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正在有情無思間》
張成覺
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面對亡國滅種危機，泱泱中華無數知識精英挺身而出。其中1936年“七君子”案尤其備受國人矚目。“七君子”就是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執行委員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史良,李公樸,王造時和沙千里。
上述七人中，史良是唯一的女性，而且是“自行投案”的。章詒和在《最後的貴族》（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年初版）裡，以《正在有情無思間—史良側影》為題作了記述。筆者曾多次重讀，近日又仔細翻閱，頗有感觸。
一言以蔽之，她的身影毫無疑問將長留在中國當代史中。
她1927年從上海法科大學法律專門部畢業後，被分配到南京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員養成所工作；1930年，又出任青島國民黨特別市黨部訓政科主任；1931年，回上海開業任律師。期間與中共高層鄧中夏等過從甚密。此後一直是親共左派人士。
但她和章伯鈞的友情持續了二十多年。
在《最後的貴族》的《自序》中，章詒和寫道：
“往事如煙，往事並不如煙。我僅僅是把看到的,記得的和想到的記錄下來而已，一共寫了六篇，涉及八人（不包括我的父母）。這些人，有的深邃如海，有的淺白如溪。前者如羅隆基,聶紺弩，後者如潘素,羅儀鳳。他（她）們有才,有德,有能，除了史良，個個心如天高，命如紙薄。可說而不可看，或者可看不可想。過去，咱們這兒總喊“解放全人類”，卻殘酷地踐踏身邊的人。其實，不論貴賤和成敗，人既不應當變為聖像，也不應當遭受歧視。”（摘自該書自序）
由此可見，史良並非“命如紙薄”，儘管家庭生活有過波瀾，但整體而言夫妻和睦。
史良的人生在1957年整風反右運動中經歷了大轉折。具體地說，是在當年六月十四日晚民盟中央小組會議上。
會上，史良作長篇發言。這個發言可以分作三段。第一段是她繼續幫黨整風，給司法工作提意見。史良說：“關於司法，我認為的確這幾年來成績是巨大的，為人民作了很多事情，但缺點和錯誤是不容忽視的。審判機關歷年來在’三反’’五反’和鎮反運動中，是錯判了一些案件。可是，我常聽見一些司法幹部，甚至是一些負責的黨員幹部說：’我們的錯判案件只有百分之幾。’這是一種非常有害的自滿情緒。誠然，錯判案件在整個判案數中是只有百分之幾，甚至是百分之一，但對於被錯判的人則是百分之百的遭受冤屈和不幸了。我是擁護毛主席關於’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指示的。有的案件判錯了經過當事人申請，甚至有關方面和上級司法機關指出，審判人員也明知錯了，但不肯承認錯誤，宣告無罪釋放，還要硬找人家一點小辮子，宣判為“教育釋放’，其實應教育的不是無辜被告而正是主觀主義的審判人員自己。更壞的是本來錯了，還遲遲不願改正，使被屈的人不能得到及時的平反。這是不能容忍的。其次，在對待我國原有的法學家上也是有缺點的。在高等學校院系調整中，在思想改造中，對待有些老教授們是很不尊重的。當然，必須肯定，一切法律都是為階級服務的，所有舊司法人員是必須經過改造的。但是對一切願意改造和批判自己舊法觀點，並願意為我國社會主義服務的法學工作者也應給予機會，使其發揮作用。可是，在院系調整中，不少地方曾對某些教授在一個相當長期內，既不安排工作，又不組織學習，閒置一旁，無人理會，形同坐冷板凳。有的即使安排工作，也有安排不當的，或者無法發揮其潛力。我認為這是由於某些黨員的官僚主義和宗派情緒，因而對本來想在共產黨領導下為我國法學事業貢獻力量而又不能發揮潛力的教授們的苦楚心情，是領會不夠的。因此，我們認為對原有教授和法學家們願為社會主義法制服務的熱誠及其潛力，應有恰如其份的估計，並進一步發揮他們應有的作用。”這段話，表現出一個著名法學家的水準，一個司法部長的責任心。（《最後的貴族》，頁15-16）
筆者不厭其煩地整段轉引史良的發言，是因為它滔滔雄辯，無懈可擊。“誠然，錯判案件在整個判案數中是只有百分之幾，甚至是百分之一，但對於被錯判的人則是百分之百的遭受冤屈和不幸了。”端的舌粲蓮花，堪稱擲地有聲。穩穩站在掌權者的立場，卻看似為蟻民請命。“共產黨”這個關鍵詞只出現了一次，但句句都浸透了“偉光正”的汁液！什麼叫做“非黨的布爾什維克”？這就是活生生的樣本！
當然，有愛就有恨。“史良發言的第二段是以儲安平為靶子”，語言犀利，一針見血。她說：
現在在我們民主黨派中間發現了這樣的一種人：一面表示贊成社會主義，另一面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硬說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是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根源;一面表示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另一面污衊共產黨存在著“黨天下”“家天下的清一色思想”；一面說是幫助共產黨整風，另一面散播詆毀共產黨,辱罵黨的領導人的言論，挑撥和煽動人民對黨和政府的惡感。......同志們，你們一定都明白，我所說的那種人是誰？那就是儲安平，還有公開和暗地支持儲安平的那些人。......
史良這段話裡提到“辱罵黨的領導人的言論”，她指的是什麼呢？原來儲安平在發言第二段裡說了：“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我想舉一個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儲安平講的“小和尚”“老和尚”這兩個詞，出自毛的話，是毛故示“幽默”，指代下面的共幹和自己。就像毛自詡“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他可以這樣說，別人不能模仿。否則便屬於“大不敬”！史良深知這裡面的奧妙，改用“辱罵黨的領導人的言論”表達。大律師字斟句酌，水平真高！
圖窮匕見。史良發言至此，話鋒一轉，進入了最為重要的矛頭直指父親的第三段：
“在這裡我要向章伯鈞副主席提一點意見。在上次中央小組座談會上伯鈞的發言中，對儲安平的批評，我認為是很不夠的，是含糊其辭,模稜兩可的。......伯鈞並沒有說明他自己對儲安平的發言，採取什麼態度？也並沒有分析儲安平的錯誤在哪裡？......沒有說明儲安平是在散佈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論調，企圖“從根本上動搖人民民主專政和黨的領導，破壞社會主義事業”。總而言之，伯鈞對儲安平的批評，並沒有接觸到問題的本質。......我要問伯鈞，你是不是也有所顧慮，所以故意含糊其辭，或者你是真的不明白儲安平的本質呢？......伯鈞是《光明日報》社長，社長應當負報社的政治責任。因此儲安平的這篇發言在事前是否向伯鈞請示商量，發表以後伯鈞有沒有向他追問，你有沒有向他表示過同意或者不同意他的意見，像這樣的關鍵性問題，我認為伯鈞是有責任向大家交代清楚的。記得上星期六晚間（六月八日）伯鈞來找我談話，我是問過伯鈞的。我問他儲安平的發言稿，事前和你商量過沒有？他說：“沒有，羅隆基是看過的。”伯鈞又說：“有人對我說，儲安平的話擊中了要害。但我看是用不著寫社論的（社論即指《這是為什麼？》）。而且一再掮出盧郁文來。盧郁文這種人不過是一個小丑而已。我看，胡風,儲安平倒要成為歷史人物。......當時伯鈞說這樣的話，我真不明白是什麼意思。......今天我在盟的會議上要求伯鈞表明立場和態度。”史良的結束語，是落在了曾與自己最為親密的人身上：“羅隆基現在出國，等到他回來以後，我也希望他能夠有所交代。”
第二天近午時分，同時送來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中國青年報》均在頭版頭條的位置，刊載了史良發言的全文。這篇新華社的通稿是以史良“要求民盟中央表明態度劃清界限，質問章伯鈞是不是也有兩套做法”為通欄大標題，並將父親在史良家中說的那段“......我看，胡風,儲安平倒要成為歷史人物，所謂歷史人物要幾百年後自有定評”作為內容摘要，以黑體字排印。母親看罷，幾乎難以相信洋洋數千言，竟是從史大姐嘴裡說出來的。......吃了午飯，父親對母親說：“我相信，史良發言之前是一夜未眠，因為她在決定開口以前，先要吃掉良心。”......從此，章史二人再無往來。（同上書，頁17-20）
該文開頭第二段首句寫道：“她（史良）是我小時候崇拜的高貴又美麗的女性。”每次到訪都打扮得特別漂亮。“史良是考究生活的，希望別人也能如此。”下面記述了“一件小事”—她看到章伯鈞家中的洗臉毛巾都用到發黃發硬了，就特地送了兩包共二十四條給他們，說“一條毛巾頂多用兩週”。章詒和問父親：“史阿姨的生活是不是過得有點奢侈？”她父親說：“這不是奢侈，是文明。”
對比從來不洗澡也不刷牙的“偉大領袖”，史良似乎屬於活在另一個世界。不過，作為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她跟山溝裡出來的土八路及其領袖都相處得很好。
她的自制力極強。1956年她訪問印度，參觀一個比較先進的工廠，鑽頭切削下來的鋼絲耀眼又美麗，她伸出左手去拿一根鋼絲，隨即把手縮了回去。身旁的工作人員問她燙著了沒有，她笑著搖了搖頭。回到賓館，章詒和母親（醫生出身）趕緊拿自己帶的消腫膏給她抹上。她泰然自若，一聲也沒叫喚過。
這年夏季，官方在北戴河開會。時為交通部長的章伯鈞邀請蘇聯專家乘船去視察秦皇島，那天風浪特大，好多男人都受不了。章詒和發現整條船上唯有史良正襟危坐，保持著正常的表情和應有的風度，連她腳上的高跟鞋也是那麼地昂然挺立。洋專家非常佩服，爭先恐後地要求“和史部長合影”。她搖頭說“不行。”理由是：“在這樣的私人活動中，當有我的先生在場。遺憾的是，他今天沒有來。沒有他或者有他在場卻不被邀請的話，我一個人是不和誰照相的。”
章詒和接著寫道：“古書上說：’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我面前的這個女人，卻讓我感受到有容,有執和有敬。”（同上書，頁10-11）
史良的丈夫名叫陸殿東，比她小十歲。她在上海已是名律師時，他還在法巡捕房當文員。小陸年輕英俊，英語流利，法語也不錯。孫夫人（宋慶齡）介紹兩人確立了戀愛關係。史良出資讓小陸到美國和法國留學。不料他在美國和一個漂亮姑娘關係密切。孫夫人得知十分生氣，把小陸招回。選了個良辰吉日，由沈鈞儒主婚，他們很快結為夫婦。後由周恩來安排擔任外交部的專員。1976年周恩來逝世，在外交部召開的追思會上，小陸談到總理對他的關懷時，激動萬分引發了心臟病猝死。（同上書，頁8，23）
1966年冬，民盟中央通知章伯鈞去接受革命群眾的大批判。不料他只是陪鬥。原來批鬥的對象是史良。她血壓高，那些民盟機關幹部，偏要她把腰彎得低低的。他們居然把搜去的史良寫給老羅的情書，拿出來當材料宣讀，並質問史良到底和這個大右派是什麼關係。史良直起腰回答：“我愛他。”......史良好像又回到了從前。......今天這個會，最讓我心痛的是，民盟會墮落成這個樣子。”......而這個如此下作的批鬥會，成了他們最後的會晤。（同上書，頁22-23）
1983年2月，趁著春節拜年的喜慶日子，章詒和陪母親拜訪史良，打算搜集一些章伯鈞生前的照片。秘書說史委員長的所有資料都概不外借。臨別時史良送了五元錢給章詒和做壓歲錢。
“清禽百囀似迎客，正在有情無思間。”1985年史良病逝。她沒有子女，幾個侄輩認為史良的首飾可能值些錢，便提出分割,繼承的要求。經請示，先去珠寶行鑑定其價值。結果是全部加在一起，也就值個三千塊。後輩一致表示放棄要求。珠寶行的鑑定著，不知道這些假首飾所有者，是一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家首任司法部長,中國民主同盟主席,全國婦聯副主席—一個叫史良的女人。即使曉得了姓名，他們也未必知道史良是誰。
2026年3月27日上午3:36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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