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本汉——汉语汉字现代研究的开路先锋

彭小明

高本汉（1898——1978），看了这个姓名，少不得会以为这是一位中国同胞。其实不是，他是一位瑞典汉学家。他曾很幽默地自我介绍说：“我姓高，名叫本汉。本来就是一个汉人嘛！”他的外文姓名很长，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高本汉三个字太方便了。他曾任哥德堡大学教授、校长，远东考古博物馆馆长。瑞典汉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建立，高本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一生著述上百部，研究范围包括汉语汉字、音韵学、方言学、词典学、考古学、文学、艺术和宗教。他在中国历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欧洲的比较语言学方法，探讨古今汉语语音和汉字的演变，极富创见。高本汉出身于一个中学教师家庭，从小就表现出语言天赋，对方言极感兴趣，学习过当地多种方言。在中学里就用方言写小说，做方言调查。上大学他主修俄语，然后到俄国圣彼得堡又学习基础汉语。他得到了一笔奖学金，于1910年3月前往北京。后来在山西大学教授法语和英语赚取生活费。在中国期间，高本汉先用几个月的时间迅速掌握汉语口语和常用汉字，随后他就列出详细的调查问题表，开始搜集和考证方言资料。1911年的中国，辛亥革命席卷南方。他一身中国读书人的打扮，带一位仆人访问了北京、太原周围的许多地方，不仅记录三十三种方言资料，还撰写关于中国社会革命和人民生活状况的系列报道，寄回瑞典，刊登在《新闻日报》上。1912年他回到欧洲，继续进行比较语言学和汉学的研究。三年后他25岁，获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1918年成为哥德斯堡大学教授，后来成为该大学校长。1922年他曾经再次访问中国。研究的重点是汉语语言文字学，兼顾汉学的其他领域。他的《中国音韵学研究》荣获奖金，《诗经研究》、《老子考》、《汉语词类》、《〈颂诗〉韵考》等著作，由于以语言学知识为基础，其考证方法为中国的音韵研究、古籍的辨伪研究开辟了科学化的道路。他的《原始汉语是屈折语》（foot/feet，Fuß/Füsse现象叫屈折现象）震惊学术界，（对于中国人来说也足够震撼！）书中揭示了上古汉语有代词的“格”的屈折变化痕迹。而且他对诗经和中古汉语的语音构拟（重构古人的读音）也做出了贡献。古汉语文献的辨伪，也十分重要。他的汉语汉字研究著作成为许多国家汉学教学研究的常用教科书和必备工具书。他也为国际汉学培养了继往开来的专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唯一懂中文的马悦然就是他的弟子，另一位女汉学家、古琴学者林西莉（《汉字王国》的作者）也是他的学生，还有多位弟子成为欧美学术机构的汉学家，这些汉学家又培养了新一代的汉学人才。

瑞典汉学家高本汉

高本汉的学术生涯，在40年代前期达到了顶峰。他在完成中古汉语的研究之后，就开始向上古汉语攀登，从1923年到1934年，陆续发表了《中日汉字分析字典》、《上古汉语问题》、《诗经研究》、《汉语词族》等重要著述，大体完成了上古汉语的构拟。1940年，高本汉把以上研究成果以字典形式浓缩到《古汉语字典》之中。《古汉语字典》的编排清楚，使用方便，同一谐声成分的字排在一起。汉字的字形，从甲骨文到铜器铭文和碑文再到现代字体，按年代顺序标出。释义取舍严格，所收汉字在汉朝以前的文献中出现的意义都予标注，并含出处。每个字都标出三个阶段的读音：上古音、中古音和现代官话读音；（1957年修订，加声调）。直到1997年该书才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如果说《中国音韵学研究》是高本汉关于中古汉语的精彩论述，那么《古汉语字典》就是他毕生研究上古汉语的结晶，其中汇集了他全部语言学、字音学的研究成果。

《古汉语字典》在音韵方面保证了读音都来自中古同一个语音系统，在此基础上进而确定汉字的上古音和现代音。在训诂学方面，首先在于它严格区分了字的本义和词的本义。中外学者常以为字的本义就是词的本义，其实两者往往并不完全重合，特别在表示抽象概念时更其如此。

《古汉语字典》在训诂学上的价值，还在于此书严格选取只出现在汉代以前典籍中的词义，而不取只出现在《说文》等字典辞书中的词义，以及汉代以后的词义，这样汉语词的本义、引申义和假借义就显得特别可靠而明确。

高本汉晚年对于中国的古文字、古器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古汉语字典》中就有他的许多独到的见解，可供文字学研究者参考。虽然有的著作存在疏漏和争议，但绝大多数的论断都得到中国语言学界的承认。他的晚年著作涉猎更广，《殷朝的武器和工具》、《古代中国的传说和迷信》、《远东文物博物馆中的新铜器》、《汉语语音系列中的同源词》、《周代中国的祭礼》、《中国古镜》……。

为什么他有这样辉煌的成就？

高本汉是一位罕见的天才。一旦深入到汉语汉字的领域，他竟有如此丰厚的学术成果，足令全世界知识界震惊得目瞪口呆。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时代的重要因素。俗话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比他早来北京三百年，并与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但是并没有留下更加辉煌的成就。高本汉前往中国（1910-1912）的时机，正是中国社会面临三千年巨大变革的前夜。专制的满清皇朝在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不断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动乱更加动摇了专制政体的统治，人民生活痛苦，危机四伏，革命一触即发。然而辛亥革命的爆发和南北军政势力的冲折博弈，并没有影响高本汉在民间考察语言的进程。他迅速地学习了汉语汉字，并搜集了方言材料，为日后的研究做好了铺垫。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知识界已然经历了明清两代频遭文字狱伤害的时期，学术潜沉到音韵学和训诂学（朴学）的故纸堆中。改朝换代还没有给他们带来思想的完全解放。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还要熬过漫长的八年。新旧交替之间，精通法文英文拉丁文和希腊文的马建忠已经编写了以拉丁文文法为蓝本的第一本汉语语法书《马氏文通》(1898)，后来的语言学家杨树达又为之做了补正。但是这些只是中国人跟西方语言学开始接轨的初步尝试。高本汉闯入中国好像孙悟空如入无人之境，开辟了一片新天。林语堂写道：“高本汉是切韵专家，对中国音韵学的贡献发明，比中外过去的任何音韵学家还重要。”（《语丝》四卷27期）。胡适评论说：“高本汉的成绩何以能这样大呢？他有西洋的音韵学原理做工具，又很充分地运用方言的材料，用广东方言做底子，用日本的汉音吴音做参证，所以他几年的成绩便可以推倒顾炎武以来三百年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功夫。我们不可以从这里得一点教训吗？”（《胡适文选》356页）。教训是有的。我们当然钦佩高本汉的天才禀赋，但是也不必妄自菲薄。毕竟他是一位来自欧洲，经过了欧洲十九世纪语言学最辉煌时代洗礼的幸运儿。现代音韵学、方言学和比较语言学都是欧洲那个辉煌时代的结晶。那么那个辉煌时代的源头又在哪里呢？欧洲的文艺复兴！经过了差不多一千年的中世纪黑暗时期，欧洲人逐步重现了古希腊古罗马曾经的光荣历史和文明。他们开始怀疑神的力量，开始追求人的尊严，人的探索和创造精神。天文学日心说打破了《圣经》的说法，进化论说明物种有非神创的自身进化规律，地理大发现告诉人们，过去以为上帝阐明了一切，结果人类发现了一大片《圣经》从未叙述过的新大陆。贸易和交通的发达更加推动了人文思想的解放。但丁的《神曲》是用佛罗伦萨的方言写成的，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中，翻译本《圣经》规范了德语语文，格林兄弟搜集了方言的民间故事，编纂出版了第一本《德语语法》。各民族的白话文学歌颂人性和人类之爱，人不再是神和神学的奴婢。启蒙运动在欧洲兴起。通过方言的考察和研究，记录语音，发现音位，归纳语法和编纂词典（搜集词汇），语言学不断地发展；到了十八、十九世纪之交，人们发现古印度的梵文跟日耳曼语文具有同源的相似特质，历史比较语言学由此渐趋成熟，跨入了语言学的顶峰时代。人还是欧洲人的后裔，土地仍是欧洲这一片大陆，语文也还是拉丁文，（直到19世纪，欧洲各国的科学论文始终还是沿用拉丁文不变），可是人的思想获得了解放，就能创造出文艺复兴后的辉煌，就有了欧洲语言学的顶峰发展，工业革命和科技昌明接踵而来。高本汉就是欧洲语言学优秀的代表人物。直到五四运动警醒了中国知识界的启蒙，民主和科学的曙光穿破了专制和蒙昧的迷雾，射入了中国知识界的殿堂。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高本汉的汉学成果还不甚了了。但在五四以后，思想解放了的中国知识分子逐渐迎头赶上，翻译和学习了他的著作，也孕育了中国自己的语言科学家。例如诗人陈梦家，不仅精通古代汉语汉字，也熟悉古代青铜器物，（可惜在文革中自杀）。人还是中国人，文字还是繁体字，思想解放了，就逐渐有了成就。胡适成为以科学思想推行白话和整理国故的带头人。五四以后的中国开始追赶世界水平，乃至出现了西南联大这样的知识群体。可是，1949年的革命重新禁锢了中国的思想界，政治运动之外，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整肃行动接连不断，院系调整（思想改造）、批判武训传、批判胡适、（反基因学说、反爱因斯坦）、批判红楼梦、胡风集团案、反右派、拔白旗，文革、清理资产阶级污染和六四屠杀，又重新封闭了思想。改革开放以来也是时紧时松，从未彻底解禁。

瑞典汉学家马悦然

从国际视野来看，中国的知识界还算比较“争气”，中国甲骨文的发现和解读都是中国人自己完成的。西亚两河流域3000多年前的苏美尔楔形文字虽然在17世纪已被发现，却被误认为装饰图案，直到19世纪才被欧洲学者们逐渐解读破译成功。1786年英国学者琼斯指出了古代印度的梵语与欧洲主要语言之间的系统关系，19世纪德国学者鲍朴证实了印欧语系的存在。1900年中国学者在河南安阳发现了约3600年前的甲骨文，并由中国学者逐渐地破译解读。至2017年近5000单字中已经认读出约2000字。

高本汉的汉字观

高本汉毕生研究汉语汉字，学术著作等身。他还有一本介绍汉字的小书Sound and Symbol in Chinese, 是一本科普小书，其中也谈了他对汉字的看法。国外的汉学家一般都有欧洲多国语文的功底，都有学习语言的经验和认识。高本汉有几个汉字之“论”。汉字可爱论：中国文字好像是一位美丽可爱的贵妇，而西洋文字则好像是一名有用而不美的贱婢。汉字易学论：他在俄国开始接触了一点中文，就来到中国，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应用汉语和汉字开始方言考察，成绩斐然。他说一个外国来的成人，经过一年的学习，熟悉两千到三千个汉字，并不是很烦难的事情。先学独体字和偏旁，然后再类推记忆新字。最为惊人的是汉语先进论。他以诗经等例证证明原始汉语曾经是屈折语，与印欧语系的发展轨迹相同，词尾已渐渐消失。英语是印欧语系中演进（例如词尾消失等）最先进的一支，而汉语则比英语更加先进！（关于屈折语和孤立语先进落后的说法，国际学界有争议，此处恕不讨论。）高本汉另一务实的观点是汉语汉字适应论。汉字和汉语互相非常适应，相互依存，互不可缺。他也想到过汉语拼音化这类改革。他设问自答：如果省去汉字的难写，要付出什么代价？那就必须放弃中国四千年来的文字，废弃中国文化全部的骨干。他的说法是现实的，也是有远见的。现代的文化人类学认为，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世界文化大花园百花之中的一支，都应该得到延续和发扬光大，他们的历史文化积淀都应该得到保护和传承。就像自然生态一样，应尽可能地加以保护，绝不可以随意伤害。文化遗产一旦失去，就很难再恢复。就像北京的古城建筑被拆毁一样，现在已经悔之晚矣。人类已经进入到理性的时代，过去那样率性而为地动辄推行文字改革，（把将近一半的常用汉字变成简化字），是粗暴和野蛮的反文化举措。今天现代科技已经进入到电脑（手机）的智能阶段，围棋冠军都被电脑打败了。语文方面的技术性困难完全可以交给电脑科技去克服，绝不应该再让民族文化去削足适履。文字不仅仅是一种共时synchronic语言记录工具，更是沟通古今的历时diachronic文化载体。前面提到的高本汉的学生马悦然，他的意见非常明确：“方块字堪称世界上最发达的文字，中国大陆所使用的简化字终会恢复为繁体字。这种信心我从未动摇过”（2009年3月13日人民网消息）。他认为，秦汉以后，直到简体字出现前，汉字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件事情最大的意义就是使中国的历史得以传承。但在使用简体字的现在，却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读懂古籍了。其中主要原因是很多人根本就不认识繁体字。（东方早报2009 6 22）。高本汉的另一位学生林西莉说，她更喜欢繁体字。“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简体汉字越来越简化，越来越不好看，简体字也很难看出哪一部分能表明意义，哪一部分能表明声音。”（新华网2015-05-11 《西方发现汉字之美》）。西方汉学家都有东西方多种语言文字的功底，更能从外部的视角观察汉字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他们的意见是值得我们理解和思考的。

瑞典女汉学家林西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