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杂事》24. 清洁工陈姐

王先强

我住的公屋，楼高35层，每层有24伙；每一天，各家都会扔出一包日常垃圾，汇集起来数量庞大，这需用清洁工，天天在一定的时间里，到各层楼去把垃圾收拾起来，运送到楼下去。这一份工作，由两约五十多岁的夫妇承当，日日上下楼不辍，看来颇为艰辛。

我出入大厦，经常遇到那两夫妇在劳作，一次生，两次熟，想来他俩也熟悉了我。碰面时，我会笑笑，主动的同他们打声招呼；有些人会轻视他们，我可不会，因为我自认我也是底层的小人物，我有甚么资格能轻视谁？那个男的，倒对我冷淡之极，视我的招呼如无物，从未理会我，不知他心里是怎想法，是高傲，还是自卑？那位女士，反而随和，我笑她也笑，我说你好，她也回你好，相互间融洽。我们就维持着这种局面，相处在同一座大厦里。

我有一辆单车，闲时骑出外兜风。有一次，单车坏了，我便在走廊里做修理工作；这时，刚好那男士过来收垃圾，做他的清洁工作。我见了他，点点头，笑一笑，忙起身让位给他走过去。他走到墙角一面收集垃圾包，一面忽而大骂起来，说甚么怎搞的，不把垃圾包的口绑好，又乱抛垃圾，真的混账，一个个混账，同时说粤语粗口，「丢你老姆」，这相当于国骂「他妈的」，可谓粗暴至极；他是收垃圾收到出火了。其时只有他与我在，别无他人，他虽不直指我，但指桑骂槐，显然是冲我而来，是在骂我的。我知道，有些住户确有乱来的情况，但这也得循正道，由管理处出面去劝喻改进，总不能靠骂去解决问题；至于骂我，这就寃枉了，因为我从来都循规蹈矩，并不犯他骂的那些毛病的。我想申辩几句，请他息怒，可再想想，却又忍了。他就一直在那里骂，大约感觉到骂得痛快了，才怏怏的拎着垃圾包走了。我算无端的承受了一场恶骂。

我每天都买一份报纸来看，阅览新闻时事。香港的报纸内容包罗万象，啥都刊登，所以厚厚一大叠，足有两斤重，十天半月下来，就是一大堆，二、三十斤的了，所以我时常得将这些旧报纸扔出走廊，由人检拾去。这些旧报纸是可以卖钱的，一斤约值六、七角钱，所以很快就被人检走了。香港有一些老人，料是无所依靠，生活无着，又或是家有幼孤，负担沉重，同时又无能力觅得工做，因而只好拾荒，拾些纸皮之类的东西出卖，挣些钱帮补家计；在酷夏、严冬的香港的街道上，都可以看得见这些老人，步履蹒跚的推着手推车，缓缓而行，车上装的就是一大叠纸皮和一些零星杂物，那就是要卖钱的；这种情景，就令人够心酸的。有时想起，我这些旧报纸，还能帮到人，也真有所慨叹了。有一天，负责清洁的那位女士找到我，很客气的对我说，要我积得够多报纸的时候，电话通知她来拿取，随着留下了她的电话号码和姓氏，原来她叫陈姐；想不到，我扔报纸的事，竟引起她的注意，上门来与我约法三章了。能帮到人就好，我当然乐意陈姐来搬取旧报纸，何况这样一来，还省了我扔的功夫呢！

从此，每隔一段时间，我就通知陈姐来拿走旧报纸。一来一去，我跟陈姐就很熟稔了。有一次，她告诉我，她与丈夫──也就是骂我的那位男士──承包这一幢大厦的清洁，每月只有二万零一点的价钱，实在不够家庭开支，所以乘工作之便，也检拾些各家各户扔出来的破烂，例如纸皮、汽水罐、废铁之类，拿去废品收购站卖了，收回些钱来帮补家用；她还笑着，说她是一身兼两职，一职是清洁工，另一职是拾荒婆。她提到拾荒婆，便把我脑海中的、蹒跚地推着装满纸皮手推车而行的老人印象，勾引了出来，让我无语以对。此后，我家凡有要扔掉的东西，只要还能卖点钱的，我都通知陈姐来要去。我与陈姐建立了一种友好的感情。

有一回，我又碰到了陈姐的丈夫。他看到我，眼光有点闪缩，似乎想跟我说些甚么，但只是嘴唇蠕动，却说不出话，终是不好意思的转身，避开我，走了。我猜想，陈姐回家，是把我的好对他说了，这使得他有所感悟，感到那次大骂我，实在不该了，因而心怀歉疚，但又不知怎对我表达吧？其实，我对他从来都是笑脸相待的，并不因为有了那次骂而有所改变。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联络不上陈姐；再过一段时间，我发觉大厦清洁工换了人，是陈姐夫妇不干了。我不知道发生了甚么事？

过了好些日子，有一天早晨，在大厦旁的一个小公园里，我偶遇到了陈姐；她正一拐一拐的走在一条小道上。我跟她打了招呼，笑问怎不干清洁工了，是否中六合彩发达了？她抽起一边裤管，指着小腿，说她跌倒这小腿骨折断了，做不来了。我看那小腿，留下一条长疤痕，还带着红肿，不免一怔，原来她出事了，于是忙要她保重。接着我说，没收入了，生活还过得好吗？她苦笑着说，就是难了。我说，子女总会接济点吧？她又是苦笑，子要养子啰！我明白，那意思就是子女可指望不了。我想了想说，那你先生呢，怎也不干了？她咳了声说，我不干了，他也干不了了，一个没用的男人！我怎么也想不到，那个挺会骂人的大汉，在他妻子的眼里，居然是个没用的男人！我倒笑了，说，是你宠着他吧？她一再表示，真的，一个没用的男人！我无语了。停了停，我说，也不必慌，在香港饿不死人，想想总是有办法的。再谈几句，我们也就分手了。临别时，我说，请代我问候你的先生！她苦笑着，一拐一拐的走了。

又过了一些日子，我到楼下隔邻的超级市场去买东西。在邻座大厦的大堂里，我又见到了陈姐。她一手拿着扫把，另一手提着垃圾铲，正在打扫地面；显然的，她又从事清洁的工作了。我跟她打招呼；她便停了手上的活。我笑着说，脚好了，又干上了？她也笑着，还不全好，没办法呀！她的话包涵着多层意思。我问，那你先生也出来干了吧？她答，还是不干，一个没用的男人！我顿间对陈姐肃然起敬；她一个女人，挑着一头家！

有一次，我家买一部新电视机，换出的旧机是可以卖钱的，我便特意过去找陈姐，问她要不要；她说，脚痛，拿不动，不要了。她辞掉拾荒婆一职，不拾荒了，可喜，还是无可奈何？我惦念着陈姐，此后我每到超级市场买东西，都要瞄一瞄那大堂，看她在不在，盼见着她打声招呼。

陈姐终究离不开清洁工，不拾荒可仍要拾垃圾，这攸关生计，随意不得了；我不知道她的清洁工，还要干多久日子？他日，她是否还是要沦为在街道上的、躬身蹒跚地推着手推车缓慢而行的、见破烂即拾的拾荒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