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与李银河的一面之缘
毕汝谐
著名女性学家李银河以其超前观点不断地引起中国社会的关注；我由是想起当年与李银河的一面之缘。
上世纪七十年代尾，我按照父母的吩咐，送书给李昌伯伯。事毕，被李伯母冯兰瑞阿姨唤住了：“小毕，你有没有对象呀？”
我兴奋地竖起耳朵：“还没有（正式的）呢。”
（年轻时，我是北京干部子弟圈的四大美男子之一，另外三位是周立、周瑞、藏津津；在那个特定圈子里,我是小有名气的单身汉;傅崇碧夫人黎虹阿姨甚至开玩笑说: “我们这些老太太应当专门成立一个委员会, 为小毕找对象……”)
冯阿姨笑道：“我给你介绍一个才女李银河，好不好？才子配才女，我看挺合适。”
我笑道：“太好了，我就喜欢女高才生、女书呆子，彼此有共同语言呀。”暗忖：有枣一竿子，没枣一棍子；多认识一个高素质的女子，没有什么不好。
冯阿姨是个热心人，很快便打来电话，谓已经与李银河商定，某日某时在车道沟北京市委党校见面。
我按时前往。北京市委党校是出了名的穷单位，破破烂烂。我和李银河找了间暖气失灵的空房间，相对而坐。
一见之下，我便知道这只能是一次走过场的相亲—— 李银河的相貌太过普通了，称为一般已是客气；较之我每日习见的花枝招展的女演员，对比更为悬殊。
即来之，则安之。我老练地以天气为开场白，然后夸奖她的文笔不错；先前，我曾经在人民日报上读过她和林春合写的文章，里面引用了马克思的一段话，大意是人民的权利不容受到侵犯，犹如妇女的贞操不容受到侵犯。我说建国后，没有谁引用马克思的这段话；李银河笑说这是因为中国人耻于谈论与性沾边的话题，即便是革命导师的语录也不例外。
于是，我们一见如故，开始了彼此都感兴趣的性话题。拘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李银河往往使用“有人说”，而我则假称是我表弟如何如何；我笑说我刚刚参加了一个奇特的婚礼——一半男宾与新娘睡过觉，而一半女宾则与新郎睡过觉，有趣!
当时，北京上层社会已经有了无其名而有其实的性俱乐部——所谓家庭舞会。比较出名的是平安里贺故上将家、东四最高法院谭副院长家、报房胡同何副外长家（何氏三公子无一好鸟）等；我眉飞色舞地讲了若干实例，李银河听得津津有味。
她问：“你怎么懂得这么多呢？”
我信口开河：“多亏我有一位神通广大的好表弟呀。他交际广阔，而又讨女孩子喜欢，是个拍婆子（在大街上结识的女孩子）的能手！ 荷而蒙的作用不得了！ ”
谈话时，好几个青年男女以牵强借口敲门， 探头探脑地上下打量我， 而我则报以客气的微笑。
我们一致认为，中国家庭低素质高稳定，死气沉沉，了无情趣； 李银河 极其大胆地预言未来婚姻将走向消亡，而婚姻消亡之后，世上将再无强奸犯；然后，又用英语说:“有人说，中国社会的出路在于性解放。”
交谈几个回合后，我便敏锐地感到，李银河其人还很单纯，她的那些性构想太过抽象，而且缺乏动人的细节；很显然， 李银河 缺乏与年纪相符的性阅历；而由于其天资聪敏，仅仅从书本上了解性事，便有可能自立一家之言。
可以想见，李银河多少年来一直循规蹈矩，甚或还是处女也未可知；而我却早早地逾越雷池 、饱饱地偷食禁果； 两人不可同日而语。
我笑道： “我那个表弟一上大街，眼睛就不老实，东张西望，说什么今天我要掐一朵儿（花），嘿，他竟然把全北京的大街都当成后花园了！”
我们还谈及某几位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学术界重量级人物，李银河轻蔑地摇摇头：“可怜。”
与李银河的谈话，使我感到棋逢对手的愉快，却完全没有两性吸引的欣悦。
谈话虽然投机，接下来的事情颇为辣手；我必须对冯阿姨和李银河有一个体面的交代。恰在这时，文化部组织一批文字音乐创作人员下基层体验生活，这便成为我打退堂鼓的最佳借口。我打电话给李银河，她不无遗憾地道：“你这一去就不回头了？”我故作豁达地道：“是。不过，山与山不会相见，人与人却有机会重逢。”
这样的托词再委婉也是生硬的、虚假的，须知，李银河聪明过人不可欺，我隐隐感到自己把她得罪了。果然，冯阿姨说李银河觉得自尊心受到伤害，不高兴了；我连声表示抱歉，苦笑不已。
几十年过去了，我再也没见过李银河，而关于她的消息 却从各种不同的渠道不断传来；我来美国后，听说她嫁给了王小波，夫妻双双赴美留学。后来，胡耀邦下台，大陆留学生发起签名活动声援胡耀邦；我因而得知李银河及其丈夫王小波同在匹兹堡大学。
过了几年，我拜读了李银河王小波的著作，更感到他俩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貌不出众而才华横溢。
据传，王小波曾经对李银河说：“你应该去动物园的爬虫馆看看，我是不是比它们还难看……再说你也不是那么好看呀，咱们扯平了。”
王小波称爱李银河如爱生命（！）；两人以事业为重，不食人间烟火（两口子忙事业，有时一连几天不开伙，靠饼干充饥）， 而且是不要孩子的丁克族 ，绝配！
实话实说，王小波的小说文学价值很高，可惜其中的性描写在我等性行家看来还比较稚拙；与李银河一样，王小波的性幻想丰富而性阅历单薄，也是一个性理论的巨人和性行动的矮子。
他们两位的性知识显然来自于书本以及不懈的思考，而非身体力行的性实践。
王小波和李银河琴瑟和谐，夫得其妇，妇得其夫，真真羡煞我等婚姻不幸福者。遗憾的是，好景不长，一代奇才王小波猝然病故，李银河落单了。
李银河不仅是理想主义者，同时也是现实主义者，她一度宣布封笔，我担心中国由是失去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声音；所幸，李银河终究不耐寂寞，重新发声。
后来有一天，我忽发奇想：李银河是举世罕见的性理论家（ 理论巨人，行动矮子 ），而我则是举世罕见的性实践家（ 行动巨人，理论矮子 ），如果我俩合作，取长补短，必能在性学研究领域有所突破；又听说她竟然是双性恋者，更加好奇，便冒昧投书叙旧，却如同泥牛入海。我猜想她是为当年的一面之缘记仇了。
忆李希凡 毕汝谐（作家 纽约）
由于上辈人的历史渊源,我一向称呼李希凡为“希凡叔叔”。解放前，李希凡失学失业，呆在姐夫赵纪彬家赋闲,郁郁不得志.赵纪彬与家父母之间有着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关系，过从甚密；家父母且频频以左倾书籍诱导李希凡憧憬革命。
李希凡资质很高,非平凡学子.建国后, 就读研究生的李希凡与蓝翎合写红学文章，批评俞平伯，得到毛泽东的赏识,26岁一举成名，成为全社会瞩目的焦点人物；其事有如抽中政治彩票，无限风光、十分离奇；羡煞多少渴求名利的年轻人!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自古如是.
(著名右派林希翎，弃本名“程海果”而自李希凡、蓝翎各取一字，以“林希翎”名扬天下。
——几十年后，我在纽约见到林希翎，问以原委，她淡淡地道：“年轻人嘛，虚荣心。”)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李希凡是一贯的左派；与姚文元同为文艺战线上的两面旗帜，人称“南姚北李”。每有新书问世，即有李希凡的评论文章见于人民日报文艺版，并被广大读者视为可以信靠的权威评论。我曾经在借阅的“叶尔绍夫兄弟”、“播火记”等书中，见到书主特意剪藏的李希凡的书评。
我家与李希凡如此相熟,却从不见他登门.家母道：“希凡骄傲了，他应当看看我们，却一直不来……”
不来我家倒也罢了，中宣部文艺处长（即文艺局长）袁水拍住在我家楼下,有一回，李希凡提着礼物去拜访袁诗人，却错敲了我家的房门，弄得大家好不尴尬!
然而，事情都有两重性——恰恰是这样一种愧疚心理，使得李希凡于文革期间为我的出路鼎力相助.
18 岁那年，我完成了一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文革风雷》,自然有些飘飘然；将厚厚的手稿送到李希凡家,期待赞许。
李希凡身高体健，满脸烟容，夏天喜穿短裤。客厅墙上挂着毛泽东接见李希凡的大幅黑白照片；领袖气度雍容，希凡神情拘谨，恰成鲜明对照；中间有个高额头的壮年人，我问这是谁，李希凡说是胡风。
我们开始了漫无边际的谈话,而后集中地讨论俄罗斯文学中”多余的人”系列形象;我还出了个丑（用北京土话来说是“露怯”！）：李希凡提及老舍早期作品《赵子曰》；我不知此书，脱口而出：“赵子岳？赵子岳不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吗？” 李希凡客气地将视线移至别处，不言语。
一周以后,李希凡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你写得不好；啊，市委书记就是肚子大；我让大萌（李希凡的长女）看了几章，她也看不下去了！你写得不吸引人。《红旗谱》虽然有路线错误，开篇却很吸引人——平地一声雷，冯老兰要砸钟了！”
我当时自命为“神童”，听了逆耳之言，真如被兜头浇了一瓢冷水！
事后，李希凡对家父说：“ 汝谐形象思维的能力很强，是搞文学创作的料子；他的年纪太小，还不能驾驭长篇小说这种形式。”
不久, 上山下乡的狂飙掀起,我躲入赵纪彬 (时任中央党校高级顾问)家,裹足读书;恰与昔日失学失业的李希凡相仿.其时, 中央党校人员全迁河南，院落楼舍已经由国防部继承,到处都是大兵；赵纪彬则因毛泽东于八届十二中全会钦点 (“我喜欢读赵纪彬的书,应当让他继续写”)，得以留在北京写作批孔文章（几年后, 赵纪彬于批林批孔运动名噪一时;且因得宠于江青,而与冯友兰 周一良等同被世人讥为”北门学士”,那是后话）;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 赵纪彬家因有”最高指示”的保护而成为罕有的避风港.我与赵伯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读书写作;饭来张口,茶来伸手,其乐也融融.
在长辈的谈话中,我得知江青最先找过李希凡，让他撰文批判京剧《海瑞罢官》；李希凡不知深浅，竟然回以“前两年,我和吴晗就历史剧是艺术还是历史打过笔仗，不想再惹他了”；江青深为失望,只得改去上海指派姚文元写作这篇成为文革导火线的黑文章。文革开始后，李希凡后悔不迭，谓“当党（其实就是秉承了毛泽东旨意的江青）要求我战斗时，我因为路线斗争觉悟低而放弃了”；李希凡力求补过，以“黎帆”的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大块文章颂扬文革,却是晚矣！
以今天的角度视之，李希凡因“路线斗争觉悟低”而免为祸国殃民的历史罪人，可贺可庆！人的一生,充满了亦福亦祸的偶然因素。
毛泽东、江青夫妇对李希凡皆有知遇之恩。李希凡说过:”假如没有毛主席,我的文章只能用来压箱底.”毛泽东是中国第一忙人,却还抽暇关注李希凡的文章.当李希凡著文批评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时;毛泽东发话了:” 李希凡的文章僵化了,看来人民日报呆不得呀.”文革前，江青是个大闲人，常常以主席夫人的身份在文艺界走动；对李希凡颇为关照。因此，李希凡虽然是个十六级的小干部，在人民日报社却是能够通天的特殊人物，在政治上、生活上都享受司局级待遇. 李希凡的稿费颇丰，在人民日报社被同事们戏称为“新富农”。
人民日报历任第一把手吴冷西、唐平铸、陈伯达均视李希凡为眼中钉，远不得，近不得；只得给李希凡穿所谓玻璃小鞋.
李希凡的名声极大，文革初期来人民日报社造反的外地学生，都好奇地想看看李希凡长得什么样子，结果大失所望：“这是李希凡？这明明是李逵嘛。”
躲过了上山下乡这一劫,我当了学徒工.还是一百个不高兴.为了自劳力者变为劳心者，我以模范知识青年金训华的素材，创作四幕话剧“鹰击长空”；送到总政话剧团剧本组，得到一份评价颇高的意见书.然后以此为敲门砖，四处活动，想谋求一个文墨方面的差事。李希凡看在家父母的面上，大力相助；每天在办公室里打电话（李希凡的同事都觉得奇怪：这个姓毕的和李希凡到底是什么关系呀？），拜托诗人李瑛、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陈亚丁、北京军区文化部副部长胡可、原总政文工团团长陈其通少将等军队文艺家；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江青兼校长）成立后，又钻营了一番；甚至不得已而求其次地找到河北梆子剧团；江青说河北梆子高亢、嘹亮，体现了燕赵劳动人民的情怀；河北梆子剧团因而招聘编剧，我去应聘（另一位应聘者是著名右派徐盈、彭子岗之子、后来成为著名民俗专家的徐城北先生;当时他提交了一个京剧剧本“幸福泉”）……这些努力统统都因功亏一篑而失败了!以致李希凡对家父母说：“汝谐事难谐，我简直有些迷信了！”
后来，李希凡听到社会上关于我写作文革地下小说《九级浪》的传闻，严厉而急迫地向我探问究竟；我硬着头皮，矢口否认：“希凡叔叔，绝无此事。”
文革高潮时,有一回，观看样板团的演出之后，江青特意坐到李希凡身边，亲切地耳语几句；江青走后，李希凡热泪盈眶；报社军代表急忙赶来问：“江青同志有什么重要指示？” 李希凡一言不发。而今江青已不能言，李希凡又不肯言，“江青同志的重要指示”,只能永远地湮没了。
江青毕竟是江青,喜怒无常;当她心情欠佳时，也曾经当着众人挖苦李希凡是文艺评论员，批评他不懂哲学。文革结束后，清查人员在江青家里发现大批于毛泽东逝世后寄来的效忠信，内有李希凡的几封，从而成为李希凡的政治污点。其实，这是任何人处于李希凡的地位都会做的事情，不足为怪。中共高层斗争复杂残酷, 李希凡乃一介书生,一次又一次地站错了队,在所难免.
如同许多著名学术搭档一样，李希凡、蓝翎也以结怨而分道扬镳；蓝翎写过“四十年来半部书”一文，指责李希凡不君子，而李希凡也著作文反击蓝翎不地道；对此，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局外人难以置喙。我觉得，性格即命运。李希凡的性格比较适应所处的时代，而蓝翎的性格与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从而造成两人的天壤之别的命运。
李希凡是真正的左派，并非挂羊头卖狗肉的假左派.有一回，李希凡的岳母公然浪费粮食，并对统购统销政策发牢骚；李希凡马上还以颜色,将其逐出家门。
李希凡性格刚正，生活作风正派（恰与蓝翎形成对比，后者因生活作风不检点而错失了当年极其难得的出国机会）,小节无疵点.至于所谓大节,见仁见智,不必细究了.
李希凡夫人（戏剧家协会的干部）曾经对我说过，李希凡的文章都是为战斗而写的。信哉斯言也！如今回过头来检视，李希凡的著作，除了红学和鲁迅研究，大抵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令人扼腕叹息。
神童作家刘绍棠平反后,对我说过“希凡原来和我最好了；我的儿子、希凡的女儿同年出生，我们给他们订了娃娃亲.我被划成右派后，希凡马上毁了娃娃亲！”不过，联系到那个火红的革命至上的年代，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打倒四人帮后，我去首都剧场看内部电影.戏剧家协会的大面包车到了，柯岩（贺敬之之妻、王震的干女儿）出现时，人们蜂拥而上，百般谄媚；而李希凡夫人出现时，无人理睬；我暗叹世态炎凉，怕李希凡夫人觉得难堪，连忙隐入黑暗中……
出国后,我与李希凡断了音问.据说，这些年来,每逢毛泽东的诞辰，李希凡都要带着女儿、女婿（李希凡只有三个女儿，戏称是“清一色”），前往毛泽东纪念堂拜祭——作为已逝毛泽东时代的钦点状元，宁不对故皇怀有永恒的感恩之情？
忆胡玫 毕汝谐（作家 纽约）
最近，中国大陆筹划重新拍摄《红楼梦》，总导演胡玫海选主要剧中人的演员，闹得沸沸扬扬。我不由得忆及三十年前与胡玫的一段交往。
1977年是解放军建军50周年，总政治部特举办全军文艺汇演。我随沈阳军区歌剧团赴京，住在八大处甲一号北京军区大院。暇时便往城里跑，邀朋会友。紫竹院后面的总政话剧团宿舍是我们这些狐朋狗友的一个长期据点。我通过舞美队的李澍（现在澳大利亚），认识了她的室友、话剧演员胡玫。
胡玫出身于文艺世家，其父胡德风是总政歌舞团的资深指挥，文革前以指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知名；还兼着什么行政职务。胡玫自小当文艺兵，在动乱年代，算是一帆风顺了。
其时，胡玫年方十八，有一张清秀的娃娃脸，爽气扑人。然而，却在举手投足之间，流露出与年龄不相称的干练。未久，我便知道这里面的特殊原因了。
苏丹丹，这个芳名现在已经是十人九不知，当年在北京城却是大大的有名——此姝原为总政歌舞团的报幕员，出身平平，却捉住千载难逢的机遇跃入龙门，成为叶元帅的儿媳（有法律保障！）！这一“鲤鱼跃龙门”的传奇流播甚广，为市井增添了难得的话题。苏丹丹回到团里，大谈特谈帅府的奇闻逸事，炫耀帅府的特权——“你们看内部电影都是大家一起看，我看内部电影却是自己一个人看……”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总政各文工团里出身贫寒、薄有姿色的众姝，掀起了“嫁中央前十名（的公子）”的热潮；结果却是竹篮打水，尽皆落空，再也不见苏丹丹第二了。
胡玫置身于这股一相情愿的攀爬热潮之外，冷眼观望。这里面自有内幕：苏丹丹并无艺术天赋，是胡德风一心栽培，把苏丹丹从一名普通战士变成报幕员；胡德风这样做并非无因：苏丹丹与胡玫的兄长热恋，视苏丹丹为没过门的儿媳妇，却不料苏丹丹心大了，跳槽了。胡氏父子白忙一场，为他人做嫁衣裳，沦为公众的笑柄。胡玫心头的滋味可想而知。
这件事深刻地改变了胡玫的人生观，使得她没有随众追慕虚荣，攀龙附凤。胡玫多次谈及海军副司令员周希汉家的两位风流公子，道：“大干部，没意思！”
不同于那些绣花枕头般的女演员，胡玫颇有独立见解——说到张春桥以总政治部主任身份接见文工团员，胡玫没有按照官方论调批判四人帮，而是认为“张春桥是个大人物，有水平！”。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青、儿媳邵华以及七岁孙子毛新宇前来观看演出，一家三口（包括七龄童毛新宇）跟随部队首长上台接见演员，逐一握手；大家见怪不怪，视为正常，至多议论几句“毛主席的孙子可真胖呀（那年头，老百姓生活水平低，儿童都比较瘦），八成有一百斤……”胡玫却一针见血地指出：“搞特权，搞到小孩身上了！”
总政话剧团参加全军文艺汇演的节目是话剧“陈毅出山”，指定演出地点是政协礼堂。于是乎，每天傍晚，我便随胡玫搭总政话剧团的专车前往。
胡玫只是一个群众演员。“我是学生代表！”——在全剧中，仅此一句台词。每当演到这里，我就悄悄地潜入后台，等待胡玫卸妆后，藏身于层层叠叠的道具后面，吻个痛快……我开玩笑地称她是“爱舔的小猫”；胡玫则反击道：“毕汝谐，你是身经百战！”
其时，我和胡玫的交往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一回，我们约定在紫竹院公园门口见面，她却姗姗来迟了——“我出不来呀！我爸爸发现我要出门，他就不走了！我只好假装练功，把他哄过去了……”
胡玫勤于练功，几乎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有时候，她嘴上说着甜言蜜语，却同时双手插腰，把腿搭在椅子背、桌面、窗台上……革命生产两不耽误（我曾经与各类女演员深入交往，未见第二人如此练功……）。
北京各大公园的夏夜是迷人的。我和胡玫常常遥望星空，测想未来。胡玫觉得继续当演员没前途；当时，同是总政话剧团演员的龚雪等人已经引起电影界注意，开始崭露头角，而胡玫默默无闻，她因而心情郁闷。像多数自幼当文艺兵的女孩子一样，胡玫的文化基础严重不足；她拿给我看的日记和的应景文章（悼念周恩来等等）里，虽然有一股灵气，却隔三差五出现错别字；我建议胡玫报考电影学院或者戏剧学院导演系——演员因各种原由摇身成为导演，这在文艺界是很平常的事情。
在日常生活中，胡玫的观察能力不一般——我们去莫斯科餐厅吃饭，一个轰动什刹海冰场、四城闻名的风流女子从远处经过，我指给胡玫看，胡玫敏锐地道：“哦，她画了淡妆。”那时，女子化妆犹如凤毛麟角（哪怕是风流女子！），我摇头不信；待该女子渐渐走近，方知胡玫之言不谬。
回到驻地，我津津有味地把与胡玫往来的详情讲给本团同事王大为（画家），他努力表现出哲人的深度，道：“毕汝谐，你绝对不要轻易放弃任何一次恋爱，这是理解人性、剖析人性的好机会。”
我和胡玫的交往持续了大约半年。我们都不是对方唯一的人选——在此期间，胡玫和马某（马洪之子）过从甚密，我的手上也还有其他好牌；双方都没有专一化乃至法律化的意愿。新鲜感和热乎劲过去后，我们便自然而然地退为一般性朋友。
人以群分，胡玫的周围有一些心高气傲的同龄青年。我通过胡玫认识了总政的笔杆子X少华等人；世界真小——两年后，我和X少华因同时追求何姓副外长的女儿而成为情敌……
此后，许多年过去了。东风西风南风北风不断地把有关胡玫的消息吹入耳鼓：“胡玫考上电影学院导演系了，和陈凯歌同班”、“胡玫从电影学院毕业了”、“胡玫进八一电影制片厂当导演了”、“胡玫
来美国后，有一次，我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看“北京晚报”，读到一则花絮——北京火车站广场忽然飘下雪片般的钞票，人们纷纷抢拾，却见“钞票”上印着“这是拍摄电影，谢谢你的合作”字样……这正是胡玫导演的巧妙安排！我不禁心血来潮，给胡玫写了封叙旧的简信，寄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旬日后，信封上加贴盖了八一厂传达室“查无此人”戳印的条子，退了回来；我也就断念了。
当年，我和胡玫共读《柴柯夫斯基传》，都喜欢里面的一句话：“艺术家是以才能立足于世的。”我们鄙视平庸，自视甚高；然而，胡玫多次斩钉截铁地道：“才能，要得到社会的承认！”；而今胡玫壮志已酬，因执导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 、“汉武大帝”声名大噪;我却无以回告旧友，情何以堪？我自是不甘心，但是，“在日落之前，我还有时间收获我的麦子吗？（罗曼•罗兰：《爱与死的搏斗》）”……
忆陈逸飞 毕汝谐（纽约 作家）
陈逸飞君过世两年了。两年前惊闻噩耗，很想写一点回忆文字，却是耐难下笔。近二十年来，我一无老板（我是我自己的老板）、二无房东（我是我自己的房东），早已养成口无遮拦、笔无遮拦的坏（好？）习惯，若下笔必定唐突古人，故一直没有动笔。
两年后的今天，陈逸飞已不再是新闻焦点，其庞大遗产也得到庭外和解的最佳结果。我便遂了心愿。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弃文从商，旗开得胜，掘到了第一桶金。在朋友之间，改变了穷酸秀才的旧有形象。
一日，我的好友、画家吴健打来电话：“陈逸飞想帮助一些女孩来美国自费留学，陈逸飞本人不方便出面做经济担保，想请你提供经济担保书，当然要酬谢你。这些女孩都是来上艺术院校的，学费很贵，所以要有高额存款证明。”
我笑眯眯地道：：“fine，我愿意做这个事。”
之前，我曾经在画家圈子里鬼混。陈逸飞（油画）和崔如琢（国画）是公认的佼佼者。
于是，我开始为陈逸飞的莺莺燕燕们提供附有良好报税单及高额存款证明的。每份一千美元。当时，一个普通员工的月薪也不过是一千美元出头。陈逸飞毕竟是陈逸飞，出手阔绰。我与陈逸飞的男助理接头，接受莺莺燕燕们的个人资料，领取支票。陈逸飞本人并不出面。
有一回，男助理一下子给了我三个女孩的个人资料；我觉得同时担保三人不妥当，便转请铁哥们和生意搭档代劳。
后来，陈逸飞约我见面，说是想了解我生意上具体情况，以免那些女孩子去美国使领馆面谈时一问三不知。
我依时来到陈逸飞位于曼哈顿中城的画寓。陈逸飞的衣着不仅随便，还沾着油画颜料，他的男助理则是西服革履。宽敞的客厅（曼哈顿中城寸土寸金！）里，随地摆着许多未完成的油画，大多是遐迩闻名的陈逸飞式的大美人——古典、闲适、带一点病态的哀愁；少数油画则是陈逸飞百画不厌的江南水乡；我意外地发现还有一桢藏民题材的作品，不禁驻足良久；暗忖：这陈逸飞真他妈了得，香艳是香艳，粗莽是粗莽，小脚踢球——横忽撸!
正题谈罢谈艺术。陈逸飞对于八竿子打不着的西方画家的评价失之于严苛，而对于全体中国画家的评价则失之于宽容；年齿稍长者，一律呼为“老师”——体现了得自上海弄堂的久经锻炼的世故。
我的两位“发小（自小一起长大的朋友）”薛必群（他的绰号比本名更响亮：薛蛮子！）、吴尔鹿都是终日出入于各大艺术品拍卖场的社会名流，曾经买卖过陈逸飞的作品。大家都是熟人，陈逸飞却开口一个“薛必群先生”、闭口一个“吴尔鹿博士”，客气得叫人起鸡皮疙瘩。
我赞叹陈逸飞取得的成功，道：“我的许多朋友——从美术学院的学生到美术学院的教授——都在大街上给行人画肖像呢。他们整天价跟警察周旋，与乞丐、妓女打交道，人变得粗俗了，艺术感觉也迟钝了……有什么办法呢，他们没有钱呀。”
不料，陈逸飞一改好好先生的随和态度，认真地道：“他们不是没有钱，而是没有毅力。在街上画几个月，就可以过一年，可以在家里好好画画嘛。在街上每天收现金，又不用报税，很多人经不起这个诱惑……”停了停，陈逸飞加重了语气，“关键是要好好画画！”
谈过艺术，又开始谈论女人。我和陈逸飞从男人的角度集中地议论某位运动员出身的北京女模特——她的种种是与不是；因事关第三人的隐私，从略。
言及社会上关于他的私生活的蜚短流长，我颇为不平地道：“契诃夫有句名言：嫉妒会使人斜眼睛。”
陈逸飞却诚恳地道：“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是我自己做得不对嘛。”
我一时语塞了。
（前不久。我和薛蛮子通电话，说“当年，我曾经和
陈逸飞做过一点小生意”；薛蛮子很惊讶：“你和陈逸飞能做什么小生意呢？”我据实以告，薛蛮子不响了。）
天色渐渐黑了。一个年纪甚轻的女孩子——我的被担保人之一——出现了；陈逸飞介绍道：“这是小X。”
我定睛打量她：五官并不见得多么出色，却有幼兔般的羞涩神情，惹人怜爱。
陈逸飞客气了一句：“和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吧。”
我告辞了。我希望与他的画作合影留念。陈逸飞问：“你想与哪幅画合影呢？”
我笑道：“大作常见美人，不常见莽夫；我自然是想和莽夫合影呀。”
于是，陈逸飞用我的傻瓜照相机拍了这张照片（见附图）。
过了一些日子，有个漂亮的女留学生耐不住清苦生活，要我推荐她去给陈逸飞当模特，以实现其美国梦；我想请吴健出面，被他一口回绝：“我不能做这个事，陈逸飞的女人已经太多了！”我只得硬着头皮给陈逸飞打电话，陈逸飞世故地“呵呵”笑了一阵，既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技巧地把这个话题搁置起来。
后来，男助理私下对我说：“在这种事情上，陈老师可小心了，生怕中了‘仙人跳’；陈老师在中国从来不敢做什么事，只敢在美国放纵一下……”
数年间，我为陈逸飞提供了十几份经济担保书。某日，我忽然想到，许久没有来自陈逸飞男助理的消息了，就打去电话探问；男助理笑道：“不会再有了。陈老师回大陆发展去了；现在大陆比美国还开放呢，陈老师的胆子也大了，没有必要再往美国带人了……”
我笑眯眯地道：“fine，我很高兴不再做这个事……”
此后，我再也没见过陈逸飞。十年来，各种渠道传来消息：陈逸飞际会风云，不可一世。我为有这样一个旧交而荣幸。
2005年4月初，我在网上看到陈逸飞猝逝的噩耗，失口叫了一声“哎呀”，万分惆怅……天妒英才，莫此为甚！
在众多悼词中，我注意到有这样一句：“陈逸飞的存在使得同辈画家感到尴尬和难堪……”不禁拍案称好！这是对陈逸飞一生的最为恰当的评价。
一天，我路遇专程赴沪参加陈逸飞追悼会归来的吴健；吴健叹道：“陈逸飞一辈子做的事情，我三辈子都做不了！我少了一个天才朋友……”
我狞笑道：“老吴，莫悲伤，待我完成长篇小说《太阳与蛇》，我将从人才作家晋级为天才作家！减一复加一——你的天才朋友的总数不变！”
陈逸飞的遗作电影“理发师”，我看后大失所望，我认为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平庸，陈逸飞竟然为之殒命，实在不值得。又一想，这也许就是艺术家的宿命——他们献身的事业，常常得不到同时代人的认可。
人生苦短。总有一天，我将与陈逸飞重逢于天国，对坐品茗，继续艺术和女人这两个永恒的话题……
我按时前往。北京市委党校是出了名的穷单位，破破烂烂。我和李银河找了间暖气失灵的空房间，相对而坐。
一见之下，我便知道这只能是一次走过场的相亲—— 李银河的相貌太过普通了，称为一般已是客气；较之我每日习见的花枝招展的女演员，对比更为悬殊。
即来之，则安之。我熟练地以天气为开场白，然后夸奖她的文笔不错，先前，我曾经在人民日报上读过她和林春合写的文章，里面引用了马克思的一段话，大意是人民的权利不容受到侵犯，犹如妇女的贞操不容受到侵犯。我说建国后，从来无人引用了马克思的这段话；李银河笑说这是因为中国人耻于谈论性话题，对于革命导师的语录也不例外。
于是，我们一见如故，开始了彼此都感兴趣的性话题。拘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李银河使用“有人说”，而我则假称是表弟如何如何。
奇特的婚礼——一半男宾与新娘睡过觉，一半女宾则与新郎睡过觉
“我表弟一上大街，眼睛就不老实，东张西望，说什么我要掐一朵（花），他把全北京的大街都当成后花园了！
谈及某几位盛名之下、其实难负的学术界重量级人物，李银河轻蔑地摇摇头：“可怜。”
中国家庭低质量、高稳定
我是早早地越雷池 饱饱地吃禁果；而李银河显然是循规蹈矩
我年轻时是北京著名的四大风流人物（另外三位是周立、周瑞、藏津津）
当时，北京上层社会已经有了无其名而有其实的性俱乐部——家庭舞会。比较出色的是平安里贺故上将家、东四最高法院谭副院长家、报房胡同何姓副外长家（何氏三公子无一好鸟）；干色（）
谈话时，常常有好奇的青年男女借故敲门，探头探脑地打量我，
她和王小波都是貌不压众而才华横溢 绝配！ 荷而蒙的作用不得了！还是不要孩子的丁克族
与李谈话，使我感到棋逢对手的愉快，却没有两性吸引的喜悦；
李的性知识显然来自于书本及不懈的思考，而非身体力行的性实践，有些想法太过抽象，而又缺乏动人的细节。
她问：“你怎么懂得这么多呢？”
我信口开河：“多亏我有一位神通广大的好表弟呀。他交际广阔，而又讨女孩子喜欢，是个拍婆子（在大街上结识的女孩子）的能手！”谈话果然愉快接下来的事情颇为辣手；我必须对冯阿姨和李有一个体面的交代。恰在这时，文化组织一批文字音乐创作人员下基层体验生活，这便成为中上这次“找对象”的最佳借口。我动电话给李她不无遗憾地道：“你这一去就不回头了？”我故作豁达地道：“是。不过，山与山不会相见，人与人却有机会重逢。”
几十年过去了，我再也没见过李。从冯阿姨那里不断唱来她的消息；我来美国后，听说她和丈夫王小波同在匹兹堡。那年头唱有一些中国留学生的签名活动，常见两人的大名，看了王小波的书，更感到两人是天造地设的绝配：貌不在众而才华横溢，性幻想丰富（王小波的性描写在性行家看来还比较稚拙）而性阅历单薄，乃是理论的巨人和行动的矮子。大千世界，王小波和李的配偶无第二人选，夫得其妇，妇得其夫，真羡慕我等婚姻不幸福者。
李不仅是理想主义者，同时也是现实主义者，她缄口了，中国失去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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