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曹禺

毕汝谐

我刚识字便开始翻看曹禺作品(“北京人”里关于棺材的那些台词,使我幼小的心灵感到不安)；那时,我不识“禺”字,便称之为“曹偶”。
   我与曹禺的第一次见面,竟然是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男厕所---风雨如磐的文革初期,我去北京人艺访友,在一楼男厕所方便,见一老者埋头清洗尿池,不觉一楞---这不是早已在照片上熟悉的曹禺先生吗,不禁驻足; 曹禺热心地问:“你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吗?”我摇摇头,问道:“您是曹禺吧?”曹禺惭笑不语,碎步退后.
   曹禺是家母早年在清华求学时的高几年级的学长,他曾给低班学生代过几堂课;因此,家母写信介绍我去见他,尊称其为“曹禺老师同志”;昔日,曹禺热烈追求清华一枝花郑秀,常在门禁严格的女生宿舍附近徘徊,为清华园里的一大趣闻.
    七十年代中期, 曹禺家住在张自忠路剧协的大院,家里由于没有女主人及保姆,显得大而无当; 曹禺终日赋闲,郁郁不乐, 我的到来给他增加了一个谈伴,他说:“你看过的书真不少,我和你谈得来。”那些年, 曹禺家门庭冷落马蹄稀,我去过许多次,除了有一回,人艺话剧演员童超因生活琐事登门,根本无人来访.我多次在曹家用饭,都很简单:一点米饭或者面条,一点青菜,再开一个午餐肉或者红烧猪肉的罐头.
   我和曹老伯有许多共同话题:首先是苦闷. 曹老伯忆及衣食无忧的童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苦闷,可那时的我,的确是苦闷啊!”

    我说:“我小时候也一样,在育英小学住校，白天看见杀鸡宰鸭,晚上就痛苦得睡不着觉。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更为凑巧的是, 曹老伯的写作方式与我完全相同:“我写《雷雨》，是一段一段地写出来的,什么在头脑中最活跃,便先写哪一段,然后像拼七巧板似的拼起来……在构思阶段,首先涌现出来的常常是一个人物,一个场面,一段情节,逐渐形成整个剧本的结构,没有事先预定的主题,连人物的发展，也是在写作过程中逐渐完成的,有时,人物为什么用这样的台词，我也不知道……”
   我笑说:“我也是这样---前后无序,最后慢慢地拼接起来；我看过一本书,说是这样的写作方法，完全符合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学说.”
   毫无疑问,就人类精神的探索深度而言, 曹老伯是一位天才(晚年时,曾获得“中国沙士比亚”的美誉,可谓名至实归),然而,单就言谈举止而言,他和邻家老伯并无不同,迟钝、木讷、语言乏味. 曹老伯不止一次地赞叹我的年纪尚轻,并言及自己年轻时的雄心大志:“我那时把《雷雨》改了又改,觉得要是拿出来，田汉呀、洪深呀、欧阳予倩呀,都得被我比下去!《雷雨》交给巴金,被他压了一年才发表；鲁迅日记里提到先生买了一本日译《雷雨》,没有评论,先生肯定看不上这种小作品……现在我年纪大了,就觉得自己不行了.就像肖军,年轻时总是欺负人,人老了以后，就被人欺负了……”
   曹禺的戏剧理念几乎是全盘继承了古希腊的悲剧理论,在解放后自然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写出来的作品苍白、贫弱、缺乏生命力.话剧<<明朗的天>>将协和医院诬写为杀人黑店,观众并不买帐---当志愿军代表滔滔而言时,剧场里居然有人睡着了;<<胆剑篇>>、<<王昭君>>因是历史题材，稍稍好一些,却也缺乏曹禺经典戏剧所特有的撼人心魄的激情和感染力.
   将曹禺作品质量下降,归因于1949年的政治变迁,是最便当的理由和借口;我却以为不然.自《雷雨》、《日出》震惊文坛后, 曹禺作品于整个四十年代已呈现质量下降的不可逆转的趋势,至解放前夕, 曹禺的电影剧本《艳阳天》,除了作者署名依旧,与公众认可的曹禺水平相去甚远了.因此,1949的政治变迁,反倒成为曹禺写不出高质量作品的最好的饰布；这个观点同样适用于巴金、沈从文、冰心等文坛名宿.
   曹老伯与郑秀的第一度婚姻,完全符合才子佳人、郎才女貌的世俗模式,却不幸福; 第二任妻子方瑞只是一个平凡的家庭妇女,但是与曹老伯琴瑟和谐。总参有一位五旬女少校,失婚多年,得知我与自1974年即丧偶(方瑞)的曹老伯常常走动,竟要我代她向曹老伯求婚;我经不住缠磨,只得腼颜相告, 曹老伯哭笑不得地道:“结婚?我已经行将木啦,怎能结婚?”
   当然,这只是所遇非人的遁词；曹老伯于1979年与年轻时心仪的京剧演员李玉茹完婚.对此, 曹禺女儿万方态度明朗:“只要老父能多活几年就好.”这段和谐的婚姻直至天年.
   有一回,我和曹老伯谈及老舍, 曹老伯带着几分神秘感说:“老舍的思想不简单,他是旗人,心灵深处有满族独立思想……”我左耳听右耳出,没有就此探问下去,而今觉得非常可惜.
   曹老伯的思路时断时续,言语支离碎碎;常常陷入长时间的沉思(却又冷孤丁地冒出一句: “<<李自成>>写得好,不能以演义视之. ”);在这种时候,我便与曹老伯相对默坐; 不言不语.
   像几乎所有老年人一样,他对死亡怀有恐惧,有一回, 曹老伯问我:“我将来究竟是死于阳台还是大床?”我肃然缄口.
   曹老伯对女儿的婚事忧心忡忡,任性地对我说过许多私房话,而后又十分后悔,叮咛道:“你可不能说出去啊。”我保证道:“您放心,我不是传闲话的长舌妇。”故从略.
    曹老伯为人厚道,从不说人坏话,只有一次例外:提及因投靠江青捞到文化部副部长乌纱帽的袁水拍,十分鄙夷地道:“鲁迅说,人一阔脸就变,用在袁水拍身上正合适.”
   毋庸讳言, 曹禺身上也有某种庸人气质.对于当朝一品大员, 曹禺怀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敬畏.早年,曹禺在颐和园休养时,陈毅曾来看望他,临走时还丢下一句话:“曹禺,我是专程来看你的吆.”对此,曹禺受宠若惊,许多次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对不同人士(包括我)提及,还翻来覆去地道:“我只是一个区区,我只是一个区区……”以示承受不起.
   我感到由衷的难受:陈毅与曹禺,均是国宝级人物;如马克思所言,红玫瑰和紫罗兰各有不同的芬芳,岂有高下之分?
   面对同一个陈毅,请看吴祖光的应对方式----“有一次，我到他家,他大概刚送走一拨儿客人,桌上的茶杯还没有收拾.我随意问了一句,刚才的客人是谁,他也随意地回答我:陈毅.我吃惊地问:是陈毅副总理吗?他点点头说:大将军.是王昆仑陪他来的.看了看字画,谈了谈戏,聊得很轻松.警卫员在院子里等着.他的语气很自然,没有半点受宠若惊的意思,就像接待了一个我这样的客人.”(杜高: “又见昨天” 218页)
   然而, 曹老伯生活平顺, 吴祖光境遇坎坷,发人深思.
   有一回, 曹老伯翻箱倒柜,找出董必武观看话剧“胆剑篇”后的赠诗(意味深长的是,与董必武的讣告放在一起)示我; 曹老伯谨小慎微地道:“董老已经盖棺论定了,所以我给你看他的诗.”
   周恩来病逝后,我去曹老伯家探望,惊讶地发现曹家已经成为周恩来的超级灵堂---站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看见不止一张周氏遗像;我关心地问曹志伯身体任何,他慢吞吞地答道:“不太好。”然后哭着说:“总理死了,哦,前年,我爱人死了,我也没有这么伤心呀.”又深情地回忆道:“总理跟我开玩笑说,咱们俩都是属狗的,我比你大一轮……听说总理病了,我想去看看他,又觉得不好打扰他,他得的是要死的病!我见了他也没话可说呀……呜呜。”曹老伯动情地哭了,我受到情绪感染,也落了泪.
   曹老伯对周恩来的深厚感情自有其因:文革混乱时,曹禺连同彭罗陆杨等大官同被造反派劫走,周恩来闻讯出面讲情:“曹禺算什么?什么也算不上呀,让他回家吧.”这种明为贬斥、实为保护的做法,使生平第一次遭到绑架的曹老伯化险为夷,永铭于心.
   曹老伯对旧中国极端不满:“乱七八糟呀! 乱七八糟呀!”同时,对新中国感情真挚：曹老伯给我看过家庭像册,里面有多张他抱着幼女与五星红旗及毛泽东像的合影; 曹老伯多次若有所思地道:“你年轻,你能够看到中国越来越好……”打倒四人帮后, 曹老伯却告诉我:“其实,我对中国的前途没信心了,但是不敢说呀!”
   曹老伯常常说作品不要流于平庸,要有神来之笔;当我称赞他的作品神来之笔迭出不穷时, 曹老伯却黯然地道:“我还想写一部大作品。”停了停,又叹道:“写不出来呀。”他案头有个摊开的创作笔记本,上面凌乱地写着一些不明就里的断句。后来,随着曹老伯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从张自忠路搬到三里屯又乔迁到部长楼)的不断提高,他不再说要写大作品了.
   曹老伯与郑秀、方瑞各有两个女儿。我没见过郑秀生的两个女儿;我与方瑞生的万方相熟并两度同事.在沈阳军区歌剧团时, 熄灯之后,我和万方都去创作办公室(内外两间)读书写作;其时, 万方已有未婚夫苏雷(作家,王朔的哥儿们),但是我暗自对这种关系的牢固性存疑,心想单男独女相处久了,怎能不擦出火花?然而,万方一进来,就将中间的房门轻轻地、坚定地掩上了,彻底粉碎了我心中的非非之想……这扇门一直维持了数十年之久---虽然我和万方各自经历人生风雨,却始终保持着纯洁的友谊.我们无话不谈,交换不可告人的秘密,却一直没有开启这扇门.
   有一回,我半开玩笑地问万方:“我的双枪猎枪(眼睛)射向你,你有反应吗?”她答:“没有反应啊.”我笑道:“很好,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回答呢.”
   后来, 万方问我为什么出国,我冷笑道:“为了写《毕汝谐回忆录》。”
   前两年, 万方因创作“空房子”、“空镜子”、“走向幸福”等电视连续剧名噪一声,我向她表示祝贺:”女承父业,后继有人.” 万方淡淡地说:“活到这个年纪了,婚姻家庭的事情全都懂了.”
   我笑道:“很好,政治题材由男作家来写,《太阳与蛇》来也!”
   我将永远怀念曹老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