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永生、关雅琴与铁链女
陶洛诵
铁链女的悲惨际遇引起全中国社会的公愤，涉案人员被公之以法。网上有评论觉得对犯罪分子量刑太轻，不足以平民愤，不足以震慑坏人，没有替铁链女讨回公道！
昨天和友琴谈话，谈到她对我人生的影响是她对我反复提起的1966年“红八月”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两个花季少女林永生和关雅琴，没有多少人知道她们，凶手至今逍遥法外。
林永生的名字最早是由“河殇”的作者苏晓康提出来的，说北京二十七中一个初中女生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历史义工王友琴就把林永生的名字披露在自己文章里。
一 以下是王友琴关于林永生的文章的摘要：
2004年我在香港出版《文革受难者》一书，书中有659名受难者。我和很多文革经历者谈话，寻找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受难者情况。但是，有的受难者，虽然他们被打死的事情，是有不止一名受访者知道的；他们被殴打和死亡的地点是知道的（因为是在公众面前被打死，并非在秘密的地方）；甚至他们被殴打的声音以及其他细节也是受访者听到或看到的，但是他们的名字却找不到了。
在《文革受难者》书中，受难者的名字按照姓名的拼音字母排列。这是基于我的一个理念：所有的受难者都是平等的，都是重要的。但是死亡情况确实，名字却不清楚的人，怎么排入此书中呢？我只好在A-Z开头的名字的后面，设了特别的一章，题为“未知姓名的受难者”。在这一章里，受难者是按照他们的死亡地点排列的。
在“未知姓名的受难者”一章中，有北京第27中学的一名初二女生，在1966年8月在校中被该校红卫兵打死在校中。这所中学位于北京市中心，是北京历史最长的中学之一。数位受访者记得她被打死的事情，但是，没有找到人知道她的名字和死亡日期。
《文革受难者》书出版14年后，我收到了一个辗转送来的“微信”。写信者说，这个女学生是他妻子的发小。这名女学生名叫林永生，她在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第二十七中学校中被红卫兵打死。她初中二年级，七班，15岁。
在北京的朋友开始联系林永生的朋友和家人，知道了林永生的情况。
林永生原名王广平。父亲王磊，母亲林永彦。家中共有儿女五人。她是第二个孩子。父亲王磊在1960年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处“无期徒刑”（文革后被释放了）。母亲和其父亲离婚，并把所有的孩子都改为母亲的林姓，希望以此能保护孩子。王广平因此改名为林永生。她的母亲在2017年去世了。
家人说，那天学校开大会。学校没有那么大的礼堂，所以学生们都坐在室外地上。林永生那天来例假，开会中间去上厕所，把她的红色塑料封面的《毛主席语录》放在了地上。她从厕所回来，红卫兵说她把《毛主席语录》坐在身子下面，是“侮辱伟大领袖”，加上她“家庭出身不好”，遭到红卫兵的殴打，被打死。
林永生的母亲被叫到学校。她把女儿的尸体背回了家中，放在床上擦洗，洗去脸上和身上的血迹，送去火化了。
几天后，几个红卫兵到她家中强要了20元钱，“理由”是打她时把打人用的皮带打坏了，要她家人“赔偿”。（这样残忍和荒唐的事情，在别的学校也曾经发生。）
她家被红卫兵抄了。全家被赶出家门。文革后“落实私房政策”才回到城里原来的家中。
林永生死后，他们家被驱逐到平谷县农村，她家的房子被没收占用。
感谢林永生的母亲。在林永生死后，虽然生活动荡，但是她保留了林永生的照片。因此，在53年后，我们还能看到她。她是真实的历史，她见证文革的罪恶。
上面的三张照片中，有一张是彩色的。当时中国还没有彩色照片，那是用特别的彩色笔在黑白照相上染了颜色，一种那时候保留色彩的方法。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她的形象就是彩色的，她也一定有过彩色的梦。她的姐姐说，林永生喜欢唱歌，还特别喜欢好看的花裙子。– 这不正是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会有的特色吗？假使她没有在1966年被打死，她应该还活着，68岁。这个年龄的人现在绝大多数都还活着。她却已经离开这个世界53年了。今天的人们记住林永生，不是为了她，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将来社会中的公正与安全。（2019年8月23日）
我希望通过日渐普遍的电子通讯，会找出更多的林永生这样的受难者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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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这篇文章是王友琴博士寻找林永生文章摘要：
未知姓名的受难者：北京东城区第27中学
第27中学初二的一名女学生，由于“家庭出身不好”以及被指控把《毛主席语录》坐在身体下面，1966年8月下旬在校中被该校红卫兵打死。
三位受访者都知道有这样一名女学生被打死。其中一人还知道打死她的红卫兵的名字。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这个女学生的名字。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女学生被打死的准确日期，但是可以肯定是在1966年8月18日以后的一天，离8月18日不会隔多久。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一百万红卫兵。这个日子那时的中学生都记得。第27中的学生说，在8月18日以前，校园里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残酷的暴力行为，虽然也“斗争”了老师和“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第27中，残酷打人的风潮是在红卫兵去天安门广场见到毛泽东以后兴起的。
这个女学生是第27中学校园里第一个被打死的人。当时，第27中的红卫兵不但打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还把学校附近的居民拉进来，说是“逃亡地主“富农份子”等等，在校园里打。打死了，用草席卷一卷就拉走了。别的学校也在这样打人。满城都一样。人们看得多了，不再觉得触目惊心，也不记得第27中校园里打死了多少人。但是对第一个被打死在校园里的人，而且是本校的学生，当时的学生还记得。
一位当时的学生说，记得被打死的学生是一个挺老实的女生，不是出风头的人。据说是“家庭出身不好”，当时到处贴着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些被骂做“混蛋”的学生，随时可能被当了红卫兵的同学侮辱和殴打，全凭那些红卫兵高兴不高兴那样作。
一位受访者说，听说这个女学生被打死，是因为一次在席地而坐开会的时候，她把那时人人随身携带的红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本，垫在屁股底下。红卫兵指此为“反革命罪”，就把她打死。
一位目击者说，那天上午，他听到在初二的一间教室里正在打人。教室里传出红卫兵大声的叱骂和被打者的惨叫。那是一间平房教室。当时这个学校男女分班。那是一个女生班的教室。他在窗外，看到这个女学生的衣服已经被打得破破烂烂。
打了一阵，这个女学生被拉到院子里。红卫兵罚她在院子里扫地。在院子里，她扫地的时候，继续被打。这时大约是吃午饭的时候。
后来，这个女学生被打昏过去，倒在地上，失去知觉。红卫兵说她是“装死”。说要试试她是否真死。他们把一块玻璃砸碎，拿起碎玻璃往她的眼睛里揉。眼睛流出血来。她醒过来。
她满脸浑身都是血。红卫兵用盆端来水浇她。他们先浇了脚，又浇头。血水流了一地。
当时第27中的红卫兵中，有四个女红卫兵，被叫作“四阎王”。因为她们打人特别凶恶残忍，所以得到这样的外号。她们都是所谓“革命干部子弟”。这样的家庭出身的学生，是当时北京红卫兵的主力。他们打人甚至打死人，没有任何顾忌，因为他们得到毛泽东和其他文革领导人的热情支持。“四阎王”是初中一年级学生，当时14岁。学校的人都知道，“四阎王”在1966年夏天打死的不止是这一个初二女生。
据曾经和“四阎王”在小学里是同班同学的人说，记得她们在六年级的时候还是有点害羞的小女孩，怎么进了中学一年，文革开始，她们就变成了虐待狂和杀人狂？是她们本性中就有这样的残酷种子，还是红卫兵运动把她们改变得这样凶暴？
从早上打到傍晚，很多人来参与打这个女学生，打得时间最长也打得最凶的，是“四阎王”。她们用铜头军用皮带抽她。在打她的过程中，红卫兵的皮带上的铜头都打碎了一个。目击者听到打人的红卫兵在喊，要叫她家的人赔皮带。
她是在当天死亡的。她死于长时间的殴打和折磨。她是初二的学生，她的年龄应为15岁左右。
第二天上午，这位目击者来到学校，看到院子里乱七八糟。红卫兵用来端水浇醒她的脸盆仍然丢在地上。地上飞着一些破纸片，纸片上都有血迹。地上还有一片片的碎玻璃，是昨天用来揉进她的眼睛试其死活的。
一位被访者说，他在2000年见到“四阎王”中的一人。那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群子弟在北京“松鹤楼”饭馆聚会。文革前他们的父母在中宣部任职，子弟们住在机关宿舍而互相认识。34年以后，“四阎王”之一出现在聚会上，没有听到她回顾文革中的行为，没有听到她为所作所为忏悔。聚会的气氛，使得这位被访者最终也没有能开口问她1966年她参与打死的这名同校女学生的名字。
那些被“四阎王”们打死的人，特别是和她们年龄相仿的这位初二女学生，是应该和她们一样活到今天的，是应该有她的生活和实现她的梦想的。可是，她在34年前就被打死了，而且，在34年后被完全忘却了。
除了这位女学生，一位被访者说，该校还有一位女教师，当时被毒打还被关押在校中。这位老师用眼镜片割破自己的动脉自杀。
2001年笔者写信给北京第27中学领导人帮助查阅档案，发现在1966年8月被打死的女学生叫什么名字，以及那位女老师的名字。没有收到回信。希望读者中有人能帮助发现他们的名字。
现在我们知道了她的名字，林永生。
二 关雅琴是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打死的十八岁的花季少女。
王友琴博士的文章摘要如下：
她的名字叫关雅琴 ——1966年8月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被红卫兵打死的十八岁服务员 王友琴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校长卞仲耘在学校中被红卫兵学生打死，…8月下旬，有一名从学校附近玉华台饭庄的女服务员被红卫兵抓到学校中打死。红卫兵说她是“流氓”。 我没有能单独给这个十八岁的小服务员写一个单篇，因为不知道她的名字。准确地说，是“忘记”了她的名字。因为在1966年，学校里的人都知道在旧化学实验室里打死了人。三个月后，形势有了些变化。她有六个哥哥，都是工人，他们到学校来控诉他们的小妹妹被打死。我在校园里看到了他们，还有他们的妻子。他们穿着黑色的棉袄棉裤，裤子肥大宽松，是淳朴憨厚的人。他们为他们的小妹妹十分哀痛。 我记得曾经把她的名字写在笔记本上。后来我当“知识青年“下乡了，我父母也随即下放了。我留在家里的笔记本之类，都丢失了。 2000年我写完“卞仲耘“一章的时候（有两万字长），我以为我能很快找到小服务员的名字。当时全校有一千六百名学生，一定有人记得。那些家一直在北京的同学，可能还会存有当年的资料。可是，十多年里却一直没有能找到。有一位同学说，玉华台饭馆已经从西单搬去”五洲大饭店 “附近了。她去了那里询问，但是那里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另一位同学去了饮食公司询问，因为饭馆都归饮食公司管。但是公司说他们没有她的记录。 我觉得特别抱歉。一个十八岁的小服务员，被打死了，还被忘记了。 2017年，教过我的一位老师告诉我，她叫关雅琴。 我很受感动。这位老师记得她的名字，尽管51年过去了。 关雅琴遭遇了什么？ 她是西单“玉华台饭庄”的服务员，上过初中，那时刚参加工作不久。她被抓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校园中，用绳子绑在旧化学实验室的柱子上。红卫兵用铜头皮带抽打她。她发出惨叫声。这个地方离校门很近。过路的人听到了她的惨叫。打着打着，她的惨叫声停止了。打她的红
卫兵叫来了学校医务室的刘大夫。刘大夫来后，用手指拨开她的眼皮，看了以后说：瞳孔已经散了，她死了。你们把她放下来吧。 一名校友写道： “到了学校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红卫兵从街上抓来了一对流氓!现在就关在校门左侧的平房里。我和一名同学赶快跑去,想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从上着锁的房间门缝外往里看,只见屋子深处的柱子上绑着两个人,大概是被打的吧,两个人都垂着头根本看不见脸。听同学说两个人在街上有不良行为。看来两个人是情人。20世纪60年代的情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能有什么不良行为呢?像现在的情侣一样在人前拥抱、接吻，是不可想像的。顶多话语、动作比常人亲热一些而已。无法抑制的爱情外露在红卫兵看来就是流氓行为!这给两个情侣带来了杀身之祸。 我们不忍再看下去正要离开，来了几个红卫兵打开门进去了。我们二人直觉到不好,加快了离开的脚步。果然从后面传来了怒骂声、皮带的嗖嗖声和惨叫声。 后来听说这对情侣，两个人都被打死了。” 但是现在仍然不知道是哪一天，关雅琴被打死了。人们只记得，是在8月下旬，是在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8月18日）之后。那天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那个盛大集会后暴力大规模升级。施暴对象，从学校的校长、老师，扩大到校外的居民，主要受害群体有所谓“小流氓”，信仰宗教的人，拥有私人房产的人，历史上有“问题”的人，还有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年轻人。文革后的《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说，1966年8月9月，北京有1，772人被打死了。但是报纸没有说他们是谁，叫什么名字。 1966年8月，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校园里，有两个人被打死了：卞仲耘和关雅琴。卞仲耘是校长，五十岁，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关雅琴是饭馆服务员，十八岁。他们本无关联，但是都不幸成为文革对象，都未经审判，都被红卫兵打死。 希望读者中有人知道关雅琴的被害日期和其他情况。 王友琴写于2019年11月3日 下面的照片，是文革前的化学实验室，关雅琴被打死的地方。1968年，化学老师胡秀正再被关押于学校中时，从五楼坠楼身亡。她被说成“自杀”。可是没有遗书。她死后，身体被放在这个房子的背后的泥地上，身上盖了一个破草席。现在这个房子已经不存在。
昨天，在电话里，与友琴谈及我一直放在心上的这俩位惨死在红卫兵手下的花季少女，不由大放悲声。我曾在心里说：“为了这俩个女孩，哪怕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也要和残暴的共产主义运动、无产阶级专政死磕到底！”
友琴告诉我，她被红卫兵残渣余孽骂了几十年，他（她）们在网上骂，出书骂，他们背后有强大的金钱与势力支持。
57年了，红卫兵凶手无一被绳之以法！最近还有人说，文革中被打死的人是坏人，友琴引用乔治奥维尔的话：“谁掌握了今天，就是谁掌握了昨天，谁掌握了昨天，谁就掌握明天！”
我们绝对不能让凶手掌握历史，我们正直善良有良知的人都应该起来说出历史的真相，绝对不能让凶手掌握今天和明天继续杀戮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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