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臧克家

毕汝谐

诗人臧克家是我青年时代的三位恩师之一(另外两位是哲学家贺麟、剧作家曹禺).
   早在抗战时期,臧克家及夫人郑曼与家父母便相识了;当时家父母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在重庆从事地下工作,奉命于文化教育音乐界广交朋友；臧克家是左倾文人,在国民党方面也有许多挚友（比如同是新月派文人的叶公超等），左右逢源,活跃于陪都文化界.
   解放后, 臧克家与家父母疏于交往；然而,我家的书架上，不时出现有作者签名题赠的臧克家的著作,因而,我对臧克家的生平及作品都不陌生.
   小时候,我不喜欢臧克家的短小诗篇,觉得比较浅白、直露,缺乏巧思和哲理.那时，我喜欢马雅柯夫斯基的长诗“好!”、“列宁”,艾青的长诗“大西洋”;而且，臧克家在诗歌理论方面也无系统建树,而艾青毕竟还有一部“诗论”.
   臧克家曾经编发<<毛主席诗词>>,并建议毛泽东对个别字句做了改动,算得上是半个帝师; <<毛主席诗词>>公开发表,这是当年举国瞩目的盛事;毛泽东写给臧克家、徐迟的关于诗歌的一封信风行一时,皇恩浩荡.为此, 臧克家写过一首诗,将自己与毛泽东谈诗和列宁接见高尔基、斯大林称赞马雅柯夫斯基相提并论,我颇不以为然,童言无忌地对家母道:“臧克家就是自高自大!”家母笑而不语.

   文革前,电视转播诗歌朗诵会,臧克家用一口山东话朗诵的诗篇是“凯旋”;所谓凯旋,即长期住院而返家是也.
   我不忍心却又必须写出这样一件事:文革初期,我去中国作家协会看大字报,有一张大字报是臧克家的声明,大意是昨天革命群众开会批斗我,我完全赞同; 开会期间我因气管和肺部有病,不断地发出“呋呋”的声音,这是一种生理现象,并非对革命群众不满;特此声明...... 臧克家的声明已经批上了许多污言秽语.
   我悲伤地闭上眼睛. 一代大诗人,自轻自贱到了这种地步；这不仅是诗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1973年秋,我创作了批判孔老二的独幕历史话剧”孔子诛少正卯”,想请老辈名家看一看,然而家父母细数起来,他们认识的老辈名家不是被打倒便是放逐乡野,只有臧克家的处境尚可,就给他写了封信,很快便收到热情回函,谓“当年重庆的许多旧友,已经作古了......令郎有志从亊革命文艺，自当略尽绵薄......”
   臧克家住在东单的一个小院子里。臧老伯高高瘦瘦(有钱难买老来瘦!)，多少有些谢顶,和颜悦色，笑嘻嘻.客厅布置典雅,我有些诧异――不见其与毛泽东的合影(那个时代最时髦的辟邪之物!),只有一幅郭沫若于臧克家四十初度的题诗.
   见我注目于郭诗, 臧克家感叹道:“时间真快,我已经七十岁了!”
   寒暄过后，言归正传;谈及周朝礼制, 臧克家做出一个我万难预料的举动:一屁股坐在地板上,双腿盘起,两掌抚膝……不似老叟,仿佛幼童.
   臧克家对我的剧本颇为欣赏,还交给孟超、葛琴(邵荃麟夫人)葛一虹以及赵朴初等前辈传阅, 众老一致的看法是:这个剧本写得不错,作者是当代青年里不可多见的人才.
   我感到欢欣鼓舞.
   1964年,历史学家黎澍(我家的老邻居;文革后期, 黎澍家与落魄的王光美家比邻,双方结下深厚友谊)以光明日报评论员名义发表著名文章“让青春放出光辉”,这篇雄文连同周恩来在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中国正处于工业革命前夜”的温和论断,曾经使我产生海市蜃楼般的美丽幻觉……
   然而,遭遇文革,一事无成,我内心的痛苦无法形容. 众老的称赞于我有如“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杜勃罗留耶夫斯基语)”!
   臧老伯的女儿臧苏伊告诉我一个消息:文革前的青年艺术剧院、实验话剧院、儿童艺术剧院等已经合并为中国话剧团,招兵买马,负责人是任虹、白凌.我自然不会错失这个机会,将剧本寄给他们,很快就得到约见的邀请.
   白凌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中年妇女,笑眯眯地对我说:“团里的领导和几位编剧、导演传看了你的剧本,觉得你有一定的创作才能和文字功底.当然,这个剧本是不能上演的,让反面人物(指孔子)充当第一号人物,这不符合样板戏的三突出的原则.”
   任虹是一位白发老人,同样笑眯眯地道:“我们这次只有招聘演员的名额,打算把你作为演员吸收进来,进一步熟悉舞台,写出好的作品.”
   我大喜过望:演员就演员吧,只要能够摆脱体力劳动,从事文艺工作就行!嘴上却谨慎地问道:“听说,你们招演员要经过现场考试,我什么也不会呀.”
   白凌接道:“你就朗诵一篇文章吧,走一个过场.”
   然后,又说了一些闲话:英若诚(文革后的文化部副部长)的英文根底深厚,沈西蒙(南京军区作家,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的作者)的作品值得一读等等.
   而后，我特意找了诗人顾工(诗人顾城之父)辅导我朗诵;顾工有一把好嗓子,咳嗽一声,惊飞苍蝇.为省心省力,我挑了鲁迅的一篇极短的杂文“立论”，在顾工、胡慧铃(原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编辑)夫妇的指导下,尽可能做到声情并茂.其间还与顾城打了几次照面,印象不深.
   招考演员那天,人头济济.许多专业、业余演员当众表演了拿手的节目, 我煞有介事地将“立论”朗读了一遍；以后就是等待录取的消息了.
   臧老伯建议我将剧本投稿,争取公开发表.
   当时,全北京只有两家文艺刊物:“ 北京新文艺”(即文革前的“北京文艺”)、“ 解放军文艺”.我命女朋友将剧本复写多份,同时投寄;很快便收到“ 解放军文艺”编辑部的手写的退稿信,谓剧本写得不错，然本刊只发部队题材作品,无法采用.而“ 北京新文艺”则派编辑赵金九(文革后为北京市文联负责人)骑自行车来到我家,面告好消息:全体编缉一致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好作品,将于2月份头条发表.主编周雁如邀我去编缉部见面.
   次日,我依时来到位于西长安街七号的编辑部,一位中年女编辑惊讶地站起身来:“呀,作者很年轻嘛.”
   周雁如五十岁左右,眉眼和善,她重申将于2月份头条发表剧本,并对目前暂无稿费制度表示歉意.还说:“浩然家里生活困难,他爱人常年有病,所以用生活补助的名义给了浩然一些钱,不是稿费.”
   我表示对稿费并不介意.周雁如建议我继续写下去,将孔子的一生分期写出来,然后出书.我的心里乐开了花,连连点头.
   然后,周雁如、赵金九两位留我在编辑部食堂用饭;又随便扯了一些彼此熟悉的人与事；我方知周雁如是首都钢铁公司党委书记周冠五 (其子周北方为文革后太子党要角,与邓公子莫逆;那是后话)的妹妹.
   臧老伯得知此事,高兴得连连称好.片刻,臧老伯又担忧地道:“现在发东西太难了,就是我们这些老专家,也难发表作品.所以,你的剧本要发出来才算数.”
   那时,我家住在西郊,每日骑自行车进城,以臧家为落脚点,还免不了叨扰茶饭.社会的冷酷(我在诗人田间那里吃了闭门羹)与臧家的温暖形成鲜明对比.
   臧老伯不幸而言中了!“北京新文艺”第二期出现在邮政亭,没有我的剧本,没有我的名字!周雁如再电话中表示歉意:“市文化局的领导(好像是北京军区文化部副部长王力民?)不同意发表,说是全国都没发过这类作品,北京不能开这个先例.我们争了半天,领导不拍板,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撤下来.”
   祸不单行. 中国话剧团的美事也告吹了!
   任虹悄悄地对我说:“吴德(时任国务院文化组长,相当于文化部长)同志没签字,演员名额没批下来.只要有一个名额,我们都会要你的……”
   那么,如何让“吴德同志”签字呢?我央求一位在吉林时与吴德相熟的老世伯写信,老世伯苦笑道:“吴德在台上,我在台下,我怎能给他写信?我告诉你吴德住址,你是年轻人,自己去闯一闯吧.”
   于是,我单枪匹马去闯吴德家,揿响了电铃;大灰铁门打开了一个长方形窗口,露出一双警惕的眼睛,我说是某伯伯让我来的,递上陈情信及剧本;那人收了下来,无一语.
   正在这时,载着脸润身肥的“吴德同志”的大红旗轿车到了,大铁门立即开启,待车尾进入后,又快速关闭……即令是头等刺客,也无法下手!
   大红旗卷起的轻尘拂在我的脸上,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李太白、杜工部的著名诗句在耳畔交响;我在吴德家门口痴立许久,眼睛潮了.
   陈情信及剧本自然是石沉大海.
   当我把这件事说给臧老伯时,他赞道:“很好,很好,你敏感、细致,这种气质很适合搞文学创作.”
   我用尽可能平缓的词句,倾诉内心的痛苦(我的一位插队东北的朋友,因前途渺茫痛哭流涕;三十年后,他成为中国美国大使馆的参赞);臧老伯静静地听着,间或发出爱莫能助的叹息.
   当剧本不能发表已成定案,臧老伯安慰我道:“现在发表作品真难呀，我在干校写了组诗，字字苦吟，千锤百炼，也找不到地方发表;不要难过,你还年轻，将来有的是机会……”
   臧老伯又道:“你和另一个青年钱世明都很有才气,我很惊讶.”他介绍我和钱世明认识,却终因文人相轻,未能成为朋友.如今, 钱世明已是著名的易经学者了.
   臧老伯建议我自行油印剧本,以便在更大范围内征求意见;我尝试了一下,便放弃了---那年月,油印机是公家物品,人人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岂能借得?
   某日,臧老伯由我的剧本谈及文革前发表于“人民文学”的两个著名的历史题材短篇小说“广陵散”、“陶渊明写挽歌”(作者陈翔鹤)。文革前曾经哄动一时,文革后被批得臭不可闻.我冷笑道:“陈翔鹤写稽康、陶渊明,说明他对稽康、陶渊明理解得很深;然而，陈翔鹤又不甘寂寞,写出并发表这两个短篇,却又说明陈翔鹤并不真正懂得稽康、陶渊明----懂得稽康、陶渊明,就应当懂得在魏晋朝那种严酷的社会环境下,文人的生存之道……这是哲学上的二律背反命题呀.”
   这时,臧老伯的身体抖了一下(他自然听出了我的弦外之音),一言不发,却把椅子向我拉近了---以肢体语言表示同意我的看法.
   (我自然知道林彪与孔子并无甚瓜葛,却将林彪的话揉入孔子的台词,这种做法使得严肃的历史剧有了活报剧的色彩;而众老及所有人都视这种做法理所当然---统治者的思想是统治思想.)
   闲谈时，臧老伯怀着旁听者可以品出的一丝快意道:“丁玲、艾青犯的错误太严重了;不可能出来工作了.”
   臧老伯的忍耐功夫近于化境---提及有人骂他以诗歌邀宠于毛主席,招摇撞骗,仿佛是言他人之事,平心静气.
   这一回,轮到我无言了.
   1976年清明,大规模的天安门事件被镇压下去了. 郭沫若、臧克家相继发表颂诗;臧老伯的诗里竟有“（工人民兵的）拳头就是惊叹号”这样粗鄙的句子,我又一次悲伤地闭上眼睛. 是夜,我痛苦地用只有自己识得的隐语,在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时代的最后阶段,怎么如此漫长?!”
   同年金秋, 郭沫若、臧克家又赋诗欢庆打倒四人帮、华主席上台……
   同是当年活跃于雾重庆的非党的左倾文人，老舍于文革高潮中玉碎,而臧克家以九十九岁(若是再加上天、地、人各一岁,则是一百零二岁)善终.原因何在？性格使然---齿以刚而折,舌以柔而存！哦, 臧克家是真正懂得稽康、陶渊明的现代文人!

   老舍与臧克家的不同命运,是专制制度下,文人悲剧命运的两种不同形式;作为晚辈,我只能叹息,却无权品评齿与舌的高下.
   在空前的政治压力下,文人被迫委曲求全,苟全性命于乱世；并非所有文人都有跳太平湖的决心和勇气.
   臧老伯最为人知的诗篇是“有的人”---“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
   臧老伯已逝,却永远活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