罪恶和苦难成正比，苦难深重是因为罪孽深重，苦难是为了消除相应的罪孽必须承受的代价。

有公众号文章题曰《关于黑暗三百年（1644-1949）》，把清廷入关到马学入宪的三百年说成黑暗三百年，严重过甚其辞。清朝的文明度是所有儒家王朝中最低的，但毕竟以儒立国，有其光辉。五四反孔反儒，终于彻底反掉了中华。黑暗降临，越来越深，史无前例，直到于今。

成都实验学校被爆给孩子喂猪食，掀起轩然大波，惊起一滩鸥鹭。其实丝毫不值得惊奇。让学生从小学习马学毛思，学习各种反孔反儒反常反华的大师们的作品，无异于思想和精神上喂猪食喂毒品，后患和恶果深重千万倍。这是更值得惊奇的事，人们却早已习以为常。

喂猪食危害的是孩子的肉体身，思想喂猪精神下毒，危害的是孩子的良知心，是让孩子们从小就负成长，非人化。这样的政府和学校，给学生喂点猪食，又算得了什么呢。

鲁迅曾经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殊不知，真正需要拯救的，恰恰是它自己，是五四蒙启派，是那些反孔反儒或崇毛崇马的大人。深入反思，奋勇改革，改邪归正，革恶从善，是吾民吾族自我拯救最佳而唯一的法门。否则百年苦难就白吃白受了。

马邦的邪恶是全方位、多层次、综合性、普遍性的，思想道德制度社会无不邪恶。改邪革恶，必须围绕着制度和文化多管齐下。

邪说与恶人恶势力相得益彰。有了邪说的帮助，恶人可以找到作恶的借口和理由，作起恶来冠冕堂皇，理直气壮，还可以冒充英雄伟人道德模范；有了邪说的帮助，恶人特别容易勾结成团，形成同恶相济的恶势力；有了邪说的指导，恶势力可以建设恶制恶法，为种种欺男霸女劫财害命等恶行提供制度和法律的保障。

马制背后的马学就是一种自成体系、自圆其说而极具煽动性欺骗性的邪说。吾民要自救，吾族要重建，就必须先将恶制背后的邪说批倒批臭，争取早日去马归儒。文化去马是最根本的改邪革恶，政治归儒是最高端的归正从善。2019-3-13

人心一坏，防不胜防，种种史无前例的恶行层出不穷。豺狼当道，率兽食人，大好神州，犹如鬼蜮。如果制度不坏，人心最坏也有望变好，奈何制度早就坏了。官心民心之坏，制度正是要因。

制度要改良，有赖于领导阶级即官员群体。而官心败坏如此，领导成领盗，官群成贼群，对于恶制就不可能产生改良或重建的内驱力，反而会为了既得利益而坚持之维护之。

这种情况下只有两个办法：一是革命，推翻现有官群，换一批人上去重建制度，这是不换心而换人；一是改良，改良现有官群，进而改良制度，这是只换心不换人；舍此二法，别无它法。

要改良制度，先要进行干部队伍换血，包括文化道德换血、精神信仰换血和思想理想换血，这要从意识形态入手。2015年东海曾经提出，意识形态换血可取渐进式，分为三个步骤：姑且儒马并尊：尊马是假象，不动它而已；尊儒是尝试，从形式开始；然后贬马尊儒，公开批判马主义；最后顺理成章地去马归儒。

其实，意识形态换血也是革命性的，是文化革命。多年前东海曾经提出，需要一场新型的儒家特色的文化大革命，革命对象主要是马学。革命的战场在会场和媒体，革命的武器是仁本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革命目的是大破大立：破除马哲毛思，确立儒家的道统和宪法地位，为重建中华提供文化保障思想指导。

与毛氏文革性质迥然不同，儒家文化文革的立场、宗旨、目的、方法和手段都与相反。手段文明，言论自由，针对思想不对人，各种异于儒家、反对儒家的思想，都有自由发言的权利。其实就是一场非暴力、无禁区的思想批判和观点争鸣。

天道好还，历史百年逆流、百年反动从打倒马家店开始，从打倒马家店结束。新文革的口号是：打倒马家店，重铸民族魂，共建新中华。这是一场文明对野蛮、光明对黑暗的文化革命。

比起政治性、暴力性的革命来，文化革命的难度只高不低，过程只长不短。要真正尊儒，有几件事不能不做好：一是培养大批儒生和富有儒学修养的学者；二是将顽固不化的反儒派从政界教育界驱除出去；三是广泛普及儒家文化，夯实社会基础。三件事都需要相当的时间。

政治上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都必须首先进行文化革命，革去马学的宪命。只要马学在宪，官群就无法得到根本性的改良，换一批人还是马帮，还是领盗和贼群。2019-3-13

维权，就民众而言，指人权受到侵犯而奋起自我维护的行为；就政府而言，指主动维护人民正当权利的行为。政府维权，人民就会维稳，主动维持社会的稳定；政府维稳，人民就要维权，争取维护自己的权利。

政府最重维权，把人民权益放在第一位，不用维稳自然稳定；政府最重维稳，把权力稳定放在第一位，就没有真正的稳定。

正常的稳定是动态的，发现问题就解决问题，纵然发生局部、表层的乱象，无碍于整体的稳定。高压之下的稳定则有反常性和不可持续性。发现问题就解决发现问题的人，问题越积越多，矛盾和仇恨越积越深，仿佛对高压锅不断加压，对煤气罐不断加热，终有不可承受而暴怒爆炸的时候。

维稳的思路是反常的，需要转换到维护人权的思路上来，把维护人权放在第一位。但这个转换大不易，有赖于文化和制度的革命性转换。维护人权，需要有相应的文化和制度保障，其主体文化和主导思想必须以民为本或以人为本，并将人本或民本思想落实到具体制度设置和法律条款中去。

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 年12 月23日)谈到食品安全问题时指出：“能不能在食品安全上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交代，是对我们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我们党在中国执政，要是连个食品安全都做不好，还长期做不好的话，有人就会提出够不够格的问题。所以，食品安全问题必须引起高度关注，下最大气力抓好。”

说得很好，但至今食品安全问题更加严重。习讲话没有用，落不到实处。所有马帮领袖讲话，利国利民的话都没有用，最多只有表面性、短暂性的作用，根本原因就在于马家文化和制度。

马学的物本位的哲学、党本位的政治学和社会本位的经济学，注定了马官的拜物主义本色和马制的极权主义性质。在权力所有的党主制和财产公有的公有制之下，人权、民权和民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保障。

这样的文化和制度之下，政府和各级官员怎么可能把人权和民生放在第一位呢？这是不以领导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除非领导人的意志转移到文化革命和制度革命上去。2019-3-14

一些民众认为，上面是好的，都是下面不好；不少知识分子认为，问题不在马克思主义而在制度，都是制度不好。两种认知，虽然不同，同归于蠢。

制度决定论者不知道，制度的背后是文化，制度有善恶，文化有正邪，恶制的背后必有邪说。所谓邪说，就是邪恶的文化，充满邪知邪见，思想观念理论错误百出。

邪说的错误根源在三观，三观的错误具有根本性，悖道缺德，不可救药。其导出来的制度必然缺德。

在政治上，儒家既道德制度化，把儒学落实到制度中去；也追求制度道德化，为制度奠定道德基础。道德制度化和制度道德化，殊途同归。殊途，是因为立足点或侧重点不一样。制度道德化，立足于制度，侧重于制度改良，增添和强化着道德；道德制度化，立足于道德，侧重于道德扩展，体现和落实为制度。同归，两者“化”到一定程度，都会指向礼乐制度，成就王道政治。

由于人性和历史的局限性，文化与政治、理论和实践要取得完全一致，大不易。最好的理论，实践起来多多少少总会有问题，与理论有差距。但这并不意味着理论不重要。正确的理论，可以为实践提供正确的指导，及时妥善地解决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相反，如果理论错误，就不可能获得正确的实践；方向错误，就不能不走上错误的道路。

有文章题为：《扬继绳：为什么伟大的理想造就了“伟大”的悲剧》。文章标题就是错误的，伟大的理想造就的必是喜剧欢乐剧，造就的悲剧的只能是空想、邪想、非理之想。共产主义理想就是典型的空想、邪想、非理之想。（关于共产主义的错误，关于共产主义大同理想的区别，详见东海《大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诸文。）

古代和西方，也有与“伟大的理想造就悲剧”不谋而合的观点。庄子说：“圣贤不死，盗贼不止。”西哲云：“通往地狱的道路都是由善良美好的愿望铺就。”都是颠倒的话，蠢话。打倒圣贤，是对盗贼最及时有效的帮助；通往地狱的道路，都是由邪恶的欲望和思想铺就。2019-3-14

一，自成体系、自圆其说的邪说，这是指导恶制建设的理论工具，即施工图纸；二，深入体会并努力实践邪说的领袖，这是恶制的总设计师总工程师；三，信奉邪说的集团，这是建设恶制的政治势力，即施工单位和队伍；四，相当数量思想愚昧、道德败坏的民众，这是恶制的社会底盘。

四大条件，缺一不可。但缺其一，恶制就建不成。所以，论罪责，邪说的发明家、宣传家和实践家，包括领袖和领导集团，都极重大。而多数民众也并非无辜的羔羊。如果没有多数民众的各种形式的支持，恶制只能是空中楼阁。

当然，民众多是上当受骗。但无论什么原因，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是动机不良还是上当受骗，只要信奉邪说、拥护恶人恶势力和支持恶制建设，就有相应的罪业，就不得不承受相应的恶果。

恶制一旦建成，就会进一步恶化官德民智，并获得一定的生命力和惯性。要改变它，大不易，又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条件。恶制的建设、维持、改革---包括改良和革命，都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对于文化、制度之恶神，送之固然极难，请之也不容易。例如，马制成功有赖于马帮当道，马帮当道有赖于马学泛滥并上升到宪位。马学泛滥又有赖于反孔反儒的深入。如果儒学在上，马学根本没有泛滥的机会。

恶制建设的过程需要反常---反对正常，反掉常理和常道，需要摧正归邪，扬恶惩善，逆淘汰；维持的过程是维持反常，需要继续摧正归邪，扬恶惩善，继续逆淘汰；改革的过程是恢复正常，需要改邪归正，惩恶扬善，顺淘汰。这些过程中，正邪善恶必然产生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

注意，恶制没有赢家。即使在恶势力上升和当道的时期，恶人也要付出各种惨烈代价。在逆淘汰的过程中，无数的恶物也会被毁灭，或毁于正义力量，或灭于各种意外事故和内斗。恶势力必然无情无义，内斗起来特别凶残。这些都是追求、坚持和维护恶制的恶报。2019-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