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天怒人怨》第四章（两个亲自）/健儿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新的一年，我们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憧憬将变为现实。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整个宴会厅的底色是红的，背景的鼠年的剪纸是红的，讲台前的花是红的，地毯是红的，习近平黑色的西装的领带是红的。他的脸上没有表情，一如往常一样弯着脖子。

这位继毛泽东后中共最有权势的人物，虽然疫情已经蔓延，但他还是沉浸在他的“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成就他的共产帝国扩张全球的春秋大梦中。这是一颗得了世界上最大巨婴症的头脑。权力让他成为一个痴人说梦者。他的智商与学识都不足以让他认识到一种新型病毒的致命性。

就在习近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信心满满地实现小康之时，疫情迅猛发展到了政府无法隐瞒，无法无视的程度。1月25日，中央成立疫情应对领导小组。没有任命组长。人们好生奇怪，不过迷底二天后便解开了，组长是总理李克强。本来李克强作为总理担当这个职务是份内的事，不足为奇，但世人皆知，习近平是中共领导人最喜欢担任组长的，在他头上少说也有15个，多得他自己也未必搞得清，人们称之为组长治国。

人们很快发现这份名单有一个重大的问题，这个小组没有卫健防疫单位的干部，连防疫专家也没有。人们不明白这个应对疫情小组是应对什么。

26日一架专机徐徐地降落在在武汉机场的停机坪上，若大的机场没有飞机起降，航站大楼空无一人，只有几个接机的省市领导。当汽车驰过昔日繁华的大街时，路上没有车，没有行人，寂静的如同死城一般。我们不知道李克强此时此景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他能像前任温家宝一样，说出“多难兴邦”吗？

李克强任命小组长后漏夜赶到武汉，到了重灾区金银潭医院。金银潭医院是武汉肺炎救治中心医院。是集临床、教学、科研于一体的综合医疗机构，有九百张床位，它的前身是天主堂梅神父医院，掩映在张公堤之侧，黄塘湖之畔，环境十分优美。

新华社是这样报导李克强示察金银潭医院的；李克强一下飞机就来到收治确诊患者和重症患者最多的武汉金银潭医院，与在负压ICU病房开展治疗的医护人员视频连线，并和来自全国各地、军队支援武汉的医生交流。李克强说，希望你们全力以赴把患者治愈，也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这样就能给全国人民以信心，全国人民感谢你们。听到医护人员反映医用防护服、护目镜等物资需要稳定供应，护士力量需要加强等，李克强当即要求随行的有关部门负责人协调解决，马上从全国再增调医护人员特别是护士以及所需物资，优先保障武汉。一切都服从争分夺秒救治患者的需要。

李克强专门来到正在加紧建设、集中收治疫情患者的火神山医院工地，勉励工人们加班加点，加快建设进度。他说，抗击疫情如救水火，你们是在与时间赛跑，医院建成将成为能够及时收治患者的“安全岛”。我们要千方百计确保所有患者应收尽收。李克强叮嘱要做好工人们的疫情防护。

从新华社的报导中除出官样文章外，是看不到其它真实的东西的。当然李克强到了武汉也不会仅仅是报导中的那些内容，这些内容只是写给老百姓看的。那些真正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党的秘密。他听取省市领导的汇报，这个时候怕是没有官员再敢隐瞒疫情了。李克强作了什么样的指示，也许日后才会披露出来。就像武汉市长周先旺一样疫情失控后才披露他们要等待中央的指示才能公布疫情。

1月28日，这一天，习近平会见了世卫秘书长谭德塞，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厅，人们发现与往常不同的是，两个人会谈之间隔着三张茶几。这样的距离毫无疑问是为了防止唾沫的传染而设制的。

“世界卫生组织”是联合国属下的一个专门机构，是最大的国际卫生组织，总部设在日内瓦。现任秘书长谭德塞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卫生部长，这些年来与中共的关系密切，武汉肺炎出来后，他一直配合中国政府迟迟不宣布武汉肺炎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事件”，当各国开始武汉撤侨，他还表示没有必要作出过度反应。他对中国政府亦步亦趋为人所垢病。

谭德塞在人民大会堂与习近平会面时，首先向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致以新春祝福。他表示，在疫情面前，中国政府展现出坚定的政治决心，采取了及时有力的举措，令世人敬佩。习近平也借此告诉外界这场疫情是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人们此时才明白为何这一次习近平让李克强当了组长，实际上这个组长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舆论哗然。

2月15日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发文，曝出习近平在1月7日即知疫情。为何1月7日作出的指示到15日才报导，因为武汉市长周先旺在1月27日“央视”的采访中披露早在1月初已向上级通报了疫情，“我们地方政府必须获得授权后才能披露疫情”。周先旺月初向中央汇报，习近平在7日召开会议并作出指示，从时间点上来看与周先旺的说法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周先旺的报告习近平已经作了指示。习近平也没有延误时机。但是，习近平作了什么样的指示，内容是什么这是问题的关键。也许我们从《北京青年报》的一篇报导可以看到习近平作了什么时候样的指示。1月20日《北京青年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题目就是“莫让流言冲淡节日的年味”。这篇文章当天就被包括《人民网》在内的多家官网转载，

也就是说在习近平的两个亲自之下，宣传机构依然把疫情当作“流言”。不能让“流言”冲淡年味。这是很说明问题的标题。为何习近平面对疫情仍然要他的“年味儿”。如果武汉市长周先旺的汇报没有到达他这里，那么还有一个渠道是否也没有到达他这里呢？紧接着2月15日的16日，经济学家武大教授华生为“中国疾病控制中心”高福鸣冤的文章，是另一一个更高，更直接的渠道。

“高福在得知疫情信息后，立即电话武汉得到确认，又漏夜给国家卫健委多名领导打电话报警。国家卫健委第二天，也就是1月1日组成疫情领导小组与专家到达武汉。高福作为专家组的第一成员一同前往。根据武汉病毒采样，1月8日，疾控中心正式宣布发现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是此次疫情的病原体，1月10日发布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并完成P C R诊断试剂的开发和测试。1月11日，疾控中心开始向武汉提供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1月12日，“世卫”声明已经得到病毒的基因序列。”

从直接听从习主席指挥的党媒的新闻来看，习近平在一月7号得知疫情，但实际可能会更早一些。但他作出的指示不能冲淡年味儿。这个年味儿也很像他的语言风格。

我们再看看港媒明报（2月17日）刊出署名钟仕的评论文章，文中引用未具名的”京城消息人士”指出，近来因2019年冠状病毒疾病，疫情扩散而备受指责的中国疾控中心，其实早在1月初就向中央部门通报，1月6日曾向政府提议或要求启动二级响应。但在1月7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如何应对武汉肺炎并不是此次会议的重点。中央领导人要求要注意防范，但同时要求，不要因此造成恐慌而影响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节日气氛。在高层领导人不够重视的情况下，这些专家已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等方式预警。

我们知道疾控中心是无权公开启动应急响应。按照《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疾控中心只是责任报告单位。政府才有权启动应急响应。说到这里从多条线索多个渠道我们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医生学者，到中国疫情最高机构的“中国疾病控制中心”都是较为及时地给上级部门发出疫情信息。但习近平的指示是不要因疫情而影响农历新的节日气氛。个人专权的代价，是疫情失去了最重要的控制时段，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蔓延全中国，一直延伸到海外。

海外观察家注意到中国官媒的宣传中一直强调，一个多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了多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1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次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1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1次面向17万人的电视电话会议，并深入北京的社区、医院、疾控中心，了解基层疫情防控工作情况。”

为何官媒要再三强调“一月七号以来……”，其实最早提出一月七日这个时间点的是习近平自己，是他在2月3日的常委会上以第一人称单数的方式表达的，后来在十七万人大会上，习近平又重复了“从一月七日以来”。这样的重复实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因为他犯的不赦之罪就是在一月七日，把疫情当流言，不要让流言冲淡年味儿。

武汉病毒既是生物性的病毒也是政治性的病毒，是两种病毒混合在一起的病毒，这个病毒的名字，既不是武汉肺炎，也不是新冠状病毒，也不是世卫组织为拍中共马屁而改名的“COVID-19，而是习近平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